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两段阐释均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世界历史观。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部分,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部分,报告又指出,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上两段论述的结尾部分,均把中国式现代化放置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加以审视,这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所持有的世界历史观: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历史眼光,不断推进人类自由和解放事业的世界历史进程。

　　世界应该走向“和平与发展”还是“战争与毁灭”?这是“世界向何处去”的世界历史观的重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是前者。

　　(一)“和平与发展”世界历史主题的确立

　　“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立之初。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是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以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为目的的。马克思把人类实现和平与发展作为其世界历史理论的目的和归宿,试图消除人类内部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把他的这一理想诉诸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尽管马克思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进展,但仍然没有避免资本主义导致的世界性冲突,两次世界大战可以看作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集中爆发。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人类有能力消除战争。这不同于黑格尔的观点,黑格尔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家永远都不会从个体利益中走出来而服从普遍利益。可见,黑格尔这样坚持绝对精神的普遍理性主义的哲学家,竟然放弃了在民族国家之间建立普遍的生产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希望,提出“福利是一个国家在对别国关系中的最高法律”,该论断隐含着对和平与发展信念的放弃,这是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始终致力于寻求实现人类普遍利益的理想,从而消灭国家这一“虚幻的共同体”,代之以“自由人的联合体”。所以,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可见,和平与发展已经被确立为人类努力的方向和世界历史的归宿。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首次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得到了确立,并使世界历史形成了“冷战”格局。“冷战”是暂时性的虚假和平。因为“冷战”意味着人类两种价值观的根本性对立,所以它没有彻底消除人类内部的矛盾,这一矛盾仍然隐藏在资本体系当中。资本的扩张本性必然要不断打破“冷战”的格局而实现资本一统天下,从而保证资本的扩张及其利益最大化。正是资本主义势力的侵蚀以及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实践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这标志着“冷战”格局的结束,世界重新回到资本统治的世界秩序,同时也开启新的资本主义矛盾。人类寻求和平与发展的道路遭受巨大的挫折。

　　此时的中国也正在开启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这既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总体形势的“实然性表述”,也是对世界历史趋势的“应然性期待”。这一“应然性期待”是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一点不必多说。所谓“实然性表述”是对这一“和平窗口期”的客观判断。“冷战”刚刚结束后,社会主义获得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窗口期”。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一“窗口期”的更为隐蔽的逻辑是:资本主义暂时具有绝对的优势力量而尚未显现马克思辩证法所揭示出来的必然性,即资本在通向自我毁灭的途中。在资本尚未达到其内部矛盾极端化的情况下,资本可以一马平川地踏遍世界经济市场,获得对整个世界的绝对统治权和支配权,并赢得它剥削剩余价值的一切机会。正是在资本矛盾尚未充分显现出来的时候,在资本绝对地统治世界的条件下,世界进入了暂时的和平状态,但这终究不是永久和平而是暂时性的和平,在这个意义上它只能是一个和平的“窗口期”。

　　随着资本矛盾的不断加剧,经过数次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直到21世纪世界历史终于走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空前的规模和程度显现出来,世界再一次面临巨大的冲突。尽管如此,作为“应然性期待”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仍然不会改变,但通往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却充满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型现代化的世界力量开辟了新的文明形态,继续坚守“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历史主题,但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得不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新挑战。

　　(二)当代资本主义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新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和西方资本主义打交道,而资本的本性就是制造冲突(马克思称其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构成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不仅是理论和逻辑上的矛盾,而且注定要转变成现实的矛盾,这一现实的矛盾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再进一步具体化就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马克思把这一资本的逻辑矛盾最终历史地定格在“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没有解决上述矛盾,而且以新的矛盾形态加剧了这一矛盾,集中表现为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产业链破坏、生态危机、核武器威胁等等。这些矛盾给世界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当然,资本主义也试图解决这些矛盾,因为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矛盾,就无法实现资本的顺利增值,资本家就无法获取预期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始终在提醒着资本主义世界力图克服自己的先天矛盾,但是马克思早已给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矛盾判了“死刑”——不可治疗的绝症,除非消灭私有制。尽管如此,资本主义仍然在不断改变其自身的生存方式,试图能够解决这一矛盾以便维持资本的有效运行,但事实上,这与资本自身的本性是不相容的,这就导致那些原本为了摆脱资本固有矛盾的做法,结果却带来诸多新的矛盾,甚至使矛盾不断升级。

　　从质的方面看,在资本逻辑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是不可能“合作共赢”的,也不可能是“公平正义”的。在资本逻辑之下,如果合作共赢就没有剩余价值的空间,因此,必须是“你输我赢”才符合资本的本性。所以,零和博弈是从资本的性质中“分析”出来的,而不是后天“综合”到资本身上的“偶然特征”,仿佛资本可以采取零和博弈,也可以不采取零和博弈似的。正如在一场赌博中(赌博的目的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只存在要么你输我赢,要么你赢我输,共赢是不存在的。资本的本性就是:一方获取利益是以对方失去利益为前提的,这才符合“剥削”剩余价值的本质。所以,资本这一概念天然包含着制造利益冲突的固有本性,无论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创造和发明出怎样新的资本形态,其本质都无法解决这一矛盾,而且反倒会不断制造更加复杂的矛盾。

　　从量的角度看,资本获取剩余价值总是趋向于“利益最大化”,因为如果资本不能够维持其不断增值的目的,就无法保持其继续增值的可能。这一点马克思分析得十分清楚,即资本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必须采取追求超额利润的形式,因为如果不追求超额利润,就无法保证正常的利润。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会导致资本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而无法获取剩余价值。正是因为对超额利润的依赖不可避免,所以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看起来是外在的“量”的需求就变成了不可避免的“质”的规定,因而也被纳入资本的本性当中。那种假设资本家可以为了解决阶级矛盾而减少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放弃追求超额利润而维持不变的剥削程度的设想是徒劳的。

　　总之,从资本逻辑的内在机理中可以看到,无论从质的方面还是从量的方面看,资本固有的矛盾都是不可消除的。因此,无论资本采取怎样的新形态——它们要么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要么是为了摆脱原有资本形态导致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最终都无法消除资本制造冲突和分裂的命运。

　　(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步观

　　上述资本导致的矛盾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历史主题。这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愿望”,而且把这一价值追求放置在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因此使和平与发展根植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分裂世界的局面,把人类带向一个永久和平、自由解放的世界。马克思提出的方案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诞生使整个世界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用毕生的时间集中回答了两大问题:一是“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二是“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关于“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社会性、全面发展出发,给出的答案是“人类向自由和解放去”。关于“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立足社会生产关系,发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是以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更替的形式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世界向共产主义去”。以上两大问题的回答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核心内容。无论是人的自由和解放还是共产主义,都表达了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向往。

　　中国式现代化,其根本价值理念已经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导向上天然包含着和平与发展的进步理念,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天然包含着冲突和对立一样。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理想。中国式现代化在追求自己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民族国家创造发展的条件。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同时也为人类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开辟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始终把“合作共赢”作为和其他民族国家相处的基本法则。面对西方推行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新冷战主义”,中国始终倡导多边主义、打破贸易壁垒、捍卫经济全球化,从而使世界通向和平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推动构建世界普遍交往的新型的世界生产关系,从而为人类实现和平与发展开创新的文明形态。“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使资本固有矛盾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民族国家之间的“支配—从属”关系。这种关系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性进步力量不断得到改变。一种世界意义的、普遍的生产关系正在成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不断打破民族国家之间的“支配—从属”关系。这一点构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根本的动向。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生产关系将成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这显然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所传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以此为基础,习近平提出“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世界历史是否具有客观规律?人类能否把握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世界历史观的认识论问题。对“历史趋势”的判断是世界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发展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便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另一方面,是否承认世界历史有客观规律根本上取决于世界历史观。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世界历史理论不承认世界历史具有客观规律,因此人是无法把握“历史趋势”的,最多能够在世界历史完成之后看到世界历史的内在必然性(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回头看”世界历史的时候,世界历史的结果是有必然性的,但“向前看”的时候是看不到世界历史趋势的。中国式现代化继承了马克思坚信能够把握到世界历史趋势的世界历史观。

　　(一)中国式现代化坚信人类能够在变局中发现“世界历史的确定性”

　　世界历史的确定性表现为“规律”。所谓“规律”就是在现象背后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本质”。现象是不断变化着的,规律则是在变化着的现象背后不变的东西。所谓“发现事物的规律,透过现象看本质”,也就是要把握事物的内在必然性,这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就是,从世界历史现象界的不确定性中寻求到世界历史的确定性。

　　西方古典世界历史理论所持有的世界历史观认为,“世界历史向何处去”的问题是由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所把控的,人类无法判断更不能掌控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康德认为世界历史趋势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黑格尔则把世界历史趋势交给了“绝对精神”(上帝)。这种世界历史观在本质上是对人类不负责任的,是宿命论的世界历史观。宿命论的世界历史观只相信人类能够把握已经发生过的、完成了的世界历史趋势,而不相信人类能够把握世界历史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与此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坚信人类能够在变局中把握世界历史的确定性。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始终致力于从百年变局中发现世界历史的确定性,并将其上升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规律性认识。比如,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发现了世界历史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历史主题等等,这些都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对世界历史客观规律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开创出来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模板,更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盗版,而是在自己独立的世界历史观中所开创出来的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破坏人类共同体为前提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观是对人类不负责任的,人类命运何去何从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关心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根本不相信世界历史是有规律的,认为人类无法把握到世界历史趋势。

　　正因为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观认为人类无法把握世界历史的客观趋势,因此才仅仅从眼前利益出发而不顾及人类未来的长远利益。这种观点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表述就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是一种典型的由世界历史宿命论所带来的“历史虚无主义”。资本主义为什么坚持“零和博弈”?为什么不断地制造矛盾?为什么主张“文明的冲突”?为什么提出“历史的终结”?所有这些思潮背后都隐含着他们的世界历史观。说到底是因为在他们的世界历史观中,根本不承认人类能够发现并把握世界历史趋势,“人类向何处去”不是人应该关心的问题,而应该交给“大自然”和“上帝”。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世界历史总体趋势的判断,是对21世纪世界历史总体性特征的宏观把握。这一世界历史观引导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将马克思所发现的世界历史趋势作为自己的本质规定,始终把自己纳入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内在必然性之中来看待。中国式现代化面对“变化多端”的世界历史形势,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正是因为持有对世界历史趋势的判断,才能明确自己的前进方向,才能保证自己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二)中国式现代化为置身“十字路口”的人类指明方向

　　上述对世界历史趋势的寻求凝聚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特别关键的概念是“十字路口”。这在修辞学上是一个比喻,而在哲学上是一个辩证法的隐喻。“十字路口”意味着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或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因此“十字路口”本质上是一个辩证法的范畴,是指人类“既有路,又不知道走哪条路”的“有”和“无”的辩证统一。而按照辩证法原理,有和无统一在“有”,所以,虽然黑格尔说“有即是无”,但他仍然把“有”而不是“无”作为逻辑学的开端。这一辩证法的隐喻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坚持的世界历史观:“有路可走”这是确定的,问题是走哪一条路。而进一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破除百年变局的乱象,已经为世界历史指明了方向,这意味着在变局中已经发现了世界历史的确定性。这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继承;另一方面,是在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历史地确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从而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世界历史观问题。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中,世界历史已经有了方向,这一方向具有人类性。人类在百年变局中是否真的“迷失了方向”?显然不是,而是因为世界历史观的差别,导致了不同的立场对世界历史的判断形成了巨大的差别,也由此决定了所采取的发展道路上的鲜明对立。“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作为资本主义本性中所固有的特征,在根本上是其世界历史观的产物。有怎样的世界历史观,就会选择怎样的世界历史行动,正如一个人持有怎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会把它转变为某种行为一样。面对同一个“十字路口”,显然不同的世界历史观会选择不同的道路,而这两条道路,一条通向人类战争与冲突,一条通向和平与发展,显然,后者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把人类的冲突和毁灭作为世界历史的趋势,这不仅是对人类的不负责任,甚至是“反人类”的。因此,马克思所发现的世界历史趋势既是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也是人类的“价值选择”,因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了马克思的这一世界历史观,为正置身于“十字路口”的人类指明了方向。

　　(三)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开创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通过“社会主义500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范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了21世纪世界历史理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怎样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必然与马克思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密切关联。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在实践中的落实,因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为世界历史开辟的进步道路。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是这三个部分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马克思为什么研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为了在理论上确立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必然性。因此,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应该落脚到科学社会主义,而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都是为科学社会主义所作的理论上的准备,即哲学是为了说明为什么要“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学是为了说明现存世界(资本主义)为什么是不合理的。正因为现存世界不合理,人类应该改变世界,这便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宗旨。由此可以证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改变世界”的社会主义方向,开辟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即“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后来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再一次强调把建设现代化作为党中央工作的中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逐渐开显出来。这一现代化最初几乎是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创立同步开始的。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不断探索的主题。从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应对资本主义的残余这一“东方社会”问题就一直困扰着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说,“东方社会”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几乎所有的东方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挫折都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相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探索出“东方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成为20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最为重大的难题。

　　实践证明,苏东剧变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为解决“东方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供了成功典范,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率先探索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从而在融入世界资本体系的同时,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社会性质,又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从苏联转移到中国;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逻辑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把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问题纳入世界历史进程当中;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东西方文明对立,逐渐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在两大制度并存条件下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地开创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各民族国家是否应该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本民族国家的努力方向,这是当代世界历史观的核心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关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还包含人类关怀,即把人类的前途命运考虑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当中。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果是违背全人类利益的,就不能成为一条合理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信人类能够超越价值冲突和文明对立,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

　　(一)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所谓进步就是朝着美好生活的目标(人类自由和解放)不断接近的过程,但是这一进步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所表现的具体形态是不同的。就中国来说,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现了民族独立,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站起来),再经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富起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走向强起来)的时期,这一系列过程表现为社会历史不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世界历史经历了从无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确立,从两大阵营的“冷战”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世界历史实现了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表现为人类不断朝着自由和解放的目标前进。

　　进入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观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并不断把世界历史的进步具体化为特定的历史目标——世界历史在百年变局中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导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当代世界历史进程重要环节。为此,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世界历史是人类的价值选择过程。各个民族国家相互之间形成了普遍交往,世界历史的客观趋势由每个民族国家的价值选择共同汇聚而成。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也是由人类的价值观导向所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价值观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世界历史观的重要内涵。世界历史应该由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所引导,尽管各个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但是各民族国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构成了世界历史不以某一个民族国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在这一客观历史进程当中,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观始终坚信,人类的价值观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二)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天下情怀

　　“文明冲突论”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特征。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是以社会形态的更替为基础的。因此马克思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划分是以生产关系的划分为依据的。文明形态总是对它立于其上的“物质基础”的反映,一种文明形态是建立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或者反过来说,生产关系派生出相应的文明形态,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派生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指出这种生产关系必然导致灭亡的客观规律。这也就意味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那个文明形态也注定是趋向灭亡的。因为这种生产关系只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因此其本性中天然包含着制造分裂、冲突和矛盾的必然结果。因此,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文明形态也必然是“文明冲突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不具有普遍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才是真正的普遍性的生产关系,进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文明形态自然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正如前文指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普遍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一样。

　　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伴而生的文明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继承了中华文明中的“天下大同”理念,致力于在尊重各个民族国家文明特殊性基础上的文明多样性,同时致力于捍卫以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基础的文明统一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着“辩证文明观”,即坚持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统一。

　　(三)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把“世界历史观”转变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行动”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观不仅仅是“观念”而且是“行动”,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本性所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观包含诸多人类关怀,具体表现为对人类持有的和平与发展观念、世界历史进步观念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观念,所有这些世界历史观在当代最终落实在具体的实践行动上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信: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同时是中国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始终在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寻求进步方向。各个民族国家拥有同一个地球,人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都需要各个民族携手共同应对,如生态环境问题、全球经济复苏问题、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文化价值观冲突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解决上述人类内部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问题。而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在寻求上述全人类的矛盾和冲突的解决之路,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在各个民族国家普遍交往的基础上,把“世界历史观”转变为“改变世界的行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的世界图景。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2023年第4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