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沃土所结出的宝贵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蓬勃发展，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毛泽东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并围绕“结合”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和科学方法论展开了先行探索。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结合”问题接续探索的新时代结晶，“两个结合”既与“一个结合”一脉相承，又是对“一个结合”的理论升华。毛泽东关于“结合”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推进“两个结合”，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一、是什么“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中，“结合”是一个根本性议题，“结合”在理论创新中的成色直接关乎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实践中的成效。“当着我们没有将它们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受挫折、失败；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胜利。”“结合”的主体和对象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事物之间的“结合”，这是关于“结合”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实践论》（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1959年2月）等文本中，较为集中地阐述了是什么“结合”这一问题，实际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变革中国的思想武器。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既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我们党的先进性决定的，也是由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势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能够揭示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并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鲜明地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和革命斗争之后的一个历史选择。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有利于推动正确的实践。中国古人强调的“知行合一”，实际上也是对认识与实践辩证关系的朴素表达。譬如，明代王夫之《礼记章句·中庸衍》中的“知行相资以为用”，意思是知与行两者只有相互凭借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的道理是相通的。近代以后的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各种救亡运动接踵而至。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却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在救国救民的历史背景下，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争相登场一试身手，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近代以后旨在救国救民的各种探索都归于失败，究其主观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新的思想理论引领救亡运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

　　“结合”本身是指人或者事物之间发生密切联系的一种状态，人或者事物是结合的主体和对象。毛泽东较早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此后便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实际上决定了“结合”的基本架构。1929年12月，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泽东指出，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另一方面要通过对经济社会等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在这段论述中，毛泽东虽然没有明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结合”问题，但其实际指向的，就是“结合”的两个方面。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员干部要着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我们民族的历史”“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这是我们党指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这篇论中国化的经典文献中更加明确地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旗帜鲜明地阐明了“结合”的主体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象是“中国的革命实际”（中国具体实际），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之间的结合。

　　“结合”的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是“中国具体实际”，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后者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拓展的过程。1941年5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使我们党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结合”的内涵也随之扩充。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学习和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中国共产党人要真正做到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就要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1943年，共产国际为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便于各国共产党“从各个国度底具体情况及特殊条件出发”决定自己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提议并宣布解散。作为回应，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中，坚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时，我们党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将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实际上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

　　毛泽东本人在与外国记者的一次重要谈话中，进一步阐明了“结合”另一方面的内涵包括“中国文化遗产”和“中国历史”。1944年5月至10月，英国人斯坦因作为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重庆记者，参加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在延安期间他采访了毛泽东。在回答斯坦因提出的“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这一尖锐问题时，毛泽东坦率地指出，“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向国人和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其他思想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从“结合”的视角观之，这段论述清晰地表明了“中国文化遗产”和“中国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中，是非排斥性的元素。

　　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本杰明·I.史华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考察与分析，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某些问题的具体认识和行动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所不同，但“我们依然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核心原理仍然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完整生动的原理”。换言之，这位域外观察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信奉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更加简洁明了。1957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

　　概言之，毛泽东对于是什么“结合”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结合”的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点始终不渝；“结合”的另一方面是“中国具体实际”，其内涵由“中国的革命实际”逐步拓展为“中国的革命实际”“中国的历史实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遗产”等内容。因此，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具体实际如何变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是灵魂和命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丢，丢了就会犯颠覆性错误。

二、为什么“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科学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特质，内在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而不是僵化教条，必须随着时代要求和实践变化而不断发展。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矛盾论》（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1957年11月）等文本中，较为集中地阐述了为什么“结合”这一问题，实际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鲜明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甚至可以说，只有置身于鲜活的具体环境中，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具有生命力的完整定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持续观察各国工人运动和参与革命实践，不断深化对“基本原理”的认识。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由于1848年以来大工业已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这篇序言着重强调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又不能固守某一项具体结论，要根据时代条件和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也进入了新阶段。列宁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时代特征以及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巴黎公社历史经验。但是，列宁认识到，“我们要向1871年的伟大战士学习的不是‘公社’这个字眼，不应当盲目重复他们的每一个口号，而应当明确地提出符合俄国情况的纲领性的和实际的口号”。事实上，列宁没有照搬“公社”的政权形式，而是通过对“苏维埃”这种最初由革命群众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自发建立的领导罢工的代表会议的研究和阐释，最终用“苏维埃”代替了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使之成为俄国十月革命后普遍建立的新型政权组织形式。十月革命就是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成功先例。

　　从哲学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民族化和具体化，就在于矛盾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事物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共性）和特殊性（个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中包含共性。毛泽东将共性与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视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这实际上就是关于“基本原理”（共性）和“民族形式”（个性）的形象类比。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困境中摸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中指出，要靠中国同志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中国情况从而取得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这里面已经包含着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1937年8月，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演讲中，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系统阐释。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以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为例，指出两次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毛泽东不仅通过俄国革命的历史来阐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还善于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历史故事作为分析材料。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引用《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案例来说明通过调查研究从而掌握实际情况的重要性。他指出，宋江前两次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第三次之所以能打胜仗，就是因为“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剖析中国古典小说里的经典案例，旨在从哲学层面指出研究和把握唯物辩证法的现实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充分彰显，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的紧密结合。毛泽东指出，“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相结合”，“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力，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所谓“俄国人的路”是指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走俄国人的路”并不意味着亦步亦趋地照搬照抄十月革命和苏联发展的具体模板。毛泽东历来主张依据中国的国情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的实际环境中变得生动和完整，其普遍规律就必须与中国独有的特征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颇有兴趣的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指出：“毛泽东相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使得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善成为可能，并且创造出真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贬损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理论的普遍性地位。”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兼顾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中国的特殊性，相反，“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奉行“城市中心论”等错误主张，对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对此，毛泽东作出如下分析：“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这是我们党在历史上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深刻教训。

　　教条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而且必然犯错误，就在于没有在哲学层面上正确把握事物的共性与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导致其在实践中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中国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必要性和实践紧迫性。毛泽东指出，“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关系的总体性概念，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必须马克思主义化两个方面，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化，避免抽象空洞的说教。

　　从学理上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以及把中国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体现时代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的两种不同形态。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奠基性、开拓性贡献。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在长期复杂的革命斗争中，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党内曾经盛行的照搬马列主义书本和别国经验的错误倾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三、怎么样“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是什么“结合”是一个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为什么“结合”是一个现实必要性的问题，而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从逻辑上看，只有解决了怎么样“结合”这个“桥”和“船”的问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内在贯通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完整逻辑链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944年7月）、《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1960年12月）等文本中，较为集中地阐述了怎么样“结合”这一问题，实际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论。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结合”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组成部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社会生活、人类发展等诸多领域。在这个庞大的理论体系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蕴藏着丰富的科学智慧和无穷的理论力量，一旦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相结合，就会释放和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个别论断，不是只言片语，而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一般规律性的结论。“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实践一再证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要分别掌握其原理，而且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懂得它们之间如何在理论上在逻辑上相互支撑。”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只有系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切实用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从而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结合”的基础。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和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方法。毛泽东所言，实际上就是指既要关注中国今天的特征，也要继承中国过去的特征。但是，这种继承决不是不加区分地继承，而是要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毛泽东强调，“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在“结合”的过程中，如果丢了中国的老祖宗，就等于割断了历史根脉和文化血脉，同时，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传统文化遗产加以批判利用，才能真正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

　　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是“结合”的要领。从文化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西方文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特征又决定了其在本质上不同于一般的西方文化。毛泽东关于“有机结合”的方法论，是从更为宏阔的中西文化交往汇通视角来呈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人类社会的其他优秀文明成果，一切真理性的认识都应该作为有益的养分用以丰富和发展自己。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在对待中西文化汇通和结合问题上，就有着“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的远大理想和“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的深刻思想。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毛泽东的这一基本思路没有改变，但在方法上更趋明确具体。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从音乐、舞蹈、绘画等中国艺术的创作原理和表现形式谈起，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实际上系统阐释了中西文化有机结合的方法。他指出，“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这种有机结合的方法不是机械的“拼凑”，也不是简单的“嫁接”或无原则的“调和”，而是通过“批判地吸收”，最后达成深度“融合”基础上的创新创造。对于这个过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中西文化之间的“有机结合”，既不能是崇洋媚外的“拿来主义”，也不能是唯我独尊的“复古主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其中，“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是对中西文化在汇通过程中进行有机结合的深刻比喻。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两个半瓶醋”通过有机结合变成“两个一瓶醋”，改变的不仅是中国的面貌，马克思主义也会获得新的发展，这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事实正是如此，自从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大地以来，古老的东方大国演绎出一幅壮美绚丽的崭新画卷，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也呈现出一派枝繁叶茂的蓬勃盛景。

　　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是“结合”应有的态度。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世界历史一再证明，有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我们党一贯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善于借鉴和运用中国历史经验。西方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R.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确信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而且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奇迹，历史上的成就加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自幼广泛阅读中国历史文化书籍，包括经史子集、古典小说、诗词曲赋等，这无疑增强了他的文化自信。然而，拥有文化自信并不等于骄傲自满和盲目排外。1956年8月，毛泽东坦言，“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但他又补充道：“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这种信心和自信，并不是沉迷于中国曾经的辉煌历史，也不是沉醉于过去的传统文化，而是以自信自强的姿态创造出属于当代中国的新文化新气象。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就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实践和时代使命，既不照搬外国理论，也不盲从各种教条，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用中国理论指导好当代实践。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总结道：“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在“结合”的过程中，只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

四、“结合”的理论升华：以“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党一直强调“一个结合”，对“第二个结合”则没有作出明确的理论概括。毛泽东最早明确提出了“一个结合”的历史任务，并且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学者通过系统梳理毛泽东的阅读史之后归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归结起来有三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判断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形成思想的重要来源。从根本上看，毛泽东所提倡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里的“具体实际”应该既包括当前的实际即“中国社会现实”的成分，也包括过去的实际即“中国历史文化”的成分。

　　毛泽东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通过改造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使之适应于现代中国所需，成为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党员干部的一项学习任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其中，“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实际上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读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在批判的基础上，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积极因素。

　　我们党的创新理论从来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回答时代之问和解决实践之需，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层面进行的理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客观地说，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蕴，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没有在理论上明确提炼出“第二个结合”的概念，也没有在实践中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们党的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关于“结合”的相关论述实际上为我们党正式提出“两个结合”新论断奠定了思想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并不是颂古非今，而是尊古不复古。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秉持“开卷有益”的理念，经常“手不释卷”地在历史中寻求治理国家的智慧，因此，毛泽东与人谈话时经常“引经据典”。对此，毛泽东的同窗好友萧三在20世纪40年代回忆道：“泽东同志直到现在作报告及演说时，常常幽默地引孔子孟子四书五经上的话。那是用新的观点，借旧的辞句和历史事实，来解释新的事物，因为中国人特别是和他同辈，及较长的知识者，都知道那些经典，所以听了觉得特别中肯有趣。”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引经据典”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故事，也不是机械地照搬历史经验，而是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文艺作品里和历史中的某些事例，用以说明新的问题。

　　在“第二个结合”中，要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关键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在熔铸古今中聚变出新的理论优势。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阐释和运用，正是在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历史的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案例。“实事求是”经过毛泽东的阐释，由一个中国的古典成语创造性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要求，并最终创新性发展为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正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持和推进“第二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立足现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努力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和制度革新。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其理论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1959年2月，毛泽东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中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和世界，如果不能用党的创新理论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马克思主义不仅难以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自身也会最终失去说服力乃至生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各种风险挑战，从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接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历史。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中，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站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不断深化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明确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并深刻阐明“两个结合”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理论升华，极大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五、结 语

　　“两个结合”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带领人民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赓续发展，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作为党和人民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的时代产物，“两个结合”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更加纵深的历史文化土壤、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创新发展空间。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回顾光辉历史，我们党在“一个结合”的实践探索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展望光明前景，我们党在“两个结合”的科学指引下必将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性飞跃。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