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1]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创造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历史性实践，蕴含着独特的文明追求、文明关怀和文明理念。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文明观，不仅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特的文明内涵，内在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风貌、文明方向，而且也对世界现代化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引领性意义和价值。
一、现代化与文明观的历史关联
人类的现代化实践本身就体现为对文明的一种追求，寄予着人类关于理想生活的希望和期盼。也就是说，现代化本身蕴含着文明的理想，并展开为追求理想的文明生活的实践活动和历史进程。任何一种具体的现代化实践必然蕴含着特定的文明观，并以此为指引展开自身的文明实践。
对于文明的含义，马克思借鉴了摩尔根对人类史前社会研究的成果，从人类社会的起源来考察人类文明时代的形成，并且把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进行了对比，把文明视为同野蛮的对立，从而明确了文明的一般性含义。在此基础上，恩格斯从物质生产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对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法进行了改造，将人类史前社会区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3](P38)可见，在一般的意义上，文明与进步内在关联，表达了对社会进步积极成果的肯定性评价。从相对的意义上说，文明与野蛮、蒙昧相对，描述的是人类从未开化的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走向开化和发展的更高阶段的历史过程。具体而言，这一过程意味着社会成员的启蒙和教化、物质财富和科学知识的增长以及社会制度和秩序的改善。马克思进一步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将文明的发展奠基于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视为文明进步的客观尺度，认为文明进步的过程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充满矛盾的历史进程，从而变革了唯心史观对文明的抽象观念论理解，并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从总体上把握为原始社会以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的、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基本走向。其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又是马克思重点分析的特定对象。马克思常常赋予“文明社会”“文明时代”等概念以特殊的含义，以此来指称被资本驱动和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将现代文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在地联结起来加以批判性分析。
从现代化的历史起源来看，现代化发端于西方，肇始于资本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西方的现代化追求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具有内在必然的联系，它植根于西方文明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一深层次的根基之中。在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就走上了以思维规定存在，进而以思维控制和支配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思想道路，这也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根源。以此观之，现代西方文明不过是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现代实现和完成。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本质上体现为自我中心主义、绝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抽象观念。它把孤立抽象的个体自我作为中心，把周围世界设定为自身宰制的对象，在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中追求永恒普遍的绝对统一性。这一理性主义观念构成了西方现代化的文化基因，也内在规定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正因如此，现代西方社会学家韦伯把西方现代化过程理解为理性化过程，并认为这内在决定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命运。
西方的现代化追求奠定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基础之上。同传统的奴隶制、农奴制相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打破了为传统等级制度所固化的人身依附关系，把人的社会关系从狭隘的地域和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中解放出来，促进了商品的交换和流通，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遵循的乃是抽象的个人原则，它把作为私有财产所有者的抽象个人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所捍卫的乃是资本所有者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具体的现实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本身都要服从私有财产、个人利益最大化和资本积累的物化逻辑。这也决定了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追求实质上是以资本逻辑为中心，以对物质财富的最大化占有为目的。
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资产阶级把对技术进步的理性主义信仰同关于绝对自由的信心以及美好的文明期待密切联系在一起，它所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在19世纪达到繁盛。由此，现代欧洲文明一时被奉为人类文明最先进的形态，西方现代化也被看成是通达人类理想的文明社会的唯一正途。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所引发的欧洲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使欧洲现代文明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其影响力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而广泛散播，甚而抵达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一时间，欧洲文明在19世纪几近成为现代文明的代名词，它成为人类智慧所能达到高度的象征，以至于其他国家和社会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作为目标和标尺。现代科技的飞速进步、资本扩张所形成的世界市场、军事霸权所维护的世界范围的对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掠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打碎了善良的人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迷思，各种社会理论逐步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批判性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制造了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不平等关系，也使欧洲人所制造的现代“文明”观念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这一文明观念，不仅承续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固有的自我中心主义、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观念，而且把它加以放大，使之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心安理得地进行殖民扩张的所谓“道德正当性”“文明合法性”的根据。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野里，文明的进程并不像西方启蒙思想家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单一的线性进步的过程，而是充满矛盾和对抗的辩证历程。人类文明的开启与分工的发展密切相关。“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4](P556)马克思揭示了文明进程中充满矛盾和对抗的辩证发展规律，从而击破了西方现代思想家关于现代化和文明进步的一厢情愿的抽象幻想。“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5](P104)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常常使用“文明时代”“文明时期”“文明社会”“文明世界”等概念来指涉西方现代社会及其展开的现代化进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3](P193)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充分把握和高度肯定了西方现代化所取得的文明成就，指出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就在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又以彻底的辩证法思想洞察到生产力的增长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呈现出来的表象，而异化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实质。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使劳动丧失了自由自觉的活动本质，使财富成为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使人的发展陷入极度片面的异化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观真相，指出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观表面上被赋予普遍和绝对、永恒和神圣的外观，其实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利益的观念表达和虚假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4](P552)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通过彻底的意识形态批判表明了与资产阶级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根本性断裂，显示出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立场；另一方面又通过彻底的资本主义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矛盾，指出它必将被更高的发展阶段所代替的必然趋势。
从以上简要梳理可以看出，现代化与文明观之间的关联是历史性的，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观既是西方历史文化传统所孕育出来的产物，也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念结晶，是西方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从根本上看，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观是一种被抽象统治了的文明观，它以抽象化的个人作为文明的基点和全部历史的前提，以深信不疑的先验理性作为标准和尺度，把合理性和进步作为现代化的成果，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以及社会的自由作为文明的最有力证据，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最高的文明形态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制度保障，并赋予自身的文明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以唯一性、普遍性和绝对性。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观与西方现代文明一样，都是历史地产生的，有它的孕育、诞生和发展过程，也有它的繁盛时期和历史性的文明作用，当然也会有它的矛盾、历史限度。人类的现代化发展以及对于文明理想的追求不会止于西方现代化这一历史性的形式，现代化的文明观也不会囿于西方的观念本身。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西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业已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更高文明形态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敞开了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崭新文明理念和文明新形态。
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并敞开的崭新文明观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从本质上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它既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展开彻底性批判的基础之上，贯彻和落实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文明理想，同时又充分汲取了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紧密结合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开辟出崭新的现代化方向、道路和图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并敞开着一种崭新的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文明观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明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孕育的思想结晶。这一文明观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观。社会文明的进步最终体现为物的文明还是人的文明，是少数特权阶层的文明还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文明，在此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答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这一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中心，追求资本所有者的物质利益最大化，它把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建立在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生产力的增长之上，使资本主义的文明最终体现为物的文明。在马克思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并不体现为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而是被颠倒为完全凌驾于人之上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6](P267)西方现代化所敞开的物的文明实质上只是扩大了资本作为主体而支配劳动的权力，它最终体现为资本所有者占有更多物质财富的文明。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西方现代化所造成的只是受物的力量的支配和奴役，是马尔库塞所说的“人的本质的灾难”。
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最高文明理想。它坚持以人为本，把现代化的发展并不仅仅落实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体现为人本身的发展，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在这里，“以人为本”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它指向的是现实的人民，是社会主义社会当家作主的广大劳动者。中国式现代化把坚持以人为本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机统一起来，它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着眼于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为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7](P171)中国式现代化把人民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把人民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主体力量，强调现代化的发展要造福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的发展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观。
二是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观。现代化所实现的文明究竟是片面发展的文明还是全面协调发展的文明，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给出的结论也不同。西方现代化体现为对物的占有，它的生产以资本增殖而不是人的真实需要为目的。马克思指出：“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6](P479)资本把财富本身的发展设定为自己再生产的前提和最终目的，“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6](P406)资本逻辑本身蕴含着抽象化的机制，它窃取了人的主体地位，在现实意义上取消了人的主体性，而代之以纯粹的客观性，塑造了偶然性的个人，生产出人的精神上的贫乏和人性的绝对贫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必然造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失衡，使物质的富有与精神的贫乏形成巨大的反差，并在对自然界的无尽索取中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和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显著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它不是片面发展的单向度文明推进的现代化，而是坚持整体性文明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全面协调、辩证平衡的理念，始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把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作为共同富裕的有机内容。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提升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再到增加了社会文明维度的“四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为把生态文明纳入其中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一现代化文明内涵的不断扩充充分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文明观念。这一文明观念，把“五个文明”看作是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彼此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组成部分，看作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环节和现代文明的整体性内容，深刻把握了全面协调发展的文明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实现的不仅仅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文明发展，而是要促进现代化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从而实现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从发展成果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了物质文明的极大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全面发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广泛凝聚了人民的精神力量，丰富了人民精神世界，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着重加强了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公平正义达到新水平，显著提升了社会文明程度；着力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迈出重大步伐。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重大文明成果，标志着我国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新境界。
三是注重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守正创新的文明观。如何对待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普遍需要面对的难题。西方现代化过程体现为永无止境的不断变革过程。“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8](P34)这一不断变革体现为现代与传统的断裂。马歇尔·伯曼认为《共产党宣言》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化：“一方面是永不满足的欲望和冲动、不断的革命、无限的发展、一切生活领域中不断的创造和更新；另一方面则是虚无主义、永不满足的破坏、生活的碎裂和吞没、黑暗的中心、恐怖。”[9](P131)与传统的断裂以及对不断革新的无限追求，使西方现代化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各种西方现代化理论也预设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极对立，竭力呈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性状和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对待传统则采取了彻底的辩证态度。一方面，它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认为现代化的发展必然是建立在自身历史文化的根基之上，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脱离或抛弃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就丧失了自己发展的母体和根基，非但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有可能会上演历史的悲剧。中国式现代化既反对对待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也同时拒斥回归传统的复古主义立场，强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所要植根的文化沃土。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传统及其价值的自信，是对自身文化先进性和生命力的自信，是对自身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及其前景的自信。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的文化主张和本质要求，也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高度自觉和强烈自信。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又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文化基因，坚持守正创新，倡导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促进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推动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和自我成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从而既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又赋予中国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是又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它为中国式现代化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和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和筑牢了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文明观，有效破解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文明难题，把传统的更新与现代的成长融为一体，它既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又是对人类文明传承创新规律的睿智体察，从而使现代化的发展获得了深厚的底蕴和充盈的动力。
四是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包容、交流互鉴的文明观。现代化所开辟的世界市场把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明相互联系在一起。在息息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如何对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成为现代化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西方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预设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它赋予自身所实现的文明形式以天然的正当性、绝对的优越性以及抽象的普遍意义，自以为自身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和人类文明的制高点，把自身之外的文明形态看作是异己的他者，并且塑造了中心与边缘相对立的文明观念和不平等的文明体系。亨廷顿甚至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夸大为文明的对立，认为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现代文明冲突的根源，从而提出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世界秉持着根深蒂固的文明优越意识，试图把自己的文明强加和生硬移植给非西方的国家和民族，从而谋求对整个世界的霸权地位和人类文明的支配优势。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人类文明最终必将走向统一，而现代西方文明则是人类文明最终的命运。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里，文明的本质属性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文明是多彩的，而不是单一的。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10](P258)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文明形态，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多彩多样的成果。正是这些多样化的文明形态，构成了人类文明绚丽多姿的画卷。文明是平等的，而不是强制的。世界上的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体现着自身对于世界、社会和人生的独到理解，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每一种文明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既不存在着高高在上、绝对完美的文明，也不存在毫无价值、一无是处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固然存在着差异，但文明的差异体现为文明的个性，彼此之间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而是各有千秋、各具特色。文明是包容的，而不是互斥的。各种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类文明的成果都可以交流共享。冲突并不是不同文明相遇之后不可避免的命运，傲慢和偏见才是给人类文明带来灾难的思想祸根。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和和平性，它蕴含着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交往交融的历史取向、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和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这决定了中华文明不会搞文化霸权，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不会搞对抗、冲突和扩张，而是在多元共存、和而不同中共建共享与合作交流。在中华文明的视野里，不同文明之间可以通过交流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和欣赏，从而促进文明之间的互动互鉴。正是建立在对人类文明本质属性深刻领会的基础之上，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1](P46)表达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把文明的平等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对话包容的必要前提，把文明互鉴作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把文明对话作为促进人类文明相互理解、融合创新的根本途径，把文明包容作为人类文明和谐相处、开放融通的基本条件。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把中华文明理解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人类文明图谱中的辉煌篇章，而且把中华文明理解为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开放体系，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倡导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强调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和人类文明成果，在与时偕行中创新发展，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从而走出一条合理处理和对待不同文明间关系的现代化新道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引领性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明观念成果。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把握文明的根本视野。“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12](P766)这是唯心史观支配下关于文明发展的抽象观念论理解。在唯物史观看来，“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4](P97)唯物史观把文明理解为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和社会进步的整体状态，认为文明并不仅仅体现为外在的物质财富的增长，更是指向人自身的内在世界的完善。唯物史观把一种反思的哲学维度带入对文明的理解中，认为文明的存在形态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实践塑造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文明的进程并不是单向线性的进步过程，而是充满矛盾和对抗的过程，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是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在唯物史观看来，文明不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反思性概念。对文明的理解不能停留于直接性的现象事实层面上，而必须立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去揭示文明变迁的内在机理和文明形态变革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西方现代化所塑造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作为分析人类文明的典型样本。他们以彻底的辩证思维对现代西方文明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在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肯定性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性的理解，从而揭示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历史限度及其必将被更高的文明形态所取代的未来前景。正是在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反思中，马克思主义敞开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崭新文明理想，并阐明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达到更高文明阶段的现实可能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文明观是一脉相承的，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的人本性、整体性、具体性、历史性的基本观点，把文明理解为以人为本且由各领域各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并创造性地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作为文明整体的内在环节，把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作为社会全面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应有之义，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中国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充分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批判的思想成果，反思和解构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迷信，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文明观的历史性超越。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明理念和文明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理念具体地落实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文明目标，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中国表达，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获得了它的具体现实的表现形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他进而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正是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文明观念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则是这种结合所生成的现实文化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契合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趋势。“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3](P544)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面向人类文明发展的复杂矛盾和现代性困境，在深刻把握人类文明本质属性和时代特点的基础上，适应人类文明和平共处、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发展大势，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人类文明发展至今，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境集中体现在：对物质财富的片面追求、占有和享受所导致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协调，从而造成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与意义危机；文明成果的不公正分配和非正义占有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失调和世界秩序的失衡；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与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及文明的意识形态偏见构成了人类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的顽固壁垒；等等。这些问题和困境使人类文明面临着自然的界限、社会的界限、精神的界限的严峻考验。要想突破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困境，需要有反映人类文明时代特征并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文明观念的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抱残守缺的文明隔阂意识、狂妄自大的文明优越观念、渲染对立的文明冲突论调，只能把人类文明的发展引向歧途，甚至造成人类文明的灾难。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合作才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把握了人类文明多彩、平等、包容的内在本质，坚持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独到的价值，强调不同文明的不可替代性，并把相互承认、相互尊重作为不同文明主体展开交往的基本底线，从而避免在相互贬损甚至对立中陷入所谓“文明的冲突”的风险。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注重彰显和巩固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鲜明的主体性，都是主体特定生命实践和生命追求的表征。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文化也就失去了自己内在的灵魂和自我的生命。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充分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充分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这一文明观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启示在于：人类各种文明形态的交流交融并不是使各种文明形态失去自我的主体性，而是要充分彰显自身的主体性。只有如此，才能激活人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为人类文明的创新创造注入强劲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又是包容性的和开放性的。承认并尊重多样性，是使人类文明变得更加丰富和更有活力的基本条件。而使多样性的文明之间能够“道并行而不相悖”，则是更高的文明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人类文明开放包容、和谐共生的时代特征，契合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本质要求，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不断深化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互学互鉴，以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充分汲取世界其他文明的有益养分，从而为人类多样化文明的和谐相处、合作共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道路往往是经由种种特定的历史阶段而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特殊文明所率先开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洞见就在于，它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并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样态和完美形式，相反已经在历史的进程中暴露出自己的内在局限，而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也不会停留于它的现有的特定历史形式，而是会指向和通达更加有利于人本身发展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不是仅仅依靠抽象的理论思辨就能达到，而是需要具体观念的引领和实践经验的充实。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是由具体的民族精神和文明实践来承载的，换言之，它需要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观念和文明实践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加以实现。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2]中华文明的这些突出特性成就了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也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支撑，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独特的历史地位。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明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理念相结合的思想结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打破了那种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把资本主义文明视为人类现代文明终极形态的迷思，引领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明理念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并业已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文明成果，实现了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的有机结合，开启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现实实现形式。可以说，迄今为止，人类文明正处于历史性变革的重要节点上，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性限度日益暴露并引发包括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精神危机等在内的全面性危机和全球性风险的情势下，人类文明的发展亟需新的文明理念的引导和新的文明形态的示范。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及其引领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着当今世界和人类发展最丰富最鲜活的文明经验，这些文明经验具有未来性和引领性的意义和价值，因而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成为分析和研究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最重要样本。从历史的意义来看，确定不移的是，一种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观念和基本经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及其文明实践中已经昭示出来。如果人类文明的发展忽略了中国观念、中国经验这一巨大的变量，则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失误，从而将会在困境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念和文明智慧，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整个世界。它是意义重大的文明观念变革和文明理论创新，将对世界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乃至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庞立生，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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