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凸显，世界局势呈现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着“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维护多边主义、加强沟通协作的呼声更加强烈。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这是关乎人类前途命运、考验人类智慧的世界性重大命题。
有了问题就要去解决。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面对着考验人类智慧纷繁复杂的全球性难题，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积极探索问题解决之道，最终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凝聚中国智慧的方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的文化底蕴与价值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源泉，为其提供丰厚的文化底蕴，如若脱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失去了“根与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思考未来世界走向这一全球性话题而提出的，是带有鲜明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在这个方案中，针对未来世界走向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提出了饱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的中国方案。政治上，秉持“和合理念”，以“海纳百川”之胸怀，立足“和而不同”之相处之道，建构“天下为公”之目标，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提出以平等为前提、以协商为路径，互信互敬，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之交往新路。安全上，继承“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反对强权政治，反对武力战争，反对恐怖主义，倡导和平对话，坚持以沟通为原则、以共赢为目标，求同存异，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经济上，弘扬“和衷共济”的传统义利观与发展观，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整体思维共谋全局利益，引领各国共商共建共谋发展，积极构建更为开放、包容、更具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为世界各国的未来走向找到发展的共同支点。文化上，传承“和而不同”的社会文化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美美与共，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上，秉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坚持环境友好，绿色发展，共同保护地球家园，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双创发展。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发展问题谈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结合时代特征，赓续民族精神，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和合”理念的创新与发展。“和合”理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精髓，纵横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与诸子百家的思想中。一方面，“和合”理念演化而生的“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天人合一”等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给予了丰富的思想价值资源。另一方面，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派生出的“人类安全共同体”“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理念，亦正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传统“和合”理念做出更为具体的创新性发展。这些理念的提出，紧扣时代之需、世界之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赋予其更为深广的内涵，让传统“和合”理念创造性转化为兼具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时代表述，增其世界使命担当之责，更具积极的时代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21世纪文化自觉基础上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仁爱”精神的弘扬与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站在世界维度，以“仁爱天下”为情感伦理依归，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历史使命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彰显出中华民族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与大国责任感。儒家核心文化“仁爱”思想，一方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另一方面也不断实现了自身的创新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仁爱”精神的弘扬与超越，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从“家国”到“人类”的目标转化，消解并且超越了封建制度下儒家仁爱思想的等级界限差别，创新和升华了中华传统价值理念。经过创新发展的“仁爱”思想，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科学的价值引领与清晰的行动指南。中华民族古老的智慧与博大的情怀，在新时代通过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创新与发展，成为回答“世界未来走向”难题的中国答案，成为照亮人类前途命运的新时代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与拓展。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民为邦本”。“民”在传统文化语境下被视为国家之本和天下之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是着眼于世界人民的未来，自产生之初就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特征，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内涵与外延的创新拓展。“以民为本”，从华夏之民到世界人民，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每一个全新理念的提出，都是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与拓展，实现了从为中华儿女谋幸福到为世界人民谋未来的宏伟跨越。
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传统“义利”发展观的创新与辩证统一。面对发展中的“义利”之辩，中华文明以儒家伦理观为指引，做出了先义后利的价值取舍。其实，无论是“先义后利”，或者“先利后义”，虽然在价值选择上有先后之别、高下之判，但无一例外都只凸显了二者的矛盾对立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的指导下，创新发展了传统“义利”观，将其从对立性向辩证统一性转化，倡导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之间形成共商共建的有机整体，从而实现共生共荣、合作共赢的可持续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载，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所在。其中蕴藉着的价值理念与伦理道德观对解决今天的现实问题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的时代理论结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信与实践自觉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世界观的融通：从“和合”理念到“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其中的精髓之一。顾名思义，“和”指的是和谐、和平，“合”指的是融合、合作。前者强调“和谐与共存”，后者则强调“融会与合作”。“和合”理念，产生于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战火连年、天下动荡的时代语境，使得人们迫切希望通过“合作”实现“和平”，“和合”理念成了当时重建社会秩序的关键词。观照当下，这种“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传统价值理念，给予了现今全球解决国际争端，建设持久和平世界积极的、极具中国智慧的政治启示。
交往观的融通：从“协和万邦、天下一家”到“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各国依存日益紧密的当下，人类已成为命运休戚与共的整体。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世界安全而独善其身，共建、共享、共赢的和平发展之路才是实现自身和世界的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天下观”是最能表现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博大胸襟的文化建构。这样的世界格局下，“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的思想，日益发展建构起中华文明相互尊重、包容开放的外交传统，及“天下一家”的共处理念。《孟子》中，齐宣王就“交邻国有道乎？”的问题请教于孟子，孟子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在这段对话里，孟子以夏汤与葛国、勾践事吴等历史典故为例，形象地阐述了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作为大国，面对小国之时，不恃强凌弱，平等以待，相互尊重，此为仁者之风；作为小国，面对大国之时，不卑不亢，不盲目碰硬，顺应局势，求同存异，于安定中求进步、于和平中谋发展，此为智者之道。可见，中华文明的天下观是建立在“即仁且智”的基础上，讲究仁义与智慧并存的相处之道。传统的天下观，经过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在交往观上实现了古今价值融通，创新呈现为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强调通过合作共赢来解决争端与冲突。这一焕发出时代光芒的传统智慧，为解决当今世界日益凸显之冲突，化解战争危机，建设普遍安全世界提供了充满中国智慧的国际交往新方案。
发展观的融通：从“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到“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利益之争，是当今世界不可避免的问题，义利之辨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经典命题。儒家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的，应把“义”作为行为的准则，但并非不言利，而是反对“放于利而行”，主张“后利而先义”。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以二者之间的差别为喻，阐明了儒家文化中道义优先于利益的价值理念。在全球命运日益相连的今天，部分国家为一己之利，致使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背道而驰。针对如何解决国际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和衷共济”出自于《尚书·皋陶谟》：“同寅协恭，和衷哉。”《国语·鲁语下》“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其意就是同心协力，克服困难。“和合共生”出自《国语》、《管子》，是“相异相补，相反相成，协调统一，和谐共进”的意思，倡导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利益的获取并非只有竞争性，也可以具有统一性。“求同存异、同舟共济、共存共荣”这一充满思辨性的中华传统发展观，无疑对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提供了最深层次的价值引导。
文明观的融通：从“和而不同”到“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在经济一体化的当代，文明是否也需一体化，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秉持“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理念。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才能建成开放包容、共同繁荣的世界。《孟子·滕文公上》言：“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阐明了万物普遍存在差异性。那么，面对差异应如何对待呢？《礼记·乐记》有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明确提出不同文化的最佳相处之道：尊重差异、和而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从“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再到“美美与共”，以极大的文化包容性来面对文化的差异性。这一传统的儒家发展理念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为建设平等交流、开放包容的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深厚文化支撑。
生态观的融通：从“天人合一”到“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生态问题，是当今世界亟待正视的问题，也是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有且只有一个，面对着过度开发、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要留一个怎样的世界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已成为时代的课题。人类无止境的索取，使得地球已不堪重负。自古以来，面对着人与天（自然）的亘古命题，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全然不同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首次提出了“万物与我”的关联性与统一性。北宋大思想家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华文明在“和合”理念的基础上，以“仁爱”之心内生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关联性，倡导和谐共生，将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从竞争对立转化为共存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方向。穿越千年历史，中华民族在自然观、价值观上有机实现了价值融通。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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