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因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来说，不是封闭在思想的内部作出宏大的臆想，更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要深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演进逻辑之中，即在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梳理中呈现作为“部门（或领域）”哲学抑或时代之“显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哲学理论创新与现实世界变革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尤其是在学术传统意识的觉醒中总结概括其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隐而不彰”的学术传统，确定其理论坐标。

　　任何一种学术理论，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就在于其在形成真理性的知识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同时，形成了一个绵长悠久的学术传统，并在这一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中，让此一学术理论成为富有时代内涵、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的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在学理的层面，如果说学术理论“是自觉、系统和专门化的思想与智慧的生产活动及其成果”，那么学术传统“则是历史地形成并加以传承的、独特而稳定的专业性治学方式与叙事方式，是一个文明的精神文化生产的规范体系。”检视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学术思想资源、学术理论、学术人物、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原则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梳理自身展开学术研究的学术传统或理论脉络，进而确定我们究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学术传统或理论脉络，由此在这一学术传统和理论脉络中言说自我的主张。这启示我们，要把握和理解任何一个流派的学术理论，抑或构建一种自主的知识体系，都应当深入到其所内蕴的学术传统之中。

　　遗憾的是，在当下学术创新发展的讨论中，人们不同程度地忘却了这一点，即部分学者试图通过移植西方政治哲学的概念、命题抑或分析框架尤其是西方的问题来创新发展中国的政治哲学理论。正如邓正来先生在分析中国法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时所批评指出的：“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站在哪一个学术传统或理论脉络中言说的。……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的学术或中国的研究还没有建构中国自己或我们个人自己的学术传统或理论脉络的意识，我们甚至没有学术研究必须在学术传统或脉络中展开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就需要抛弃那种简单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的学术传统是奠定于西方学术传统而非中国学人自己所开创的错误主张，唤醒并探寻中国学术自身的学术传统。这一点原则性构成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前提。

　　在我们看来，唤醒并探寻中国学术自身的学术传统，最佳的路径乃是深入到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探寻在学术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的辩证互动中，我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继承了传统中国学术的哪些学术传统，又开拓性地开创了哪些与现代中国相匹配的、富有时代内涵的新的学术传统，由此概括总结这一学术传统，在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中推动具有自我主张的学术创新，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这提醒我们，要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知识体系，首要的任务在于，我们需要深入到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中，整体性地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格局及其理论谱系，准确定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坐标，继而勾勒和呈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传统。

　　梳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化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彻底实现了“中国化”，即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地位，并整体性地呈现出“一体多样”的思想格局。总体上看，这一思想格局具体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即从“一体一样”到“一体多样”再到“多样一体”的历史阶段，即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一体”和毛泽东哲学为“一样”（“一体一样”）的历史阶段；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为“一体”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为“多样”（“一体多样”）的历史阶段；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各类部门（领域）哲学会通融合、综合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一体”）的历史阶段。正是在上述三个历史阶段的演进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和确定性。其总体性的体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在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问题，如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实践唯物主义、《资本论》等展开的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所遭遇的各类重大现实问题，形成的容涵着马克思主义人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部门（或领域）哲学在内的中国自主的哲学理论。由是观之，我们可以大体确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坐标和学术传统。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诞生发展的整体理论背景，质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创立和发展，受益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其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相伴随，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传统：在理论资源上，依赖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的处境上，以问题为导向，对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所包含的各类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所导致的公平正义问题的反思和思考；在理论创新的主体上，源于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群体的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倘若我们深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所呈现的“重要范畴、标识性概念、重大哲学命题、代表性观点论证以及原创性方法论自觉”等维度之中，梳理其发展的历史逻辑，勾勒其发展的基本图谱进而总结经验、教训和规律，就会对容涵在上述理论维度和思想谱系中的学术传统有更为深刻的体会。

　　站在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中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创立及其发展，受益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即在反思和批判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基础上所实现的哲学的思想的解放和解放思想，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焕发了生机活力。对于当下的政治哲学研究来说，就是要通过梳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其思想格局、思想谱系中定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坐标，凝练学术传统，进而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体系做好理论铺垫。

　　倘若以2006年召开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为历史节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探索已经走过了近20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思想创造的演进中，聚焦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从不同的学术进路进行了深入细致且富有成效的探讨，并形成了一批文献资料齐全、学理性分析扎实的丰硕学术成果。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深入到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史之中，检视其思想谱系和学术成果，便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或正在形成自己的学术传统。在我们看来，这一学术传统的真实内容及其具象特征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及其方法论原则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必然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属性的，这乃是因为其所依赖的理论资源、研究的问题域以及依靠的方法论原则等，均很大程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息息相关。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相伴随，与中国的命运、时代的命运同频共振。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史看，学术界的研究呈现出三种主要的进路。一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开掘其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例如，对《论犹太人问题》中对“人的解放”问题的讨论，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讨论，对《哥达纲领批判》中有关按劳分配的论述的剖析，对《反杜林论》中平等观点的讨论，对《资本论》中资本逻辑的政治哲学意蕴的揭示，等等。二是聚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专题性问题，展开学术讨论和论争。例如，讨论了马克思的正义观、马克思的平等观、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观、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正义问题、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体系构建，等等；又如，聚焦一些重要问题展开的论争，“塔克－伍德”命题、“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资本论》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等展开的论争。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问题展开学理性的探索。例如，对于“资本与权力”关系的讨论、对社会转型中“正义”问题的讨论、对普惠性公正和差异性正义的讨论、对分配正义与按劳分配问题的分析、对平等与贫富差距问题的讨论，等等。在我们看来，正是在上述三个维度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的学理化讨论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逐步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问题域和方法论原则，“基本完成了从青涩稚嫩的学徒状态走向成熟的质性蜕变。”更为关键的是，这折射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学理层面的学术传统，即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原则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学术界逐步从基础性问题的讨论中转向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即在充分开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等等。正如学者们所判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主要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主要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创新并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及其方法论之一隅，而是以其为主导性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原则，积极借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所形成的思想资源（如对“家国关系的现代转化”“‘天下’体系的建构”“贤能政治”等问题的阐释）、西方政治哲学的“汉语”阐释所形成的思想资源（如罗尔斯的正义论、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新功利主义、新共和主义等理论思潮）以及古今中外其他理论思潮为理论资源所实现的创新和现实的变革，即以重大理论问题或重大现实问题为主轴，在各种思想理论资源的“对话”中讨论问题。正是在这一理论创新和现实问题破解的历程中，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创新主体的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

　　（二）创新主体与主体性自觉：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群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学术品性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创新，必然是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群体在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中，在回答“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中所实现的哲学理念创新和思想创造。

　　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在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中，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创新，以创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指导，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探索与实践。例如，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以矛盾分析法为主导性的方法论原则，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强调要“建立先进的工业国”，满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等，并相继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解决绝对贫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蕴含着政治哲学意蕴的战略目标和历史任务。客观地讲，上述战略目标和历史任务，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哲学意蕴，即在破解社会主要矛盾中建立一个以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为目标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正是古今中外政治领袖和哲学家们所努力的方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群体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以学理的方式推进基础理论研究，以学术的方式介入重大现实问题的破解，以现实活化理论，以理论照亮现实，创立并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例如，在代表性哲学论争的层面，围绕“马克思有无政治哲学思想”“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规范政治哲学是何种关系”“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与唯物史观是何种关系”“《资本论》是否是一部经典的政治哲学论著”“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否是其哲学的基本属性”等展开的学术讨论与论争。又如，学者们以罗尔斯为思想资源，提出应该建立分配正义理论，以便提高弱势群体的福利；强调以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论述为依据展开对中国贫富差距之正义性的考察和分析；倡导关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以建构中国政治哲学；主张要破解资本和权力的关系问题，以便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公平正义的环境；主张以马克思政治哲学为理论前提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在人学视角中考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思维方式与价值诉求；对比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探索和开掘《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思想，等等。这些都彰显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的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

　　事实表明，任何学术理论创新都不可能在创新主体缺场的境遇下展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均得益于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群体的努力，即在问题意识和主体性自觉中展开的理论探索，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实质性介入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以现实活化理论，以理论照亮现实，在哲学的实践中创立具有实践属性的政治哲学。在这个意义上，问题导向和现实观照，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又一重要学术传统。

　　（三）问题导向与现实观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表达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问题导向和现实观照的学术传统，即在二者的辩证互动中，实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类重大现实问题的政治哲学表达。

　　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研究，向来具有三种基本向度，一个是以重大理论问题为导向的向度，一个是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向度，一个是以重大理论问题与重大现实问题辩证互动为导向的向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显然是在这三个向度中展开的，并使之成为自身的学术传统。例如，在以重大理论问题为导向的层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致力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恩格斯政治哲学思想”“列宁政治哲学思想”“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黑格尔政治哲学传统”“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传统”“马克思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传统”等问题的讨论，并围绕“马克思与正义”“思想史视域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比较”“《资本论》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阐释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等一系列问题和论题展开了扎实的研究，将坚持问题导向贯彻学术研究的始终，为破解重大现实问题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又如，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源于施特劳斯、罗尔斯等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讲，则体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在思想解放与解放思想中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遭遇的诸如“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实现共同富裕与按劳分配”“价值观冲突与价值观重塑”“差异社会的平等问题”“个性化时代的个体自由”“群体与个体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现实性的问题所展开的反思，即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观照。这些讨论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形成了“问题导向和现实观照”的学术传统。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这就要求我们，更应继承和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倡导的问题导向和现实观照的学术传统，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即“研究现实的政治生活，从中提炼出能够揭示当代政治生活的本质、能够引导和规范当代政治生活的基本政治理念，并逐渐将这种理念系统化。”以此所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最终将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贡献思想智慧。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这表明，任何学术理论体系，都不是理论家思想臆造的结果，更不是满足理论家自身进行“思想游戏”的产物，而是满足时代需要的思想结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之中，继承和弘扬已经和正在形成的学术传统，构建能够为顺利完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相匹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体系。具体来说，我们需要从三个层面着手。

　　第一，充分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既有学术传统，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以富有时代气息的学术传统引领知识体系的建构。

　　学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学术传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上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传统的梳理和讨论更是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原则、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群体的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问题导向与现实观照等，确保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在新时代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体系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对其加以继承和发展。

　　客观地讲，蕴含在学术理论之中的学术传统不是僵化的、固定不变的。任何一种学术理论，都是和时代问题紧密相关的，这也就决定了其所蕴含的学术传统不是变动不居的，而是在坚守其核心要旨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学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只有不断赋予既有学术传统以新的时代内涵、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学术理论才能在这一传统中保持生机活力。在我们看来，我们需要在继承和弘扬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有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学术传统。对于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国学术来说，我们需要开辟一种新的学术传统：以“哲学史”探究为主轴、推动学术理论创新的学术传统，即在“哲学史”的梳理和探索中构建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就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来说，在微观上，就是要深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之中，梳理其在每一历史阶段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包括标识性概念、重大哲学命题、代表性哲学论争以及原创性方法论自觉，等等，继而将其纳入到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大厦”的构筑之中。在宏观上，就是要深入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史、西方政治哲学史尤其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之中，以“政治哲学史”为契入点展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体系大厦的修建探寻更多的“钢筋水泥”和“砖瓦”。在我们看来，基于上述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哲学史”梳理基础上所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才能真正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智慧。

　　第二，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以问题为导向，以破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着眼点，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体系。

　　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来说，时代的迫切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走现代化之路并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客观地讲，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创新的每一步，都与这一核心问题即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实践紧密相关。

　　从表面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诞生与发展，是深受西方政治哲学影响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文本解读与义理阐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功利主义之间的政治哲学辩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内部的多重商榷，都使政治哲学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显学。”实际上，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本质上看，“政治哲学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显学”则是深受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建设以及全球化的历史格局等现实因素影响的结果，概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公平、正义、权力等体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日渐凸显；与之相应，对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进行哲学思考的政治哲学开始兴起。”

　　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我们对此会有更为深刻的体会。毫无疑问，当下我们所构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有其固有的形态，即奠基于对既有理论创新和思想创造的学术成果的系统整理。但是，这一知识体系因其所具有的时代属性决定了其又是处在“动态”之中的，即我们需要将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现实活化的理论成果纳入知识体系之中，构建富有时代气息的、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视域中重新审视和反思现代化，在深刻把握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基本特征、未来指向、价值旨趣等层面上，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提出自我的理论主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体系，并不在于“在纯粹学理层面，建构一种概念齐备、逻辑自洽、具有抽象普遍性的政治哲学体系，而在于建构一种能够切实概括和反映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具有巨大时代感和历史感的政治哲学理论。”具体言之，就是要提炼出具有学理性的政治哲学新理论，探索具有规律性的现代化新实践，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

　　第三，坚守并弘扬“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价值旨归，构建以之为价值旨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体系。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这为我们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的价值遵循。

　　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思想语境，我们能真切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本任务不仅在于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更在于通过对现实世界（即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批判和反思，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和“真实的共同体”，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思想运思，“一直在人们具体特殊的实践活动方式与人类生成发展的总体性的历史这两个向度之间反复展开；它不断地深入到人类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之中，又从过去和未来返回到当下的历史境遇，从而不断地深化着对于人类命运问题，尤其是现代人命运问题的认识和解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中，这一运思则集中体现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之中。显而易见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格和价值旨归。在我们看来，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旨归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体系，应该具有三个层面的观照。第一，在国家层面，在反思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运作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正义、自由、平等、法治、权利、义务等问题中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的价值指向。第二，在社会层面，强调通过反思各类制度顶层设计的基本理念、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建立一个让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秩序达到微妙平衡的“好的社会”，让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确保人人都能在公平正义的环境中过上“好的生活”并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第三，在个人层面，关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变化及人的心灵秩序的重建，倡导将“和谐”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倡导实现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与自我的和谐相处。毫无疑问，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由其理论的来源和主导性的方法论决定了，其必然是具有“社会主义”和“人民性”的双重属性的哲学理论，因此，其所指向的必然是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质言之，构建“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旨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体系。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到了在哲学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理论自强中构建“有我”的哲学知识体系的历史时刻，在这一历史时刻，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在头脑中幻想构建某种体系，更不是试图通过移植西方的概念、延续西方的学术传统构建一种“异质”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在哲学史的回顾中审视中国学人在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中取得的学术积累、思想积累，通过重新确定理论基础、思想谱系、理论坐标、学术传统和建构原则，等等，由此才能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基础上构建一种满足时代需要并经得起时代检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知识体系。

　　任何一种学术理论，要想永存于世而不是短暂的历史性存在，就得总结和弘扬深厚和绵长的学术传统。作为“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行”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在问题意识自觉和主体性自觉中已经和正在形成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学术传统。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崛起，我们必将迎来提出自我主张，在继承和弘扬学术传统中构建“有我”的知识体系的重要时刻。对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我们只有深入到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中，概括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传统，才能在继承和发展这一学术传统中，推动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乃至当代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我们看来，可以朝着五个方向努力：一是在“元”哲学的层面反思哲学理论创新与哲学学术传统的辩证关系，揭示学术传统中所蕴含的主导理论、核心议题、思维方式、学术人物、学术流派、方法论原则，等等，为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传统作出理论铺垫；二是在整体上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基础理论层面如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所实现的理论创新及其所蕴含的学术传统；三是围绕“重要范畴、标识性概念、重大哲学命题、代表性哲学观点论争以及原创性方法论自觉”等维度，揭示其所蕴含的学术传统；四是聚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中所形成的学术重镇、学术人物、学术风格、学术流派以及学术特色等问题，展开学术传统的多维剖析；五是积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术传统、古今中外学术流派的学术传统，概括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传统，积极借鉴并开拓性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传统，从而在学术传统的创新中推动学术理论的创造。

　　黑格尔指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迎来强起来的中国，已经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正在创造属于自己的精神文明，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这一历史时刻，我们不应满足于“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和“带偶然性”的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而是需要在文献积累、思想积累的基础上实现思想的创造，提出属于自己的主张，构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知识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层面，这一知识体系必然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原则，在问题导向中观照现实，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逻辑，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旨趣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