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首倡者，也是身体力行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功范例。《毛泽东文集》第三卷有一个注释，记述了毛泽东1943年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一项重要决定的一句话：“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此处讲到的三个“深相结合”，明确包括了“两个结合”的提法。实际上，“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总体，即“中国传统文化”。退一步说，即使我们不把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视为一个总体，这段话仍是“两个结合”提法的较早出处。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同中国哲学传统辩证法相结合的典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用实践雄辩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认真研究和总结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对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汲取改造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在青少年学生时期就被称为“毛奇”。“毛奇”是一个双关语，一是指毛泽东极具军事天赋，被师生们誉为奇才；二是青年毛泽东博览群书，尤其关注中外军事名著和名人，毛奇（Moltke）恰是19世纪普鲁士的一位著名军事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以指挥收缴溃兵枪械一事，得到同学们以军事家“毛奇”之名相称的赞誉。毛泽东表示：年轻时他从来没有想到将来去搞军事，去打仗。不料后来果真带人打起仗来，还上了井冈山。来到井冈山先是打了一个小胜仗，近来接着连败两大仗，于是总结出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完全是从当时在井冈山打游击时归纳出来的实战经验。正是从井冈山起，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开始形成。

　　没有进过军事院校并接受过专门军事教育和训练，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据当年共事者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孙子兵法》。但毛泽东自己表示说，他在上井冈山之前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上井冈山之前没有读过，不等于说他上井冈山之后没有读过。通过对毛泽东军事言论的梳理不难发现，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军事智慧对毛泽东影响十分深刻，毛泽东正是在战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同中国悠久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孙子兵法》原有《孙武兵法》与《孙膑兵法》，传世的《孙武兵法》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西方直至19世纪才有德国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问世。克劳塞维茨与孙子虽然相隔2000多年，但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军事战略战术思想都充满辩证思维，二是在战略上都不主张单纯军事观点，而是把战争与政治等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如《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篇》）“国之大事”就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政治事件，用战争解决政治问题务必要谨慎从事。战争的目的是以“全国为上”，即以保全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为上；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胜，即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并非以战场上真刀真枪搏杀致使对方失去抵抗能力为取胜的标准（《孙子·谋篇》）。因此，统治者不可轻易言战，战争实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事务（“国之大事”）。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开篇也说：“战争是一种迫使敌人屈从于我方意志的暴力行为。战争的目的是打垮敌人，使之失去抵抗力。战争的实质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所利用的另外一种手段的延续。”列宁对克劳塞维茨的这句话给予高度评价：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之一、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的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作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列宁从《战争论》中看到了辩证法原理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运用，把克劳塞维茨的这一思想归功于受黑格尔影响。

　　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一观点：“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鉴于《孙子兵法》的悠久性及其在世界军事史上的崇高地位，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西方的克劳塞维茨到东方的毛泽东，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运用发展了《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战略思维。

　　毛泽东究竟何时初读《孙子兵法》？笔者发现，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所写的《讲堂录》多次提到过《孙子兵法》，如“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又如“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再如“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其说，故功成不受官”。这说明，早在青少年时期，有关孙子的事迹和《孙子兵法》的一些基本要点，毛泽东脑海中就已留下深刻印象。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已经系统完备地研读过《孙子兵法》，因为这些知识完全可能从课堂上或其他相关资料中获得。根据《讲堂录》提供的线索，有些话毛泽东显然摘自魏源的《孙子集注序》，如“苏洵论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则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余论故智者乎？”苏洵的原话见《嘉祐集》卷三《权书下·孙武》，魏源《孙子集注序》引用的基本上是苏洵原话。由此推知：毛泽东在上井冈山之前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是可信的，《讲堂录》提及《孙子兵法》的内容是间接得来的。

　　据相关文献记述，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凯丰（何克全）当面贬斥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的警卫员回忆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书篓中最常见的书就是《孙子兵法》。可见凯丰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又据李德回忆：“他（毛泽东）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李德在这里所述毛泽东“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的话，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中思想的概括；“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一句出自《孙子·九地篇》。由此推知：即使在长征路上，毛泽东仍娴熟地把《孙子兵法》融入指挥思想，并在战争实践中加以创造性应用。

　　毛泽东于1936年1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多处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语句。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出于《孙子·谋攻篇》；“以逸待劳，以饱待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出于《孙子·军争篇》；“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出于《孙子·始计篇》；毛泽东还在这篇文章中称孙武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等等。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写道：“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除直接引用《孙子兵法》原文外，从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战略思想中也不难发现其与《孙子兵法》的关联，如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同《孙子·始计篇》中“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的意义完全一致，这是毛泽东对《孙子兵法》战略思想在20世纪战争条件下的创造性传承与发展，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民心者得天下”思想有机结合起来。

　　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别地研究每次战争。”这就是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每一次战争的不同形势制定不同的战略战术。这些军事辩证思维与《孙子兵法》高度契合，如《孙子·势篇》写道：“我强敌弱，则示之以赢形，动之使来；我弱敌强，则示之以强形，动之使去。”毛泽东将这段话用于军事实践，“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这就突破了《孙子兵法》在强弱条件下关于“示形”的论域，而把“示形”变成迷惑敌人的战术。又如《孙子·虚实篇》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毛泽东虽然没有引用孙子的这段原文，但他写道：“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他还用“诱敌深入”“乘敌不备”“出其不意”等原出于《孙子兵法》的话作为具体指挥战术原则。再如《孙子·形篇》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毛泽东对此有非常深刻的领会：“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这实际上是对孙子辩证战争策略在中国民主革命战争中的灵活运用和创造性发挥。

　　“就毛泽东的战术原则而论，与孙子惊人的相似。”《孙子兵法》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中直接继承和应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军事思想，并在战争实践即实战中创造性发展了这一民族智慧。

　　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说：“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毛泽东谦逊地说：“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蒙哥马利说：“我也学过成吉思汗，他强调机动性。”毛泽东接着说：“你没有看过二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蒙哥马利说：“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毛泽东回答道：“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章。”这段对话告诉我们，毛泽东对中外军事著作都有所涉猎，但最推崇的还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能被毛泽东看重并熟练地加以运用，关键在于《孙子兵法》具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要素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相契合，毛泽东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并在战争实践中加以应用和发展。

二、“《老子》是部兵书”

　　《老子》（《道德经》）与《孙子兵法》在内容上最大的相同之处，就是都蕴含丰富的辩证思维方法，这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高度契合，可以直接转化为军事辩证法应用于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因而也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版《老子》，一时在国内学术界尤其哲学史界兴起了《老子》研究热潮。毛泽东关注到此事。1974年中华书局重新出版马叙伦在新中国成立前写的《老子校诂》一书，新版的出版说明是遵照毛泽东的具体指示写的。毛泽东指出：“《老子》这部书乃是唯心主义的，但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一些现象，特别是战争的规律作了概括和总结，所以它也是一部兵书。”由此而知，毛泽东认同《老子》是一部兵书。

　　《老子》五千言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哲理诗，作为道家学派的经典，它同孔子的儒家经典和兵家的《孙子兵法》一样，在世界文化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迄今被译成各国文字最多的一部中国古籍。从古至今，历代都有学者把《老子》这本哲理诗当作“兵书”看待。如《隋书·经籍志》所录兵家著作中就收有《老子兵书》一卷。唐代王真认为老子为防止后世君王轻率用兵，“特建”《道德经》五千之言，“先举大道至德，修身理国之要，无为之事，不言之教，皆数十章之后，方始正言其兵。原夫深衷微旨，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言兵也。”（[唐]王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叙表》，《四库全书》本。）后人如宋代苏辙、清代王夫之以及近代章太炎，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老子》究竟是不是兵书？这是有异议的。然而，如果因其非单纯从军事学角度讲授布兵排阵之道、操打演练之技等，就否认它是一部兵书，那就未免拘泥于匠式思维了。

　　《老子》直接言兵者有十多处，几乎皆从战略角度上立言。如“不以兵强天下”（三十章），“兵者不详之器……兵者非君子之器”（三十一章）等，这体现了《老子》对战争的总体看法，包含着反对战争的价值观。战争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老子》言战寥寥数语，却句句珠玑、字字千金，如“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五十七章）；“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则哀者胜矣”（六十九章）；等等。这些话归纳起来即为“出奇制胜”“以退为进”“轻敌必败”“哀兵必胜”的道理，此为任何一个军事家都必须牢记于心的基本用兵原则和警醒心智的战争格言。由是观之，《老子》不仅是一部兵书，而且是一部具有高度战略智慧的兵书。正像《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兵书，同样可以适用于大国外交、国际商业竞争一样，具有高度智慧的哲学思想不仅可以用于治国，也可用于军事战略，所以《老子》一书对战争的认识、军事战略和指挥策略，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为兵家所重，对中国的军事战争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老子》同《孙子兵法》一样，其布满字里行间的高深的辩证思维逻辑和充满智慧的人生哲理格言，无不表明这是一座伟大的战略思想资源宝库。

　　毛泽东认同《老子》是一部兵书，并非一时即兴之谈。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就谈到毛泽东与《老子》。他说，在苏区反围剿时毛泽东讲述了“庖丁解牛”的故事，但这则故事出于《庄子·内篇》而非出于《老子》。作为外国人，李德对中国古籍不熟悉，但他说毛泽东“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却是事实。毛泽东无疑也引用《老子》中的格言，如他在谈到战略退却时写道：“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此处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源出于《老子·三十六章》中的“将欲夺之，必固予之”一句，在《战国策·魏策》中为“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毛泽东讲到“弱国战胜强国”时，一连举出中国战史上的六大战例，然后指出这些战役“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老子·七十六章》有“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拱。故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七十八章》写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也。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弗知也”。这一“柔弱胜刚强”“以柔克刚”即“后发制人”的辩证方法，是《老子》中最精彩的内容，也是最重要的战略原则，毛泽东对这一原则的重视和运用，在战争实践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1945年，毛泽东在为党的七大所做口头报告和结论中两次说道：“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九十里……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引用的三部古籍，一是《老子》，二是《左传》，三是《礼记》，而后两者中的两个成语，跟《老子》“不为天下先”的旨趣完全一致——“退避三舍”是以退为进，即《老子·四十一章》中的“进道若退”；“礼尚往来”是《老子·四十章》中的“反者道之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老子》表面上示弱，实质上坚强。它赞美柔弱胜刚强的水，也赞美大无畏的不屈强权的英勇反抗精神。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别了，司徒雷登》中，面对美国政府想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的企图，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宣布：“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毛泽东用《老子》的话来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骨气。

　　《老子》是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杰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给人类的一座智慧宝库，不仅具有军事战略价值，而且具有指导人们克服挫折和困难的人生哲学价值。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有人说《道德经》尽讲些阴谋诡计，老子是一个阴谋大师，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当然，阴谋也是智谋。”显然，毛泽东不赞成老子是“阴谋家”的说法，相反认为老子“比较老实”，其“阴谋”实质上是“阳谋”；如果说是阴谋，那只是一种在战争中才使用的智谋。《老子》哲学所蕴含的“智谋”在毛泽东那里转化为军事辩证法，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理论。

　　《老子》一书的战略思想不仅能够用于战争，而且能用于治国。习近平指出：“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不要折腾，不要“翻烧饼”，这是大国之治的重要方法。习近平还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老子·四十九章》中有“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最重要的思想原则和光荣传统。

三、广泛汲取和借鉴中国古籍中的军事价值

　　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思想构成中国战争文化的核心。蕴含军事战略战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除专业性“兵书”外，中国古典哲学也是取之不竭的智慧宝库。深谙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毛泽东，不仅从《孙子兵法》《老子》书中汲取其军事智慧，还经常从古代其他典籍中引用具有军事价值的哲理论断。

　　辩证法是一种全面和非线性的思维方法，毛泽东把它概括为“两点论”。这种简约的概括主要用于同机械主义的“一点论”对立。毛泽东在其著作和讲话中，常常娴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哲学命题、范畴或术语十分巧妙地关联一起，如他引用《周易·系辞》中的成语说：“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在井冈山第二次反“围剿”时，他引用《管子·制分》中的话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意思是凡擅于用兵打仗者，都知道强敌难攻，弱敌易制。如果先攻打强敌，弱敌乘机会变强；如果先打弱敌，强敌也会变弱。毛泽东本着这一战术原则使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管子·侈靡篇》中还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意思是军事的根本问题，必须重视农业生产。毛泽东对此充分重视。从井冈山到延安，他一直提倡要大力发展生产，抗日战争时期更是提倡“大生产运动”，目的在于解决战争时期的军民之急需。“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强调必须“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必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如果不是这样，军队就无法打仗，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就无法存在，“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

　　毛泽东终生阅读不倦，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能主动“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他早年就开始研读经、史、子、集，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四史》更是不离枕边。毛泽东从中汲取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军事智慧，并在实战和理论等方面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大段引用了《左传》中“曹刿论战”的全文，分析了长勺之战的天时、地利、人和，尤其对曹刿准确捕捉战机变防御为进攻，以至最终克敌制胜的军事家眼光推崇备至，称其为“战略防御的原则”。长勺之战虽然是一场不大的战役，但却是一个颇能反映以弱克强、转守为攻和“一鼓作气”的经典案例。毛泽东指出，诸如此例在中国战史中非常之多，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一再提到史书中所记载的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著名战例。秦晋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毛泽东十分赞赏此战中“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和“声东击西”的疑兵战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智慧宝库，毛泽东的广泛阅读涉及各种古籍和人物札记、文人笔记等，从中发现其战争价值。譬如唐代柳宗元笔下“黔驴技穷”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对此，毛泽东写道：“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这是一种辩证的战略眼光，指出表面上弱小的军力实际上是强大的；表面上强大的军力实际上是弱小的。再如，冯梦龙的《智囊》本是一部故事汇编，其中收集了从先秦明代的故事1200余则，书中的人物个个怀揣“锦囊妙计”，其中确有值得借鉴的智慧，所以取名《智囊》。当读到李世民“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诸语时，毛泽东随即批注道：“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我们从毛泽东亲自制定和指挥的解放战争大决战中能清晰地发现他对这些战略战术的创造性运用。如震惊世界的淮海战役，就创造了60万解放军打败80万国民党精锐军队的战争奇迹。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无一不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聚敌歼之。毛泽东在提到战国时期“围魏救赵”的故事时说：“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中心，威胁南京和武汉两大战略重镇，有效牵制了国民党主力部队对解放区的进攻，为转入全国性战略进攻拉开了序幕，这可以说是“围魏救赵”战略决策的创造性运用。

　　毛泽东阅读古籍极其广泛，上至诸子百家，下至人物方志，甚至佛经各派著作以及《精忠传》《隋唐演义》《谭嗣同传》等，他都能联系实战，读以致用。他著述中提到跟军事战争相关的历史人物有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吕蒙、梁武帝、李密、窦建德、王仙芝、黄巢、宋江、方腊、朱元璋、李自成等。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上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对其中许多战例都有深入研究。李德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著名的“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有些部分是毛泽东“从19世纪后半期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根源于中华悠久深厚的战争文化。

四、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战争文化智慧

　　中国明清两代产生了几部文学史上的著名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一般人都是从欣赏、消遣或审美的角度阅读，但毛泽东却能从中看到政治、军事价值，并从中汲取智慧运用于武装斗争。

　　长征途中，博古等人曾指责毛泽东用《三国演义》指挥战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小说的确有军事价值。《三国演义》共描写了大小三百多场战役，其中有些是历史上的真实战例，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作者在史实基础上加以演绎，写得十分生动。毛泽东曾说：“《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韩非子》书中有“战阵之间，不厌诈伪”一语，《三国演义》多次使用“兵不厌诈”的成语，如第四十六回中“兵不厌诈，公瑾之谋是也”，第五十九回中“兵不厌诈，可伪许之”，等等。毛泽东解释道：“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作为一种战术，“兵不厌诈”就是一种骗敌、诱敌的策略，这是毛泽东对《三国演义》中最重要智谋的一种肯定。

　　《水浒传》也是毛泽东自儿时就喜爱的一部古典小说。“武松打虎”是人所共知的传奇故事，毛泽东能把它提升到战略高度上运思。他说：“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这充分显示了一代伟人面对强敌敢于斗智斗勇的大无畏气概，表现了一位杰出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气魄。林冲也是《水浒传》塑造出的一个英雄艺术形象，毛泽东在谈到林冲时表现了出超出常人的独到眼光。他说：“《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从这个细微的故事情节中，毛泽东窥到了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之间的微妙关系。胜败是兵家常事，面对强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退。在退却中，如果发现敌人有薄弱之处，瞬间就可以转退为攻，但这种转化只在一刹那，出手一定要稳、准、狠，坚定而果断。一个军事指挥员的才能往往就体现在这里。

　　在《矛盾论》中，当毛泽东谈到要全面掌握矛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时，不仅引用了兵书、史书中的话，也引用了《水浒传》中的案例。他说：“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三打祝家庄”虽是小说中虚构的一个小小战例，却包含着深刻的战略战术问题：一是要善于总结失败的教训，在实战中积累经验并及时改变战术；二是要深入调查研判，摸清敌情，做到“知彼知己”；三是要掌握作战的地形地貌，以利于设伏埋兵；四是要离间敌人的军事同盟，造成自己的军事优势。所谓“《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一句，表明毛泽东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同中国优秀的军事文化遗产相结合中，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军事思想。

　　《西游记》也是一部中国老百姓喜爱的古典小说，其中也有值得重视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毛泽东在这里把孙悟空比喻成法西斯侵略者的反面角色，人民的力量就是如来佛手掌中无边的法力，侵略者法力再大，终归逃不脱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泽东有时又把孙悟空看成正义和智慧的化身，他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虽然毛泽东在这里主要是阐明“精兵简政”的政策，但“打入敌人心脏、从内部瓦解敌人”的战术却是战争中常用的策略。

　　作为中国最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军事实践中创立了属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军事学说。恩格斯指出：“在军事学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只有创造新的、非常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这种军事科学和军事艺术。毛泽东是一位军事天才，正是他的军事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创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大道，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在这条大道上留给中华民族又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总之，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伟大征途中，充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同时把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提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形成了“互相成就”的伟大思想成果。

　　（作者：张允熠，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郑文娟，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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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