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充分肯定了“第二个结合”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引领作用。

“第二个结合”具有理论原创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强调‘两个结合’，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创性的”。引领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产物。

　　“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首先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从自发状态到自觉状态的关键转向。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虽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也不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火花，但是“第二个结合”始终没有在理论上得到明确概括和深入阐述。从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到2021年3月在福建武夷山考察时强调，“没有五千年中华文明，哪里来的中国特色”，再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两个结合”，又到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直到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集中阐发“第二个结合”。回望这些思想路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贯穿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始终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理论创新的全过程，始终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酝酿到创立再到完善的全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还体现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到“马克思主义内化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飞跃。“第一个结合”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1942年，毛泽东曾提出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的命题。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从“有的放矢”的说法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实践的科学理论，中国是展现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实践舞台，二者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应用与被应用的关系。借用中国哲学的体用关系来看，如果说“第一个结合”是“用”的结合，那么“第二个结合”则是“体”的结合。在“第二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化过程。马克思主义只有经由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才能从源于西欧的外来文化内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值得注意的是，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而言，如果说“第一个结合”的“中国”具有受动性，那么“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则具有能动性。也就是说，“中国”不仅仅是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中华文化力量，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现代文明，这便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原创性。

　　正因为“第二个结合”具有高度的理论原创性，所以“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第二个结合” 巩固文化主体性

　　“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具有思想解放意义，也是因为其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迷思，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在此意义上，“第二个结合”体现了“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主体自觉和文化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当代中国伟大的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这意味着，中国道路已经在实践中溢出了西方理论的边界。对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界应当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客观分析，而不是将西方理论无原则地照搬到中国道路的解释中去。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要害。对于德国当时盛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虽然受到英法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没有看到英法共产主义思想“它们仍然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是以一定国家里的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总和为基础的”，所以既没有认真考察英法社会的现实条件，也没有认真考察德国社会的内在需求，从而出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倒退。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启示我们，建构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可能性恰恰在于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的不可能性。我们既要看到西方理论的现实前提，也要看到中国现实的内在逻辑，更要看到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深刻差异，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摆脱思想上的外部依赖。

　　中国实践和中国道路的“秘密诞生地”在于“第二个结合”。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取得成功，绝非偶然，因为这是以“第二个结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根据。以改革开放的成功为例，“小康社会”理想根植于我国源远流长的小康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观点的结合；我国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蕴含着中华文明的中庸智慧与马克思主义注重历史连续性的结合；自我改革的锐意进取来源于我国穷则思变、与时偕行的改革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结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则体现了中国文化包容性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特征的结合。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而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都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第二个结合”为中国实践和中国道路奠定了文化底蕴，因而是读懂中国实践、理解中国道路的一把钥匙。在思想文化领域坚持走自己的路，就是要根据“第二个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第二个结合”引领文明再创造

　　“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不仅体现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体现在如何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更体现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方式上。在“如何结合”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比附，也不是话语概念的拼凑对接。这种肤浅的结合方式，实质上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视为现成的、既定的东西，而没有将其理解为具有内在活力、处于生成状态的活物，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二者的相互成就。事实上，真正的结合只能发生在文化创新的展开过程中。一旦开启立足实践、面向未来的文化创新，“第二个结合”才能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进而两者才能从“两种资源”熔铸为“一整块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旨在实现文化复兴。所谓文化复兴，是指我国文化建设通过文化的传承、整合与创新，从而创造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匹配的文化形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精神支撑，为人类文明提供中国智慧。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复兴不是文化复古。文化复兴与文化复古的本质区别在于，文化复兴的基本途径是立足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并面向未来发展趋势而进行的文化创新。这种“新文化”固然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继承，然而这种“新文化”主要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积淀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先进文化。如果一味对传统文化进行无原则的肯定和机械式复制，最终只会扼杀文化创造力与文明生命力。在此意义上，“第二个结合”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造性，体现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体现了中华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发展路径。

　　以文化创新引领文化结合，熔铸“两种资源”为“一整块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生动典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立足于现实的中国，又植根于历史的中国，它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从5000多年璀璨文明中承继人文精神、道德价值、历史智慧的精华养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融会贯通起来，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演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如何结合，也示范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过程。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以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为先导和基础。一方面，文化创新引领“第二个结合”；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也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充分发挥“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作用，就是要担当文化新使命，铸就文化新辉煌，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不竭精神动力。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尼山学者）

　　网络编辑：金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