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史学思想。毛泽东史学思想并不是指毛泽东对客观历史进程和历史学本身的所有观点和看法，而是只包括被历史和实践所证明正确的部分。总结、提炼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对于我们学习和掌握好这个理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在毛泽东史学思想丰富的内容中，至少可以概括、提炼以下本质特征。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毛泽东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观察人类历史的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反复告诫：“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贯穿于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历史问题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毛泽东强调，“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就会导致形式主义地分析历史问题。毛泽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首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于社会形态之中，对其他一切社会矛盾起决定性作用，不仅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且还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和客观趋势。

　　毛泽东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始终注意研究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他在许多著作中都论述过这两对矛盾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运动和发展。对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和内涵，毛泽东按照中国化的语言进行了清晰的阐释和论述。毛泽东认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人类社会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化过程。恩格斯曾经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毛泽东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依据矛盾相互转化的哲学原理，明确提出了在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也应当承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后者对前者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原创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还进一步区分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将其区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是依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

　　其次，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社会事实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共产党宣言》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是毛泽东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是贯穿毛泽东史学思想的一根红线，渗透在毛泽东的诸多著作中。他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是否用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分界线。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革命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期以来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他指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从扑朔迷离、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发现规律的一把钥匙。列宁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坚持阶级斗争学说的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背诵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各阶级。毛泽东特别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重新解释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他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学说最深刻的地方，是他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的任务和特点，从经济地位入手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特性和政治态度，进行阶级分析和数量分析，揭示了各阶级的基本关系，辨明了不同时期的革命敌人和革命朋友，解决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也是建立在对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分析的基础之上。毛泽东还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出全面分析。

　　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新中国成立了，这是阶级斗争学说的成功实践。当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阶级斗争虽然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已经不多了，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还阐述了如何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毛泽东还认为，人民和敌人是一对历史的范畴，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总之，毛泽东自觉运用阶级斗争学说，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得出正确的阶级分析和斗争策略。

　　最后，肯定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之一。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无论是改造自然还是改造社会，人民群众都是主体。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因素的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立足于整体的社会历史过程，毛泽东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在创造历史中起决定性作用。他指出：“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个别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活动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力量。

　　在毛泽东看来，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总是来源于那些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他们才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才是社会变革的真正决定者。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一般地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点上，而是更深入地考察了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他明确指出，在古代社会，“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近代以来，革命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的人民大众”。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毛泽东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考察了不同时期人民群众的作用后，毛泽东作了深刻总结，“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的具体贯彻和创造性运用，最能体现毛泽东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根本观点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将人民群众看成决定革命战争成败的关键性力量，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群众路线强调怎样争取、怎样依靠、怎样领导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决定了群众路线的提出，群众路线的实践证明了群众史观的正确。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范例，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创性重大成果。

二、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史规律

　　“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脱离了革命斗争实践，就不可能产生任何革命的理论。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斗争，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必将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提供丰富的实践基础和不竭的动力源泉。毛泽东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历史自觉者和理论自觉者。毛泽东深刻地考察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从哲学层面和历史层面总结中国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的实践经验，对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科学解释和回答，从而以新的话语和理论表达为历史唯物主义增添新的思想内容，并使毛泽东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实践性特征。

　　毛泽东反复强调将中国人民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提高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理论创新。“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毛泽东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还必须将中国革命丰富的历史实践和经验教训进行概括和升华，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完善并保持生命力的重要途径。他反复告诫我们：“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

　　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近代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既符合民主革命的普遍规律，又存在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对应的特殊规律。毛泽东在考察近代中国革命史的过程中，十分注意从中归纳总结革命的一般规律。例如，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反动势力为了消灭革命，以为屠杀可以使革命者退却，可以抑制中国的革命运动。毛泽东指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反动派，只要他们杀人越多，他们自己的力量就会越小，而革命的力量就会越大。”这些关于革命斗争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性，对于一切被压迫民族国家的革命斗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然而，毛泽东更强调的是从近代中国独特的基本国情出发，在认识普遍矛盾的基础上认识特殊矛盾，在掌握一般革命规律的基础上去探求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指出：“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末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不同于封建社会，也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蕴含着特殊的社会矛盾和革命要求。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斗争无论是持续时间、斗争规模，还是其错综复杂性，都是其他国家和民族无法比拟的。毛泽东本人就参加了辛亥革命以来各种形式的具体革命实践活动，积累了十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包括正面的胜利经验和反面的失败教训。

　　作为革命家，毛泽东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规律，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要从过去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历史的经验和智慧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因此，毛泽东对历史的研究和论述，多是从现实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站在革命者的立场和视野来观察和研究以往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他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尤其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活动史。

　　随着《〈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面世，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作出系统概括，构建了革命史观的完整叙事体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革命史观，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高度凝练和概括总结，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突破。它既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不同于苏联模式下的历史观。之所以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于中国革命所选择的道路是从上层建筑革命到经济基础革命的顺序。毛泽东指出，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再去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经济基础革命引起上层建筑革命的路径存在很大差异。之所以不同于苏联模式下的历史观，则在于毛泽东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出发，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

　　毛泽东运用革命史观科学地论述了中国革命历史特点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他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规律，系统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领导力量、前途和性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规划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等基本方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比作党在历史上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革命的理论。

　　在强调将革命斗争作为考察中国近代史主题和主线的同时，毛泽东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其他方面进行了革命的考察和论述，概括了它们自近代以来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历史研究的趋向性是对历史现实运动的反映。革命史观真实展现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全貌，揭示了近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根本区别，概括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本质。其中许多观点和论述不仅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且被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所证明，迄今仍然是最具科学性、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历史叙事体系。

三、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系统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系统性决定社会意识的系统性。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必然得出系统的历史认识。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把世界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要求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是毛泽东观察人类历史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一直强调和践行用全面的观点而不是片面的观点考察历史，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而不是单一孤立的观点考察历史，用发展的观点而不是静止的观点考察历史，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原则考察历史。

　　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人类历史的全部现象，由此形成的理论总结在逻辑上必然构成一个十分完整而严密的系统，其中又有母系统和子系统之分。从母系统来讲，可以分为历史观、史学研究方法、世界历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几个方面。对于整个母系统来讲，每个方面又可以独立地构成一个完整的子系统，其中又包括十分丰富的内容，或者说又可以分为若干层次。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系统性和层次性，首先是因为它的观察对象，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中国社会，都是一个有机整体，社会中的各个组成要素都不是分别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其次是因为它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个十分完备而严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最后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涉及的历史问题十分丰富、十分复杂。“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

　　从理论架构上看，毛泽东史学思想系统完整地阐述了社会历史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以及研究历史的方法论原则。其中包括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学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学说，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民群众和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历史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等。相对于历史观整体，每个基本组成部分无论其产生过程、理论内容和社会作用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如果离开了其中任何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毛泽东历史观就会变得残缺不全，就不能正确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

　　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系统性体现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特点的深刻把握中。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特点，譬如不仅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而且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他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也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全面总结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四个特点，并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原因给予了科学回答，即“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由此可以深入地理解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些观点系统地构建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成为史学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科学指南。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毛泽东提出的观点则更为系统全面。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都是围绕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这项伟大事业系统展开的。主要包括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几个阶段等。“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做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中国革命就是在毛泽东准确分析中国近代的普遍事实，系统论证中国近代的特点的前提下，制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整套完整的战略战术，在农村成功地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展开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最终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性胜利。

　　毛泽东还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党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系统总结和反思，初步构建了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毛泽东对党史研究面对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全面的阐释。他不仅提出了党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而且阐明了党史研究的对象，并论述了党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还进一步探讨了党史的划分阶段。他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会议等作出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毛泽东对党史一系列的理论总结和概念阐释，基本上打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一体系为中共党史研究迈上新征程、开拓新境界、取得新成果提供了重要指南。

　　毛泽东指出：“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史学思想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层次分明、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

四、辩证思维深入贯穿其中

　　毛泽东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思想。运用辩证思维考察和分析历史问题，毛泽东是行家里手。他将唯物辩证法上升到历史观的高度予以重视，自觉运用联系、发展和矛盾的观点观察各种历史现象，成为运用辩证思维研究历史的光辉典范。因此，毛泽东史学思想充满了智慧的辩证思维。

　　首先，坚持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科学性和阶级性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史学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无产阶级为了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观察社会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为自己的阶级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从而最终达到本阶级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根本一致。因此，毛泽东史学思想体现出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辩证统一。

　　理论的科学性是由它是否能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决定的。首先，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科学性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根本理论和方法论依据。毛泽东一再强调：“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其次，毛泽东始终强调坚持从客观史实出发，让史实发言，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掌握翔实准确的第一手史料，小心谨慎地得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历史结论。最后，毛泽东史学思想是在和各种唯心主义历史观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毛泽东对历史规律的总结和历史问题的见解，被之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

　　我们说毛泽东史学思想具有阶级性，并不是说它揭示的客观内容具有阶级性，而是说这种理论本身具有阶级性。毛泽东指出：“只有当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认识世界的时候，才能够被我们正确地和完整地把握住，只有从这种立场出发，现实世界才得真正客观地被认识。”毛泽东史学思想产生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大潮中，它不仅依赖于无产阶级，而且仅仅为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这种观察中国历史的理论只有无产阶级才需要它、掌握它，并且运用它来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史学思想是先进阶级和科学理论的有机结合。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不仅是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因此，只有无产阶级的历史观，才能摆脱阶级的狭隘和偏见，客观地反映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规律。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阶级性并不是对立的、排斥的，而是高度统一、高度一致的。它的阶级性要求科学性作为坚实的基础，它的科学性越充分、越彻底，就越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而它的科学性只有通过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才能体现和实现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服务。没有科学性，阶级性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之，没有阶级性，归根结底也不会有科学性。错误的历史观不仅有理论上和认识上的根源，而且往往有阶级立场上的根源。没有彻底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其次，坚持历史理论和社会实践的辩证统一。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党一贯重视理论工作，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理论和实践如何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用以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再将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高度，指导下一阶段的实践，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毛泽东认为，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他的史学思想呈现鲜明的实践特点，那就是坚持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研究中国历史的特点，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毛泽东认为，“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他依据对中国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深刻把握，提出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确立奠定了丰富的历史依据，而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性已被尔后的革命斗争实践所充分证实。

　　最后，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作为方法论，一分为二体现的是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就是对立统一，一切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所以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认为，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通俗的、鲜明的、生动的描述。毛泽东有时候也用事物的“两重性”“两点论”“两分法”来表述这个规律。因此，他构建的史学理论体系呈现明显的一分为二的辩证特征。

　　毛泽东注重运用“两点论”，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各种历史问题和历史现象，总是强调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例如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指出要采取辩证法的分析态度，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区分为封建性的糟粕和民主性的精华两个部分。对于精华部分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而是对它们加以批判和改造，从而成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则更好地体现了毛泽东对一分为二这一观点的坚持。“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毛泽东认为，对于历史人物应该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即使错误本身也有两重性，也不能彻底否定其存在价值。错误一方面损害党和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和人民。

五、继承中华传统史学精髓

　　毛泽东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毛泽东史学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史学文化，其治史理念、态度和方法深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是中华5000多年优秀史学精华在新时期的体现。

　　首先，求实明道。求实，即注重事实、秉笔直书；明道，即探索规律、追求真理。求实是明道的基础和前提，明道是求实的目的和结果，两者相互依存，浑然一体。求实明道是中国古代史官所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是中国史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毛泽东对求真明道作了更为大众化的表达，即实事求是，并作了经典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和现象，“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去探索。因而，在史学工作中，“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史料，人们只有按照史料本来的面貌去认识它，才能掌握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历史和现实证明，实事求是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史学文化的精髓，而且是毛泽东从事历史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是怎样在历史研究工作中追求实事求是的呢？他反复强调，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他要求一定要做到全面地、系统地占有史料，绝不可以主观臆断地简单抽取个别事例，更不可以先入为主，凭个人好恶来决定史料的取舍，一定要在史料搜集工作上做一番实事求是的功夫。他还进一步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总而言之，毛泽东史学思想中任何观点和结论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充分的史料基础之上，都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毛泽东研究历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道”，明革命之道，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经验智慧，为中国人民指明革命道路。毛泽东认为，只有深刻了解掌握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才能从研究历史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他强调：“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因为这关乎革命成败。他反复告诫：“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通过潜心研究历代兴亡史，总结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斗争的经验，探析近代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开辟了一条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是他一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其次，经世致用。中国史学家历来主张历史研究要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服务民族。经世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目的，而且是一种道德、一种情怀，体现了历史学家以学问回报社会的崇高精神和庄严使命。众所周知，孔子作《春秋》就有揭露乱臣贼子之野心的现实政治考量。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经典史籍的作者，无不开宗明义地表示自己著史的目的就是以古为鉴，为现实政治服务。

　　结合现实需要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是毛泽东研究历史的初衷和特征。毛泽东研究历史是为中国革命斗争找出路，是为了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为了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因而，他研究和聚焦的都是同现实中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密切相关的历史问题。他将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都作为当下实践的镜鉴，在他的许多文献中都可以发现这一点。

　　结合现实研究历史。毛泽东凭借对现实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切身体会，将研究现实和研究历史结合起来，这是他所阐释的历史观点具有深邃性和洞穿力的根本原因。例如，他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及主要矛盾的诸多观点，之所以科学而客观，主要是因为这是他对中国近代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中国近代许多农村，尤其是不易受资本主义冲击的内陆偏远地区，完整地保留了古代封建社会的诸多因素，如剥削关系、宗法制度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研究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活化石。

　　最后，厚今薄古。中国史籍尽管浩如烟海，但其中大多数在当时都是近现代史。司马迁写《史记》，从三皇五帝一直写到汉武帝，而秦以后的历史从篇幅上讲就占了全书八九成之多。其后的《汉书》等历史巨著，可以说都是当时的近现代史。“我们应当研究我国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而将重点放在研究近代史、现代史上面。”

　　毛泽东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和先进典范。在毛泽东看来，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要想坚持对革命的领导和保持革命策略的正确性，必须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因此，只有下大力气研究中国近代的历史，才能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才能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毛泽东号召要认真地研究历史，“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从整体上看，毛泽东对历史科学的论述，无论是从内容还是篇幅上来衡量，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所占的比重不仅最大，而且最为完整和系统。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主要是通过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而得来的。

　　（作者简介：黄令坦，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