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中国共产党在现实地展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命运”时，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不变的初心和使命，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在最本质、最深刻的意义上构成了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坚持好、运用好“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观点方法。离开“人民”这一实践主体本身所展现的现实性力量，离开“人民至上”这一打破资本主义现代性幻象的价值逻辑，新发展理念就没有理论支点。在此意义上，新发展理念从核心价值观本质对立的角度区别了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深刻诠释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效由谁检验”的时代课题。

　　新发展理念在价值论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新发展理念回应了“现实的人”的感性需要——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曾指出：“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赋予了我国现代化探索明确的目的指向和持久的动力支持。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接续实现了从“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到“脱贫攻坚一个也不能少”，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再到“疫情防控一个都不能放弃”，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始终把“发展为了人民”作为根本价值指向，也生动确证了新发展理念的“人本”属性。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新发展理念的价值指向必然是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展示和发展人的本质力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如果说唯物史观将一切社会形态都理解为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性过程，那么贯彻新发展理念所展现的历史性任务就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不断追求现代化，从而实现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的无限逼近。 新发展理念在主体论上坚持“发展依靠人民”。习近平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概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性特征，指出这一理论“根植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由此将马克思主义定性为“人民的理论”。依循唯物史观，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是一切理论与实践的前提和归宿，基于“现实的人”对中国式现代化主体力量的哲学阐释，是从理论高度对新发展理念的全部内容及其基本内涵的逻辑再证。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生产满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的资料的过程，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曾通过凝聚民族力量掀起“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也曾依靠“民众的大联合”完成社会改造。没有人民这一“实在主体”在既定社会中发挥“现实性力量”，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就不会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创造，就不会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光明之路，更不会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宏愿。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人民至上的主体逻辑，在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方法论基础上，带领人民创造了具有开创性和历史性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有力论证了深蕴于人类历史诸多“可能性”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性”。 　　

　　新发展理念在认识论上坚持“发展成效由人民检验”。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剖析时发现，历史的发展就是通过以人民为主体的革命实践推动社会形态不断演变更迭的过程。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之所以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不仅因为它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社会形态都更为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财富，还因为这一社会制度在更为广泛、更高层次上凸显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坚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一切得失的根本标准，始终把“人民是否真正得到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保障”作为最高评价标准，因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那么新发展理念的本质属性就必然是社会主义发展理念，这就决定了这一理念不可能囿于当前的现代性之内，其发展方向必定是社会主义，进而共产主义的。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美好生活的评判标准，更加聚焦在发展成果能否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上，昭示着新发展理念关照21世纪人类的现实生存的理论可能性，并且通过将国家富强发展之梦、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和人民美好生活之梦历史地统一起来，不断地将这种理论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必然性。由此，发展成效由人民检验是新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文化本身就作为一种社会性、历史性范畴而存在，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为作为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理论提供直接的文明滋养。新发展理念之所以“新”，最重要的就是形成机制之“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文化形态使新发展理念的整体逻辑链条中处处投射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深切关怀。新发展理念不仅仅停驻于对“古老的文明本身”的承继，同时也超越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华文明本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由“结合”而呈现出的当代转化形态。由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及其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自发的“相互契合”到自觉的“有机结合”，构成新发展理念的“源”与“流”。 

　　（一）新发展理念之“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新发展理念的文化根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理解“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中国”的密匙。新发展理念诞生于“历史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的时空交汇处，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无法历史地理解今天的中国，也就无法从源头上理解新发展理念。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为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上标注着新发展理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意义，也是我们从更深层次、更广阔视野考察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在此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新发展理念的源头活水。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沿革，新发展理念是历史发展理念的当代转化。新发展理念之所以区别于全部人类历史中的一切发展理念，就在于其呈现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底蕴气质。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两个结合”重大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性地位和文明向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同马克思主义“并列”并“结合”？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存在并贯穿于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资源必然生成于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后，成为现代的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真实存在“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儒教文化中的人文价值与道德规范的丰富内涵……完全可能在超越现代化的阶段中推陈出新，恢复活力，为全球性多元化的社会新整合做出重大贡献。”如今，人类社会的纵向推进与横向整合已然加快了全球化进程，新发展理念正在使这样的状态逐渐明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基础。自从工业革命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生产力的空前繁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和话语霸权，将自身的价值观与制度模式鼓吹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而所谓的“普世价值”背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对社会主义的“神圣的围剿”，这样的“围剿”恰恰印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囚徒命运。今日人类社会百病丛生或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究其根本是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桎梏，而化解危机的出路就在于以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为一切人类秩序和生活样式提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终极依据，这一发展理念的现实版本正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基础的新发展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表达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及其转化，蕴含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维，新发展理念在整体上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例如，法家认为“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意在说明常规惯例并非一成不变的准则，强调变革和变化的创新思维；儒家、道家和释家等诸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和谐状态；儒家提出的“协和万邦”明确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绘就了世界大同的和谐画卷；儒家所说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蕴含了居安和思危之间相互转化的思维方式，认为忧患意识是安身立命的必要前提。不难发现，“和”是贯穿这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主线，彰显了古代人民对于太平盛世的美好向往。新发展理念的五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耦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智慧的滋养中，构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有机系统，共同促进社会的动态平衡和稳定发展。

　　（二）新发展理念之“流” 　　

　　正如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欧洲，但其理论视野放眼整个人类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乡在中国，但其文化视域同样“走出中国”“面向世界”。这样的“彼此契合”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理论切入点，进而构成了新发展理念的形成机制。按照这一逻辑进路，新发展理念的“流”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而是被马克思主义注入科学理性精神的、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文化形态，亦或“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换言之，新发展理念既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不同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说明新发展理念走在中华文明的基因行列上，“不同于”说明新发展理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新发展理念的命运与共视角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大国担当的现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天下”的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天下一家”的共存秩序统一于“天下为公”的至高理想。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我国社会形态历经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社会形态的更迭中实现了自身的进步与革新。“天下为公”这一对于理想社会形态的描绘和合理生存秩序的崇尚，在唯物史观的映射下，演化为一种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跨时代的政治理性，和立足整个人类社会的世界构想和包容互鉴的文明理念：从而成为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发展思想在国际舞台的中国表达和全新演绎。正如习近平所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某些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因素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消亡和更替，这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发展中必须遵循的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新发展理念的思想蕴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精髓内涵的时代创新。随着“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走向带来的文化现代性的变革，“革故鼎新”“贵和尚中”“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思想文化逐渐摆脱特定的历史语境，在具体运用和演化中抽象出一般性意蕴和普遍性内涵，从而提炼出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实质，在新的语境中与当下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从传统形态转化为现代形态。新发展理念在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当代中国的实践逻辑深度融合中，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综合”和“有机融合”，表现在创新发展理念拓展了“革故鼎新”传统思想的外延样态，在当代中国表现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创新形态。协调发展理念深化了“贵和尚中”的思想精髓，体现在追求事物的整体协调发展，坚持用系统观念、辨证发展的方法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绿色发展理念革新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二元对立发展为和谐共生，进而衍生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开放发展理念创新了“协和万邦”的话语表达形式，在当代中国主要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共享发展理念超越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共同富裕”矫正“均贫富”的思想。 新发展理念以创造性思维而不是一般性思维对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相互耦合、相互依赖，共同揭示了社会发展目的、动力、方式、和路径等客观规律，超越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朴素唯物主义思维方法，将“和”延伸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动态平衡。在此意义上，新发展理念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再现”，也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的“本来面目”，而是在超越“中国之中国”的传统范畴、在“世界之中国”的维度前提下的“思想创造”，“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诚然，新发展理念的故乡在中国，从逻辑上讲，这一发展理念首先是中国的发展理念。但是，新发展理念的理论视野不局限于中国，理论指向不局限于中国，理论价值不局限于中国，而是“中国”与“世界”的统一。新发展理念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为人类新的文明创造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发展理念指明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即新发展理念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统一，新发展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统一，新发展理念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统一。 

　　（一）新发展理念的中国意义 　　

　　当前，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需求侧的变化来看，人民需要从“物质文化”领域聚焦到“美好生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都提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要求。新发展理念明确了由发展中大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具体路径，彰显了当代中国现实的实践要求。 1.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引领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五个必由之路”之一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理性升华”，是“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的具体形态。新时代以来的历史成就，深刻检验并证明了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战略思想上对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及时适应和科学把握。面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深度耦合”和两种社会制度下现代化道路的“矛盾叠加”，习近平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突出了创新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引擎作用。回望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轨迹，三次工业革命孕育的科学技术创新使生产生活方式和人类社会结构发生里程碑式变革，为人类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提供了最直接的工具。但是，逆全球化风潮正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呈现泛滥之势，传统类型生产要素的动能作用逐渐衰退，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需求，因而需要营造一个创新生态系统，用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多维度立体形态作为驱动力，引领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2.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新发展理念继承和创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思想，从“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理念、到“三位一体”的持续发展理念、再到“四位一体”的科学发展理念，进而形成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逻辑链条和总体布局得以不断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不断赋予新的文明内涵和思想内涵。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不断创新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最新成果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新发展理念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符合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及现代化道路的内在逻辑及其方法论指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总揽全局、统筹兼顾根本原则的精准把握，因而新发展理念的贯彻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作为一种成熟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实践场域的出场，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必然、逻辑必然和历史必然。 3.新发展理念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 如果说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开启了探索“人的真正本质”的哲学之旅，擘画了人类未来社会理想蓝图，那么中国共产党则以新发展理念为方法论指导，在现实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创造了人类“美好生活”的具体形态，确证了“人的真正本质”。“美好生活”与发展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主要体现在发展动力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等。新发展理念不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表达，而是要通过介入人类现实而影响人类社会，真正成为人类的感性活动，转化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智慧。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而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活方式。新发展理念从五个不同维度推动生产方式的创造与变革，通过促进生产力发展来推动生活方式的深层变革，以构建一种满足人民实际需要、回应人民普遍诉求的“美好生活”，在方法论意义上搭建了“美好生活”从“理想”通往“现实”的桥梁，使我国发展“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

　　（二）新发展理念的世界意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任何个别均包含着同类事物的共性，因而新发展理念一经出场就必然内在地蕴含某种普遍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创新，说明这一理论体系的视野本身就是世界性的。如果说新发展理念的“根”与“魂”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那么这里的“人民”是大写的人民，既包括中国人民，也包括世界人民。 1.新发展理念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引领 新发展理念是孕育于中华文明母体之中，产生于中华大地之上的理论创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自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同时新发展理念也是包含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创新，不仅适用于中国，更适用于世界，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新发展理念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践中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必将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引领。 　　

　　新发展理念超越了西方发展理论。二战以后兴起的西方发展理论自诩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为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然而，“‘后继的’现代化推动者们”并没有在西方国家铺陈的现代化之路中找到现代化的密钥，反而陷入“新的桎梏”。究其原因，西方发展理论遵循生产力发展服务于资本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使其走上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道路。新发展理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大场域，从我国现代化具体实际出发，遵循人民至上的发展逻辑，实现了对西方以资本为轴心的现代化理论的全面超越。 　　

　　新发展理念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新境界。新发展理念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从人类命运与共的高度客观分析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新矛盾、呈现的新特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提出的新要求，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其中，创新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表达，协调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涵延拓，绿色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当代建构，开放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的方法论应用，共享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历史观的理论升华。可以说，新发展理念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新境界，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原创性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理论认识上的又一次升华，具有深刻的方法论价值和广泛的世界性意义。 2.新发展理念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道路引领 习近平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从本质上看，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得益于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的积极贡献。新发展理念引领的中国道路不仅仅是一条民族史意义上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道路，更是一条在世界历史的跌宕起伏中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行稳致远，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坚持了正确的发展思想，在新时代十年的实践中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全面引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证明了正确的发展理念是推动人类社会持续进步的基本前提。 　　

　　新发展理念引领和平发展道路。马克思着眼于全人类的解放，认为只有彻底祛散笼罩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魅影，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与世界大同。正是在此意义上，新发展理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以高度的世界历史自觉引领各民族国家在理论与实践、民族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等向度之间绘就人类生存状态的美好蓝图，使世界各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文明成果的共享将极大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新发展理念蕴含的开放之维度，澄明了我国开放发展进程实际上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对于推动人类历史整体进程具有本源意义，其他诸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理论关切，都与新发展理念引领的和平发展道路本质相关。 　　

　　新发展理念引领公平正义道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从文化地缘上颠覆了“西方中心论”，改变了1648年近代以来形成的以西方为主导、“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国际关系体系，世界格局呈现出更加平衡多元的特征，大国战略博弈也愈加激烈，部分陷入发展桎梏的国家试图推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来摆脱困境。新发展理念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认识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国际秩序、经济秩序、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公平正义问题，以全新的公平正义理念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和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在国际秩序上强调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秩序上提倡让各国人民共享国际经济发展成果，促进世界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在社会治理上倡导各国加强国际合作，承担应尽义务，共同解决重大社会安全和民生问题；在生态治理上要求世界各国加大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保护、低碳解决方案、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发达国家在积极履行大幅减排义务同时，在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支持。 　　

　　新发展理念引领民主自由道路。民主和自由既是人类永恒追求的政治理想，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识。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我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使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的民主权利，书写了世界自由民主发展进程新篇章。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将国际民主自由发展推向新的阶段，从理念层面不断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人的类特性“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本质的回归，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蕴含着人类对自由民主追求的普遍真谛。 　　

　　3.新发展理念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目标引领 当今时代，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人类社会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导，各种层出不穷的发展理论似乎都在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哪一种发展理论能够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新发展理念契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和未来可能，引领各国人民共同建设一个“共赢共享”“发展繁荣”“健康安全”“互尊互鉴”的世界。新发展理念以创造全人类的美好生活为目标。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诸多理想目标的设定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人民过上能够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为人类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顺应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主流方向。新发展理念是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构建相适应的发展理念，符合世界人民的发展愿望，引领世界人民走出发展迷思，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目标引领。 新发展理念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目标。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理论产物，新发展理念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生成，同时也面向人类文明的未来。习近平站在对人类命运负责的高度提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并向全世界呼吁“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生动展示了新发展理念在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蕴含的中国智慧，表达了对“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新期盼。 　　

　　新发展理念以实现“所有人的富裕”进而实现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为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解放学说，就是为了消灭私有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依循唯物史观，“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是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的基本表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并且这种物质基础不能以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占有为前提，而是所有人的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本质上就是人之为人的积极回归的过程。如果说马克思将“共同富裕”置于科学理论基础之上，那么新发展理念则从实践角度论证了“所有人的共同富裕何以可能”。习近平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实现所有人的精神与物质双重富裕进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创新都是所处时代社会实践的产物，新时代十年就是推动新发展理念从理论走向现实的“时代的条件”。我国发展的历史成就已然证明了新发展理念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系统概括，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方法论指导。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实践逻辑的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中国逻辑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逻辑的统一，是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历史逻辑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现实逻辑的统一。新发展理念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必将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23年第5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