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在一般意义上，生态观（生态文明观）是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的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代化过程当中表现为现代化和生态化（绿色化）的关系，即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或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现代化的生态观或现代化理论的生态观是对现代化和生态化（绿色化）关系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的总和。现代化理论和生态观是一般。现代化理论的生态观是具体，是现代化理论和生态观的有机统一。党的二十大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统一，在科学回答如何协调现代化和生态化关系问题的过程中，通过科学总结协调现代化和生态化关系的理论经验和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

　　（一）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理论的生态向度

　　西方现代化第一次使现代化成为现实，但由于实现剩余价值是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轴心，加上机械自然观和机械发展观等因素的影响，西方现代化付出了惨重的生态代价。在机械自然观那里，自然被误解为单纯的工具，成为“人定胜天”的对象。在机械发展观那里，发展被理解为机械地增长，从而助长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机械自然观和机械发展观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是西方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之一。在世界现代化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西方现代化的生态二重性，指出其在提升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水平的同时造成了这种物质变换的断裂。在科学把握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关系和社会有机体系统性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揭示“现在的社会”即现代化的生成和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现代化的生态化的科学设想。生态化（绿色化）就是自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一方面，通过科技进步促进生态化。“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须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虽然化学和化学工业的发展会造成环境污染，但是，化学进步能够发现废物的新用途，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推动实现现代化的生态化。应该将人与自然的统一作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法则。只有借助生态化的生产力，才能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另一方面，要通过生产方式的革命或变革促进生态化。与资本主义造成生态危机不同，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当中，社会化的人将合理地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自觉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将生态化理念引入到了社会发展（现代化）当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生态向度，为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提供了科学基础。

　　（二）西方生态现代化的中国适用性问题

　　在反思西方现代化生态弊端的基础上，西方学者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从西方的情况来看，面对生态危机，在“增长的极限”和“没有极限的增长”争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后现代主义等对现代化的生态批判思潮。从中国的情况来说，1949年之后，在提出和确立“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开始关注现代化和生态化的关系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2010年，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曾经在1975年访问过中国的德国学者耶内克在接受中国学者的学术访谈时明确指出，“我最早在1982年1月26日的柏林州议会辩论中使用了‘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我最初提出‘生态现代化’概念时，就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关于‘四个现代化’概念的启发”。现代化的原本含义是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业化），“四个现代化”突破了对现代化的狭隘理解，为扩展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提供了新的思路。当然，从“四个现代化”到“生态现代化”存在着思维跳跃的问题。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为：生态理性和经济理性能够与积极的总和结果相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能够相容并对未来相互可取，必须制定综合的环境控制政策而不能单独处理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在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背景下都能实现，按照最高环境标准生产产品的国家将引领市场发展的潮流。生态现代化首先是作为一种环境社会学理论提出的，后来，一些西方国家将之确立为自反式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促进了西方国家的绿色转型。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1978年之后，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更为重视环境保护，“随着环境利益和条件日益受到重视，中国正在环境的维度上重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和行为……就此而言，运用‘生态现代化’来描述沿着生态路线来重塑其经济的努力似乎是适当的”。其实，生态现代化是一种自反式现代化理论和模式，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具有前瞻性的原创性理念。生态现代化能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思想资源，但不能完全用来说明中国的生态创新。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生态创新

　　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党要求按照统筹兼顾的方式协调现代化和生态化的关系。在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爱国卫生等群众性生态建设活动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工厂安全卫生问题。为了根治不清洁、低秩序、不安全的问题，国务院全体会议于1956年通过的《工厂安全卫生规程》提出，“废料和废水应该妥善处理，不要使它危害工人和附近居民”，从劳动保护角度要求严格预防和控制有害气体、噪声、粉尘和危险物品等环境污染问题。在参加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我国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1973年召开的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提出，发展工业生产与保护环境是统一的。由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奠定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基础”。而这同样初步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等命题。1978年12月31日，党中央提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继之在积极参与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进而，为了更好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七大将生态文明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当中。这样，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法治化、制度化进程，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道路，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在现代化语境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文明新理念，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现代化和生态化的协调并进，赋予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导我们走向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这样，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理论指南，明确了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科学实践。进而，党的二十大“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和特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从而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

　　总之，在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征程中，在科学总结现代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按照“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综合创新的科学方法论原则，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

　　基本命题是思想体系的基本构件。“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也正是由一系列逻辑命题形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世界历史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现代化依赖自然界提供的各种自然物质条件，只有保持自然物质条件的可持续性，才能确保现代化的可持续性。鉴于西方现代化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借鉴生态现代化关于将经济理性建立在生态理性基础上的主张，在确保自然资源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财富的前提下，即是该将现代化建立在生态化的基础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体论依据，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和推动现代化，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坚持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中来实现现代化。总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论断，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基本命题。

　　（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目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现代化的性质和后果。西方现代化以实现剩余价值为价值轴心，牺牲了自然的价值和工人的健康。只有当生态危机影响到实现剩余价值的时候，生态现代化才走到了台前，但它并没有放弃上述价值取向。而一旦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现代化的目的，就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构成方面，是人民群众通过维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完整性、整体性、持续性来过上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价值命题。

　　（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重大原则。大自然是一个具有系统价值的有机整体。西方现代化用交换价值消解了自然界的系统价值，最终酿成了生态危机。生态现代化将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看作一种新的盈利的机会，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共同构成了财富的源泉，自然界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参与了价值的形成和增值。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形象地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通过探索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方式，通过发展生态经济的方式，可以将生态环境优势（绿水青山）转化为社会经济优势（金山银山）。同时，应该确保生态产品的公共性、普惠性和可及性。总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重要的发展理念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原则命题。

　　（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现代化是整体的社会进步过程。物欲横流是西方现代化的典型特征，造成了“单向度的人”。生态现代化呼吁来自所有社会子系统的响应推动，但并没有触及制度变革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社会。一旦开始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就开始了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过程。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我们要“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和重要条件。坚持全面的现代化，才能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构成和全面任务，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发展内容命题。

　　（五）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现代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西方现代化经历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串联式”过程，但刻意制造和拉大国际“信息鸿沟”。中国式现代化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并联式”方式向前推进，为了确保这一过程的永续性，我们要“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当下，要坚持信息化、现代化和绿色化的统一，大力发展绿色数字科技并将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坚持用数字生态文明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总之，协同推进“新四化”和绿色化，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阶段的连续性、跨越性、永续性相统一的特征，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发展过程命题。

　　（六）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绿色发展为现实路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是影响现代化的可持续水平的重要变量。西方现代化依赖资源的高投入和废物的高排放，是典型的“黑色发展”。之后，生态现代化大力倡导绿色经济。但绿色经济仍然是从实现剩余价值的角度出发提出的方案，因此，难以从根本上撼动黑色发展的根基。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前提下坚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要义的绿色发展。因此，我们要促进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绿色化和协调性，不断培育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构建和完善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不断增强现代化的可持续潜力和后劲；我们要通过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和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如上所述，绿色发展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现实途径，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发展路径命题。

　　（七）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保障。西方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疏于管制甚至包庇纵容污染企业，是导致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后来，迫于社会压力，他们开始引入“多元”治理模式，但生态现代化理论用“新社会运动”理论消解了环境运动的战斗性。与之不同，中国坚持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力求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效能，坚持用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保护自然，统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与生态治理现代化建设。总之，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治理保障命题。

　　（八）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西方现代化先是走出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后又走出了一条对内治理污染对外转嫁公害的邪路。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其本质规定之一，要求将之贯彻和渗透到现代化的各个方面。我们坚持统筹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坚持人口绿色均衡发展；我们坚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坚持让全体人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我们坚持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来推动生态经济和生态文化的协调发展，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我们坚持按照地球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以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姿态自主地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总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本质规定命题。

　　（九）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目标。生态环境问题会危及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因此，生态环境治理往往会与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挂起钩来。随着生态现代化的推进，西方福利国家开始转型成为“绿色国家”（“生态国家”）。但绿色国家的目的仍然是维护一个不公平或腐败的政治体系。按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要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按照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美的规律”，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呵护好祖国的大好河山，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自然资本强国。我们要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协调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清洁美丽世界的建设。这样，将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目标命题。

　　（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将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西方现代化之所以会造成生态危机，西方生态现代化之所以难以实现完全彻底的绿色转型，就在于它们始终坚持资本主义道路。与之不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我们坚持将自然资源确立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供了公平的制度基础；我们坚持将保护生态环境看作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方式，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供了物质条件；我们坚持消灭生态贫困和实现生态共享，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供了公平的价值准则。这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就内在地嵌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规定当中。总之，生态文明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社会制度性质命题。

　　上述十个主要命题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成为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远、结构完整的科学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相统一的思想结晶，对现代化理论和生态文明观（生态观）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推动如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一）对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贡献

　　现代化是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框架当中展开的历史进步过程，理应具有明确的生态维度和追求。西方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反自然和反生态的倾向，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则在批判和超越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

　　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工业文明）具有同构性。在前提上，作为资本原始积累方式的“圈地运动”造成了作为一切财富源泉的工人和自然的分离，这样，西方现代化就内在地前置性地孕育着生态危机。在过程上，以尽量少的可变资本去支配尽量多的不变资本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是西方现代化的价值法则和动力机制，导致了人们按照急功近利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西方现代化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广告文化主导下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加剧了生态危机。在结果上，西方现代化在促进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产生了严重的不公不义，居于统治地位并造成环境污染的资产阶级享受经济成果和“生态环境善物”之乐，生产社会财富的无产阶级却遭受经济剥削和“生态环境恶物”之苦。同时，西方现代化开辟了世界历史，却大肆推行生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生态环境灾难。美国政府纵容和包庇日本政府将福岛核电站核泄漏造成的核污水排入世界公海的野蛮行为，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绿色国家企图让生态破坏成为一种霸权。因此，与其说是现代化（工业文明）倒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元凶。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科学结合，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力求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生态文明正是这条道路的内在规定和本质要求，由此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就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化理论在其发生的时候就直接以“控制自然”作为其理论旨趣之一。当韦伯将“新教伦理”作为现代化的精神源头的时候，就忽略了新教伦理具有的控制自然的倾向。后来，生态现代化理论弥补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生态缺失，要求实现现代化和生态化的双赢。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在这个目标方面与之具有一致性，但生态现代化理论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在发展方式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拥趸希望通过生态工业和生态商业的方式来制造或再造生活的“自然”基础，但仍然追求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动力机制上，他们充分肯定环境运动在促进绿色转型中的作用，但认为环境运动跨越了阶级政治而成为“新社会运动”，遮蔽了环境冲突背后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在国际维度上，他们回避西方社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的问题，尤其是回避帝国主义战争的生态破坏罪行。同时，生态现代化是一种以发达国家为导向的政策话语，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和权益。显然，生态现代化理论只是“涉及与现有资本主义秩序的和解，而不是推翻现有的资本主义秩序”。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与之不同，沿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生态向度所指明的方向，在科学总结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协同推进现代化和生态化关系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生态批判和政治批判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生态观即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这一生态观坚持将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明确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发展目标，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确定了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确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就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基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境界。

　　（二）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观的重大贡献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客观存在着的规律，对于现代化建设具有铁的必然性。但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生态中心主义试图通过“去现代化”的方式来实现生态化，存在着误导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危险。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坚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协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其他文明建设，超越了西方绿色思潮，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西方绿色思潮展开对现代化的生态批判，推动了生态文明观的形成。罗马俱乐部揭示西方现代化推行的“增长”突破了自然的“极限”，最终会造成全球性生态萎缩，要求采用“零增长”的策略，这具有悲观主义的意味。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在突出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同时指出：“应该限制西方技术对现有非工业国家的影响，第四世界应该抵御外国的统治。”这里的“第四世界”即非工业化国家。尽管这一看法具有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味，但存在着限制或抵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倾向。同时，尽管“内在价值”突破了对自然界的“工具价值”的理解，但存在着复活万物有灵论的危险。费切尔在与“技术文明”相对应的意义上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在他看来人们所期待的生态文明具有迫切的必要性，走向人道生命形式的进步仍然是非常可能的，但无限的线性技术进步必须得到控制和限制。在深层生态学基础上形成的生态中心主义，大肆鼓吹用生态化取代和超越生态化。尽管这些思潮在反对机械自然观和机械发展观方面的主张具有合理性，并促进了现代生态观的形成，但或多或少暗含着阻止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企图。在不平衡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如果发展中国家以生态之名终止自己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就只能永远成为西方社会的附庸。这些绿色思潮之所以会形成如此的结论，无非是按照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现代化和生态化的关系，割裂了生态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坚持工业化、信息化、生态化相统一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超越了西方绿色思潮，成为科学的生态文明观。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既将生态文明看作文明系统的条件和要素，又将生态文明看作文明形态的内容和方向。一方面，必须坚持协调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人类文明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整体，生态文明建设既为其他文明建设提供条件，又依赖其他文明建设。“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我们不仅要同步推进工业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工业等生态经济的发展，而且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统一，使现代化建立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协调推进数字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凭借数字化方面的科技优势，西方社会已经开始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跃迁，再度占据发展优势。但如果没有生态化的约束和引导，数字化可能造成比工业化更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我们要紧紧抓住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趋势，“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数字生态文明是以数字文明为支撑的生态文明样态。显然，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既确定了生态文明在文明系统构成中的地位，又确定了生态文明在文明形态演进中的作用，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开辟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的新境界，丰富和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作者简介：张云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