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从其价值内涵来看，既包含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理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内蕴着作为人类普遍原则和人类文明理想追求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在人类文明价值问题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内容的辩证统一。与建立在“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终结论”基础上的“普世价值”将西方现代化模式和价值观绝对化、唯一化的做法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建立在文明平等论与文明互鉴论的和谐共生文明论的基础上，它既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追求世界和谐共同发展的理想，又强调它必然在不同民族国家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自身的利益追求而采取不同的实现形式，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民族国家所践行的具体价值之间也是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同时，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又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全球共同繁荣发展这一目的出发，倡导树立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想追求，使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间又呈现出文明发展的现实和理想追求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文拟立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文明发展的现实与理想追求的辩证关系这一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内蕴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其当代意义展开探讨。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有机统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展开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一种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从其包含的价值内涵上来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有机统一，这也决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内蕴着体现人类文明理想和普遍原则追求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包含着特殊性与普遍性内容的辩证统一的人类新文明。
由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这就决定了要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较于其他文明的特殊性以及“新”在何处，就必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中国的现代化既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对中国的现代化展开的艰苦探索，也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带领中国人民所开拓和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根据是否具备现代化启动的因素，我们可以把现代化划分为“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类型的现代化。“先发内生型”一般是指第一、二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现代性因素在内部的逐渐累积，通过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有机结合，以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革命为基础的主动型现代化，其现代化具有将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逐一渐进解决的特点。所谓“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则是指第三批现代化浪潮中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自身缺乏现代性的因素，受外部因素刺激的被动和“挑战—回应”的赶超型现代化。对于这种类型的现代化而言，其前提是具备推进现代化发展的成熟的政治领导力量，其现代化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需要一揽子解决的特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对现代化的探索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阶段，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西互补”等不同的现代化主张，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约和缺乏推进现代化的成熟政治力量，上述现代化的努力相继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党在现代化问题上的探索与创新主要体现在认识到了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道路，强调“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1](P67)既突破那种把西方现代化模式普世化和唯一化的“西方中心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又开拓了后发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新途径，从而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既符合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体现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特色。
从中国式现代化与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看，主要体现为对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制度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以及经济开放性与全球化等的追求；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布局中先后经历了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演变，要求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通过走生态文明发展新道路，重点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强调必须坚持“五个文明”共同协调推进，坚持胸怀天下和文明交流与互鉴，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来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由此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归结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既超越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又超越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一种社会主义新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虽然表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不同于其他文明形态的“新”，但也必然包含着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人类文明的理想追求，是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内在统一特征的人类新文明。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开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出的社会主义新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价值理想的追求。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内在矛盾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一方面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P36)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创造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进步意义，并强调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促使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明确指出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使得个人的发展摆脱了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3](P541)阐明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也揭示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野蛮的一面，这既体现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是通过野蛮的暴力和殖民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实现的，又体现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是通过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实现的，批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P871)马克思、恩格斯由此认为资本主义文明虽然促进了人类世界历史的转变，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基础和前提，但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文明和野蛮的两面性意味着其存在着文明发展的悖论，强调要克服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悖论，就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够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和价值追求。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文明内在地包含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普遍性价值理想的追求。
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人类面临共同性问题的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内在地包含着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和探讨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途径。人类文明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阶段，这不仅体现为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调整和变化，而且也体现为气候危机、疫情流行、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和生物安全危机日益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性的全球性问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习近平对此指出：“今天，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5](P424)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愈演愈烈，国际秩序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的背景下，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方位，始终站在人类历史进步的一方，坚持维护民族国家的命运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有机统一的价值立场，承担起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国责任和大国担当，并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应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从而实现整个世界的合作共赢与和平发展，从而对上述人类文明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第三，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出发，把资本主义文明看作是高于其他文明的文明，与排斥和否定其他文明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终结论”不同，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始终坚持文明平等论和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和谐共生的文明论。资产阶级把西方文明看作是优越于其他文明的文明，把西方现代化模式和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性价值体系看作是所有民族国家必须遵循的唯一模式和普世价值，实际上是打着自由、人权和个性的名义，排斥和否定其他文明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意味着他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打压、否定其他文明发展的工具，是一种维系资本利益和资本霸权的意识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优秀成果相结合，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解决百年之未有大变局所带来的人类发展的困境，既需要发挥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发挥文化文明力量，其核心是反对“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终结论”，坚持文明平等论和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和谐共生的文明论，强调文明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集体记忆，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这就意味着文明在价值上既是平等的，也必然是丰富多彩的。对待人类不同文明的正确态度应当是秉承平等、谦逊和包容的“和而不同”态度，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傲慢和偏见的态度，通过文明的平等交流与互鉴促进人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强调文明之间只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态度，就不存在什么“文明的冲突”问题，就能够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与共同发展。因此，“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6](P46)只有通过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明，而且内蕴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如何实现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和如何处理人类不同文明的关系、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科学回答，是一种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特征的人类新文明。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现实与理想追求的有机统一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承认、尊重和包容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价值差异为前提，鲜明体现了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普世价值”把西方所奉行的价值观、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绝对化，并以此为标准把与此不同的文明斥为“异端”，是干涉和打压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热衷于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小集团”和分裂世界的行径。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尊重不同民族和国家在价值观、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的差异，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践行多边主义，走和平共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实现共同发展，真正倡导和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追求。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习近平既强调世界政党应当承担起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加强合作与完善全球治理的责任，也强调“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5](P425)这实际上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理解为人类文明追求的共同理想，又强调这种共同理想落实到不同的民族国家又必然具有基于各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别的特点。正因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承认和尊重不同民族和国家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为基础和前提的，因此习近平反复强调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有遵循自己的价值观享有平等发展的权利和机会，每个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当得到尊重，不同国家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应当相互尊重，必须共同反对以普世价值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行径，而应当以服务于全人类为宗旨，真正践行多边主义，在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实现全球的共同繁荣发展。
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鲜明地体现了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在当代中国就体现为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理想的探索，而且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从而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呈现出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实际和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积极成果批判继承的结果。“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8](P169)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逐步吸收了人类文明中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等积极成果，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互动关系。
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是既具有相辅相成，又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统一关系。从二者的适用范围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维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适用于中国，它所要解决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和培育什么样的公民这三个重大问题。对此，习近平指出：“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经过反复征求意见，综合各方面认识，我们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8](P16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反复思考和探索的结果。具体说：毛泽东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促进人民群众的精神发展的目的出发，始终强调党的宗旨和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展开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人民至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建设的重要性，并要求立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科学方法论，把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学习国外文化有机统一起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之后，针对改革开放以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协调的现实，强调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既要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又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9](P28)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江泽民通过深化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且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明确把发展的目的定位为实现人民群众的自由全面发展，并提出了要通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
基于以上思想，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倡导树立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规范；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后，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次将其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的具体内容。习近平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追求，是全社会共同认可和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持久和最深刻的力量。基于以上认识，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P93)这实际上是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现对多元社会思潮和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最终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理想。[11]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适用于中国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基础、价值理想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适用于整个人类，是对整个人类在价值基础和价值理想问题上的倡导和期待，其目的是实现人类文明的和谐共生与共同繁荣发展；从二者的内涵的维度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价值原则和价值理想上的最大公约数，也是联合国所倡导的崇高理想和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当前中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理应包含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是人类文明形态最先进的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低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当代中国历史条件与文化传统下的具体体现和实现途径，二者的关系是先进性与广泛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第四，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现实与理想追求、实然与应然的矛盾统一关系，只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积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解决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上述矛盾统一关系。这是因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新文明而现实地存在，并必然会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当前还主要停留在人类的意识和理想的追求中，要把这种意识和理想转变为现实，就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人类整体利益，形成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真正共同体”的基础上。习近平正是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和而不同”的思想，倡导构建和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这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现实与文明的理想追求、实然与应然的矛盾统一关系问题。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对如何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提出了“中国方案”，展现了“中国智慧”，但这种“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只是解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形成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的众多解决方案中的一种。
这种方案能否为世界人民所接受，不能像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那样，把自身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绝对化、唯一化，强行要求世界各国人们所接受，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使人类文明新形态发挥出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坚守平等交流与互鉴的和谐共生的文明观，不向他国输出发展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是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发展权利和价值观，并依据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的现实，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想，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我们所倡导的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世界人民谋福利的胸怀天下的宽广胸襟和人类情怀，也要求我们应当树立只有一个地球和人类整体利益的观念，人类应该同舟共济，相望相守，通过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人类面临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而“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5](P475)另一方面，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人类共同利益的日益扩大，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共同责任以及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对自由全面发展追求的共同理想，又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从理想变为现实提供了基础和可能。只有立足于文明发展的现实与文明发展的理想、实然与应然这一辩证关系的维度，才能把握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所内蕴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从而真正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所内蕴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意义。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内蕴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内蕴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秉承的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面对如何解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类发展进步的立场，积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予以科学解答，有力地回击西方的“普世价值”所宣扬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终结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价值指引。
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内蕴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秉承的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中国共产党不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协调推进“五个文明”的共同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且倡导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强调判断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好坏，“关键要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是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能否带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社会稳定，能否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5](P475)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顺应和平发展进步的历史潮流，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努力建设和谐世界，共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以造福世界各国人民，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情怀。
第二，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立场上，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努力解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担当。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西方提出了“普世价值”的解决方案。“普世价值”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不仅把人性归结为人的抽象的自然属性，而且把人性看作是超历史、超时空和永恒不变的，试图把这种普世价值装扮为所有人的利益，并把西方的价值观唯一化和绝对化，实际上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普世价值”的实质是否定文明的平等性和多样性，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和价值观的国家和文明看作是文明的“异端”，热衷于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拉帮结派，流行霸权主义思维支配的你赢我输的零和游戏，注定无法真正解决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任何执意打造‘小院高墙’、‘平行体系’的行径，任何热衷于搞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分裂世界的行径，任何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其他国家经济科技发展进行遏制的行径，任何煽动意识形态对立、把经济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的行径，都严重削弱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努力。”[5](P486-487)与西方国家所提出的“普世价值”的解决方案不同，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提出了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反对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精神，以公平正义原则为基础，克服国际关系和国际治理体系中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民族国家对发展道路和价值观的选择，坚持相互合作与互利共赢的原则，共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一个美丽和谐的世界，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对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所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宽广胸襟和对人类历史、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责任感，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
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科学地解决了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有力批驳了“普世价值”所宣扬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终结论”，不仅有力促进了人类文明的繁荣和发展，而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丽和谐世界的价值指引。从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个维度观照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多样性与统一性辩证统一的过程。从人与人关系的维度看，人类文明的发展体现为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的演变；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看，人类文明呈现出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演变，充分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统一性。但是，每个民族国家由于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其发展方式、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必然存在着差异，这既是民族国家应有的合法权利，又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的特点。“普世价值”却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人类普遍价值观的旗号，强调西方文明是一种优越于其他文明的唯一合法的文明，把其他文明看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异端”，并由此对其他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和价值观横加指责与干涉，不仅认为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存在着“文明的冲突”，而且宣扬西方文明终结了人类文明的“文明终结论”，其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霸权，由此导致了当前国际政治和国际交往中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与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盛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以承认、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个性和平等为前提和基础的，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一方面应该是不同文明追求的价值理想，另一方面肯定全人类共同价值必然会以不同方式、不同途径落实于民族国家的实践中，并要求应当在坚持文明多样性和文明平等论的基础上，尊重不同文明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选择，通过文明交流和互鉴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实现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与和谐共生。正是基于这种文明平等、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和谐共生的文明论，全人类共同价值要求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合作共赢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民族的利益矛盾，强调“国与国难免存在分歧和矛盾，但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对话合作。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国必然失败，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我们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5](P470)全人类共同价值既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平等交流和共同进步，也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丽和谐世界的价值指引。
（作者简介：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奕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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