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不仅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了被奴役被压迫的悲惨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被欺凌被侵略的屈辱地位，也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开创性探索和卓越的历史贡献。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贡献，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与根本方向，更好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稳步前进。
一、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在西方国家纷纷完成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相继开启和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中国却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积贫积弱，受到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内无民主，外无独立，被排斥和压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边缘和末端。在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中，无数仁人志士百折不挠，苦苦探寻中国的出路，但都以失败告终。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逐步意识到，要使中国赶上时代潮流，加快步入世界现代化轨道，必须首先改变中国依附列强、军阀混战、四分五裂、封建专制的国家状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但无论晚清朝廷、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可能担负起这一重任，这一历史重任只能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肩上。
1945年，在党的七大闭幕后召开的革命烈士追悼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富强的国家，就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严重束缚和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不推翻它们，就不能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和任务，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阶级和依靠力量，成功解决了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问题。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经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各个阶段，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惨痛局面。
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政治前提，中国也有可能实现现代化，但绝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只能以牺牲自己的独立性为代价，走上一条依附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摆脱不了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后面步履蹒跚的历史命运。只有在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政治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开辟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又不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化新路，才能终结发展中国家有独立性无现代化、有现代化无独立性的困境。
毛泽东绝非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只懂革命、不懂建设，只懂政治、不懂经济，只强调阶级斗争、不重视现代化。相反，他最会运用唯物辩证法，最懂得政治与经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最精辟地论证了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中国要发展大规模的工业，就必须首先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土地改革以解放农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不是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拖延，相反，它使中国的现代化沿着最快速最可靠的道路前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多次强调中国要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仅是为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还要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斗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总量中占绝对优势，但由于自身的分散性和个体性，根据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它们必然要向现代化和集体化过渡，党应当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将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奠定最坚实的政治和社会基础，“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
要深刻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反对以现代化叙事淡化、歪曲和否定革命叙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告别革命”论者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压倒了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因而阻断了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但毛泽东从来不是孤立地看待现代化问题的，而是始终将其置于唯物史观的总体历史视野之中。对于社会形态及其发展，不仅要从生产力或经济层面考察，还要考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影响。恩格斯在批判“经济决定论”时曾深刻指出，唯物史观确立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但有些人将这个原理歪曲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完全忽视了上层建筑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能动作用，就由真理走向了谬误。“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就近代中国而言，实现现代化是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全部，甚至在当时并不是最首要的任务。在封建枷锁与外来侵略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必须首先通过彻底的民主革命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及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泛的空间，为现代化创造条件、奠定基础。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就曾对这种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为现代化事业扫清了发展障碍，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二、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但还不足以规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奠基于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早就指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革命第一阶段的完成，同时也是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在此基础上，中国怎样走向社会主义，怎样进行现代化建设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崭新课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连年的战争破坏，我们党面临着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任务。围绕这一重要任务，国家没收了占中国资本总额80%的官僚资本，并将其改造为国营企业，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稳步推进土地改革，顺利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改，使全国约3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铲除了封建制度的根基；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和土匪，镇压了反革命，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平解放了西藏，胜利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统一。到1952年底，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巩固，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这为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党内曾出现是否“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争论。一些人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我国并不具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因此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在这段时期应当确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种观点貌似正确，但实际上陷入了唯生产力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但它们之间必须紧密衔接，不能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以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将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过渡形态。在这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势力此消彼长，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过渡到资本主义，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并不是消极无为的，而是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扶植新生的社会主义力量，带领群众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对于这个道理，刘少奇的解释颇具说服力：“最近几年，我们还常常听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是反映了维持现状的思想。这究竟是否可能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面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此路不通。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有些人以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由，试图延缓社会主义改造，但他们忽视了，生产力总要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发展，或者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发展，或者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发展，没有抽象的生产力发展。实际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工作并非从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才着手进行。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在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没收官僚资本，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第二，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将其初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第三，土地改革完成后，鼓励和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这些举措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也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周恩来认为，“事实上，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那天起，就跟着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每天、每时、每刻都增长着社会主义的成分”，妄想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造成一种停止状态、不变状态，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的过渡时期，“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是不切合实际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
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1953年，毛泽东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国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三、领导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加上你和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1954年，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要用几个五年计划，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为了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就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显著提高了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综合国力，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对此，习近平高度评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一些人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习惯于给那个时代贴上贫穷落后的标签，对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和进步视而不见，甚至潜意识认为1978年的中国与1949年的中国别无二致。事实上，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发表的经济数据，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466亿元提高到3624.1亿元，增长7.78倍，其中工业总产值从140亿元提高到4230亿元，增长30.26倍，农业总产值从326亿元提高到1397亿元，增长4.29倍，钢产量、煤产量、发电量、粮食产量等都实现了大幅度增长。这个增长速度不仅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上其他各国相比也是快速的。美国历史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1979年，邓小平指出，我们“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不仅如此，抛开经济增长速度不谈，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质量来看，更重要的是我国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旧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畸形的，在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根本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毛泽东曾生动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体系的落后状况：“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的濒临崩溃的经济废墟中白手起家的，是在西方列强对我国敌视、封锁和孤立的险恶国际环境中艰难成长的。在当时物质匮乏、技术落后的条件下，无数有骨气的中华儿女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意气风发地投身于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同心同德、战天斗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第一座合成纤维厂、第一条铁路、第一辆国产汽车、第一根无缝钢管、第一部国产电子计算机……多少“第一个突破”的捷报不断传来，填补了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空白。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工业基础和规模还不如比利时，到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六大工业国之列。对于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功绩，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我们并不回避和否认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和失误，但这些曲折和失误绝不能抹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功绩。中国共产党人在从这些惨痛的挫折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的同时，也要对党的光辉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对党的伟大领袖作出应有的辩护，坚决反对那些抓住新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曲折和失误不放并蓄意夸大，甚至不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决不允许敌对势力肆意歪曲党的历史和污蔑党的领袖。不能忘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没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打下的坚实物质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是难以顺利推进的。
四、作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形成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也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指明了现代化的方向和步骤，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制定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提出以苏为鉴，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明确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但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由于缺乏经验，一开始我们只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不久就显现出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弊端。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明确提出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的缺点和错误要引以为戒，避免走他们已经走过的弯路。他向全党郑重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正如毛泽东在1960年的《十年总结》中指出的：“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第二，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为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1954年9月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党首次提出了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此后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1964年12月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党正式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同时初步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是对苏联模式的一种超越，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深刻认识。1975年1月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党更加具体地规划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要在20世纪内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人民意愿按步骤、分阶段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为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条宝贵经验。此后，无论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制定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制定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两步走”战略，都是对这一宝贵经验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以及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项关系和各种矛盾的原则，为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首先，提出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基本方针，这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其次，提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战略方针，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关系。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工农业并举，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联系，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方针；国民经济要搞好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最后，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分析和总结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明确区别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指出了正确解决这两类矛盾的方法，形成了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当前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朱思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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