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开辟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论断和重大命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涉及“历史观”“历史主体论”“历史认识论”以及“世界历史理论”。对这四个方面基本问题分别展开讨论， 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丰厚内涵。
一、“历史学习教育”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境界
近年来，中国兴起了“四史”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本文把两者统称为“历史学习教育”)。这些历史学习教育给我们提出的重大历史哲学问题是:什么是历史?为什么要学习历史?怎样对待历史?这些问题隐含着重大的历史观问题。
1.“历史观”是历史哲学的首要问题
“历史观”是历史哲学的首要问题，正如哲学观是哲学的首要问题一样。作为历史哲学的“历史观”是指人们对于“历史”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其基本问题主要包括:人为什么是历史性存在?历史的本质是什么，历史是否有意义?历史的意义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历史是否具有客观规律?人类能否认识到历史规律?这些构成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历史观的理论形态就是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包含“历史观”和“历史科学”两个层面，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通常包括“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历史是有客观规律的”“历史是进步的”等基本论断。而“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科学”主要包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等基本原理。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毕生有两大发现，其一是唯物史观，其二是剩余价值规律。而唯物史观的具体内容在学术界主要以“历史科学”的面貌呈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回避掉了历史观原本所属的“历史哲学”。因此，有必要在“历史哲学”的高度上来呈现“历史观”的理论内涵。
2.“历史”是人在三维时间向度中“寻求意义”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包含双重含义，其一是指时间中的“过去”发生的史实;其二是指人类社会在逻辑上所具有的某种“意义”。就时间性来说，人的生存世界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向度。而人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者，因此可以在自己的“意识”中再现“过去”、也可以在“意识”中设想“将来”。正因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者，因而这三重时间向度都可以汇集于“现在”，既可以把“过去”在意识中带入“现在”，也可以把“将来”在意识中带入“现在”，因此，“现在”是一个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于一身的普遍性概念。
在逻辑意义上，人因为能够在意识中把“过去”和“将来”全部带入当下的“现在”加以思考，因此既可以对“过去”的史实作出“评价”，也可以对“将来”提出某种“应当”的设想，这些都表明人是“寻求意义”的存在者。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总是凭借意识为其构造一个“意义世界”。总之，人的存在方式一方面打通了三个时间向度，另一方面又在三个时间向度中寻求意义，正是因为这两点使人成为“历史性”存在。作为“历史性”存在的人，人活在过去，活在现在，也活在将来。是什么把三个世界联结起来的?是“意义”。抽象的“意义”总是在具体的“时间”中得到具体的规定，因此就发生了“意义”和“时间”的关联，这便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哲学原理。
3.新时代“历史学习教育”方法论中的历史观
近年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历史学习教育，在“历史学习教育”的主张中表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这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提出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方法论当中。这一方法论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学习历史”“怎样学习历史”等重大问题。而在回答中蕴含着对待历史的根本看法，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学史明理”表明历史是有规律的。西方很多哲学家否认历史是有规律的，比如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否定了历史是有规律的。而否定历史有规律就意味着马克思所发现的“两个必然”是不成立的。马克思显然坚定地认为历史是有其客观规律的。恩格斯也指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学史明理”中的“理”就是指历史所服从的客观规律。学习历史旨在把握历史中的客观规律，并尊重这一客观规律来创造历史。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是按照“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来创造历史的。这样，“学史明理”这一命题表达的是对历史规律的承认和对这一客观规律能够认知的根本立场，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质规定。
“学史增信”是指对自己民族国家的人民所创造的历史的认同。这意味着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历史是具有真理性的，这既是一种对待历史的主观态度，即历史自信，同时也是对自己民族创造的历史客观意义的认同。一方面，中华民族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是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历史，因而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两者均表达了中华民族从古代到近代历史创造的真理性。正因为这一真理性的民族历史，“历史自信”便成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最有力的否定。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人类生存是无意义的，因而历史也是无意义的。这就意味着人类的行为将没有任何根据，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追求自由和解放的伟大实践活动当然也就是无意义的。而“历史自信”则是对历史意义的肯定，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创新和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历史是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历史，因而历史是有意义的。
“学史崇德”就是要把历史和人的当下的道德情操、家国情怀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历史可以在当代人这里获得延续或者“重生”。“学史”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才有意义的，因此，学史就绝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而是在“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向度中赋予历史以某种“意义”。学习历史乃是因为有“现在”和“将来”。这意味着，“历史”是通过“现在”和“将来”来呈现它的存在意义的。也就是说，因为“历史”曾经是为了“将来”，这一“历史”才获得了普遍的超越时间的意义。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为了将来能够建立新中国并实现共产主义，这段历史才获得了它的历史性意义。所以，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历史总是为“将来”奠定了基础，因此“将来”构成了历史的目的和意义。
“学史力行”是指，不仅要把历史和当下人的“观念”结合起来，而且也要和当下人的“行动”结合起来，这就需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实现历史的再创造。这实际上来源于马克思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学史”的落脚点是“创造历史”，即马克思所谓的“改变世界”。人是否应该改变世界?人是出于某种主观的“爱好”而改变世界，还是出于某种普遍的价值理想而改变世界?后者是马克思的观点。“改变世界”就是要秉持历史中的主流精神和方向，继承历史中开创的目标而改变世界。因此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和“使命”是在历史中被建立起来的，因此，人要返回到他的“初心”当中，这表达的是历史的延续性和阶段性的张力关系。“返本开新”这一概念表达了历史和未来两个时间向度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是历史观的辩证法。“返本”是为了“开新”，如果没有“开新”，“返本”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本来”的意义是在“未来”中被确立起来的“，未来”是“本来”的完成，而“本来”是“未来”的初始。
二、“历史主动精神”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论”的新境界
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而创造历史的主体首先应具有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是历史主体创造历史的主观条件。创造历史就是把“历史主动精神”转变为历史实践。
1.“人”是能够创造历史的“历史主体”
马克思提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主体论观点。西方历史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没有把人作为历史的主体，而是把人以外的神秘力量作为历史的主宰者。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都批评他们:“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在马克思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这就表明，人类创造了历史，因而人才是真正的历史主体。但是，“人类”创造历史只是一个总体上的称谓，以区别于“神创论”的观点。进一步讲，在现实的历史中，具体承担着创造历史的主体却只是那些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现实的人”。
人创造历史是自觉的而非盲目的。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只是消极地适应自然，但人类则不同，人类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为自己的未来“应当”如何提出种种构想，因此人类也在对未来的谋划中生存，亦即前文指出的把“将来”带入“当下”的生存方式，这一生存方式一般被称为“理想”。人不是一个既定的存在者，而是在谋求“应当”的理想中生存的，因此是“通向理想的途中”的存在者。而这种对未来理想的应然世界的谋划，就构成了历史主体的基本特征。能够主动地谋划未来，并且把这一关于未来应当如何的“观念”转变为“现实”，构成了历史主体的存在方式。根据上述原理，马克思曾经指明，人类应当走向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应当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应当进入“自由王国”，这些构成了马克思为人类作为历史主体而提出的使命和担当。
2.“历史主动精神”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性”的集中表达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的创造历史的基本精神，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历史主动精神”这一概念当中。历史进入21世纪，人类向何处去?这一“人类之问”彰显了人类作为历史主体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即人类有责任和义务对自己的未来进行谋划，指明人类前进的方向，这是历史主体的固有本性。当代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继续追问着“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问题，这无疑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论的重大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回避历史主体论，明确提出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命题，从而继承马克思的遗产而继续创造历史，创造人类的未来。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前提是“坚定历史自信”。所谓“历史自信”就是对自己的历史真理性的确信。如果对自己的历史没有自信，就无法形成历史主动精神，因此“自信”是“主动”的前提。面对西方中心论，中国如何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中确立自己历史文化的独立性就显得非常关键，而历史哲学的作用就是对自己的历史本质在思想中达到高度自觉，从而为历史自信提供学理支撑。在马克思看来，信仰如果不是盲目的，就必须要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因此“历史自信”也要建立在对自己历史的深刻理解之中，这就需要在“历史哲学”的高度上以思想的方式呈现中国历史的独特真理性，这是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前提。
“历史主动精神”表明人有能力掌握历史主动。发挥人的主体性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归根结底是“人”和“神”的关系问题。费尔巴哈指出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相反，这是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发现。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的最重大的哲学思想便是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人是能够主导历史实践，把握历史经验，认识历史规律，从而引领历史进程的存在者。因而，从参与历史实践，把握历史经验，到认识历史规律，再回到历史实践中创造历史进程，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人对于历史来说的主体性的三重维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历史主体的思想，以“历史主动精神”来塑造历史主体。“主体”所以能够成为“主体”，乃是因为具有“历史主动精神”。
3.“历史主动精神”主要体现为把“历史观念”变成“历史现实”
动物是“被动”地生存，而人则是“主动”地生存，即马克思所说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因此，所谓“历史主动精神”，就是人类在自己的意识和意志中追问人类应当向何处去的精神，就是在实践行动中把“应当”转变成“现实”的精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也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充分展现了“历史主动精神”，因此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历史主体性”。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够在人类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上贡献自己的具有普遍性的智慧，便充分体现出该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主动精神”。所以，并非如黑格尔所认为的，只有在世界历史已经完成之后，历史哲学才能指明历史中存在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在世界历史尚未发生之前，就能够洞见到历史趋势，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并把这些“理论”转变为“物质”，把“观念”转变为“现实”，这构成了“历史主动精神”的基本内涵，也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论”的核心要义。
三、“跳出历史周期率”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新境界
历史观不同决定了历史认识论的不同。不同的历史观，决定了对历史的不同认识，正如世界观决定了认识论一样，唯心论的世界观必然产生“思维决定存在”的观念论，而唯物论的世界观必然产生“存在决定思维”的反映论。
1.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坚持“历史规律可知论”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在认识论方面主要有两个观点:第一，历史是有规律的;第二，历史规律是可知的。马克思认为历史是有客观规律的，并且这一客观规律是能够认识的。这一观点是对西方主流历史哲学的革命性批判。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是不可知论者，他仅仅承认那些能够被看得见、摸得着的对象能够被认识到，而对于人类历史来说，特别是关于世界历史未来发展趋势的问题，康德认为这仅仅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人类对此没有认知的能力，这显然是一种不可知论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方式是历史的核心，社会形态的更替和演进是历史的主旋律。因此，理解历史要从生产关系及构筑于其上的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开始，而后再上升到对历史的本质性认识。而思辨的历史哲学是从“观念”开始理解历史，把历史纳入某种“观念”当中。这就涉及如何理解历史的“历史认识论”问题。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关系开始，这显然是客观性原则，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则从“观念”开始，这显然是主观性原则。正是因为思辨的历史哲学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基础，因此马克思批判其为“德国的历史编纂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
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中，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把整个世界历史安排在了“绝对精神返回自身”这一纯粹从观念中确立的原则之下，并以此赋予世界历史整体进程中均发挥作用的各个民族以独特的意义。其中，赋予东方世界以“历史起点”的意义，而赋予日耳曼民族“历史终点”的意义。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回到历史现实中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2.“历史周期率”只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客观规律
“历史周期率”是指，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从最初“打江山”的革命开始，到建立政权后，开始建设王朝，使王朝走向兴盛，而王朝兴盛一段时期，就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即统治者开始逐渐背离了最初“打江山”所依靠的群众基础，从而越来越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进而引发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直到新的王朝诞生，再重新开始这一兴衰之乱的过程。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了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它似乎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一条“规律”。但是，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分析“历史周期率”，就会看到这一规律性总结作为历史认识论，仅仅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有效的，因而并非是一条普遍有效的历史规律。
从现象上看，“历史周期率”表现为治乱兴衰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但从“历史周期率”的运行机理看，主要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变换关系。因此，可以判定“历史周期率”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主要是因为“经济利益”而发生矛盾，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存在冲突，这就决定了必然会发生“阶级斗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篇所指出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中，直到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无产阶级出现以前，每个阶级都是仅仅代表自己利益的“特殊阶级”，于是历史进程总是表现为一个“特殊阶级”推翻另一个“特殊阶级”。
中国封建王朝时期便是在“历史周期率”中完成朝代的更迭，其差别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本质上每一个朝代最终都被新的朝代所取代。封建社会作为阶级社会，也就意味着统治者并非必然地和人民的利益始终保持一致。一般来说，在打江山的初期需要人民的力量，因此革命阶级保持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从而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获取政权。而在执政时期，便会逐渐出现利益上的差别，此时阶级矛盾就会不断凸显出来。当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当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发展达到极端的时候，就会出现阶级斗争和革命，从而推翻旧的王朝。可见，“历史周期率”在本质上只是阶级社会阶级矛盾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表现。这就意味着，如果阶级社会形态不发生根本性变革，只要是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这一“历史周期率”就不会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建立起新的公有制的社会形态，如此才能真正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奠定客观基础。
3.“跳出历史周期率”是对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深化
“历史周期率”是否是历史不可避免的“宿命”?“历史周期率”是否是一条适用于一切历史进程中的“普遍规律”?如果是一条“普遍规律”，那就意味着历史永远都按照这一“周期”来运转，这无疑是一种具有历史循环论色彩的论断。如果不是，就需要在所谓的“历史周期率”背后发现新的历史规律。上文指出，在消灭阶级对立的社会形态中，这一“历史周期率”就是无效的。这就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对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深化。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种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历史周期率”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客观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这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最根本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作为执政党的利益是和人民的利益根本一致的，因此就不会出现封建社会形态中统治阶级和人民利益相冲突的情况。总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消灭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冲突，因而使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失去了存在条件。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主张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社会规律认识的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
然而，虽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奠定了客观基础，但是在主观条件上仍然有重蹈“历史周期率”覆辙的可能，这就是执政党的部分成员失去了先进性而发生了变质，背离了其初心和使命。如果执政党自身发生了质变，即背离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无法真正地“跳出历史周期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中国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概括为“自我革命”。自我革命的本质就是要自己破除自身存在的背离人民群众的危险。如果不能进行“自我革命”，就容易背离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不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性。因此，归根结底，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如果执政党依然在主观上进行“自我革命”，主动要求人民群众的监督，时刻注意保持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就能够最终“跳出历史周期率”。总之，“历史周期率”是以往阶级社会阶级冲突的产物。社会主义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客观上的物质生产关系基础和主观上要求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先锋队主体基础，因而以往阶级社会的“历史周期率”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是无效的。
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境界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站在人类的高度上，探讨了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的世界历史趋势，形成了“世界历史理论”。而这些“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具体地体现在一系列重大命题之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总体状况
随着21世纪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它所固有的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不断打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新态势，使世界历史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面临这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重大使命就是穿越诸多世界历史的“不确定性”而寻求“历史的确定性”。人作为历史性存在，需要在“历史”中寻求自己的生存之道。马克思曾经为世界历史提供了确定性，这就是通往自由和解放的共产主义道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世界历史的确定性，继续沿着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为世界历史寻求新的确定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当代世界历史趋势的总体性研判，但这一研判的目的不只是揭示“变局”，更重要的是破解如何在“变局”中开辟出“新局”，从而为人类指明前进的方向。人类通向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历史的主题仍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没有改变，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共产主义必然趋势没有改变，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前提。
2.“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当代世界历史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首先体现在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引领上，因而马克思又提出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所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活的灵魂”。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指出这一文明形态中包含的“野蛮性”。西方历史哲学始终坚持一种“西方文明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并且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西方历史哲学总是把人类历史描写为西方人所创造的世界历史，西方世界引领着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形成了“西方文明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然而，西方历史哲学对世界历史趋势的把握是不符合西方真正的历史现实的。文明形态是以社会形态为基础的，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必然被更高级的共产主义形态所取代，因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必然被共产主义文明形态所替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为中国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而且也为人类开创了“文明新形态”，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人类性关怀所决定的。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念，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主张“: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这里包含着普遍文明与特殊文明的辩证统一观点，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辩证法思想。进一步，如果“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主观臆想，那它必然要落脚到世界历史的现实当中，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体性归宿。
3.“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当代世界历史的“实体性归宿”
一种文明形态总是要以具体的生产关系为依托，我们把这一具体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称之为“实体性归宿”。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在生产关系的意义上就是一种真正的“普遍交往”的形成。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普遍的交往关系是通过消灭私有制，建立对生产资料的普遍占有的形式实现的，这便是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使世界形成了两大敌对阵营，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把世界带向了冲突。马克思也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类无法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只能是“虚幻的共同体”。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制造利益分化的，尽管西方历史哲学试图通过契约论来建立“各民族的联盟”，但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决定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无法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关系。
马克思毕生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回答了两个问题:人类向何处去?向自由和解放去;世界历史向何处去?向共产主义去。但是，马克思所提供的世界历史的目标并非“一下子”就能够实现的，因而是经过一系列具体的环节才能实现的。而且，世界历史总是会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不断在马克思开创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回答人类之问、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个民族国家都是独立的伦理实体和文明实体。而人类文明形态应该扎根于这一世界历史的实体性归宿——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方面，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文明传统。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求每个国家都采取同一条发展道路、坚持同样的所谓“普世价值”，而是在尊重各自道路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另一方面，每个国家都应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实体性归宿。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建立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基础之上的，因而是“具体的普遍性”。按照这一历史辩证法原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提供了崭新的世界图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综上所述，“历史学习教育”中的历史观问题、“历史主动精神”中的历史主体论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中的历史认识论问题，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世界历史理论等问题，共同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新境界。这些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深化了当今世界对21世纪的历史观、历史主体、历史趋势和世界历史基本规律的认识，为人类的未来和世界历史进程指明了方向。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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