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勾画出宏伟蓝图。在此过程中，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构思和实践应用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力量。自2023年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及“新质生产力”开始，这一概念便不断被深化与强调，成为主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2023年12月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作为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战略基点，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创新在推动产业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中的引领作用，确立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地位。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其背后蕴含的是对传统产业发展模式的超越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本质提升。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等创新要素的应用，不仅推动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涌现，也加速了经济动能的转换，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潜力。

　　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过程，它的发展离不开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有机结合和全面发展。习近平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这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指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寻求经济规模的扩张，更注重质的飞跃、效率的提升和动能的转换。新质生产力恰是这场深刻变革的产物和必然选择，它代表着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历史性跨越。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在中国式现代化大背景下，如何从内涵特征上审视新质生产力，透析其历史、理论及现实逻辑，以及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实践路径，旨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深层次内容与实质是多维的、动态的，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呈现了对国内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挑战的积极响应，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呈现出综合性与层次性的内涵特征。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实质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实质，涉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实际中的丰富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科技创新与经济转型的联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优化更新以及国际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应变战略。从理论到实践，这一内涵实质在多重维度上得以彰显。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实质需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理论深刻剖析。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实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念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延伸和深化，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对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运用方式与技术手段的内在要求和动态要素。这包括对生产力内在纵深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质生产力形态的科学界定，以及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影响。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既包括了传统生产力中的技术和设备方面的创新，更强调了人的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创新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内涵实质体现了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有机统一，表现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逻辑，即透过生产力水平的整体提升和结构调整，引导社会关系和价值取向的新型演进。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这种内涵实质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深度阐释，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其次，从制度安排到经济转型，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实质需要紧扣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践驱动。这一实质内涵体现了科技创新对于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和经济结构的革命性重构，体现了原始创新与引进再创新相结合的发展路径，同时也体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与制度机制的不断优化的内在联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前沿科技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经营思维和市场格局。这些都凸显了新质生产力内在实质的全新内涵与动能，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也是实现现代化中国梦的内在路径。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实质需要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下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完善和革新。这一内涵实质旨在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建设的不断完善，推动生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互促进，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动态协调，不断提高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优化国民经济布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最后，从国际经济全球化层面考量，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实质也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应对战略与内外结合战略。新质生产力内涵的实质，除体现技术机制的内生动力外，更需借助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进一步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全球性互动与共享。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赋能于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肩负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责任，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实质内涵塑造着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规则的新格局。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实质涵盖了对生产力发展动因的深层探讨、对中国现代化路径的深刻思辨以及对国际合作与共赢机制的深刻分析。这种内涵实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不仅呼应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部环境的挑战，更体现了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的历史责任和战略定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演进的新阶段产物，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诸多领域内，显示出了其综合性与层次性的特征。

　　1.经济结构智能化。新质生产力是对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新经济形态的深入观照，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为基础的前沿技术如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分析以及人工智能等，正日益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力量。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在于其转型能力，能够通过重构传统生产与交换模式，加速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创新，实现经济活动的价值最大化与成本最小化。其核心价值在于知识、信息与技术创新的融合应用，通过生产流程的革新与优化，提高经济结构的灵活性和快速响应能力，推动经济结构朝高端化及智能化方向进发。

　　2.治理能力高效化。政治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涉及对现行行政体制机制和治理体系的创新性调整与升级。以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不仅加强了政府治理工具的多样性和精准度，也提高了政务服务的智能化水平、管理体系的网格化效能和政务信息处理的电子化质量。政府决策的过程得到了加快，执行效能有所提升，公共服务反馈体制机制愈形高效。诸如区块链之类的技术革命还为增强治理透明度与公正性开辟了新路径，从而助推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行政体制机制创新与政策更新提供了技术保障。

　　3.文化传播多样化。新质生产力展现了对于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的重新定义和重视，其在推动科技与人文交融、普及创新思维与方法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新质生产力在文化产业的范畴内促进了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外延的扩展，通过新媒体技术的变革，改善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模式。数字出版、网络直播和社交媒体等新兴形态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发布和消费提供了创新路径，同时也提升了公众文化素养，为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活力。

　　4.社会结构柔性化。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对于塑造新型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引领新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智能化、网络化及数字化等技术的推广正逐步引导社会治理和服务模式向着更为智能化与人性化演化，以提升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水平和民生福祉。

　　5.生态文明同步化。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来说，新质生产力与绿色低碳、循环利用、可持续生产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新兴产业在可再生能源、智能制造与节能减排等领域的创新对于促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符合当代强调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要求，以期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脉络中展示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宏大叙事，在理论探讨中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内涵和影响范围，在实践探索中证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变革力量和广阔应用。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理论上先进，在实践上有效，在国际上也具有示范效应，新质生产力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历史逻辑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实际国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进程贯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并在新时代中得以进一步深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实现了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状态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跨越，并伴随着生产力结构的深刻变革，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具有的阶段性特征和内在逻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推翻了旧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奠定了新中国独立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基础。在此期间，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但革命的胜利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中国深化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在于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布局，并为后续现代化和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行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重大转折点。1978年以后，中国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带领下，实行了改革开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速度，生产力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一系列新的战略措施，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确立绿色发展理念，并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新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展现出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国际化的特点，并在全球价值链中持续增强竞争力。总的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道路，它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在新时代背景下得以丰富和深化。这条道路上，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跃进，从单一闭塞到多元开放的演变，体现了创新与变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秉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丰富的历史经验，还融入了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的创新，显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统一和内在发展逻辑。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的理论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深刻理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不仅在理论维度上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同时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紧密结合的生动实证，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是生产资料（包括工具和对象）和劳动力这两个要素的结合。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劳动者通过工具影响自然，从而生成人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马克思强调，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态，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时，就会出现矛盾，并推动社会形态的变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是决定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更新反映在新质生产力的定义与特征之中：一是认识到在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生产力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生产力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模式亦需跟随转变。二是强调了生产要素在创新应用中的重要性，尤其是知识与信息的作用，这一认识显著地超越了传统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的视野。三是强调生产力发展要与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相互适应性，反映出制度创新对提升生产力质量和效率的重要作用。

　　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一种跨时代的生产力形态，它涉及的不仅仅是技术革新，还包括了生产要素的创新组合、新产业的兴起及经济组织的变革。在中国经济的特定阶段，这体现为从传统工业化向信息化、数字化转变的历史性飞跃。这种飞跃既与全球科技和产业革命的趋势相契合，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在全球化背景下提供的独特制度优势及其应对世界经济挑战的能力。新质生产力源于对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一系列前沿科技革命的科学把握与运用，这些技术革命赋予生产力以新的质和量的特性，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此外，新质生产力的思考还关注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以及全球价值链中竞争力的提升。这一理论在政治经济学层面践行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以推进包括所有权、分配权和经营权在内的生产关系创新，以此促进生产力解放和经济系统的进一步优化。新质生产力强调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更注重生产要素之间的科学配置和优化组合。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边际效应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原理有共鸣，同时与当代经济学研究创新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性亦相关。新质生产力代表的是通过创新激发增长动力，实现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型。

　　因此，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其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层面，都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把握和应用，以及在这些原理基础上的创新性拓展。它既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理论自信，也代表了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寻求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努力。通过新质生产力的落地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前推进，力求在维护社会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优化生产关系，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贯彻了一种紧密契合国家实际状况且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支撑点和创新源泉，既是经济建设的新动能，又是社会转型的激活剂，更是文化繁荣的催化器和政治发展的助推器。

　　首先，关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作为全球人口大国，其现代化之路不仅需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同时也要解决伴随而来的社会保障、就业、教育、资源配置等一系列问题。截至2022年底，中国人口总数达14.1亿，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既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创造广阔市场空间和劳动力资源，同时也给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带来巨大挑战。中国GDP总量的飞跃式增长，部分得益于这一庞大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的结合。新质生产力通过促进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品质，为人口众多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支持。

　　其次，关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之一是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体现了社会公正和均衡发展的现代化追求。从基尼系数可以看出，中国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渐渐缩小，基尼系数已从2008年的0.491降低到2022年的0.47。新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优化资源分配，并有力地支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等发展战略，推动全社会范围内的共同富裕。

　　其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点。中国在经济建设、技术进步等物质文明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亦不断加强文化建设、文化创新与社会思潮引导，强调精神文明的内涵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此过程中，通过培育文化产业、加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与多样化，从而对民众的精神生活和文化追求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贯彻实施了可持续发展理念。面临全球环境挑战，中国提出并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国家。新质生产力通过支持绿色科技、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的发展，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有效途径。

　　最后，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通过构建基于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中国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框架下，促进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贸易便利化，且已成为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新质生产力在促进数字化、跨境电商等方面的创新，降低了全球贸易成本，进一步巩固了和平发展的方式和途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升新质生产力需致力于构建与完善多个实践维度：建立校企科技创新人才培育体系、加强数字产业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文化资源的精度与供需匹配度、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促成虚实结合的新型产业集聚模式。

　　（一）建立校企科技创新人才培育体系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下探讨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时，关键之一是建立校企科技创新人才培育体系。此体系的构建旨在响应市场导向，深化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核心的教育改革，促进教育资源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体系构建的首要环节是确立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强调专业教育与实践应用并重的理念。这种模式通过专业课程与实践能力的互补，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旨在培养适应产业未来发展需求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此外，引入企业导师机制，鼓励行业专家参与教学活动，贴合行业实际，强化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科研工作，推动人才培养路径的多样化与灵活化。同时，应当推动校企合作模式的纵深发展，在产业链的各个层面上进行合作，既培育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又深化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操能力，促进学术知识与产业技术的双向互通与高度融合。企业的参与不仅扩展教学的边界，更加紧密地将教学内容与企业的技术进步同步，优化学生对行业技术动态的敏感度和适应度，满足企业对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需求。

　　进而，校企科技创新人才培育体系需突出科研项目与实践应用的结合。通过高校和企业携手，共同建设科研平台和实验基地，推进资源共享，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业应用，以期实现理论与实践、学术与产业的无缝对接。最终，构筑创新激励与反馈机制是确保校企合作持续性和效果的基石。实施针对性的奖励政策以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奖励实训表现优异的学生，激发师生的创新热情。同时，构建周期性的评估及调整体系以维持人才培养质量，确保人才培育方向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

　　（二）加强数字产业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致力于将科技创新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尤其在数字产业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展现出其战略重要性。在加强数字产业发展层面，应加大力度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仰赖对电子信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产业的全面支持，以提升数字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市场竞争力。这不仅需要对现有数字产业链进行持续的升级与优化，同时也要对新兴的数字业态开展积极的探索与扶植，促使数字经济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借助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构筑数字产业的强有力技术支撑，从根本上增强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内涵。此外，培育健康的数字产业生态系统对于深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也至关重要。通过打造开放共享的数字化平台，不仅汇聚广泛社会资源参与，还形成产业链各环节高度集成的生态圈，从而激发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动力。同时，应重视对数据资源的科学配置与高效运用，将数据确立为一个核心生产要素，推进数据资源的开放与共享，确保数据安全、畅通且富有效率，在保证个人隐私权和企业商业秘密的同时，释放数据的价值潜力，并借此驱动数字产业创新及促进其他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对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它是发挥新质生产力作用的物质根基，其影响范畴覆盖5G网络、新能源、智慧城市等关键领域。应积极推进以5G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全面的网络高速覆盖，并提供稳定可靠的通信服务，这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网络基础支持。同时，推进能源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如普及新能源汽车、搭建智能电网等。此外，应增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的智能化进程，并构建现代化的交通物流体系；同时，积极推动城市基础设施智慧化改造，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提升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在宏观战略层面上，国家应制订相应政策框架，充分激发数字经济的发展活力。涉及到数字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政策引导及投资战略布局的全面策略。国家亦需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同时确保数字产业创新活动的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护，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获得必要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利用政府投资的引领作用，形成优质的投资氛围和鼓励创新的政策生态环境。

　　（三）提升文化资源的精度与供需匹配度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构建不可局限于经济领域内的技术革新和资本积淀；它更应涵盖文化资源的高度精炼、创意性挖掘及其与社会需求的精密匹配。这种视角不仅重视物质生产力的提升，而且强调文化生产力的发挥和文化软实力的构筑。提升文化资源的精度首先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遗产进行细致的甄别与传承，确保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使之成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根本源泉。然而，简单的保守并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必须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表现方式相融合，借助现代技术进行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使之产生市场可接受的文化产品或服务，进而提高其实用性及市场价值。

　　文化资源供需之间匹配度的提高，这涉及到依据市场变化对文化资源供给结构进行调整，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通过划分细分市场，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科技手段，实时监测和分析消费者的文化消费趋势，以便为不同的文化消费群体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必须关注文化普及的广泛性，确保各个社会层面与地域群体的文化需求得到平等满足，确保文化资源的广泛传播与深入推广。政府在此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应当加强对文化资源管理的宏观调控，设计和完善符合文化产业特点的管理体系，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文化市场的繁荣打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国家应当通过立法和政策指引的形式，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公私合作模式亦应得到鼓励与发展，私营资本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为文化资源的培育和供给注入活力，同时促进公共文化资源的市场化发展。

　　（四）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

　　绿色低碳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构建是新质生产力落实的关键领域，在传统的工业化生产力模式的基础之上，它对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模式的根本性革新。这种革新的路径不仅契合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而且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构建绿色低碳产业链与供应链，要求我们对现行的产业构造进行全面深化的优化与升级。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及服务业的低碳化发展策略的实施，亦须与信息化与产业化深度融合相关战略同步推进，以达成能源消耗总量的降低和废弃物排放的减少，构建一个基于智能技术支撑的绿色供应链体系。应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分析以优化供应链结构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包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响应消费需求的速度。这能够在确保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同时，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降低物流与运营成本。供应链管理的策略也须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下重新构建，以全链条的环境监管和生态设计原则为导向，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再到产品设计、物流配送、终端消费乃至废弃物的回收和二次利用全环节实现资源高效循环利用。

　　关键环节的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链内外的协同创新是实践路径的又一重要方向，具体措施包括新型节能材料和技术的研发，推广生物科技及可再生能源利用，强化各链节之间的交互与联动，促进绿色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此外，政府和企业间的密切合作对于绿色低碳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建设至关重要。政府不仅需要提供明确的政策引导和持续动力支持，如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绿色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还需建立起一种多方参与、相互促进的绿色发展新机制，引导和激发社会及企业参与绿色转型。最后，建立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的监测和评估机制是保障绿色转型成功的关键一环。这包括实施全面、透明的碳排放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和环境责任评价体系。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手段，可有效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绿色低碳的价值观念，共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五）促成虚实结合的新型产业集聚模式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的提升路径具有全球视野的核心竞争力及创新驱动力，它在满足绿色发展原则的框架内，呼唤产业结构与发展模式的持续进化。在此背景下，虚实结合的新型产业集聚模式显现为新质生产力实践路径的重要战略举措。该模式不仅仅是将传统的实体经济和新生的虚拟经济进行简单的叠加，而是通过构筑实体经济与服务业、信息技术以及智能化技术三者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推动产业形态的革新和质量的跃升。新型产业集聚模式的核心在于优化线上与线下资源的配置，以构建多样化、高度互联互通的创新生态系统，该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富有前瞻性的高科技产业园区、符合智能化发展趋势的制造基地、以及以电子商务平台和各类创新创业环境为代表的网络和空间。

　　在此模式下，线下的制造业与线上的数字技术，包含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得以实现深度融合，共同催生“智能+制造”的产业新生态系统。该集聚模式进一步凸显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补充和协同增效，以及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间的交互促进，致力于开拓信息技术深度整合下的现代服务业新格局。通过对产业集聚模式的深层次发掘，可观察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机制的日益成熟，以及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融合的趋势加速。这种集聚效应，使新型产业模式在推动产业价值链的优化升级、发展产业智能化和服务化的同时，逐步模糊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界，促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工业新体系的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是需要构建一套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这一体系应涵盖优惠政策、创新投资以及人才发展政策等多个方面。政府在此过程中应当起到引导作用，同时与市场机制相辅相成，为创新与创业构筑有力的环境条件，筑起企业间协同发展的广泛平台，以及有效地整合与优化区域内外的资源。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发展前景可从四个维度予以概括：一是科技创新作为催化剂不断释放人才红利，以优化传统人口红利优势；二是通过缩减数字鸿沟来淡化财富分配的极化倾向，促进全民共同富裕；三是提升文化生产的内涵与质量，以顺应人民群众对于高层次文化精神生活的追求，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四是推动低碳产业的发展，旨在实现生态系统的绿色化升级，强化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一）科技创新不断激发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

　　鉴于人口老龄化的普遍趋势以及经济持续发展对高质量人力资源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人口红利正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将人口红利转换为人才红利，亦即是将人力资源的潜能用于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创新，在此过程中科技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一方面，技术进步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通过在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领域的创新，科技不仅减少了对重复性和低技术劳动的依赖，更将人力推向更具创造性和分析性的任务，实现了从“世界工厂”到“中国制造”的转型。另一方面，技术发展使教育和培训变得更为普及和高效。在线教育平台、远程学习技术和即时获取知识资源的能力，涌现出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智能教育软件、虚拟实验室等创新工具。这些工具使学习资源更易获得，教学手法更加个性化，进一步提升了教育的品质和效率。技术变革也推动了全新产业与就业机会的创造。伴随着科技新浪潮，从软件开发到数据分析，再到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涌现出诸多新兴领域的就业岗位。2021年至2023年期间，数据专业人才的需求因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而持续攀升。针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潜在引发的工作岗位减少问题，鼓励STEM（科技、工程、技术和数学领域）学习，并与企业合作培训人才，以适配新兴技术的发展。

　　中国正值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关键阶段，其中科技创新作为生产力演进的决定性因素，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科技创新激发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促使技术型人才在新型生产力发展中增强其价值，尤其是在工业4.0、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关键技术领域。不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将为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产业界将继续加大研发与创新活动的投入，开展重点关注，并在此进程中，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激励企业创新和保障其成果合理回报的关键。跨学科的融合和合作创新将会是科技创新不断推进的结果，加速技术跨界融合，孕育更多前沿科技成果，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升级。同时，科技创新将进一步促进国际科技人才的流动和全球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创新整体水平的提高，确保创新成果可以迅速转化应用于实践，满足生产实践的需求。

　　（二）数字鸿沟不断缩小以化解财富分配的极化效应

　　数字鸿沟描述不同地域与社会群体在信息和通信技术获取、掌握及应用能力方面的鸿沟。在过去数十载的飞速进展中，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获得显著进步。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所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末，中国网民规模扩大至9.49亿，对应的互联网普及率高达67.0%。又依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披露的数据，至同期末，全国4G基站已逾500万个，5G基站数量亦突破153万个。得益于此稠密的技术基础设施网络，不仅为城乡居民提供了更为平等的信息获取途径，亦基本上平衡了不同社会群体间数字服务的获取差异。

　　进一步而言，宽带中国战略的实行显著优化了农村地区的互联网覆盖率，数字化服务渐渐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力地弥合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尤其针对农村市场，已通过建设在线营销平台——如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村”以及京东的扶贫项目——使得乡村产品得以直连全国乃至国际市场。这不只提升了销售渠道的效率，还通过创造产业价值链上的众多就业机会，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到2022年，中国农村的网络零售额攀升至2.17万亿元人民币。该种渠道不仅解决了销售问题，还极大促进了农村地区财富的累积与均衡分配，为经济条件的改善提供新式路径。进一步考察城乡收入差异，据2023年前三季度数据显示，中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达7.3%，而城市居民同期增长率仅为4.7%，这一趋势隐含数字鸿沟收窄对农村经济活性产生积极效应，进而部分缩减了城乡财富差异。

　　展望未来，随着5G和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的普及与商用化，理应进一步扩大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范围与连接质量，以期有利于进一步缩减城乡间的数字断层。新质生产力的前景不止局限于IT或高端科技行业，更将渗透至传统领域，数字化手段的介入与应用预计将提质各产业链的有效生产力，如农业、医疗和教育等，激发广泛的社会经济益处。政府致力于提升公民数字技能，推广各类培训与教育项目，旨在使民众能够追随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人力资本的这项投资将为逐步塌平数字鸿沟提供有力支撑。总体来看，中国借助信息技术的迅猛推进，数字鸿沟正在缓慢而坚定地收窄，尤以基础建设的推进和农村电子商务模式的创新带动，有效地促成了财富分配的相对均衡，进而对社会整体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推动力。

　　（三）文化生产不断提质以满足高质量文化精神需求

　　随着收入水平提升及生活水准的持续改善，公众对优质文化产品的需求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国家在政策层面积极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致力于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并秉承创新的理念，推广新颖的文化表现形式，旨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日趋多元化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对于新质生产力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予以强调，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文化遗产的长期保存与代际传承，以此加强文化生产的现代性并提升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通过着重文化产业的研发和原创能力的不断提高，致力于促进文化产品的种类繁多与品质高级化，增强文化的软实力，拓展文化内涵，从而增强国家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5G技术的商用推广与物联网的发展是推动传播渠道多样化与提升效率的关键。流媒体、在线视频平台和虚拟现实已成为大众获取文化产品的主要途径。按照《中国文化产业统计年鉴》的数据，线上传播渠道的用户数量与流量增长率均显著提升。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愈加多样化和个性化，倒逼消费模式向高端化和定制化方向发展。未来的文化产业将更为注重新的消费体验和用户互动，倾向于提供深度定制化的文化服务。个性化推荐系统及高用户参与度的文化产品销售额与消费者忠诚度呈现正相关性，这将进一步驱动文化生产者革新服务方式，以提高用户体验。

　　文化产业正在经历一个传统文化产品向创意创新内容转型的阶段。据《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指出，国内文化产业投资持续增长，政府对于创意设计和文化创新的财政支持及政策导向也日臻完善。这一趋势促进了新兴媒介与平台的爆发，如短视频平台以及在线互动娱乐形式，为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创造了新的空间。得益于科技创新，增强现实（AR）及虚拟现实（VR）技术在游戏、教育、旅游等行业的应用，为用户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中国音像与数码出版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23年虚拟现实产业的总体规模预计超过500亿元人民币，这映射了在技术推动下文化生产力的增长潜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在生产、管理及传播各环节提升了文化产品的效率和智能化水平，而且在影视剧本创作、文创产品设计等方面实现了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成果。

　　新质生产力在文化产业的发展将呈现跨界融合的趋势，这可能包含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不同艺术形式间的交互融合，以及文化与教育、旅游等其他领域的深度集成。文化生产力通过这种跨界融合，实现了文化产品内涵与形式上的品质连续提升。面对激烈的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新质生产力将凸显对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凝练与弘扬。鉴于中国深厚而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在全球文化市场中具有独特优势。通过现代表现手法与技术创新的结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得以创新性展现，并在全球产生广泛影响。文化元素与价值观的跨国界普适吸引力将为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化拓展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四）低碳产业不断发展以推进生态系统绿色化升级

　　中国在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就具体成果而言，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的比重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能源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直至2021年年末，中国风能与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逾281吉瓦(GW)及253吉瓦(GW)，在全球范围内均居首位。中国在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及绿色建筑等重要领域也展现了显著成绩。至2022年年底，国家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接近8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率超过10%。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持续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23年销量破940万辆，年增长率达36.5%以上。

　　政府明确提出实施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旨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该战略引导推动了一系列低碳、环保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进程，诸如在废水处理、固废管理及大气治理方面的技术进步，为生态系统的持续改善提供了物质与技术支持。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广泛融合使用，预计低碳产业将向着更高效的能源利用和管理方向发展。技术创新有望进一步增强新能源发电效率，减少整体能源消耗，并通过智能化管理来实现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均衡，推动能源系统优化。传统重化工业也正向高科技、低碳化、环保型产业方向转变。通过提高产业链的环保标准与生产效率，可以促进低碳技术的更广泛应用，从而使低碳产业成为未来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产业。

　　新质生产力着重依赖智能制造、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来推动低碳技术的革新与应用，如电动汽车智能化、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及储能技术的突破。在未来，预计会有更多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突破，例如提升光伏发电效率、风力发电的成本效益以及储能技术研发。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国际合作，推进技术水平进步与国际标准接轨，深度参与国际低碳合作项目。随着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日渐完善，一个成熟的碳市场将有效地对企业的碳排放行为进行调节。这一市场化机制不仅为新质生产力赋予市场激励，也引导了资本流向低碳产业，激发清洁技术的研发与广泛应用。

　　（五）产业布局不断完善以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新兴产业的崛起及现有产业的技术更新，凭借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构建了新的经济合作平台。通过培育数字化贸易、加强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经济形态的发展，我们正在向世界市场营造一个多元且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依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23年，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量已突破15万亿元人民币。同时，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中国已逼近甚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尽管从全球产业链布局来看尚存差距，但在国家重点项目扶持与资本投入下，中国的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技术持续获得显著进步。工信部的统计数据表明，2020年，中国集成电路行业销售额达到了8800多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幅为17.8%，体现了产业布局中的技术进步与产值增长的并进状态。

　　根据中国工信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不断超越传统工业。截至2021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为17.1%，远超规模以上工业的8.9%。特别是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年均产值增速超过了20%。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技术创新将续演关键角色。中国正增加研发经费投入，以期望科技成果的更广泛转化，尤其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需要硬科技的支持，亦依赖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政府将进一步整合产业链、提高供应链的稳定性与竞争力，并注重协同创新与跨界整合，以期吸引全球资源与要素配置，形成产业集聚。通过设立自由贸易区和强化区域经济合作，政府正致力于建立新的对外开放经济区。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引进高端要素资源，并促进开放型经济与国内外市场的深度融合。

　　中国的产业布局正形成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龙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各自发挥特色的多层次、广域对外开放新架构。东部地区依托其产业聚集效应和国际贸易网络，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中西部地区则通过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如郑州、成都等地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实现了产业内分工的精细化和产业链的延伸。通过优化产业布局，中国正通过产业聚集效应形成强有力的产业集群，显著提高了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同时，中国正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开放程度，鼓励外资流入，并积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以期提升产业的国际化水平。在此过程中，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加速产业升级，提升产业国际化竞争力。

　　（作者简介：张姣玉，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徐政（通讯作者），经济学博士，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新疆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