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至今，人类社会经历了一波波现代化浪潮，国内外学界对此存在一个基本共识：从意大利城邦共和国到英国工业革命前，是早期现代化进程；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第一波浪潮；第二次工业革命超出英国，多国共同推进形成第二波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苏联等共同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现代化愈发具有世界性，形成第三波浪潮；当前世界正处在新旧浪潮交替期。历史上看，尽管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开启并长期主导，但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愈发导致一种历史现象：每当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趋向就更为明显。现代化可视为人类不断摆脱外部依赖性、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与社会主义高度契合。在一波波浪潮中，现代化发展愈发指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在与现代化的嵌合中不断生成现实性。

　　1. 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具有嵌合关系

　　社会主义不断与现代化相嵌合，推动现代化浪潮朝向更符合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方向演进，生成越来越清晰的现实形态。空想社会主义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诞生，代表了在早期商业、工场手工业发展中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工人等利益，如英国“掘地派”就以劳动权和土地权思想为基础，反抗资产阶级、土地贵族的反现代、反文明行为，推动参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广大劳动人民为争取现代权利和保障这种权利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朴素斗争。

　　第一波现代化浪潮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土壤，现代资本主义充分暴露出自身本质矛盾，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和产业后备军不断产生。以英国为主要观察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提出实现社会主义需要现代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具备自我意识的现代无产阶级。他们创立现代社会主义学说和现代无产阶级政党，推动无产阶级形成自我意识、开展斗争，获取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等权力，推动现代化进程向有利于更多劳动者生存发展的方向演进，指明了自由、民主、法治等现代元素的本真含义，阐释了现代资本主义必然要被“自由人的联合体”替代。

　　在第二波现代化浪潮中，先发工业国展现出的“未来景象”，既包括现代化“先进性”一面，更暴露出资本主义反现代、反文明一面。反现代主要体现在：先发资本主义工业国开创的世界历史，将后发民族国家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阻隔了其开启现代化的可能；反文明主要体现在：为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等展开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文明遭遇浩劫。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更暴露出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使人们反思“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在这一背景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成功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并取得巨大的现代化成就，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瞩目、向往。到1980年，苏联已经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是许多科技领域的领头羊。

　　第三波现代化浪潮跨越“阵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以强调人的多样需要和全面发展为主要标识的新现代化浪潮。从工业化经济增长周期看，在一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后，都会迎来相对停滞期，需要进行改革克服长期工业化带来的问题，尤其是一国中多数人接受了良好教育、达到中等生活水平，更加渴望美好生活和全面发展，这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了契机。遗憾的是，改革在苏东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深刻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

　　2. 现代化浪潮不断展现出向社会主义递进发展的趋向

　　社会主义之所以与现代化相嵌合，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不断使现代化偏离自身价值目标。资本主义本质矛盾及其周期性危机，使现代化呈现出向社会主义递进发展的历史趋势：每当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趋向就更为明显，社会主义在与现代化相嵌合的过程中也更加具有现实性。

　　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发展，指出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常态，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20世纪，列宁阐释了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指明了人类文明的出路在于共产主义。在西方社会，以卡尔·波兰尼等为代表的理论家阐释了“市场”和“社会”的钟摆运动轨迹，指出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结果是制造资本主义危机，而后自然转向保护社会；市场越发展，社会就越强化自我保护，将市场置于社会掌控之下。21世纪，托马斯·皮凯蒂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自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贫富差距扩大、财富集中的私有财产崇拜期与衰退期（1815—1945），缩小贫富差距、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时期（1945—1980），贫富差距再度扩大、财富再次集中的新古典自由主义（1980—2010），追求再度缩小贫富差距、更为平等的社会主义趋向（2010至今）的历史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西方学者的论证充分说明，尽管“开创”了现代化，但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与现代化本质上相契合，资本主义现代化并非“文明常态”，反而不断扭曲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向。

　　在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不断产生且更具活力。在早期现代化进程和第一波现代化浪潮中，尽管在生产力等层面体现出巨大历史作用，但资本主义在根本上造成一国中多数人身处现代化进程却无法享受现代化成果，导致一国范围内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分化。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现代工人阶级政党在先发工业国风起云涌，各类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广泛传播，追求社会主义成为先发工业国的主流，连英国自由主义旗帜刊物在1893年都写道：“如果社会主义是指热切关心广大劳动者的疾苦……我们都是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2](P58-59)

　　在第二波现代化浪潮中，尽管欧美各国不断推动工业化、电气化发展，但造成后发落后国家处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却无法开启现代化、使本国人民享受现代化成果，导致民族国家间强弱、贫富分化扩大；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反复证明资本主义的反现代、反文明特征。因而西方国家普遍推崇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和经济计划化；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跨越一国，成为多国模仿乃至学习的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文明形态。

　　在第三波现代化浪潮中，尽管欧美各国通过新古典自由主义“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本国人民多元需要，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本质，带有高度金融化特征的新的“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复现世界范围内民众和国家的强弱、贫富分化现象，使现代化面临叠加困境——多数人无法享受现代化物质成果、多数民族国家难以开启并推动现代化、多数人无法自由全面发展。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再度暴露出反现代、反文明一面，新旧现代化浪潮交替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在探索中不断成功推进，一种与现代化相嵌合且不断推动新浪潮生成的社会主义现实形态，正更为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3. 社会主义是现代化浪潮演进的必然趋势

　　资本主义不契合现代化的根本原因，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指明的，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自身本质矛盾，这一矛盾投射在现代化进程中，就使现代化成为以“资本自我增殖”为基础的资本逻辑及其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特征的综合，带来了一系列负效应，尤其是使现代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的首要的人权”即“平等地剥削劳动力”，[3](P90)因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与现代化是对立的。同时，资本主义又具有向外扩张和对抗的特征，在开辟世界历史的同时不断推动工业征服农业、城市征服农村、先发工业国征服落后农业国，资本发展始终处于不停的动荡中，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这使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必然走向反现代、反文明，进而反对自身。

　　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嵌合关系的背后，是不断克服资本主义在不同现代化浪潮中带来的不同问题，为人类展现朝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图景。当前，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导致现代化浪潮衍生的诸多问题，正推动人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主义正在去“污名化”，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从2010年的29%上升到2022年的42%，对资本主义的认同度下降到50%以下，民主党及其支持者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从2010年的53%上升到2021年的65%。[1]美国Z世代认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例超过50%。[2]已经执政或参政的共产党，正探索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现代化理论并开展实践，越南、老挝、古巴、朝鲜进一步明确了本国现代化路径；巴西共产党提出了满足社会和人们真实需要等为导向的现代化思想。西方一些知识分子正在讨论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理念和方案，如休克疗法创始人杰弗里·萨克斯反对自由资本主义，提出要用社会力量限制自由市场的负面效应，确保所得资金用于人民普遍获得高质量的“社会保护”，维护劳工权益、提供普遍公共服务等；托马斯·皮凯蒂阐释了参与式社会主义，强调更好进行财富再分配，设立新的工人委员会参与企业管理，探索社会平等措施。

　　在世界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浪潮的关系下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源于第二波现代化浪潮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发韧于第三波现代化浪潮中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改革，发展于新旧浪潮转换与现代化朝向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转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一以贯之的，习近平明确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4](P8)

　　1. 中国式现代化承继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矢志不渝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任何思想流派、社会团体、政党组织等都无法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翻“三座大山”，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认识到，中华民族要免于落后挨打、“开除球籍”，就要实现工业化；而要实现工业化，就只能走“社会主义的或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二者重要区别就是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和生产目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主要源于自我积累，“由中国人民自己节约”，主要目的是为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能够过上更好生活，“不是用来满足剥削者奢侈的生活，更不是用来满足政府办事人员的腐化生活”，“避免失业、饥饿和破产的痛苦，并且不需要去侵略其他的民族和国家，更不需要进行战争”。[5](P7-8)

　　在前两波现代化浪潮中，现代化即工业化、电气化，对落后且遭受资本主义国家围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需要通过积累迅速实现工业化，只能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新中国确立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领导制度、完成“一五”计划开创以“五年计划”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有效制度。在苏联模式弊端渐显后，党提出“第二次结合”命题，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智慧结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6](P116) 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讲到，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7](P439) 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上再次强调国民经济与“两步走”的发展设想：一是“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二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7](P479)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推动我国在很短时间内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历史性飞跃，为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2. 中国式现代化成长于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改革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存在不少问题，如重积累轻消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限、多样需求得不到满足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陆续开启改革，如苏联马林科夫新计划、赫鲁晓夫改革、柯西金等为首的专家改革，捷克的“内置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改革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更加深入。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的现代化。1979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8](P111)“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9](P163)邓小平用“人均收入”阐释现代化的任务：“如果我们人均收入达到一千美元，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8](P126)之后，他将“人均收入”修改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会见大平正芳时，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描述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我们的现代化概念，“是‘小康之家’……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8](P237)

　　在“小康”目标指引下，我们党明确改革是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开展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指明方向；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步骤；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的生活需要；等等。

　　经过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努力，“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0](P15)我们大踏步赶上世界现代化浪潮。

　　3.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于现代化新旧浪潮更替

　　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陷入被批判否定的境地，美西方学者高呼“历史已经终结”，社会主义已不再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新古典自由主义引领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有效模式。但人类社会发展不会停滞，马克思很早就指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过度金融化”“私有化”等特征，不仅没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和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反而使社会重新陷入贫富分化、财富高度集中的境地；复现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难以开启并推进现代化的历史场景，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深陷发展陷阱。同时，旧现代化浪潮的发展动能衰减，新的动力尚未生成。

　　与资本主义导致现代化陷入叠加困境不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思想层面上看，我们党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使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根本遵循。从实践层面上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从理论层面上看，党的二十大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目标规划，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从战略层面看，我们党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步骤与目标。

　　新时代十年，我们党带领人民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上，我们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这样一种能够应对、克服当前现代化叠加困境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正是与三波现代化浪潮有机嵌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也逐渐从追赶浪潮转变为克服现代化难题、引领现代化新浪潮。

　　立足世界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浪潮的历史关系，更能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在资本主义导致现代化形成叠加困境的背景下，世界历史的“钟摆”再度转向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在应对现代化困境、推动世界历史向更有利于社会主义转变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逐渐展现出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不断嵌合的新文明形态，为渴望独立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

　　1. 扭正现代化浪潮的方向：生成应对发展难题的中国经验

　　世界现代化浪潮面临的叠加困境生成了关于现代化目标、方向、路径等一系列现代化之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做了深刻回答。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11]“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突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价值目标的追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清晰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形成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片面性的现代化，意味覆盖群体的全面：14亿人共同迈入现代化、共享现代化成果；内蕴个体发展的全面：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体现对象领域的全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强调发展实体的全面：各国互利共赢、和平发展。习近平明确指出，五大特征“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11]这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方向之问的解答。

　　在新旧浪潮交替期推动现代化发展，需要新的理念和实践，习近平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遵循。就发展目的看，强调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就；就发展动力看，提出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地位，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科技发展动能；就发展矛盾看，注重解决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就发展路径看，为世界经济增长新模式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在扭正现代化浪潮方向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推动中国发展与世界繁荣的双重动力，不断为现代化新旧浪潮交替注入新动能，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

　　2. 展现社会主义新的现实性：推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浪潮嵌合

　　苏东剧变以来，面对现代化浪潮，世界社会主义面对三方面难题：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产生“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可以独立发展”之问；二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被否定，系统、完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尚未形成，导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现代化进程”之问；三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共产主义政党在本国普遍被边缘化，对本国现代化乃至文明发展的影响程度日益降低，产生“社会主义是否具有现实文明形态”之问。中国式现代化强有力回应了上述问题，日益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摆脱低潮的重要推动力。

　　第一，苏东剧变使人们广泛质疑：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不存在独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和制度，要建立能够反映个人多样需求、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通过改革开放实践，中国共产党人破解了这一难题，成功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并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无疑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贡献。

　　第二，社会主义在产生之时，其吸引力就在于比资本主义更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同时克服资本主义带来的剥削和压迫。历史上看，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上逊于资本主义，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最迅速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带来了长期经济增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新时代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正在也必将破解“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现代化进程”之问。

　　第三，社会主义诞生之初就内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和对“人类文明发展新阶段”的追求：不仅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障所有人的物质享受，而且保证普通人成为社会主人并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形成的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文明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结合的文明成果，不断回应“社会主义是否具有现实文明形态”之问。

　　3. 生成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塑造新的现代化形态和版图

　　发展至今，全世界真正进入现代化的人口只有约10亿人，广大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现代化难题。国外学者纷纷探讨相关原因，提出诸多理论，更产生了“本国传统文化是否是阻碍因素”“落后国家如何开启现代化”“多数国家如何共同推动现代化”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之问。中国式现代化有力回答了相关问题并推动塑造新的世界现代化版图与格局。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证明本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动力。传统和现代本就没有明确界限，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往往在二者之间设立边界，不加区分地将“传统”视为现代化的障碍。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证明，文化没有绝对的先进与落后之分、传统与现代之别，应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中汲取有益一面，“不能名为搞现代化，就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弄丢了”，[12](P678)中国式现代化正体现了这一原则。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二者有机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3]形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说明一国可以独立、和平开启现代化。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理论忽视了美西方在现代化“起飞”阶段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和对世界人民的掠夺，掩盖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血与火。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采取同样手段进行资本积累，更难以摆脱对美西方国家的依附性。而中国式现代化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能够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起飞”之路。其中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新路”的根本。习近平明确指出，“我国有13亿多人，全部进入现代化，那就意味着世界发达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人口消耗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14](P120)二是“新路”的依靠，“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2](P594)中国式现代化在有限资源空间中要实现的是“多数人的现代化”，就必然内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牢牢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表明“多中心的现代化”是可能的。在“现代化=西方化”迷思下，不少人认为一国实现现代化就要牺牲他国，零和思维长期成为各国发展阻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表明，“合作共赢”替代“零和思维”，“多中心的现代化”替代“中心—依附”的现代化格局是可能的。习近平指出，“这个世界，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14](P272)整个世界日益走向开放，各国将在发展中互相理解、实现共同发展。在变革现代化版图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正为人类社会展现出一幅共同发展的新文明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