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成功突破了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人类历史新纪元，世界从此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但每个阶段面临的时代主题是不一样的。时代主题的变化，意味着整个世界形势的根本性改变，会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俄国苏维埃政权从一诞生就面对着战争与革命的世界形势，它先是遭到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的军事进攻，接着又遭到以英美为首的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国内敌对势力也乘机发动了大规模反革命叛乱。与此同时，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相继爆发革命，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芬兰、德国、匈牙利的工人武装起义，曾一度建立工人苏维埃政权。为了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苏维埃俄国实行了极为严酷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捍卫住了新生的工农革命政权；为了指导和支持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倡导成立了共产国际，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局面。1921 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列宁根据世界形势和国内任务的变化，领导俄国及时实行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和平建设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强调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战争与革命转向经济建设，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实行商品交换，强调工农业生产和各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强调利用国外资本和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强调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短短几年就使苏联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列宁去世后，苏联党内围绕着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先后爆发了两场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估计战争与革命的世界形势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制约和影响。在 1924—1927 年爆发的关于苏联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强调世界革命对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制约，认为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苏联一国不可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而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强调的是苏联国内的因素，认为苏联依靠自己的力量，主要是工农联盟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在 1927—1929 年关于苏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中，斯大林等人强调苏联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外部威胁，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面前，必须加速实行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布哈林等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远没有斯大林所说的这么严重，认为应当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依照客观经济规律稳步推进工农业生产协调发展。这两场激烈争论很快发展为势不两立的政治斗争，最后斯大林在两场斗争中都取得了胜利。其第一场胜利，保证了苏联在世界革命转入低潮后，继续坚定不移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第二场胜利导致了苏联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上的大转变：苏联在 1929年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全速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从这时开始形成。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模式，带有十分浓厚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色彩，例如十分强调加快发展速度，忽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强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否定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轻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强调高积累，实行对农民的贡税制等等。这种发展模式虽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适应了苏联在十分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实现了国民经济奇迹般地高速增长。从 1927 年开始，到 1942 年卫国战争爆发，苏联用了仅仅十多年的时间，就超越了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而且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苏联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于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极为严峻的国际形势也给苏联的政治发展造成了很大消极影响，发生了破坏民主与法治和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到了 20 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和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在战争与革命形势下形成的苏联模式的缺陷和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苏联虽然能在军事、航天一些领域继续取得某些重要成就，但总体发展水平却逐步落后下来，发展速度也逐步减缓到几乎停步不前。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开始意识到其模式存在的某些问题，但其仍一直固守这种体制模式，只允许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完善，而不许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就使苏联模式越来越落后于时代发展变化，成为一种长期不变的僵化体制，一种过时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对苏联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而且由于这种传统苏联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它也严重束缚着这些国家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我们在总体上也基本照搬了苏联模式。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我们在讨论从中应当吸取什么教训的时候，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个时期，我国开始注意纠正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某些问题，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又必须看到，由于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完全跟上时代发展变化，仍然习惯于用过去战争与革命时期的思维方式看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提出我国在基本完成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要继续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而错误地认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强调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最后导致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不同，是一个善于从成功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的党。我们党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到，在 1956 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阶级斗争在我国已经基本结束，于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作出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开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党的基本路线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有了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谈得上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党又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估计，从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时代主题的改变，论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必要性。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新的世界大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打不起来，为我国聚精会神搞建设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它是对战争与革命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模式进行革命性改革和历史性超越的产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烈推动和示范效应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已经完成或者正实现从战争与革命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到和平与发展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的时代转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在世界社会主义的这次巨大历史曲折中，遭到挫折和失败的是落后于时代的苏联模式。而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蓬勃兴起，不但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狂风暴雨的冲击，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的发展与成就正在把世界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苏联在世界社会主义中长期处于为首的地位，直到其解体之前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承认，苏联对于这个历史阶段的世界社会主义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这个时期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然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毕竟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和不怎么成功的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难以避免的，也有一些是可以避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改革和全面超越，并在这个过程中把世界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被模式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一般事物一样，是共同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各国的社会主义既包含有对各国普遍适用的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又因各国具体情况不同而有其不同的实现形式，要正确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从共同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上把握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但是由于世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首创出来的，而苏联又长期处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状态，没有别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与其进行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出现了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些国家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普遍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形成了一种错误观念，这就是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要求各个国家都要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否则就被认为是偏离甚至背叛了社会主义，就被说成是修正主义或者民族共产主义，并以维护和保卫社会主义为理由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批判、围攻甚至武装干涉。苏联的这种做法严重防碍了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影响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创造性发展，限制了各国从自己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化，是许多国家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盛行，理论路线政策严重脱离本国实际的重要根源。

　　社会主义是从苏联学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自己开创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1956 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党又及时提出要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任务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党已经开始认识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个探索在一开始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遗憾的是后来的探索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发生了严重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开始了新的探索，经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的总结，以及拨乱反正和对社会主义再认识，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强调这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此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先后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等，成功地开创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中国就已经向世界展现出了一个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用事实雄辩地说明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说成唯一的，也不能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更不能把它模式化地套用到世界其他国家。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基本消失，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强大，显示出苏联模式无法与之相比的巨大优越性，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辉煌成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中，不但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多样性是科学真理，而且普遍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的，而苏联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两者情况大不相同。但苏联却在 1936 年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宣布自己已经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仅仅过了三年时间，1939 年召开的联共（布）十八大又把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上了日程，宣布苏联今后的任务是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同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赫鲁晓夫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竟然在 1961 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苏联再过 20 年也就是到 1980 年将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来勃列日涅夫虽然改变了赫鲁晓夫的这个提法，认为苏联还处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但也还是大大高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水平。在苏联的直接影响下，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对本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估计过高，许多政策和做法都严重脱离了本国的实际发展水平，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出现问题的又一重要根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产生出来的，这就使正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变得十分重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中深刻认识到，中国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存在着对本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估计过高的问题，经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解决现代化、社会化、商品化的问题，这个历史阶段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 21 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结束，时间大约需要 100 年时间。这个过程既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脱离实际的问题，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也引起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注意，一些国家开始重新认识本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并以此为依据调整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现形式。这种实现形式是由苏联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对社会主义的认知水平所产生的，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提高，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的，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而是放弃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现形式则必须不断改革和发展变化，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改革的社会，才能始终充满无限的生机活力。苏联在实践中没有把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现形式区别开来，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领导人虽然开始意识到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开始采取了一些调整和改革措施，但由于思想十分僵化保守，又担心伤害了社会主义，改革要么局限于细微末节问题，要么半途而废，长期没有取得多大成效，使改革实际上变成了对旧体制的修补和完善。在改革长期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下，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一些苏共领导人开始照搬西方的做法，放弃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使改革变成了改向，导致了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遭到失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识到传统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和弊端，通过改革开放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中国改革开放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个根本区别，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将其作为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一个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一个是我们的强国之路，两者同等重要，有机统一、相互促进。这样既保证了对传统体制的革命性改革，又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道路，避免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改革中要么僵化保守、迈不开步子，要么偏离方向，改掉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在对外开放中，我们既坚持利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优秀文明成果，又坚持独立自主，使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另外，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开放战略，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通过不断探索前进和及时总结经验，推动改革不断深入和开放不断扩大，又不出现大的失误，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提供了保证，避免了苏联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结局。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它不但使中国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而且对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分裂。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的关系上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如苏共经常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党自居，利用共产国际或者直接出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引起了许多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的不满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荡和分裂。第一次大的冲突是 1948 年的苏南冲突。在苏联的主导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除了南斯拉夫，把南斯拉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奴仆，接着又在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清洗所谓“铁托分子”，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第二次大的冲突，是 1956 年的波兰事件。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为阻止波兰统一工人党恢复哥穆尔卡总书记职务，在未经邀请的情况下，强行飞抵华沙上空，要求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正在举行的八中全会，同时出动苏联军队准备进行武装干涉。此事由于双方的妥协得到和平解决，却直接触发了当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第三次大的冲突是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这年 1 月主张改革的杜布切克出任捷共第一书记，发布了改革《行动纲领》，主张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建设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独立制定对外政策。捷共的改革使苏联极为不安，于 8 月 20 日派遣华沙条约五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把捷共中央的杜布切克等领导人带到莫斯科举行“会谈”，强迫他们签署了《莫斯科会谈公报》，捷克斯洛伐克被迫放弃了改革，杜布切克也于1969 年 4 月被解除了捷共第一书记职务。这次事件以后 17 个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发表联合声明，强烈抗议苏联出兵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这是西欧国家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批评苏联政策。第四次冲突是苏联和中国的冲突。中苏两党从 1956 年开始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若干重大问题的分岐，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发展成为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破裂，发生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公开论战，苏联撤走全部援华苏联专家和单方面撕毁与中国签订的合同，后来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发展到军事对抗和边界武装冲突。这场冲突虽然是由理论观点上的分歧引起的，但苏联在处理分歧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导致两党两国的矛盾不断加剧和升级。由于中苏两党两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个最大的政党和国家，中苏两党两国的分裂也就带来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

　　我们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坚决反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主张发展独立、平等的新型政党、国家关系。早在 1956 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时，就主张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积极推动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1982 年党的十二大又进一步提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后来我们党把这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加以扩大，使之成为我们党处理与世界所有政党和政治组织关系的准则。鉴于苏联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的深刻教训，我们党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多次声明，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永不当头，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所在国人民的选择，决不把自己的意志和做法强加于人。所有这些充分表明，我们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开创了与原来苏联截然不同的处理工人阶级政党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彻底结束了过去的分裂局面，正在积极发展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新型政党和国家关系正在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重大的贡献。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理政问题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法治体系，并把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理政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在现代化建设问题上，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还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总的战略安排、以及必须把握的重大原则等，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在新时代的发展问题上，领导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根据新发展阶段的需要，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理论。在共同富裕问题上，明确指出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从高质量发展和合理分配两方面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通过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通过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了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最新发展。在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针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人民民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必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并对怎样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做了战略部署，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这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国际问题上，主张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了作为我国对外关系指导思想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党的建设上，系统探索了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规律，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打铁还需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要把政治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反腐败一刻也不能停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党的建设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其中有许多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是有 14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存在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历史新阶段的当今时代，中国将在世界上更高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努力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实现以下三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率先取得胜利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严重地影响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一直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十八大到二十大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从快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按照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提出的计划，我国到 2035 年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再接着奋斗十五年，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这个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将完全建立在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在这样的根基之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更加强大，达到不可动摇的地步。邓小平年对此曾经有所预言：“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极大地增强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扩大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第二，逐渐改变世界格局中“资强社弱”的态势。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世界一直处在“资强社弱”的状态，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赶超资本主义是必经之路。中国的经济总量从2005 年到 2010 年，连续超越法国、英国、德国、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从而拉开了社会主义中国赶上和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序幕。此后，中国继续以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速度发展，并逐步实现了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经济总量正在迅速接近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人们纷纷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在 2030 年前后就可能超过美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经济实力毕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但我们又要十分清醒地看到，在经济总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只是全面超越这些国家的开始，在此以后我们在人均收入、科学技术教育、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气候和环境条件等方面，都需要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国家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逐步改变长期以来的“资强社弱”态势，从根本上提升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三，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潮迎来伟大复兴。世界社会主义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走向低潮，给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巨大的冲击。但通过对这次事件的总结和反思，人们逐步认识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不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的失败。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站住了脚，而且不断发展壮大，迅速和平崛起，在 2012 年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经济大国、工业大国、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 30% 左右，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总和。最近几年，中国在世界 500 强中的企业数、每年申请的专利数已位居世界首位，在一些重要的科技领域也开始走在世界前列。拥有 14 亿人口的中国和平崛起，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提高了社会主义的威信，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且越来越引起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注，他们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启发和经验，受到鼓舞和力量，更加注意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这将有力地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走向复兴。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