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创新，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探索发展上坚定站稳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而且结合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了马克思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创造经验，在不断回答并解决问题的进程中构建起具有原创性学理性的自主知识体系。

　　“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突出的自主知识体系性质，尤其体现为其鲜明的现实指向与科学的研究范式。

　　从一般概念上看，知识体系是具体专业知识的总体结合，是对人类零散经验、认知结果与科学理论的系统集成，以核心概念范畴与理论命题构成人类文明的共同认知成果，是类似或交叉学科知识间相互联系、相互配合而构成的统一整体。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决定其要在符合知识体系一般概念的同时凸显理论的独特差异性与自主适应性。所谓“自主”强调的是专属于自身的独创性与区分性，体现为在理论来源、理论特性与理论指向上均具备其他主体难以拥有的鲜明特点，与之相对应的是理论间难以辨别的模糊共性，这依靠的是整体创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引领示范。它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特殊历史时期，机器大工业的飞速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建立，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升，国家社会物质财富不断积累。但是，无产阶级生活状况并没有随着机器大工业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快速发展得到明显改善，反而仍遭受剥削压迫，“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正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与突出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明确了理论的研究对象，锚定了理论解决问题的现实指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与发展，使其具备鲜明的理论独特性与自主适应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自主知识体系性质。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但它不是简单的综合，而是与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紧密结合，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核心范畴均源自当时的时代背景并指向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自身特性，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式。从理论的构成要素与创新方式来看，“语言贫乏的困境本质上是理解的困境”，这种“困境”的破除在自主知识体系上应首先表征为概念的创新。马克思首先对概念范畴进行一系列创新发展，在充分吸收并批判发展现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剩余价值、社会基本矛盾、自由人联合体等概念范畴。并理清物质与意识等哲学概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经济学概念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与矛盾运动关系，既继承现有理论的经典表述方式，又对其进行原创性概念演进，以新的概念范畴构成理论的外在表现形式，将其作为核心观点的集中表述，构建起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矛盾运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而在思维理论的演化推进上，马克思也通过不同思想间的辩证关系与“合题”“反题”间的矛盾运动分析出从“思想”到“思想群”到“系列”再到“体系”的进阶性演进过程，认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从这种生育过程中产生出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一个矛盾的群作为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由此得出人类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演进形态与共性的普遍历程。因而，马克思以矛盾分析的科学思维方式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一种新的思维视角为实践提供新的分析方法与科学理论指导。

　　此外，马克思以理论的整体研究范式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系统性方法引领。范式通常用于概括人们“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是对理论研究的基本取向，包括基本假设、基本问题、研究技术以及研究范例等。马克思以其完备的理论体系开辟出新的研究范式，从立场、观点、方法上分别规定理论研究的方向场域、价值理念、方式准则。其中，立场是理论主体认识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与立足点，规定了理论的基本底色；观点是理论主体对事物的具体认知看法，包括基础支撑性概念范畴；方法是理论指引人们正确改变世界的路径方式，主要体现在现实维度与实践指向，共同构成理论研究范式的重要表现形式。具体而言，在立场上，马克思主义始终高度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地位，聚焦人所进行的能动的感性活动，以追求人类解放为理论指向，力求实现进入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共同体。马克思看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他反对宗教神学与唯心史观忽略人民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作用，反对“绝对精神”与英雄史观，否定“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从而将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确立了理论的人民立场。在观点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围绕其基本观点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以物质决定意识、事物矛盾运动等哲学观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等经济学观点，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对其整个理论架构的核心内容进行系统阐释与明确表达，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华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前提。从方法上看，马克思主义在其鲜明的人民立场与科学的基本观点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系统方法，包括矛盾分析、历史分析、阶级分析、唯物辩证等思维方式与实践方法，均脱离局限于思辨领域的原则性理论批判而着眼于使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现实诉求，从而以自身方法指导人类在理想与现实间开展实现否定性与现实性同一的显现化活动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论来源、理论指向、构成要素以及研究范式上具有鲜明的自主知识体系性质，成为人类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上做出具体示范与科学指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与智慧结晶，是属于中国自主的原创理论，它生发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过程，根植于中国又运用于实践，既充满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有直接的现实指向，是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认识，更是破解中国问题的理论武器。因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概念创新与方法运用就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由此取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对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作出示范。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理论概念上提出“新民主主义”“工农武装割据”“人民民主专政”，坚持运用矛盾分析的思维方式与群众路线的重要方法，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与主要矛盾，主张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首个理论成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实行“一化三改”，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人民内部矛盾”等概念，并继续运用矛盾分析、独立自主等原则，采取以苏为鉴的理念方法，提出如何正确处理好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十大关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于中国实际，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我国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与物质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要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合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指出“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在理论概念上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辩证分析、矛盾分析的基本方法，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此基础上，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概念与实践方法，坚持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提出“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科教兴国”等重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 21 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指出“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提出并深化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主张概念，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因而，中国共产党在概念创新与方法探索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更加认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发生一系列根本性变革，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提出“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自我革命”“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重要概念，探索“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因而，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提出新的概念，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工作，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上积累了丰富经验。深刻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也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得到接续发展，既来源于中国发展的具体经验，又符合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特征，是基于中国发展的经验成就建立起来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具有突出的文化软实力是真正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一定要具备自主的理论知识体系，拥有与自身发展地位相符的软实力作为文化支撑，这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新时代是理论创新的黄金时期，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复杂问题对新的理论提出迫切需要。要抓住时代机遇，把握其重要意义，利用好现有理论基础进一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凸显理论的时代价值与世界价值，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从各国的现代化道路来看，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化，不仅需要科学技术与物质生活水平的现代化，更需要自主思想文化与理论体系的现代化；不仅需要强大的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硬实力作为现实支撑，更需要先进的自主理论、丰富的文化生活、璀璨的文明成果构成软实力加以精神滋养。所谓软实力是一个基于文化上的概念，中国古代就有关于文化软实力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初步认识，认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主张“以文教化”，利用文化的影响力对社会起到教化与凝聚作用。软实力的具体概念由约瑟夫 · 奈提出，他认为软实力是依靠国家自身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影响力，吸引他国人民自愿效仿并遵从本国的文化价值倾向与规则行为模式。相较于更为物质化的硬实力而言，软实力更强调文化传播与政治宣传的重要性，通过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文化辐射力与文化吸引力，并对国际行为起到重要约束影响。因而，文化软实力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教化方式，将自身文化符号内化到他国政治、社会或文化体系中，从而获得影响他国政府行为与民众认知的权力资源”，是除显性硬实力之外评价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准。从世界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无不具有强大的软实力。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与汉唐文明，到近代以来英法德等传统资本主义强国，再到如今的美国以及其他众多具有世界文化影响力的国家，无不拥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与先进的科学理论，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不同篇章，依靠富有生命力与吸引力的文化软实力焕发出文明的岁月光彩与生动的时代影响，所谓“言必称希腊”即是如此。如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仍主要以西方理论作为模仿对象与对现实经验的阐释主体。不可否认的是，这在理论体系尚未形成之时能够对学术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迅速填补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理论空白并缩短同西方学界的差距，实现从无到有的质变积累。但是当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主要任务经历从搭建理论框架到完善知识体系的根本性转变之时，继续依靠西方理论的“舶来品”解读中国现实，仍然“以西释中”，则会导致我国理论独立性不强，学术影响严重不足，难以拥有同国家综合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也就无法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因而，世界各国的理论搭建路径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历程表明，具有以自主知识体系为主体支撑的文化软实力是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条件。

　　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在对我国推进理论创新提出现实要求的同时，也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宝贵机遇。“两个大局”下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对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上给出科学答案形成紧迫需要。从国内来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转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正面临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从国际环境上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世界经济版图发生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激烈竞争，全球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抬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同时，以自由主义为理论根基的西方社会开始陷入发展困境。在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度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主张以自由化市场化的理论推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科技创新成果层出不穷，人类文明在一段时期内获得巨大进步。但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指引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种族对立、战争频发的现实困境，世界处于更为严峻的发展环境。其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理论失灵，无法对“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作出深刻的理论解答。这就对引领人类社会接续发展、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新的科学理论提出迫切需要。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坚持重视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发展，“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命力”，用建立在中国具体实际、基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成就经验之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构成自主知识体系，取得显著理论成果。随着实践的不断演进，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理解更为深刻，更加认识到继续推进理论发展在当今时代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十八大以来，针对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党对关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深入回答，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取得重大理论成果，将“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科学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是继续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巨大优势与重要依托，为进一步推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基础。

　　“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凸显中国理论的主体性地位，依靠的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是在已有知识和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知识的过程，并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阶梯和支撑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不仅针对更为深刻的时代要求具有深厚的学理化理论支撑，还在深厚的时代背景下具备自主性经验基础，是完备的自主知识体系。要不断推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研究与学理化表达，运用科学方法提升理论的学术性、学理性，提升理论的未来前瞻性，更好推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认知主体对一种理论的初步了解往往从概念范畴入手，进而根据自身需要细化展开内含于概念中的理论构成并进行深入挖掘。范畴是一门理论的基本表述形式，是对理论内容、价值理念、核心要素的直接展现。它不仅是对外展示出的“理论画像”，更是对理论内核层面的凝炼阐释，用最为直接的方式集中体现出理论的总体风格特征与核心精华内涵，是理论成其为科学体系的前提条件。因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就要通过知识生产过程对我国发展成就进行集中性概括，将经验层面的认知具体凝练为理论层面的抽象范畴，在学科建设上构建标识性概念。在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要继续对“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基于中国经验的原创性概念在时代背景、时代意义、推进方式等多维度进行理论延展。还要在后续实践中赋予现实经验以学理性内涵，提炼新的标识性概念范畴，推进“术语革命”，依靠中国特色术语强化对中国实际经验的理论性总结概括，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底层基础与核心内容架构。

　　“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依靠对中国发展的成就经验进行学理化阐释与学术化表达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学科建设是“中国自主”的最大体现，也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过程。要深化学理性阐释，将原创范畴内嵌至理论框架，以学科构建展现知识体系对实践经验的抽象化理性认识。马克思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进而“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因而要深入研究中国人民的思维实践活动，立足现实成就提炼基本原理，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加强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学理性规律性认识，增强理论的主体性与原创性，以既是实践发展史又是学理思想史的学术经典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内容。在对理论进行学理化阐释的整体研究范式上，要立足成功经验，总结理论创新的科学模式，在概念范畴、论证过程、案例解析等理论构成的不同层面确立相对系统固定的学术化理论总结范式，以具备学理性学术性特征的学科建设增强自主知识体系的科学化程度与说服力。

　　要以学术原创能力为依托，将学术观点与理论命题凝炼为逻辑严密的系统化学理系统，提升理论命题间的逻辑契合度，凭借富有主体性理论意蕴与原创性创新价值的科学观点构建起符合国情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备自身特色与体系化优势。康德认为，“在理性的治下，我们的一般知识决不允许构成什么梦幻曲，而必须构成一个系统，唯有在系统中这些知识才能支持和促进理性的根本目的”，由基于中国经验的学理性思想命题构成的系统性中国理论就是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其中，学科体系是理论内涵的平台基础，学术体系是理论框架的核心构成，话语体系是理论阐释的外在表征。要通过丰富的中国经验厚植学科体系基础，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基本内容，强化经验性学理性理论支撑；建强学术体系提升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说服力与阐释中国发展现实经验的学理性，承担好连接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间的核心纽带作用；创新话语体系探索新的话语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坚守中国自己的立场、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表达中国自己的话语三个方面体现出‘中国自主’的要求”。

　　要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提炼中国理论，立足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践经验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建设，彰显理论的鲜明实践性。“隔绝于经验的抽象表达不过是不可理解的空洞符号”，将经验材料从抽象性概念上升至学理化体系是理论的阶段性演进，而将理论取自现实问题并用以指引实践既是指向现实起点的本源性复归，也是其螺旋式发展的进阶性过程。因而，在聚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分析矛盾成因的过程中总结中国破解实际问题的实践经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主要抓手，也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着力点。在知识生产层面，应针对解决“已有知识与新的实践经验之间的矛盾所构成的‘外部困难’”与“由外部困难所引发的已有知识的内在矛盾所构成的‘内部困难’”。在知识体系的应用实践层面，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以科学认识问题、准确把握问题、正确解决问题为目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建设，彰显理论的实践价值。

　　最后，继续深化对推进理论创新与现实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将理论的历史局限性转换成着眼时代发展的未来前瞻性，内在决定提升理论逻辑化体系化程度、组成概念范畴与学术理论相联结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受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在学术界占据支配地位的现实影响，我国自主知识体系依旧在模仿中处于学徒状态，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理论，国际话语权严重不足。同时现有理论对未来发展的指引度不够，无法为人类社会发展提出方向性指导。要继续加强理论探索，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着眼于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推动世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人类破解发展困境提供科学理论指导，为其他国家实现自身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依靠高质量发展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展示理论面向未来的时代意义。

　　（作者单位：韩喜平，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杨羽川，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