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因为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1848年《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纲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宣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梳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难发现，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停留在理论的原点上固步自封，而是根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推动着自身理论的发展。就拿《宣言》来说，在其发表25年后的1872年，恩格斯在撰写德文版序言时即明确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恩格斯特别强调，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的巨大发展和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发展，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因此就《宣言》而言，“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始终是立足工人阶级革命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而且亲身参与到工人阶级政党的创立及其领导的革命实践中，因而他们能够及时把握时代和革命发展的脉搏，与时俱进地指导革命，进而推进理论的守正创新。

　　首先，开放性和发展性是社会科学理论永葆生机活力的基本要求。就理论的一般分类而言，它可以分为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两大类。与自然科学理论志于揭示自然界的绝对认识（真理）不同，社会科学理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区别，主要是由这两大科学的研究对象及对象性质的本质差异决定的。自然科学是研究物质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具有鲜明的客观性、逻辑性和普遍真理性，而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主观世界及其同客观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科学，具有强烈的主观性、预判性和相对真理性。因此，社会科学得到的认识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而具有真理性，往往会因为时代变迁和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随着人们的实践和思维能力的提升而变迁。历史已经证明，那些从一开始即宣称自己的理论是“终结真理”的，最后都在历史和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们应该在实践中，也只能在实践中证明自己认识的真理性。因此，作为人类认识结晶的社会科学理论，其生成后绝不应该是一潭死水，而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其对认识对象真理性的揭示只能是一个由一个接一个的相对真理构成，并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无限发展过程。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看成是终极理论，而是一再强调必须随时随地的“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成、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待自己的理论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一成不变的，而总是要求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实际上，他们自己就是这方面的表率。正如《宣言》开篇描述的那样，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不仅没有得到统治阶层的厚待，反而同其创造的“共产主义的幽灵”一样，被各个国家的统治者驱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一刻也没有阻滞马克思对于新理论的探索。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过程，虽然马克思早在高中毕业时就立下了“为人类而工作”的宏愿，但是他在博士期间更多地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是鲍威尔和柯本）的影响，这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中有明显表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序言里直接宣称：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马克思对“自我意识”和“自由”的推崇表明他这一时期还是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立场上思考哲学问题的。通览全文可以发现，马克思虽然盛赞“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但是他对于“自由”的理解已经异于伊壁鸠鲁，并且这点差异在其后得到持续强化，这就为马克思对黑格尔、鲍威尔等人，甚至是对自己以前认为是“真理”的唯心主义发起批判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决意要直面和变革现实生活世界。因此，当马克思任职《莱茵报》时，就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特别是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等文章中明确反对书报检查制度，主张废除书报检查，实行新闻、报刊出版自由；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莫泽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中，不仅从政治和法律上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而且公开地站在了贫民一边，捍卫贫民利益。正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萌发的人民主体思想表明“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的政论基本还多是从政治和法律角度出发的，还没有从物质利益层面的支撑，因而还不够彻底。马克思后来回忆：“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在关于莱茵省林木盗窃法和地产析分的论战中意识到自己的理论认识和实际知识已经不足以回应他对于改变现实的关切。为了解决现实斗争中的“苦恼的疑问”，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着手进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以系统研究现实历史的规律。1845年，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唯物史观”概念。唯物史观的发现和剩余价值一起，为马克思批判继承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辩证地审视人、社会、自然和思维，引领马克思在对以往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变革中提出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而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和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48年《宣言》宣示的“两个必然”，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但是，即便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后的7版序言中，根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不断地发展着《宣言》中的思想。

　　通过简单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以往社会科学理论家而与时俱进地推动自己的理论发展，其根本就在于他们亲身参与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是实践的理论家。也正是在具体而丰富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使他们认识并一再强调：“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坚决斗争，并在斗争中推动自身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形成时期，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坚定立场和斗争精神，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极度恐慌，因此，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打压、迫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进行诋毁、污蔑。同时，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始终伴随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资本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潮的坚决斗争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自不必赘述，而他们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而且在斗争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1848年，欧洲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投身其中，无产阶级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这次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进入全盛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也日渐壮大，且两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也日益尖锐，而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国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成为可能。但是，“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很模糊的”。为了消除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等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在工人中的影响，有效地领导和推进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并热切指导无产阶级运动实践，并进行理论分析和总结，先后出版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论住宅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册）》《资本论（第1卷）》等一系列理论著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斗争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1864年，国际工人运动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同国际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坚定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中指导地位。恩格斯后来回忆说：“成立国际是为了用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经过斗争，“第一国际”内的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潮被抵制，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逐渐成为“第一国际”的组织指导思想。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发展者和维护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者，恩格斯、列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不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是恩格斯继续编辑出版《资本论》等“马克思的真正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整体呈现及后人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的文献整理工作；二是根据个人斗争实践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如通过对原始社会的研究，揭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实质等问题；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原理，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三是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各种资本主义意识流派的代表人物，如杜林，洛贝尔斯图及阿基尔·洛里亚和保尔·巴尔特等进行论战，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等方面有力地批驳了他们的错误思想观点，捍卫、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作坚决斗争的同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了由马克思的“多国同时胜利论”向“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论”的转变，为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从理论和实践上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和创新。

　　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推动自身理论创新发展的同时，必须要警惕那些别有用心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错误观点。如伯恩斯坦把马克思、恩格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看成是“修正”的过程，特别是他把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丰富、发展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也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所见到过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这个观点得到了柯尔施、利·拉贝兹、利希特海姆、施泰格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追随。他们不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而是把恩格斯看作“第一个修正主义者”，把列宁等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俄国的革命理论也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但是，很显然，伯恩斯坦等人不懂得辩证法，进而不懂得理论创新同“修正主义”的本质差异，不懂得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是生硬地裁剪、阉割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不无讽刺地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断追求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的先进分子一旦掌握马克思主义，便把它视为改造中国的思想利器。他们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旗帜鲜明地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因此，还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建党先驱李大钊、毛泽东等即提出了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就必须使之“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的思想，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大幕。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马克思主义原理、立场、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问题，并不断把在这个过程中生成的实践经验进行提炼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时代化的，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又具备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一部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史。所谓“守正”，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动摇。所谓“创新”，就是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典范。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在探索与成功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不仅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情况不同，而且同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情况也不相同。因此，如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立足中国革命实际，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就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建党之初，党集中力量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在共产国际的主导下实现了同国民党的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造成的全国范围内的革命声势，极大地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版图。但是，随着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党被迫拿起“枪杆子”，开展土地革命，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在最初的革命设想和尝试中，党依然是想走苏联式的先占领城市，后占领农村，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而中国的国情不允许这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也证明苏联式的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要革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理论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原则、方法，另一方面又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创新革命道路、革命方式。毛泽东、方志敏等党的早期革命领导人对此作出了积极探索，并先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成功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对于这条“新”道路，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中进行了初步阐发，特别是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遵义会议对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中领导权的实际确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仅表明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正式得到了全党的认可，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实践论》《矛盾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分析了党内发生“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方法论根源，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等的提出和批判教条主义等错误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活的”“香的”的制胜密码，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号召全党同志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此后，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党的理论工作者艾思奇、杨松、何干之、范文澜等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意义、性质、方法、地位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哲学、史学、文艺理论、教育学等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证；党的其他领导人如张闻天、刘少奇、王稼祥等也通过文章、演讲等形式确认和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这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确立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调整社会主义革命策略，适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在中国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通过“和平赎买”变革所有制的设想，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到提出“以苏为鉴”，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大转变。应该说这个转变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既坚守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又着力把握中国实际。党的八大就是在这一正确理论指导下准确地研判了国情及面临的主要矛盾，科学地制定了符合实际需要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运用于中国实践的重大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守正创新的典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基本国情，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要“走自己的路”，创造性地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如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规定，在发展方向上坚守了共产主义等；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立足中国发展的实际及所处的历史方位，在涉及发展的具体体制、机制上进行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创新，如根据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党及时总结经验并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又先后形成了新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把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形势发展正经历百年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变乱交织”和不确定性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和最大考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成为亟待回答的时代大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研判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就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而且就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鲜明主张，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融通，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正如马克思主义诞生后深刻影响和改变当时及其后的世界一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已经深刻改变和发展了中国，而且也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就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和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源于那个时代，但又超越那个时代。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存在，工人阶级还在受剥削和压迫，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因为这一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本国实践的时候，一定要立足本国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又在同本国实践结合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最成功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本土化（在中国就是中国化）才能落实生根，只有时代化才能深得人心。“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首先，“两个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路径，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核心密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结合”推进到“两个结合”，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认识的深化，而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本方向及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等是正确的，而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国家的具体运用则必须要同这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和独特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史也证明，要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肯定不行，必须把贯穿其中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百年来，是毛泽东思想这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地接续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新时代取得历史性成就。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其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以结合的理论指导实践。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在“两个结合”的持续推进中不断创新，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向世界展现了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这一创新是不断汇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智慧的必然结果，是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滋养的必然结果。

　　其次，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同新时代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其科学性和真理性源自于实践，源自于同中国具体实际与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具体实际，不是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更不是裁剪中国实践，而是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问题，并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化。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实践。党的二十大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又一次集成”，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我们要以更宽广的世界视野、更深邃的历史眼光、更透彻的理论自觉审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发展的实践基础、现实需要和历史机遇，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回答中国之治、中国之路、中国之理的根本问题中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再次，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厚滋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包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呈现样态都具有“中国的特性”和“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当前，中国的国情已经发生了新变化，中国文化也呈现出了新样态。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贯通起来，不断发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群众基础。

　　最后，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处理好“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植根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经由历史实践得出来的根本结论。“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脱离“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陷于僵化，泯灭生机；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水中花、镜中月，就会失去根和魂，同样会泯灭生机。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它不仅体现了历时性和现时性的统一，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而且体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新时代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科学分析、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并在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党的二十大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内容的新概括，“既基于历史经验总结、又立足当前实践需要、更着眼未来长远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表达，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