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论断不仅表明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更蕴含着“新时代”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开拓性引领。从世界社会主义的高度来审视“新时代”，就能获得其所承载的更为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新时代”对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拓性引领
社会主义运动从来都是在理论和实践的交互运动中发展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不断提出新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实践上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发展。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界定不仅强调这一思想成果的时间坐标，还在本质上强调这一思想成果是对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拓性引领。这当然不是否认世界上还有其他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而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方面具有开拓性引领作用。
历史发展证明：是否有新思想诞生，是判断科学社会主义是否取得了新进展的重要依据。正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有了列宁主义，才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指向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成功；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理论，才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翻开了新时代的篇章。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每一次科学社会主义重大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的取得，都离不开新的思想理论的诞生及其科学指导。这就意味着，判断科学社会主义是否取得实质性新进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新思想、新理论的诞生。
按照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原理，思想总是源于实践，又反过来引领实践。一种新思想的诞生，一方面离不开现实，另一方面又总是力图超越现实，从而获得了引领现实的功能。这里必须要承认思想家和理论家的独特贡献。在面对同一现实条件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创造出新思想，只有那些具有人类情怀、能够深刻洞见历史趋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才能创造出新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习近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这就意味着，新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也要依靠思想家和理论家的独特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一次新的理论飞跃，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在这一集体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必然成为该思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正是因为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世界社会主义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在当代实现了新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拓性地引领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从世界社会主义的高度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新概念、新命题、新论断、新举措。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拓性引领。
二、“新时代”对世界社会主义新方位的开拓性引领
世界社会主义自诞生之日起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它为实现人类理想的生存愿景，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中分别经历了不同历史时代和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开拓性引领，也表现在它把世界社会主义带向了新方位。
（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时间方位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时间方位，是通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世界社会主义500年”这一命题而得以明确的。众所周知，以16世纪托马斯·莫尔（St.Thomas More）的《乌托邦》一书问世为标志，“社会主义”的思想传统就在欧洲形成，并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诞生了许多以社会主义为理想的著名思想家和理论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包括16—17世纪的托马斯·莫尔、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和托马斯·康帕内拉（Tommas Campanella），18世纪的让·梅叶（Jean Meslier）、摩莱里（Morelly）和加布里埃·马布利（Cabriel Mably），19世纪的昂利·圣西门（Saint Simon）、沙利·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和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这些16—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充满了对未来人类美好社会的“想象”而又无法把这一想象转变为“现实”。恩格斯曾对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作过明确的概括，指出它是“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尽管如此，空想社会主义还是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西欧率先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到巴黎公社，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艰难曲折又轰轰烈烈的500年。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命题的理论自觉，蕴含着丰富而重大的历史意义。从直观上看，这一命题只是明确了世界社会主义持续存在和发展的时间跨度，但从本质上说，它揭示了当代科学社会主义所处的“新时间方位”。
首先，“世界社会主义500年”这一命题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终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直接宣告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生命力，有力地回击了科学社会主义“终结论”和“过时论”的错误观念。
其次，这一命题深刻唤醒了人类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中国共产党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不仅仅是针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而言的，而且也是针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说的。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共产党人要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行。因此，对“社会主义500年”的理论自觉，具有引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重大意义。
再次，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理论自觉，蕴含着对这段历史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的深刻反思，进而具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大意义。在这500年中，科学社会主义饱经沧桑，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也经历过沉重的失败挫折。越是充满艰辛挑战，就越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始终提醒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光荣传统，开创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新局面。特别是在今天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取得新发展，更需要一种来自“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积淀的鼓舞。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理论自觉，直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这一命题深刻提醒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而且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理论自觉，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从而更加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世界社会主义所处新时间方位的开拓性引领。
（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空间方位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时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70年”。这“三个70年”既是时间上的划分，同时也与空间上的划分相一致，因而也可以看作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变化历程。
首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于西欧，因而西欧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中心”。从1848年到1917年这70年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引下，英、法、德等国兴起了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河。因而，早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无疑是在西欧，特别是以巴黎公社为标志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法国中心”。西欧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首先体现在当时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潮都集中在西欧，如英国的工联主义、法国的普鲁东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等，每个国家都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因而当时西欧社会主义流派林立。
其次，各种社会主义运动先后爆发，如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巴黎公社运动等，这些运动性质各不相同，有些是改良性质的，有些则是激进的暴力革命，但都以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争取自身生存权为目标。
最后，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一时期西欧所处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地位。19世纪中叶以前，西欧就形成了各种工人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标志着领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组织的诞生。恩格斯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第一国际”的指导下，世界各国纷纷兴起了社会主义运动。直到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特别是1919年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成立，正式确立了苏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中心地位，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苏联，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苏联中心”。从“第二国际”时期开始，俄国涌现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中普列汉诺夫早期对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而列宁真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实践方面，苏联探索了社会主义模式并广泛被东欧国家和中国学习和模仿，“苏联模式”也成为这一时期世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最有成效的典范。与此同时，苏联模式在向其他国家推广过程中，出现了与别国国情不相适应的情况，暴露出诸多问题，极大影响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再次遭受了严重挫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苏联中心”瓦解了，由此也引发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质疑。
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中国如何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促使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觉地展开深刻反思，中国思想界更加坚定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实现真正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克服教条主义的唯一途径。
早在1978年，中国理论界就开展了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本质上说是探讨“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理论界也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活跃期，出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在实践方面，中国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世界上高高飘扬。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国力量”更加彰显。
（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态势方位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新方位”也体现在其发展的“新态势”上。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呈现出巨大变化，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由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国际体系因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原有的力量对比关系被打破，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一切使国际局势呈现出极大不确定性。
这一大变局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总体力量，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新的繁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出现了“东升西降”的新态势。这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相较而言，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矛盾，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现实困境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缺陷，出现了“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强权政治”等诸多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相背离的趋势。这里所说的“东升”是指社会主义在指引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西降”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阻碍了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和平发展的“大方向”。这一“东升西降”国际局势的判定标准，就在于认清两种制度和两种文明中，哪一种更加有利于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显然，有利于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制度是“上升”的制度，而违背人类共同利益的制度则必然是“下降”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开拓性地引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东升西降”的新态势方位。
三、“新时代”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图景的开拓性引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全部历史性成就，都在实践上开拓性引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图景。相较于西方国家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表现日益乏善可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主张、新方案，推动了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一）“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形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整体运行中开拓出来的，反过来又引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出现了新变化。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形态，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潮，发生了一系列新危机。随着数字化的发展，资本为保证其增殖的目的必然创造资本的新形态，“数字资本”已然成为21世纪世界资本运行的新型方式，它以更加抽象化的方式对世界经济进行支配和统治。同时，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借机抬头。在意识形态领域，“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各种思潮泛滥，这标志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新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可以看作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新爆发，表明资本主义在当代陷入了新困境。这些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构成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形势的客观前提。
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体现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遇到了新问题。如何抵制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如何批判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如何发挥制度优势，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突破西方的技术封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如何建构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如何提升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等，成为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新问题。
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体现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遇到了新矛盾。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是一个客观事实。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出新的形态，这些矛盾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趋势之间的矛盾，民族文化特殊性与人类共同价值普遍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构成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条件。
（二）“新时代”开拓性引领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新时代”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引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文明形态坚持的是一种“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的文明观，本质上是试图用资本主义文明取代其他文明。这种文明观借助于“普世价值”的虚伪面向为资本主义扩张开辟道路。与此不同，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坚持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统一，这为“新时代”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我们紧紧围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世界社会主义框架下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开创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社会主义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形态的基础。
（三）“新时代”开拓性引领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它所包含的全部理论都应理所当然地被理解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而它所包含的实践选择也当然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选择。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开拓性引领世界历史进程的新方案。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是中西方思想家的长久夙愿，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国家都尝试过探索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有效路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乌托邦”“法郎吉”“基督城”“太阳城”等设想，都体现了人类对建设一个理想共同体的美好愿望。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明确提出“永久和平”的设想，他试图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各民族的联盟”，从而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中国古代就产生了“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以“天下”为核心理念的人类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主义则提出了以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人类共同体思想。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构建理想共同体的不同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与上述所有方案都不同，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框架下、在当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具有现实性的新方案。这一新方案一方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虚幻的共同体”方案，另一方面也不同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共同体方案，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同于马克思以共产主义命名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文明形态并存的条件下，人类为实现共同发展而必须结成的共同体。它丰富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文明的交流互鉴为基础。这是西方那些奉行“文明冲突论”的人所不可想象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深厚的价值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坚持走“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狭隘观念，致力于探索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为基本导向的现代化方案，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四）中国“新时代”即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三段论推论出“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结论。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小前提：中国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要力量；结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论断。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发展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也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也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上是从逻辑上作出的判断，在现实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已然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进形态。
“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必然包括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因此，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总的进程中去考察，要站在世界社会主义的高度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世界”的社会主义，为解决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直接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推动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当然，这一世界意义，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到足以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时候才“后天获得”的，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先天基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生成的，其根本性质决定了它“先天”地内蕴着世界历史意义，只不过这种世界历史意义需要在后天的实践中逐步呈现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论断提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最终应归结到“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结论上。这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基础。实践证明，只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必然会在实践中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相反，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会陷入经验主义的错误。
（作者：吴宏政，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盼悦，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坚持和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研究”（20AZD008）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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