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西方国家试图通过生态现代化模式来克服之，实现从福利国家向生态国家（绿色国家）的转型。生态现代化和生态国家促进了西方国家的第二次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为我们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经验。但从实质上看，生态现代化和生态国家只是生态资本主义的方案和模式，难以达到生态文明的水平。

　　（一）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内生危机

　　人与自然的分裂和对立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固有本质。尽管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出现过严重的水土流失等问题，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才出现了生态危机并发展成为全球性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西方现代化是在资本逻辑的主宰下进行和完成的。只有控制自然，将自然看作不费资本分文的免费的物品和物件，看作单纯的工具和商品，将具有多样性价值的自然降解为单纯的不变资本，用尽量少的可变资本（工人）去推动和使用尽量多的不变资本（自然），资本主义生产才能有效进行，剩余价值才能有效实现。这就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整体性、和谐性。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过剩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却仅仅被视为一个经济效率问题，最终酿成了生态危机。随着资本的对外扩张，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使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问题。显然，“破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代谢裂缝可能与持续的资本积累完全相容。资本主义在其周围系统地造成了环境退化，相对而言，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中是独一无二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表现和表征。如此来看，西方现代化是“黑色现代化”即高浪费和高污染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国家是“黑色国家”即高浪费和高污染的国家。

　　（二）建立生态国家是摆脱生态危机的政治选择

　　尽管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日常运作的负产品，但黑色现代化和黑色国家严重挑战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和互动中，资本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相互建构和相互强化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资本主义现代化奠定和夯实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尽管在制度上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但一切社会关系和其他关系都被纳入国家当中。基于此，西方左翼学者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概念，认为不同阶级和阶级派别力量之间关系的物质“凝结”，往往以特定的形式表现在国家当中。国家界定了劳动分工和阶级关系等社会关系，规定了允许斗争的领域范围。国家通过官僚、法律、金融、认知或话语等方式，为社会力量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持久性提供保证。其实，“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生态危机的动力机制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制度本身。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于是，西方国家开始将生态危机管理作为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式，纳入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当中。“生态国家意味着的不仅仅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发达国家出现的传统环境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正常’经济和行政活动的事后附属物。它是基于如下认识，即环境系统对长期的社会福利至关重要，其保护和加强是有意识的和由公共权力进行的持续调整的结果。”其实，生态国家只是事后诸葛亮。

　　（三）生态现代化是建立生态国家的政策工具

　　西方国家将生态现代化作为实现自身绿色转型的政策工具。生态现代化既是一种环境社会学理论，又是一种自反式现代化模式。自反式就是反思性。“社会的反思性指世事越来越多地由信息而不是既定的行为模式建构而成。”作为一种自反式现代化模式，生态现代化可以被理解为现代化的生态重建。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原则：第一，生态理性和经济理性相协调的原则。环境保护政策既涉及生态福祉，又包括经济收益，应该将经济理性建立在生态理性的基础上，用生态理性实现经济理性。第二，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兼容的原则。目前的政策必须确保子孙后代的生态福祉。为了自身的利益，企业和政府需要积极主动地实施环境保护，以满足选民和消费者的需求。第三，整体性原则。环境问题及其解决方案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不能单独处理某个单一的环境问题，需要制定一个综合的环境控制政策。第四，政府和市场相互合作的原则。环境保护将在市场经济和政府积极采取各种干预措施的背景下得到实现。第五，营利性原则。那些按照最高环境标准生产产品的国家将能够获得最多的市场机会，并引领市场发展的潮流。生态现代化表明了在不放弃现代化路径的情况下克服生态危机的可能性，表明了在不威胁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它表明，高速度推进的现代化建设可能日益依赖于那些本身没有污染或者能高度回收利用废弃物的科学技术，从而采用生态现代化模式的西方国家在生态环境质量上可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四）生态国家是促进西方国家绿色转型的重要动力

　　随着生态现代化的推进，西方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开始转型为“生态国家”。正如福利国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一样，“关于生态国家，人们的理解也同样宽泛。这个词与政府对环境的重要关注有关。它描述了今天在发达国家可能正在形成的制度安排。在这些国家，政府的生态干预构成公共权力的一项基本责任。政府致力于控制环境影响和调整社会生态互动模式，以避免生态风险和提高生态价值。同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负责这种活动的机构以及这种做法加以合法化”。也有论者使用了“绿色国家”的概念。这是指西方现代化国家试图通过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生态批判而将生态民主贯穿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一种政治理念，是试图使西方社会中采用生态现代化模式的国家成为环境先进国家的一种政治理念。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市场机制和志愿机制都有可能失灵，因此，需要将国家权威扩展到这一领域。生态国家就是这种扩展的结果。为了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角色，生态国家需要具备以下治理能力：一是监测环境的状态，绘制社会与生态相互作用的模式，并预测未来的发展；二是在风险评估、首选环境结果的定义、环境目标与其他个人和社会目标的协调以及社会成本的分配方面作出决定；三是部署有效的指导策略和政策工具；四是融资和其他合法活动；五是在国内外领域都采取行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瑞典、丹麦、荷兰、挪威等成为生态国家。简言之，生态国家是把生态考量置于国家活动的核心地位的国家模式。

　　（五）生态国家是生态资本主义的表现和表征

　　生态现代化和生态国家存在着内在缺陷，不可能成为普世范式。第一，它是通过输出公害的方式实现的，对全球生态环境和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伤害。例如，2012年挪威石油公司在境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亿吨，是挪威境内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1倍多。根据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各国只对本国境内的排放负责。因此，当挪威的化石燃料在其他国家燃烧时，这种碳排放不算挪威的责任。公害输出是一种典型的将负外部性问题从一国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的霸权行为。当下，日本公然将核污水排入公海的行为更是如此。第二，生态现代化是在西方国家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生态重建，属于第二次现代化，即自反式现代化。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现代化的起飞过程中，甚至仍然处于农业社会中，不具备实现生态现代化的条件。“生态现代化没有提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策略。”尤其是，将之简单地移植到发展中国家，会导致“水土不服”的问题。第三，生态现代化和生态国家仍然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在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的前提下，从确信生态危机可以通过技术和程序革新来克服的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力图将工业社会的“生态缺陷”变为工业创新的全新循环的动力，倾向于把市场工具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这主要“涉及与现有资本主义秩序的和解，而不是推翻现有的资本主义秩序”。因此，生态现代化和生态国家实质上是生态资本主义（绿色资本主义）的方案与模式。生态资本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使环境破坏无利可图。

　　总之，尽管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凭借生态现代化实现了向生态国家的绿色转型，但不具有可持续性，甚至会破坏可持续性。因此，我们亟须在制度变革的基础上实现全新的生态创新，以便实现生态化和现代化的统一。

　　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所形塑，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以分离和对抗为特征，因此，恩格斯在1843年到1844年间就已提出，“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共产主义的内在规定和理想追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今天，只有将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永续性。

　　（一）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具有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本质。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这是决定资本主义现代化性质和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由于自然界被降低为实现剩余价值的手段和工具，因此，资本主义具有反自然、反生态的本质，生态危机是内嵌于资本主义本质中的社会危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及其需要，而不只是利润。尤其是，满足人民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目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将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以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有机联系。在社会主义国家，自然界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人们开始自觉地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制度上可以确保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我们既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来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又要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国家的规定中以体现和完善社会主义本质。就此而论，社会主义具有亲自然、亲生态的本质，生态文明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是内嵌于社会主义本质中的社会文明。同时，建设生态文明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

　　（二）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生态理念既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知的结果，又是人类引导人与自然交往行为的重要规制，直接影响着可持续发展的走向。在科学总结人类生态理念历史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念。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朴素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但由于人类饱受天灾人祸的折磨，故又形成了“人定胜天”的观念。人定胜天有助于战胜迷信，促进生产力发展，但也容易放大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导致破坏自然的问题。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为了战胜中世纪的蒙昧主义，人们高扬起了“人为自然立法”的旗帜。但受资本逻辑的影响，这一思想逐渐演变为“控制自然”的观念。这一观念有效提升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水平，促进了现代化的实现。但由于忽视自然规律、忽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加之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针对资本主义“控制自然”的观念造成的生态危机，在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生态文明理念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样，就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提升到了生态文明理念的高度，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当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提出的实践要求。只有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才能建设好生态文明。

　　（三）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规定

　　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弊端，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生态文明必须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但“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的现代化必须是中国式现代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生态文明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规定，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和完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按照这条道路的生态文明规定，在现代化建设问题上，我们要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仅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而且要按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按照这条道路的生态文明规定，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我们要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牢固树立和践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语境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具有高度一致性。将生态文明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和规定，实现了现代化道路和生态文明道路的统一。

　　（四）生态文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资本主义现代化是造成“单面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肢解和割裂了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全面现代化建立在科学把握社会有机体系统的构成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生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按照社会有机体系统的构成和发展规律，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体布局是对社会有机体系统的构成和发展规律的客观把握，战略布局是运用社会有机体系统的构成和发展规律进行的主动谋略。按照总体布局，全面现代化集中体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推进和全面提升上。按照战略布局，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大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要求，按照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大力提升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工作。可见，生态文明建设是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自我建构和自我完善的集中体现，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在科学总结我们党以往科学探索经验的基础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大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尊重自然。相信在人的头脑之外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界，是一切人类行为和实践的前提。只有在科学认识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的行为和实践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在与自然的交往中，人类在科学认识自然的基础上首先要学会尊重自然。尊重自然就是要大力克服不顾自然规律的“人定胜天”和“控制自然”这样的虚妄的主体性哲学，学会尊重自然的先在性、条件性、客观性，尊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有机性、整体性、系统性。这是一种基本的唯物主义态度，是科学生态理性的基本要求。

　　顺应自然。反对控制自然、倡导尊重自然，不是要限制和取消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行为，而是要求人类要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正因坚持因势利导，大禹治水才取得了成功。不仅治水要因势利导，人类的全部行为和实践都应如此。这就是要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的力量来改造自然，既要利用和改造自然，又不破坏和污染自然。这是科学的斗争精神在人与自然关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理性的狡计”的重要体现。

　　保护自然。由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对自然的破坏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对自然的保护就是对人自身的保护，因此，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还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自然。这不是要求人类去保护原初的、充满盲目必然性的自然，不是要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无动于衷、逆来顺受。“自然保护”是指“管理人类使用有机体或生态系统，并确保这种使用是持续性的，除了持续性使用之外，自然保护还包括种群和生态系统和保护、维护、恢复、修复和增强”。保护自然不仅要节约资源能源、防治环境污染、阻止生态恶化、减缓气候变暖，而且要求人类去呵护、恢复、养护、回报、增益自然，促进自然的新进化，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自然不仅要求人类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而且要求人类加强生态伦理建设。这是科学生态理性的进一步提升。

　　就其关系来说，尊重自然是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认识论前提，顺应自然是尊重自然向人类行为和实践提出的规范准则，保护自然是尊重自然向人类提出的责任和义务，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共同构成了人类对待自然的实践态度和要求，三者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党的二十大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本质要求”，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作为“内在要求”。“本质要求”强调的是生态文明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意义，“内在要求”强调的是生态文明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义，二者高度统一于社会主义本质。我们要用“内在要求”来确保“本质要求”的正确方向，要用“本质要求”来推动“内在要求”的落地生根。

　　无论是从弘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来看，还是从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来看，都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即生态文明作为自身的内在要求。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内治理污染外转嫁公害的弊端，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因此，我们必须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要求，建设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领导

　　在实现生态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强调多元共治的方式，绿党成为推动生态国家形成的重要力量。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生态国家等同于由绿党执政或参政的国家，更不能将绿党视为绿色转型的唯一或最终的希望。在华约早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德国绿党支持北约出兵科索沃和东扩的言行已经严重背离了其“非暴力”的党纲。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政党是少数人利益的代表。与之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因此，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章程》已经明确地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总纲的重要内容，要求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有在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协同推进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将我国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此前提下，我们要切实提高党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能力和水平，大力构建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事业单位作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文明治理体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二）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和生态产品共享

　　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始终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和生态产品共享。西方现代化以及作为其转型的生态现代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现代化，都属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资本采用的狭义的价值核算体系中，大多数物质存在，包括整个地球系统和人类的社会条件，只要这些存在不进入市场，就被视为外部因素，就会为了资本积累而遭到掠夺。被误认为是‘公地悲剧’的东西……（其实）是‘私有化的悲剧’。”生态国家根本没有触及所有制问题，仍然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私有制条件下，作为公共产品的生态环境成为极个别人的私有产品。私有制和私有权是一种排他的所有制和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实现公平正义提供了切实可靠的制度保障。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发展水平低，我们在生产资料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看，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宪法，我们必须“坚持资源公有、物权法定”的原则，将生态共有和生态共享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制度规定和要求，为实现生态正义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共同资源的管理有助于阻止资源滥用和生态退化，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

　　（三）坚持以生态为导向的全面发展

　　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不可持续的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全面的可持续的现代化国家，始终坚持以生态为导向的全面发展。尽管生态现代化也突出了民族国家、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社会运动等因素的作用，但重点在于市场手段。例如，瑞典和欧盟目前的市场自由主义政策框架，在某些方面已经成功地支持了脱碳技术。但瑞典的工业治理一直无法支持低碳技术的创新，而其国家创新政策完全没有涉及工业过程技术。“尽管企业激励措施可能是工业脱碳的驱动因素，但市场动态还远不足以启动必要的转型。”因此，绿色国家需要积极参与，以一种超越市场机制和效率措施的方式来支持工业脱碳。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造成了第二次殖民掠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国家。我们坚持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保障，既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地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又坚持将绿色化彻底地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阶段，坚持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最终，我们要努力促进生态文明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潮流和历史趋势。例如，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纳入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中，力求按照系统方式促进社会生活的全面低碳化。

　　（四）坚持走以生态为导向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以生态帝国主义为特征和导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国际维度上以建设清洁美丽的地球为重要追求和目标，坚持走以生态为导向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生态修复需要一个外围。西方国家在转向生态国家的过程中，将生态帝国主义作为重要手段，甚至不惜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支持化学战、生物战，结果造成了一系列新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即使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行生态环境规制，也是为了保证其国际垄断地位。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追求。社会主义中国坚持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坚持推动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嵌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力求走出一条以生态为导向的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五）坚持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造成了“单向度的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始终坚持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西方国家，尽管生态危机是由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动机造成的，生态危机的代价却要由全体人民来承受和承担。即使在生态现代化的情况下，生态国家也是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商品来对待，生态产品并没有真正成为公共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解放等于非压制性的控制自然，就是说，控制是受人的需要指导的，这种需要是由联合的个人在合理性的、自由的和独立的气氛中提出的。”社会主义中国坚持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人民群众共有、共建、共治、共享的伟大事业。在此基础上，我们力求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由于人在自然界中生存、生产、生活，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人将会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的现实躯体来认识和保护，这会进一步巩固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双重和解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

　　总之，我们要始终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内在要求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才能与西方的生态现代化和生态国家划清界限，确保社会主义中国能够真正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然，我们应更多地从理想追求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际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学习和借鉴生态现代化的有益经验，共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综上，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确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只有坚持这一内在要求，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超越性、全面性、持续性和优越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