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六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亟待深入探讨的课题。就世界观而言，尽管已经有学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新世界观，而且是改变世界的集体行动逻辑，但尚未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的理论视角予以探究。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愿景，而且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即经济全球化时代一种关于世界各国人民如何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问题的理论。这种独特世界观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生存处境的总体判断，其独特性在于这种世界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界观，而是社会愿景意义上的世界观，是对人类发展前景的一种展望。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对于正确理解和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关于世界历史趋势的总体判断，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生存处境的理性把握。

　　1.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观的生成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国际分工和普遍交往的扩大把各个民族推向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之中：“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国家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总体上受到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加快了世界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人类的相互依存关系日趋紧密，各国之间的利益相互交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常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无法回避的生活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团结合作精神的理论升华。任何哲学都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时代是依据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来划分的不同历史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冷战的结束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然选择。”时代精神是一定时代本质要求的体现。作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要从总体上把握时代，反映时代的本质要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暖、疫情流行等全球性挑战，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封闭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可以说，团结合作是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生存智慧，也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时代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团结合作精神的理论升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团结合作精神已经成为照亮现代化征程的理性之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大同理想的赓续。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什么不在西方而在中国出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世界大同理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独特文明根基。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先贤们思考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重视的是整体，崇尚的是太平。世界大同理想就是整体主义世界观的政治构想。作为一种政治构想，世界大同理想的社会愿景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世界大同承载的是天下为公的价值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是人类优先的价值诉求。因此，世界大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观念上是相互契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世界大同理想的赓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大同不仅是民族国家的社会理想，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世界大同理想孕育而来的世界愿景，也是实现世界大同的中国方案。

　　2.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观的本质要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类存在物”是人类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对自身存在的自我认定，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人类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类存在物”的视角思考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站在人类本位的价值立场上将人类共同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致力于整个人类的共生共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最大公约数”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求同存异的结果，涵盖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共同规则等，其中最根本的是人类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中国谋求全球霸权的理论工具，而是世界各国人民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等的差异，不断寻求人类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是从“虚假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过渡环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旨在引领整个人类脱离狭隘的利益丛林、迈向人类共生共荣的生存智慧，彰显的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国家一致追求的人类共同利益。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命运与共反映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利益的共同性和发展的相互依赖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民族国家之间都是一团和气，没有矛盾。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充满分歧和冲突。不同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人类社会各个要素发展不平衡等是矛盾产生的根源。这些不平衡导致的分歧和冲突将是人类社会的永久性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就是要缓和这些分歧和冲突，而不是要消除这些分歧和冲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利益共同体。当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相互尊重国家核心利益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但是，如果国家一般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要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2019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提出了人类优先的理念，“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而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经济全球化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越小越好”。“人类优先”是指在国际交往中当国家一般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把人类利益放在优先位置，而不是将国家的一般利益放在人类利益之上。

　　3.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观的时代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观实现了现代化生存逻辑的变革。自启蒙运动以来，民族国家的崛起是西方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家利益本位原则导致了民族国家与人类作为类存在的紧张；与此同时，市民社会是个人逐利的场所。由此，私人独占性的生存逻辑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征服、支配、占有为特征的资本逻辑，导致强者对弱者的支配、人对自然的控制、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等。西方现代化对资本逻辑、市场逻辑和技术理性等的推崇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等的严重疏离。人类共同生活的处境表现为愈来愈严重的分裂、冲突和对抗，现代人的生活世界日益陷入非人道化的境地。私人独占性的生存逻辑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罪魁祸首。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共享性的生存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肯定世界各国人民享有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实现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共享性的生存逻辑，充分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优先的价值主张。

　　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观实现了现代化价值观念的变革。任何共同体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一定价值观念的规制和引领。自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以“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作为现代化的精神标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辩护。“普世价值”以抽象的普遍性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和非正义，以自诩的进步性要求世界不同民族国家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和认同。当前，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普世价值”成为西方现代化推行霸权的话语工具。但是，西方资产阶级所鼓吹的“普世价值”不但没有实现所谓的公平正义，反倒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平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全球普惠价值，是人类共生共荣的思想共识，实现了对“普世价值”的超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同的民族国家有不同的价值主张，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这些价值主张的最大公约数，是捍卫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普惠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人类共同存在境遇的现实关切——对人类“共在”的价值反思，是所有现代化的共同价值遵循。“共在”是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论前提，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对人类“共在”的看护。

　　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观实现了现代化文明形态的变革。资本是西方现代化的本质范畴。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西方现代文明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文明。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以暴力手段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对此，马克思指出：“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唯利是图是资本的本性。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资产阶级可以放下一切伪装。资本主义发展的暴力性并没有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结束而结束，而是贯穿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始终。可以说，很多发达国家都是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因此，西方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噪下的暴力型文明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创造了一种和平型文明形态。“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创伤至今仍未愈合，而新的争夺霸权的战争时有发生。面对民族国家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共生共荣出发，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事实描述，同时也是价值建构。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应该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世界观的变革必然带来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的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观从国际关系、文明关系、天人关系等多个维度整体筹划了未来世界的发展目标，全面超越了以征服、支配、占有为核心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其共生共荣的价值愿景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坚守。

　　1.超越对抗结盟，坚持对话协商

　　远离战争、世界和平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康德曾经提出永久和平的理想，即希望以共和制国家的联合来实现国际社会的永久和平。然而，现实与理想相距甚远。国家的建立使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但是，国家建立之后，国家之间的关系依然呈现为“自然状态”——各国为实现国家利益而相互冲突乃至发生战争，弱肉强食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战争更加残酷。两次世界大战的规模之大、损失之惨重，前所未有。永久和平的理想背后是永无休止的冲突与战争。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联合国，世界赢得了将近70年的相对和平，但武力干涉、阵营对抗、地区冲突等国际冲突使得战争的阴霾依旧笼罩在人类的上空。

　　从“持久和平的世界”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超越对抗结盟的国际关系，坚持对话协商，走和平发展之路：“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国际交往中，国家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是在所难免的。面对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我们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际冲突。一方面，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对话协商，通过对话协商找到各方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主义。“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另一方面，国家之间要建构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一种平等友善、相互信任的关系。少数西方国家鼓动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居高临下干涉他国内政，人为制造对立和分裂，成为世界最大的战争隐患。针对少数西方国家的拉帮结派，我们要坚决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排他性小圈子。在“东升西降”的总体格局中，少数西方国家依靠拉帮结派试图操纵世界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和平共处才是人间正道。

　　2.超越单打独斗，坚持共建共享

　　普遍安全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安全的以整个人类为主体的安全，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等的统一。作为一种总体的安全观，普遍安全摒弃了零和安全观，体现了对全人类安全的现实关切。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很多国家在普遍安全问题上往往选择以邻为壑、单打独斗的短期行为。有的发达国家在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往往把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下游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而在发展中国家大肆掠夺各种自然资源。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安全风险不仅具有叠加性——很多风险是由不同类型风险所传导叠加而升级形成的复杂风险，而且具有扩散性——一个国家的安全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安全问题。因此，以邻为壑、单打独斗的短期行为最终会因风险外溢而危及整个人类的普遍安全。

　　从“普遍安全的世界”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超越单打独斗，坚持共建共享，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应对全球安全问题。共建共享就是要破解因各国利益不同而产生的安全治理藩篱，形成安全治理合力。一方面，要坚持责任共担，由各国人民共同商量对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恐怖主义、气候变暖、疫情流行、难民危机、核扩散等全球安全风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如果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另一方面，要共同维护国际法的权威。国际法是维系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是实施全球治理达到世界普遍安全的制度保障。提高国际法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公平正义的安全格局，需要各国共同维护国际法的权威。

　　3.超越剥削掠夺，坚持合作共赢

　　自15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导致世界体系逐步演化为殖民者与殖民地的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迅速瓦解，逐渐形成了“中心”与“外围”的世界体系——少数发达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外围。这两种世界体系都是不平等的：“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不平等的从属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强国对弱国的剥削和掠夺关系。丛林法则带来的是贫富的两极分化。长期的剥削与掠夺导致全球发展失衡，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

　　从“共同繁荣的世界”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超越剥削掠夺的老路，坚持合作共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如果每个国家都奉行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国际社会将永无宁日。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且要促进整个世界的共同繁荣。面对全球发展失衡，合作共赢是实现共同繁荣的基本路径。一方面，要坚持守望相助。在涉及主权、领土、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要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的原则，给予合作伙伴有力支持，促进共同繁荣。另一方面，要坚持共同发展。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

　　4.超越隔阂冲突，坚持交流互鉴

　　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衍生了西方文明优越的论调。文明优越论者认为，西方文明是最先进的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西方国家极力宣扬文明优越论的真正意图在于试图用西方文明统领、替代其他文明，实现西方文明对世界的主宰。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隐藏在“文明优越论”背后的“种族优越论”“制度优越论”“文化优越论”等成为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理论工具。在马克思看来，文明的本质是社会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性使其走在了人类文明的前沿，西方文明似乎显示出了某种相对“优越性”。但是，这种相对“优越性”只具有历史暂时性。随着生产的发展，西方文明必将为新的文明所超越。“文明优越论”蕴含了低等文明向高等文明进化的同质化逻辑，忽视了文明的多样性事实，已经成为文明隔阂和文明冲突的深层根源。

　　从“开放包容的世界”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超越隔阂冲突，坚持交流互鉴，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一方面，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孕育了不同的文化，世界由此而丰富多彩。无视或否定文明的差异、违背文明发展的规律，必然导致严重的文明冲突。另一方面，要倡导文明平等论，反对“文明优越论”。任何一种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平等的：“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文明优越论人为制造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隔阂与冲突，是阻碍文明交流互鉴的等级性文明观念。文明平等论是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的基本前提。文明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世界因文明的交流互鉴而走向开放包容。

　　5.超越野蛮征服，坚持绿色低碳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一路凯歌。这种野蛮征服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将自然界仅仅视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野蛮征服在所难免。由于野蛮征服而产生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严重危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从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超越野蛮征服的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化、低碳化，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环节。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完善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等产业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快节能减碳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倡导绿色消费。绿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历史逆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观的指引下，我们应该如何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国际挑战？作为一种整合性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表述成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框架，为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国际挑战提供了可行方案。

　　1.在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关系的理论创新，拓展了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背景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现实空间。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开启了长期共存的模式。斗争、合作与竞争是两种制度在实际交往中呈现出的复杂关系。从“热战”到“冷战”，再到“和平演变”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彼此合作范围和领域也在逐步扩大，但合作中伴随竞争与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从未改变。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对待资本主义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一种是强调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同时还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20世纪80年代后，时代主题的转换使我们党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决不会”表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长期共存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状况，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视角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存在论依据。

　　尽管世界历史进入了“东升西降”的新时期，但“西强东弱”总体格局依旧没有改变。当今世界依然处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共存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清醒，尽量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共处关系，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和“冷战思维”，避免因矛盾激化、对抗冲突而中断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差距依然较大。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战略安排，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有些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地缘政治上我们依然面临复杂的国际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存在不少挑战等。面对西方的“脱钩”“断链”“筑墙”等霸权行径，我们要科学地处理两种制度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与美西方的关系。唯有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有可能持续发展、行稳致远。

　　2.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保持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立性

　　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怎样建设国际秩序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价值观、国际规则以及国际规则制定权分配等多个方面推动了国际秩序的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少数发达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了以强权政治和剥削掠夺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制定规则的中心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位。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生产、资本、技术等方面被迫依赖西方发达国家，最终成为“中心”的附庸。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过度依赖发达国家，逐渐丧失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一旦中心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由此承受金融危机、社会动乱、国家分裂等的代价。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

　　中国式现代化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现代化。我们“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绝不能沦为某些大国的附庸。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保持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立性？

　　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决定方向，方向决定命运。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是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实际上，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因国情而异的多选题。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立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另一方面，我们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出发，变革国际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国际旧秩序的本质是维护垄断资本的国际剥削。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中心地位，在国际关系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中国式现代化有力回应了世界各国对公平正义的吁求，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要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以多边主义取代单边主义，从而推动国际秩序的转型。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治理的大局出发，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主张，“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四个共同”包含了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共治共享的国际规则以及国际规则制定权的民主分配，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可行方案。

　　3.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格局中话语表达的权利和效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体现。各种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实质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当下，国际舆论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我们在国际上尚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境地，“挨骂”现象依然存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国际话语权的失落对内消解政治自信，对外影响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尽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客观上对西方现代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认同度还很低。不少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怀有敌意，不仅提出一系列将中国“污名化”的观点，而且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向资本主义的成功转向。与此同时，有些发展中国家也质疑与不信任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因此，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指责和误解，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刻不容缓。

　　突破西方对于现代化的话语垄断，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开的现实挑战。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即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竞争力和认同度，使国际社会充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发展提供的新机遇、为世界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的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的新贡献，使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优势之所在，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自觉选择。

　　有实力，才有底气，才有国际话语权。从根本上来讲，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是以其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还需要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叙事体系和传播途径等。为此，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充分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充分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和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叙事体系，从而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迷思和话语垄断。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多种途径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及其具体实践，使世界各国普通民众在充分享受发展成果中理解、认同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全球治理的创新话语，集中展现了共生共荣的世界图景，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普惠性与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也是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载体。目前，有近1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具体的国际公共产品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与优势，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对中国发展的各种指责与质疑。另一方面，在对外传播中，我们不仅要用具体的事件、精确的数字来回应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的质疑，而且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和对话，及时消除他国对中国的误解与敌意，让“一带一路”的合作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共赢、实现共同繁荣的发展规划。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可以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从而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人类的前行需要世界观的洞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的具体应用和现代化世界观的深刻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决策和人类的和平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将深刻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精神风貌。

　　（作者简介：喻文德，长沙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