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16、17世纪的西方社会现代化，是一种普遍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的世界历史性现象。尽管这一运动自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普世化”的野心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理智性偏见，但是在以人类为整体的历史比较性意义上，相较于被判定为“愚昧”“保守”“落后”的传统社会，启蒙现代性理念指导的旧式现代化却创造了财富、繁荣、进步的文明神话与奇迹。基于成功的社会经验和带有某种理想化气质的生存模式、发展道路的示范性效应，现代化成为所有经济社会落后国家一致的向往。尽管这一过程出现了“自反性现代化”和令所有欠发达国家苦不堪言的停滞、动荡等现象，但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国际知识界较少有反思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卓越性实践和成果问世。
中共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作出了科学概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人类文明形态创造实践，贡献了典范性、引领性、超越性意义上的人类现代化理论以及新的实践理念、逻辑、模式和道路。自此以后，人类现代化开始告别启蒙现代性之定于一尊、唯我独秀的封闭性、自大性弊端，获得了一个平等博弈、开放对话、智性融通以及交互提升的新的空间和场域，显现了一种以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为有益的背景参照和借鉴的人类现代化新格局，生成、确立了一种具有文明价值观深刻变革意义的现代性新秩序。
一、西方理性主义崇拜及其文化价值规制的误区和后果
从17世纪至今300多年的人类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依托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技术理性，以征服自然的方式，创造了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予以充分的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当然，经典作家深谙历史的辩证法，他们对现代化本质给予了深刻的反思。现代化确实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引起了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化并不等于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改进和社会福祉的单线增值。在其早期阶段，以“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核心的原始积累，就充满了对生态的破坏以及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掠夺和奴役；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悲惨境遇更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20世纪50至60年代以来，以美国和先发现代化的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几乎同时开始了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系统、全面的反思，提出了超越甚或取代旧的现代性的多种新的理论主张和识见——“复杂现代性”“多元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自反性现代性”等不一而足。就其理论类型而言，大体上都可以归之为“后现代性”。显然，任何一种新的理论流派的出场，都有其或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都是在对某种既定的现实弊端加以审视、观照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建构、突破和创新的体现。
对社会现代化与现代性理论的反思是针对理性展开的，作为一种迄今依然在全球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社会转型和变革运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始终伴随理性主义信念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现实化。启蒙现代性和旧式现代化相信依靠理性可以摆脱愚昧和贫穷落后，带来普遍的发展、进步和繁荣兴盛，带来个体生存与生活境况的根本性改观，甚或可以在丰富人类精神生活的同时，引起道德境界的普遍提升。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其所产生的生存问题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难题同样严峻。有鉴于此种悖反性情景，当代美国学者杰夫瑞·C.亚历山大指出，整个20世纪，“理性的显赫地位在式微，与此同时，对于有把握成为合乎理性判断的信心却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立足现代化的社会历史，亚历山大分析了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理性崇拜的宗教根源，并指出：“那种认为理性只是由于科学、资本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发展才成为西方社会和社会思想的核心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传统确立了这样一个观念：世界是按照上帝的理性组织起来的，使世界组织成了有序性的力量，用抽象要求约束整个人类，因而基于尘世的我们的情感和主观性，与这种普遍的合乎理性的客观要求之间存有一条永远无法弥合的鸿沟，从而产生了持续的张力。这是一种客观化和普遍化的宗教的超验动力杠杆，它激发了人世实践至善论的要求，并为世界其他文明在向‘现代性’的批判性转变中实现前所未有的变革提供了可能。”“至善论是这样一种信仰，即相信人世可成为神界之镜。正是这种可能性界定了现代性的本质。所谓现代的就是相信人们改天换地是可行的，是无可置疑的。在现代性的过程中，人们反复地重申这种改造现世的誓言。无论世间发生什么灾难，人们对完美之日即将到来的期盼和信仰从不曾消退。”在西方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启蒙运动300多年的理论主题就是为以理性化的方式实现一个美好社会的理想作合法性与合理性论证。理性、技术、市场化体制和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重置了人们世界观、价值观的基础，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信心。“就后实证主义的、科学的意义而言，现代化理论可以并且当然应该当作一种科学理论来评估。作为一种解释的尝试，现代化模式具有下列理想型的特征：1.社会被设想成连贯一致的、其子系统紧密相互依赖的组织化系统；2.历史的发展被解析为两种社会系统类型：传统状态与现代状态，以确定的方式决定其社会子系统的特征；3.现代社会尤其是根据西方的组织和文化来界定的社会是个人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科学、世俗化和稳定的类型，以特定的方式把劳动从家庭中分离开来；4.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现代化被认为是非革命的渐进变迁；5.历史向现代性演化，即现代化被认为很有可能成功，因而确保传统社会被提供某些自由以便达到帕森斯（1966）称之为适应性‘升级’的一般进程，包括经济向工业化起飞、法治民主化、教育世俗化和科学发展。”
从历史理性、历史目的、历史价值自我实现的复杂性、曲折性的角度看，现代化的上述理想模型，其实并没有在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完全实现，而是出现了因“理性不及”所导致的严重偏差和一系列负面历史效果。其具体表现为，迷失在西方社会外在的美好幻象中，忽视了历史辩证法，忽视了理性的偏执先天具有的弊端，即理性的不断膨胀和极端化有可能导致非理性、反人类、反文明的恶果，从而成为在历史总体性意义上阻碍整个人类进步的新的反对性因素。“在16和17世纪，伴随着现代科学和世俗化社会思想的产生，‘理性’隔断了与出自神意的合理事物的联系，并最终以完全不同的途径被理解为是出自于尘世的发展。它仍然保留了直线式的、历史的、受非人的和客观的力量支配的强有力概念的地位，但已不再拥有能满足一切和保障一切，作为一种预先设定的超验精神支柱的终极目的之意涵。”展开来说，随着启蒙和世俗的、科学的思想发展，至善论的特质与对理性的诉求变得不可分离了。理性是人们在认识社会与自然现象上对思想的自觉运用。人们通过理性方始相信，我们不仅能够主宰世界，而且还可以通过这种主宰获得自由与幸福。“世界被看作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地方，它是可以被重建的。”“现代性这种基本的信条在20世纪一直备受挑战并最终被改变了。进步的信念带给人们的常常是深深的失落，那种完美却有可能的感觉渐渐飘散。当然，这种式微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但到如今，它已是如此深地楔入现代生活中，以至于它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生活的核心。”
不仅如此，理性信念指导和支配下的作为社会现代化实践核心的“发展”同样问题丛生。“发展”是现代化的代名词，发展主义更是对现代性文化理念最恰当的诠释。发展主义是二战后广大后发现代化国家所普遍遵循的现代性信念，其所表征的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抽象的、片面的价值观主张。其核心要义就是将“发展”等同于“增长”，将不断累积的社会财富视为进步的标志。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和现实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民众幸福感的同步增加，反而带来了以生态破坏、社会动荡以及以虚无主义等为代表的精神生活危机等负面后果。正是基于此种悖论性现实，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理论的研究者们对上述发展观展开了全面、深刻的批判与反思。
从此以后，国际社会关于现代化与发展的争论进入强调“社会发展”“综合发展”以及“人文发展”的新阶段，引起了发展观的新变革，在一定程度、一定意义上纠正了社会现代化的航向。人们普遍认识到，将发展视为单一的经济增长、以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进步和幸福的尺度的做法，是先发现代化国家的一厢情愿。如果一种发展没有将“大自然的生态财富和环境成本的核算”（生态—绿色GDP）等计算在内，那么，这种模式下的发展和现代化实践带来的所谓“高水平、高质量的生活”是有缺陷的，它不仅不能体现真正的经济发展程度，同时忽视或者排除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公共价值要素。真实的情形是，不仅先发现代化国家更重要的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始终遭遇“发展悖论”：经济增长和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与这一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变革、文化水平提升和环境改善同步增进的结果，相反，却出现了经济通货膨胀、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政治生活中的贪污腐败所导致的政治动荡等现象。
立足现代发展哲学的理论视野，就终极价值预设和核心关切而言，发展在本质上最终要以人为中心，实现整个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体现并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论及社会现代化实践中人类的经济行为，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关“形式上的合理性”和“实质上的合理性”的论述非常具有启发性意义。依韦伯之见，前者强调的是技术的或计算的合理性即工具合理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价值的或伦理的合理性即目的合理性。其宗旨在于“要提出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并以此用价值合乎理性或者在实质上目的合乎理性的观点来衡量——哪怕形式上还是十分合理的即可以计算的——经济行为的结果”。很显然，为现代社会所推崇的实质合理性构成经济行为合理性之最根本性内容，明确凸显了特定经济行为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性伦理行为意涵。也正是针对这一论题，德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科斯洛夫斯基有关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动力结构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一个有重要借鉴性意义的答案。科斯洛夫斯基指出，通常认为，“最强的动力”（指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最好的动力”（指人对自我完善的追求）是人类经济行为中最常见的两种类型，“人的最强的和最好的动力相互处在一定的关系之中，因为最强的动力不总是最好的，而最好的往往动力不强”。著名发展伦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美国当代学者古莱就明确指出：“发展乃是彻底的解放，这种解放的目的是要将人类从自然的枷锁中、从经济落后和压迫性的技术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不公正的阶级结构和政治剥削者、从文化和心理异化中解放出来——总之，从一切非人性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同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们普遍认为，贫穷国家的贫穷主要是因为他们极端缺乏资本，而且，追加资本正是他们更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我认为，仍然需要重视资本的特殊类型方能求得这种协调……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齐头并进，而变成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针对发展主义无视“内在关系”“主体能力的全面性”以及“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相协调”、武断地将不断升级的“需要”“欲望”“增长”和“财富占有”视为唯一价值尺度等的弊端，当代法国著名社会理论家波德里亚表达了自己的深刻洞见：“丰盛不是建立在财富之中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流之中的……在原始交流中，每个关系都使得社会更加富有。而在我们这个‘区分性’的社会中，每个社会关系都增加着个体的不足，因为任何拥有的东西都在与他人比较的时刻被相对化了在原始交流中，它是通过与他人建立的关系本身才获得价值的。”印裔美籍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更是明确表示，自由应该是人的最高价值标准。“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
置身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情境中的民族国家和个人开始意识到，纯粹理性主义信念和价值观主导下的西方社会现代化，并没有自主地生成一种足以遏制其不可避免的内在性弊端的机制，相反，这种现代性的理念和现代化的实践对于人类历史传统、优良的文化价值信念、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环境、人性自身和文明进步的破坏力量，远远大于人们所希望的促进、建构、协调和建设的力量。这种现代性在摧毁一种传统的同时，并未创造一种更为优越、更具合理性的新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不禁要怀疑和质问：一种自诩带来永续发展、进步、文明和美好生活的现代化运动，隐置其背后的目的和动机，如果是将一种特殊的传统视为唯一，那么其合法性就大可质疑了。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与传统现代化研究迥然有别的所谓新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启发性意义的新的范本。“同传统现代化研究一样，新的现代化研究仍然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这些研究基于国家层面的分析立场，试图说明发展主要是由诸如文化价值、社会体制这样一些内部因素的作用导致的。”新现代化研究同传统现代化研究的最重要的分歧点之一在于，“新现代化研究反对把传统和现代性看作一组互不相干的概念。新现代化研究认为，传统和现代性二者不仅共存，而且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此外，新现代化研究不是把传统看作发展中的障碍，而是力图发掘出传统在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一崭新的传统观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使新现代化研究比以往更注重传统中的一些特质”。现代化理论的修正学派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所作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现代性和传统概念的意义与有用性；（2）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关系；（3）现代化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正如许多现代化理论家自己所指出的，现代性与传统从根本上是一对不对称的概念。现代的理想已经提了出来，所有不是现代的因素都被称之为是传统的。……传统是高度异质性的，以致很难作为分析概念。人们所描述的传统社会的特征都是与所描述的现代社会的特征恰好相对的。非现代社会中的某些要素往往只能‘适用’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纯理型（ideal type）的传统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存在，而且是很不准确的。……传统社会在价值观上是多样化的，在结构上是异质性的。此外，传统的概念把传统看作基本上是不变的，这一点也受到人们的批评。”显然，对于或被动、或主动地进入现代化历程中的经济社会落后的民族国家来说，先发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理智地变革、更新自身传统的参照。面对现代化的新传统，人们自然会深入其所以可能的“现代性”的深层逻辑，以便为民族国家系统性的变革行动提供理念和方略方面的有力理据。但是这样一种努力几乎无一例外遭遇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其原因在于，后发现代化的理论实践主体发现，曾经被奉为“神明”的西方现代性概念有一定的模糊性。这些现代性都是从那些具有某种优点的现代性中抽象出来的。所有好的东西都是现代的，这样，现代性因素就成为相互之间并不协调的优点的混合物，“特别是，这个概念无法区分什么是现代的，什么是西方的。……现代社会不过是西方社会的另一种抽象的称谓。但对非现代社会或非西方社会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过程则是实际上非常不同的”。
启蒙现代性塑造并直接构成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文化传统、价值观以及民族精神生活的内在依据。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形成具有其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新路，不仅面临其固有的深厚历史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同时更要以一种反思批判的理性立场以及兼收并蓄的开放姿态，直面异质性的非西方社会现代性传统，以创造性的勇气和创新性能力实现推陈出新。
二、独立民族国家实践自主性生存方略与价值合理性求证
现代化的发展历史表明，现代化是一种以追求、实现民族国家之富强、文明、繁荣、进步等为核心目标的伟大的社会再造运动。当然，对于一个具有主权的、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言，其进行社会现代化运动和现代性理论变革的更为深刻、更为持久的动机，在于经由经济上的富强、物质生活的丰裕，顺理成章地促成一种现代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以及普遍意义上的精神生活的充实与丰盈。
现代化是传统的变革、更新与再造。基于先发社会现代化国家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的经验，日本著名现代化理论专家富永健一在《“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一文中，精要地介绍和分析了当代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在《现代化与社会结构》中关于“现代化社会”与“非现代化社会”在社会结构方面具有显著差异的八个方面的特点：（1）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等诸单位的专业化程度高，而非现代化社会的专业化程度则比较低；（2）在现代化社会中，由于专业化程度比较高，诸单位是互相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中，亲属群体和近邻共同体的自足性比较强，缺少功能的分化；（3）在现代化社会中，伦理具有普遍主义性质；（4）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是集权但不是专制，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如同封建制一样，即使在权力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其性质也仍然是专制的；（5）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和感情中立的，而非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传统的、个别的、功能无限和具有感情色彩的；（6）现代化社会有发达的交换媒介和市场，而非现代化社会的交换媒介和市场尚未发展起来；（7）现代化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层组织，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中，即使有科层组织也是建立在个别的社会关系之上的；（8）现代化社会的家庭结构向小家庭发展，其功能也正在缩小，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家庭结构是多样化的，家庭功能也是多重的。列维的上述归类和分析表明，传统的再造之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是一项宏大的、系统的、艰巨的社会大工程。自晚清迄今，中国一直面临一个从前现代化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现代性问题及其真解的求证与获得之艰难，超乎既有以及当今与此相关的主题性之思的理论想象。现代性是一个在实践的价值理性反思视域内，有关一场世界范围的社会变迁事实之合法性立论、合理性审视以及正当性求证的艰深课题。“我们如要‘现代’与‘现代化’，而又不知‘现代’与‘现代化’之意义，则等于没有罗盘的船在大海上漂荡，实在是尴尬与危险的事。”从道理上讲，现代化提供了现代性何以可能、如其所是的多样化、差异化甚至异质化的历史经验，本身内在包含着某种现代性得以建构的全部要素。作为现代化历史经验的凝结和理论化，现代性是现代化所固有的立场、性质等的鲜明标识，充当现代化的旗帜。“‘现代’（modern）或‘现代性’（moderenity）不是一个绝对的词语，而是一个相对的词语。它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现代之于传统，可以一般社会学者所设的双元观念来表明：即‘世俗对神圣’，‘契约对身份’，‘社会对社群’，‘工业对农业’，‘特殊主义对普遍主义’，等等。”当然，这种二分法也有明确的不当之处，只是相对的。显然，没有一个社会是绝对现代的、世俗的、工业的或契约取向的；也没有一个社会是绝对神圣的、民俗的、农业的或身份取向的，也即“这种二分法的分类只有在建构‘行模’时，有便于分析之用，在现实的世界里并不能找到绝对的‘传统的社会’，也找不到绝对的‘现代的社会’，诚如克罗孔所说：‘所有人类的社会，从最原始的到最进步的，构成一连续体’”。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性同样是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理论探索始终的一个难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来说，中国的现代性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与构成。然而，不仅全球知识界尤其是现代化理论的主流学派并未对此给出一个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的、客观的、公允的评价，就是在国内，对于“有无中国的现代性”以及“是否需要中国式现代性理论话语”，甚或如何准确界定“中国式现代性”等问题，学界的观点、主张也并不一致，“中国式现代性”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和世界范围内其他民族国家对于现代化的理念、模式和道路的探索一样，中国式现代化要行稳致远，成为真正引领人类发展、进步以及文明价值实践的典范，必须站在对西方启蒙现代性理论加以反思、批判的高度，着眼于建构一种相对辩证的，兼备历史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的且理论、逻辑和话语相对科学、完备的体系化、现代化的中国学派，达到“中国立场”“天下情怀”以及“人类公共福祉至上”的思想高度，进而发现、确立“现代性的中国方案”与“现代性的中国逻辑”，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文化的力量和强大感召力，纠偏、纠正业已偏航的西方现代化的路向与轨迹。
中国式现代性的确立，是中国式现代化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的底气所在。中国当代思想理论所要思考和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以历史长时段的视野和清晰的理智，有效回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与启蒙现代性相比，中国式现代性是如何准确地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经验的？其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最根本的内在特质究竟是什么？与之相关的进一步关切则在于：一、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标志究竟是什么？是何种意义的成功？评价的基本尺度是什么？二、中国式现代性是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地域性民族—国际国家的“普遍性”意义的？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或者已经（正在）成为新质的全球新现代性建构实践中的一个和平的、正义的、治理有序的美丽新世界中积极的、正向的内生性力量？三、在理念、逻辑、话语意义上，中国式现代性究竟应该以何种方略展开国际性传播，从而在国际社会范围内，在改写、革新的意义上，有效超越特殊历史传统、制度和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等的藩篱，获得实质性意义上的认同？
坦率地讲，上述所有问题并没有引起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性问题的学者的足够重视，也鲜有标志性或原创性的识见和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理论成果问世。正是针对此种窘境，有学者指出：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项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讨论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必须面对世界难局，重建我们的知识体系，……现代性从何而来？中国是如何遭遇现代性的？当前中国为什么要提现代性转型？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状况及其约束条件是什么？……是否存在‘另类现代性’？各类国家现代性转型比较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如何选择适合中国现代性转型的路径和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与启蒙现代性基于西方历史经验获得的关于历史的普遍性意识与抽象理性信念、忽视或刻意抹杀民族性个性与差异而提出的、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为核心内容的现代性社会、制度与文化价值真理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人类历史和生存辩证法的实践—价值逻辑，在现代性内涵的理解、语法以及确定性表达与诠释方面，都作出了有深刻智识性的全面变革。
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是西方现代性逻辑的历史性展演、深化，其所呈现的带有明显的理性偏执和文化价值观扩张的片面性表达，其结果不仅仅掩盖了人类历史、进步和社会生活的真相，而且通过不遗余力地强势渗透，通过扭曲现代性本性的方式，将其变成纯粹的政治—制度性意识形态的辩护行为，以确保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观的正统性。启蒙现代性及西方现代化实践的负面后果使人类文明遭遇全面危机。这一危机表现为生态的失衡即人与自然的疏离，社会共同体纽带的松弛即民族文化传统根基的瓦解，以及人类精神生活的虚无化与价值目标的缺失。
三、人民主体性本位的美好生活的价值承诺
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价值理性的自我发现、自我确证的角度来看，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理性甄别社会历史真价值的过程。以何种价值、谁的价值为现代化的立足点、基本动力和内在性指引，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社会现代化的成功或失败。被正确理解、合理诠释并得到实践的社会真价值，是社会现代化的灵魂，是区别新旧现代性的根本性标志之一，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现代化的性质、方向和未来目标。从文明进步的意义上讲，选择现代化并在这一体制性实践中创造、实现美好生活，是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经济社会落后的民族国家的一致向往。对此，有学者明确指出：“现代化并不是指一种特殊的变迁，如工业化、西化或希腊化，而是指一种‘历史的相对性’的现象，指一个社会或国家，自愿或不自愿地所发生的‘形变之链’的过程，而这种形变乃在减少他自己与其他他认为更进步、更强大或更有声威的社会之间的文化的、宗教的、军事的或技术的差距。”
伴随现代化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现代化发展方式以及其所持的进步价值观念的全球性扩张，国际社会范围内研究“现代化现象”的理论家们尤其是置身于这一具体场景中的不同民族国家的民众都同时发现：作为告别传统而来的现代化，并不是包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现代化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社会和民众在持续、充分地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日益丰裕、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同时，也不得不无奈地忍受、承担其不可避免的代价和消极后果。客观的历史事实是，自20世纪初叶迄今，“虽然有些国家已顺遂地获得了‘现代化’的果实，跻身于现代国家之林，但是大多数的国家对现代的境界却一直是可望而不可知，……伤苦到了极地，传统的社会是消失了，但‘现代社会’却渺无踪影，大多数的国家长期停留在转型期社会中挣扎，而不得进入‘现代’之境”。
此种悖反性矛盾情景的出现，迫使人们基于历史—制度理性、实践—价值理性的视野深入追问：谁之现代化？何种美好生活？曾经被标榜为人类发展和进步典范的西方现代化和现代性理论究竟哪里出现了问题？导致这些问题和病症的终极性根源究竟是什么？这种类型的现代化所追求和实现的所谓美好生活的真实含义与合理性依据是什么？那种以牺牲环境、藐视传统、虚无化历史，并把人的生存、历史、文化与生活的丰富性简约为一种工具理性意义的占有者、征服者和享乐者的现代化，究竟要把整个人类引向何方？这种问题丛生、漏洞百出的现代化与现代性，能否给人类一个确定性、靠得住以及值得托付的美好、光明的未来？
在现代化初期，面对因技术进步、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自由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等“珠联璧合”所带来的“增长奇迹”“财富神话”、无比丰裕的物质财富以及社会暂时的繁荣、稳定和秩序，人们得出了现代化是无所不能的结论，产生没有现代化是万万不能的可怕错觉。作为对传统的挑战的“现代性的主题和现代化的力量，这些力量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甚至更早，其中包括世俗主义、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起所造成的影响。……现代性的主题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更进一步地削弱了传统的信仰和实践，……又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这些意识形态从而也取代了现代世界里的宗教影响力”。不仅如此，“现代化的力量也包括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如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随着现代化实践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这种“技术理性引领”“财富增长本位”“资本利益最大化”以及“个人享乐至上”的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就遭遇了严重的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失衡，人口的膨胀，发展的不均衡，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均所带来的普遍的社会公平正义焦虑问题，核威胁问题、战争问题、新殖民主义问题等。冷纳教授指出，社会现代化的困难有二：一是“技术性的困难”，“这是从经济技术的观点说的，也是指一个增加国民所得的问题，基本上是要使这些社会能达到自我成长的目标，以打破落后地区贫穷的恶性循环”。现代化的第二个困境是“人的问题”，冷纳认为“‘现代’究其实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行为系统’，‘现代化’所需要的是系统化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要达到现代化的目的，必须使传统的人的‘自我系统’在新的环境下作‘重新的安排’”。冷纳视个人人格的转变为社会变迁的基调。
不仅如此，启蒙现代性背景和历史场域中的现代化，同时还面临着更为严峻、更具挑战性的文化以及价值观方面的质疑。S.亨廷顿指出，西方社会“在过去的某个时刻，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行动变化，西方的历史已经在走下坡路。人类社区的崩溃、宗教价值的冷漠、异化的失落的严重化以及大众社会的恐怖行为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是世俗化、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的结果”。当然，面对上述情景，现代化理论的辩护者们对于这些问题自有一套说辞，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发展本位论、历史进步代价论、技术乐观主义等就是其中的典范性代表。透过其貌似严谨的形式主义论证，不难发现隐藏在其背后的逻辑：不愿意以客观、理智的态度正视并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各种借口为自己理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作无罪开脱。人类理智和心智竟至如此狡诈，实乃人性和文明的最大不幸和最大悲哀。经历了畸形的现代化历程，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着眼，从人类的永续发展和共同福祉的高度审视，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现代化不是人们期望和愿意接受的：其一，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财富增长，以个人享乐为目的，不惜破坏、牺牲生态环境，造成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紧张以至于疏离的现代化；二是认同并全盘接受某种现代化所宣扬的普世文化和价值观（即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主张现代性就是抛弃传统从而在事实上对于本民族的历史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立场的无根的、同质性的现代化；三是接受“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建立“发展型政治”“发展型国家”，认为只有发展可以带来现实的经济自由和真实的政治民主、可以确保和实现普遍人权的现代化；四是奉行“国强必霸”的殖民心态和侵略主义信念，基于个别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和优势，以各种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其他民族国家的意志之上，甚至不惜以压制、牺牲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疯狂扩张和逐利的现代化。
与启蒙现代性理论支配下的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和价值目标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现代性理论话语表达，对基于线性进化论的历史理性主义思维模式，对立足经典社会学理论模式用“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文明进步化”等对现代化作近乎刻板性的描述，以及所谓现代化就是“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以及“思维范式现代化”“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现代化”甚至“人的现代化”的“全面现代化”目标愿景保持高度的警惕。中国式现代化秉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及“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理论主张，更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共时性逻辑、生成性特征，更强调立足人类的现实生存境遇，在寻求进步合理张力空间的基础上，从重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寻求、调整、矫正社会现代化的价值坐标原点，着眼重建业已离散甚或断裂了的多维关系的历史连续性和有机整体性，诉诸人类的集体性、共同性行动，寻求能够实质性制约人类不合理欲望的机制，致力于塑造一个能够达成繁荣、稳定、正义的世界图景的优良制度共同体、先进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堪当此历史重任的新的共同主体。
中国式现代化把准了西方旧式现代化的病症，其之所以成功，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文明制高点、道义制高点，坚定、自信地逐渐摆脱了对于曾经定于一尊的西方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性理论与实践的初级学习和模仿，形成了立场特质鲜明、理念明晰、实践方略有效、目标明确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典范性的现代性新理论。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作为前提和根本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先进制度的优势依托以及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之外，其中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方面，则是对于人民主体性本位的美好生活的价值承诺。
人民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之群众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成果。2021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交流互鉴现代化建设经验，共同丰富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更好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以生存看待发展的理念，始终强调并坚定地坚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以人民主体论、人民动力论以及人民美好生活目标引领论为指针，摸准了历史进步的法门，是真正具有历史合理性、实践合理性以及文化与价值合理性信念和现实方略的新型现代化。唯其如此，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逐渐获得了世界各国的理解、尊重、认同，成为可以结合本国国情效仿、学习的典范。
就其本质特征和鲜明的时代性标识而言，在历史性、经验性比较、借鉴与辩证审视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遵循自然规律、社会历史规律，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坚持关系有机性基础上人民价值本位、人民利益最大化的逻辑，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满足感、体面感和尊严感，强调在后全球化、后发展时代中随人类生存理念的新变革与活动方式的新调整，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实践中的生态整体性、实践自主性、价值主体性以及文明引领性观念的出场，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着眼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新矛盾，诉诸优良制度的优势，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辩证重置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财富创造与分配公正的推进方略，追求14亿人同步迈入、共同实现的现代化，以及在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公平正义之艰巨工程的基础上，赋予社会现代化以新的公共价值蕴涵和更为高远的时代性和历史性使命。有充分的理由坚信，这样一种立足道义制高点的现代化理念、模式和道路，已经并在持续地产生正向的典范性效应，必将在有效地克服并实质性地纠正先发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以持续性、创新性的伟大实践，将人类引向一个充满希望的光明、美好的未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作者简介：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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