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意识和价值观念，反映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社会价值状况。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民族特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集中反映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共识。立足新时代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分析和研究毛泽东的价值观，有助于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一、毛泽东价值观的内在意蕴

　　毛泽东价值观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民族特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凝结了党的领导集体的价值观智慧，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价值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实事求是的价值遵循三个方面。

　　1. 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价值信念

　　崇高的价值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仰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价值信念，不仅包含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真理性和社会主义运动正义性的坚定信念，还蕴含着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价值自信。毛泽东自青年时期就树立了救国救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崇高理想，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毛泽东接触并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据毛泽东自述，“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中，毛泽东坚定了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价值信念。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曾经屡遭挫折，但毛泽东始终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基于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国情的深入分析，毛泽东认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创造性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种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终极前途是社会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毛泽东以坚定的社会主义价值信念，围绕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冲破苏联模式的羁绊，初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便将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基于对群众史观的科学把握，毛泽东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便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将“民众的大联合”作为改造国家“根本的一个方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伟力孕育于广大人民之中，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才能获得民族的独立和民众的自由。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强调要将这种力量充分运用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并将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其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才能够守得住人民的心，获得人民的支持。

　　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方法和基本经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强调，“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提出要依靠人民监督政府，跳出历代王朝人亡政息、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站稳人民立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要求其自觉接受广大人民的监督，切实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3. 实事求是的价值遵循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价值遵循。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毛泽东早年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文化精神的滋养。他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对实事求是的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价值内涵。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十分注重调查研究，确立了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开展调查研究的思想原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十大关系》等便是深入调研的理论成果。面对党内出现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但它必须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否则就将陷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误区。抗日战争时期，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系统而又深刻地阐释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曾以“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形象地比喻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既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遵循。

二、毛泽东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渊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产生于人们与满足自身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以主客体间的满足关系为衡量标准。毛泽东价值观形成和发展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理论基础，又具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1. 毛泽东价值观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其本质上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无产阶级价值观，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关怀，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规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的理论基础。与以往西方哲学中抽象的价值观不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从社会生产关系和现实出发，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不断丰富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立足人类实践，对人与世界的价值关系进行深入考察，强调价值的本质在于实践，实践是价值的源泉，人的社会实践、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建构了包含价值观在内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从其形成伊始，便对资本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深刻批判，强调消除资本的异化束缚，实现人的主体价值复归，而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毛泽东价值观亦是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确立和培育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过程中，毛泽东坚持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推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毛泽东强调：“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围绕怎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了大讨论，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得以确立，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价值素养得到大大提升。施拉姆曾对延安整风运动作出了积极评价，“整风运动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懂得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教导他们以独立和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成功地使他的同志们养成了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观察政治问题的习惯”。作为贯穿于延安整风运动的主线，对广大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不仅在实践层面，亦在价值观层面，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

　　2. 毛泽东价值观的文化渊源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有的文化传统与精神基因，人们的价值观生长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沃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本质规定，也激励着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的民族救亡运动。以民为本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反映了古人对于民众力量和地位的清醒认知。在民众的教化方面，中华传统价值观强调德育为主，法治为辅。“仁义礼智信”作为传统儒家德育的核心，以及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和凝练表达，承载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话语标识。毛泽东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要认真辨别封建主义的和非封建主义的文化，挖掘并利用好人民的、反封建的文化资源，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价值观培育和塑造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毛泽东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这里的“珍贵的遗产”，即是包含传统价值观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在批评孔子儒家思想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同时，指出儒家思想“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中国共产党人要正确地吸收其思想智慧，转化为自己的辩证思维能力。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培育自身的精神品格，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使命。

三、毛泽东价值观的当代启示

　　毛泽东的价值观经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检验，在新时代愈加焕发出新的活力。

　　1. 坚定价值观自信，培育正确价值观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包含价值观在内的一切道德论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价值观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阶级性，透过价值观，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丰硕成果，深化了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规律与价值规律的认识。“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价值观自信作为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反映和支撑，是民族自信的基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关键是牢固树立价值观自信。

　　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自信，源自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经验的积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清醒的价值信念和坚定的价值追求，以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为支撑，自觉将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目标结合起来，熔铸为民族解放和发展事业的源源价值动力。通过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精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我们要坚定价值观自信，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使其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2. 掌握价值观主动，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价值观作为人的主体性意识活动，反映了主体需要与客体实在之间的效用关系，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贯穿于人的各项实践活动的全过程，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价值导向。没有价值观自觉，就没有价值观自信；没有价值观自信，就没有价值观主动。如果能够在价值观上掌握主动，就能够掌握历史主动。对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认识越全面，对价值规律的把握就越深刻，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既是由党的自身性质和本质属性决定的，也是党在价值观上的主动选择，即以初心使命引领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价值特征，人民是工人阶级政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也是党践行初心使命的价值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源自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同时，还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踏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我们要坚定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在为人民造福的伟大实践中掌握价值观主动，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作者简介：肖贵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