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决了它的主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罗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我们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党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国统区领导了以鲁迅为伟大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在苏区根据地进行了有广大民众参加的多种形式的文化建设，两者都取得显著成就。但一个重大缺陷是长时期没有自己的系统文化理论。

　　党创立新的文化理论体系，是在全民族抗战时期。这主要归功于毛泽东。他在1940年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既是毛泽东思想具有理论体系的标识性著作，也是我们党的新文化理论开篇之作。

　　（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按照唯物史观，一个社会的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反作用于这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是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科学概念第一人，也创造性地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现在进行的革命“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新的共和国。毛泽东说：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文化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定位，为我们党建设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明确新文化内涵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作了经典性论述，这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对这个内涵作了具体说明。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当时讲“民族的”，主要指其在内容上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同时也说明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批判地吸收世界各国一切先进的好的文化，为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而努力。“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这即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里的“科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同时也包括自然科学和其他用科学态度来从事研究的社会科学等各种科学。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文化，既要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也要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尊重文化的历史发展，既不颂古非今，又不菲薄历史。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毛泽东明确指出：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它要求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使“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从而使广大民众成为这种革命的文化运动的主体，成为“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上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者结合，即形成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文化形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三）强调新文化只能由共产主义思想来领导。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作了科学定位，从而也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要求。他从三个方面作了深入分析。

　　第一，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看，近代中国文化战线的斗争分为两个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后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来领导。他指出：“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当时有革命作用。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和世界进入新的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就被外国帝国主义思想文化和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反动同盟打败了。“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充任这个文化革命领导的，“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第二，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看，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毛泽东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就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从革命阵线上来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第三，由于现阶段的革命性质，应将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宣传同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政策严格区别开来，不能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当作当前的行动纲领。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同其政治、经济一样，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具有社会主义因素，且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整个文化情况来说，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一样，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这二者应加以区别。“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毛泽东认为，这种区别非常重要，过去的“左”倾错误在思想认知上就是混淆了两者，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他强调这一点，是总结历史教训的理论升华。

　　以上三点，应视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为我们党构建的新文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在构建新文化理论的同时，也在寻求表现新文化的好的形式。有如前述，他明确指出：中国文化应该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个“民族的形式”是由新文化的内容要求所决定的，也是针对“左”倾教条主义不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实际而照搬照抄外国的“洋八股”，为广大民众难以接受，使他有深切痛感而提出的。他在1938年10月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就愤慨地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什么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怎样形成和表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着重提出了这样两点：

　　一是保持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毛泽东指出：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很长时间内保存下来，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和特点。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无论如何，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他说：比如，音乐，“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还有医药、绘画、建筑以及工艺美术品，等等。毛泽东列举的这些凝聚民族特色的斑斓夺目的文化产品，无疑展现了中国风格、具有中国气派；同时由于浓郁的民族特色为别国所没有，因而也具有世界性，成为稀世瑰宝。

　　二是深入中国实际，了解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广大民众丰富多彩的生活，表现他们革命的精神风貌。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述中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一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党八股除了洋气以外，还有一点土气。他们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乏味得很。“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说，那就是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学习人民群众丰富生动的语言，去表现工农兵群众。由于人民生活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作为文学家、艺术家，更“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他非常强调，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我们的艺术要搞几样确实为老百姓所欢迎的东西”，“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抗战时期，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以《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作品。毛泽东看了《黄河大合唱》演唱，赞不绝口。周恩来观看后为冼星海这套组曲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黄河大合唱》等优秀作品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标杆。

　　这里，笔者还认为，毛泽东本人的作品更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标杆。毛泽东既是深入了解中国实际、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政治领袖,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无与伦比的文化宗师。不必说他的毛体书法和毛氏诗词是惊世骇俗的伟大创造；就论其文章风格,同字如其人、诗如其人一样,也是文如其人,洋溢着天马行空的才气、豪气,令人叹为观止。他的文章至少有这样几个显著特色：一是高屋建瓴,气势恢宏。比如，《毛泽东选集》开篇之作的开篇之语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展现出非凡气势。二是文野相济,雅俗汇融。他不仅熟悉经史子集等主流经典文化,而且对非主流的草根文化也充满浓厚兴趣。许多历史故事,无论是经史子集中的还是野史杂书中的,他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三是叙议画龙,用典点睛。他的文章不仅老百姓看得懂,而且让读者觉得津津有味，可谓明白晓畅,有文有质,深刻生动，出神入化。凡能用典使文章活起来的地方,他能顺手拈来一个典故,使所画之龙点睛飞天，从而使文章有灵动感。他的独特文风,形成独特的文体,一看便知是“毛文”。它的特质是,既能将深奥的学理化成妇孺易懂的大白话,又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既能纵横捭阖、辨析剥离,又能汪洋恣肆、磅礴收官。他不仅创造了新文风、新文体,还创造了许多闻名遐迩又朗朗上口的名言金句,成为广为传颂的新词语，哺育和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广大干部群众，是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怎样实现中华民族具有高度文化的宏伟目标呢？无疑首先要使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这是基本前提。在抗美援朝战争基本结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之际，毛泽东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来使中华民族发展成为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

　　一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百花齐放”是毛泽东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时提出的。他说：文艺界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1953年对《历史研究》杂志创刊时所作的指示。在古代中国，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展开争论，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后世称这个时代的学术氛围为“百家争鸣”。毛泽东用此语是来比喻学术上的不同学派应当自由争论。他说：“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现在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有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者并联，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基本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是在1956年形成《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他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对此作了详细论述，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随后，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进一步强调：“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执行“双百”方针，中华民族在全面复兴之时，一定会成为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

　　二是科学文化现代化思想。这是毛泽东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他就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19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思想，即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我们党对“四个现代化”的初始表述。它主要体现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旨在为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打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1956年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57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和上述思想的推进下，半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有新的考虑，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提出的“建设现代科学文化”，拓宽了前述现代化的内涵，也将他比较强调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要求涵盖进去了，并体现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的求索。1959年底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提升这个思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我们党的“四个现代化”基本成型。1963年初，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样，1964年12月下旬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时，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正式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由此，“科学技术现代化”成为“四个现代化”重要内涵的规范表述。

　　这里应当特别说明的是，笔者现在强调毛泽东提出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思想，丝毫不是要使它重新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内涵。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四个现代化”思想已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化观之内，“四个现代化”这个表述已成为历史名词，再去讨论当年改变“四个现代化”内涵的表述问题，既没必要，也无意义。笔者不能不作此交代。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笔者又认为，毛泽东当年提出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是思想认识的一大跨越。它不仅升华了周恩来1954年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初始内涵，更重要的是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提到一个新高度。如果说“双百”方针是毛泽东要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这一宏伟目标的一条战略路径的话，那么“科学文化现代化”则可视为又一条重要战略路径。在毛泽东的著述中，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没再提及“科学文化现代化”，但这株奇异瑰丽的昙花对于研究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却有不同寻常的学术价值。若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不管用词怎么表述，实现科学文化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笔者梳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后，以为若要发展科学文化现代化，至少应做好这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学习外国的优秀文化。毛泽东认为，文化交流是发展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在封建时代，唐朝兴盛的时候，我国曾经和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较后代学外国困难得多。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来的，就是从新疆以西的地区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不断强调，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他还直面我国的实际情况，认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我们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

　　二是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文化与教育是很难分开的。长期以来，它们是一个共同体。教育是基础，文化的发展要以教育的发展为基础。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就很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蓬勃展开的各方面建设都需要人才，但人才极其缺乏。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摇篮，高等教育是培养具有高等文化水平的人才的摇篮。毛泽东非常重视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1952年11月，他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批准从教育部中分设高等教育部，亲自任命两位著名人士为教育部长和高等教育部长。他先后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题写校名，批准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设立技术物理、半导体、计算机技术、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高新专业，同意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鼓励高校给国家积极培养有高等文化水平的各类人才，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他批准高校院系调整和沿海一些重点高校迁往内地，实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合理布局，更好地发展科学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结束了旧中国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历史，普通教育事业有极大发展，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建立了数百所高校，为走向科学文化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三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国留学，但对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并不寡闻。他在1950年初访苏时，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对如何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产生浓厚兴趣。1954年我国地质部门发现铀矿资源后，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对我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以及有关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和平用途等的讲解，讨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他说：这件事要认真抓一下。“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年1月，他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发出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在中苏关系遭遇逆境后，他又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亲自谋划和直接指导下，同时也在我国遭遇国民经济异常困难和“文化大革命”严重内乱的历史条件下，终于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地发射了“两弹一星”，冲破少数国家的垄断和威胁，迈进核先进国家行列，跨入航天时代！这既是我国高新科技发展的突出代表，也是我国科学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识。

　　这是毛泽东科学文化现代化观的重要内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字方针的明确提出虽然是在1964年，但这个思想早已有之。在抗战前期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诸多著作和谈话中，毛泽东都论及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酷爱优秀传统文化。党的百年历史上，我们党凝聚了不少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但在过去党的领导层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得最好、成就最为突出者，非毛泽东莫属。他酷爱中国古籍,在青年时代就奠定了谙熟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他投入中国革命和领导中国革命后,懂得并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为革命事业服务。1943年6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正是这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文化资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道德的继承者。

　　毛泽东对西方外来文化，从不采取排斥态度。有如前述，他一直认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他回忆青年时代的心路历程时写道：“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但是，如同对待传统文化一样，对待外国文化也采取分析态度，批判地吸收。从延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并不断完善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基本原则。

　　这里，先着重论述他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极其丰富，但它主要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内容异常庞杂、精华和糟粕并存，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虽然酷爱本民族传统文化，但态度一直鲜明，决不能不加区分地兼收并蓄。他指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有很多好东西，但也有许多毒素和糟粕。这些东西对于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必须抛弃。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里讲的“封建性的糟粕”，就是那些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的迷信文化、腐朽文化、邪恶文化、厚黑文化和反动文化等；“民主性的精华”，主要是那些属于“真、善、美”，对人民有益无害的文化；要发展的“民族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样的新文化，是“提高民族自信心”，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

　　——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对于“封建性的糟粕”要抛弃，对于“民主性的精华”也不可照抄照搬，必须进行改造。毛泽东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有区别地加以利用”。这也就是他讲的“推陈出新”。怎么“批判地利用”或“推陈出新”？他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在延安时期，他对孔子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一方面，他认为孔子出身贫寒，办过多年的学校，著有《春秋》这样的历史著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音乐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孔子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其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其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分析，加以更多的批判。毛泽东对孔子的这种分析，为“批判地利用”历史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指出了方向。

　　——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毛泽东在延安提到古今问题时说，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这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只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厚今薄古思想。他认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1964年9月，他在一个批示中提出“古为今用”思想。厚今薄古，虽不是他直接提出的，但是根据他的思想作的概括。长时期以来，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成为党对待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针。

　　对于西方外来文化（主要是资本主义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包括“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在《论联合政府》中，他进一步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将上述思想提升为党和政府的重要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比如，“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基于上述思想，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明确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字箴言，作为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将有力推进中国实现科学文化现代化。

　　人类社会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知识分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一向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文献和毛泽东等的著述中提出和阐述了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对于推进科学文化现代化而言，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和政策，强调这样几个问题。

　　（一）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述。一是认为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他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广大知识分子，除极少数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他们“富于政治感觉”，“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基于对知识分子具有很大革命性的认识，毛泽东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不能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二是认为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指出：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大众要解放，也需要知识分子。“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革命“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三是认为没有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还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在筹备新中国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视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力量之一，明确了知识分子在建设新中国中的重要地位。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后，他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更加明确地强调：“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

　　（二）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毛泽东在1948年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电讯中就称知识分子为“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将“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归为“劳动群众”范畴。在七届二中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在一些讲话中都讲过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中共中央在建国初期的一些文献中，也讲过由国家、合作社，还有私人雇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是以这些认识为基础，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的状况及其发生的变化作了全面分析，周恩来才在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62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上又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之冕）。接着，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中央再次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要“逐步地建立起一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知尽管发生过曲折，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重新肯定我国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属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三）关于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目标和路径。毛泽东虽然对现有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看法有过反复，但对于我们党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目标是坚定不移的。他在1957年就接连讲了三次。7月，他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为着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必须“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10月上旬，他说：“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10月中旬，他还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

　　怎样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呢？毛泽东强调了三个方面。

　　一是深入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强调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指出：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

　　二是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转变世界观。毛泽东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三是自我革命，改造思想，做到又红又专。还在延安，毛泽东就强调知识分子要使自己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更加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多次指出：“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基于这些认知，还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期待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红”，指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专”，指专业知识、专业成就。“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也是十年计划，十年内，必须精通工业、农业各种技术业务，将自己和许多人都变得‘又红又专’，基本上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伟大任务。”

　　毛泽东的科学文化现代化观是个伟大的宝藏。拙文雏论，旨在抛砖引玉，让更多的掘宝者来开采和琢磨这一熠熠生辉的珍宝。

　　习近平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时指出：毛泽东同志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就笔者我们这一代耄耋老人来说，都是吸吮毛泽东思想的乳汁成长的。这些乳汁也包括毛泽东的科学文化现代化观。纪念伟大导师，我们应当继续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文化现代化观，为实现民族复兴、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而踔厉奋进。

　　（作者单位：原中央党史研究室）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