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是推动当今中华民族形成文化认同、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空间的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的紧密关联，阐释了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内蕴的政治制度与价值理念。在“第二个结合”中构筑广阔的文化空间，为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与制度创新思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建构以文化空间的延展为依托，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建立本质关联、与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交互作用中塑造更具广度和深度的空间，促进中华文明在从传统到现代、从本土到世界的转型发展中构建独具风格的创新空间。探索“第二个结合”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空间的开启意义，有助于明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历史方位，在总体上深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理解和践行。

　　在新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进程中凸显出来的“第二个结合”，既阐明了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关系的深刻认识，又表达了对思想解放与文化自信、历史与文明关联的深刻洞悉。“第二个结合”不是对具体结合实践的理论抽象，而是充满活力的文明方法论，其在实践历程中的显著成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这象征着总体发展呈现出螺旋式上升进路的中华文明进入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伴随全球现代性和文明多样性之间冲突关系的显露，中华文明遭遇诸如怎么发掘现代文明演进的驱动力、如何在现代性危机中拯救文明等挑战，这些问题集中在创新空间的建构层面，必然要求在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中回应挑战、化解危机。“第二个结合”正是基于变动性社会现实来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开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

　　“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实践凝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演进逻辑和基本规律，为打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空间提供了必要条件。从“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进程上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又深刻的运用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指导地位，既是因为当代中国在民族性存在转向世界性存在的过程中奠定了客观基础，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具有内在关联。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中剖析世界历史生成的根本原因，指出现代文明的本质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揭示了现代文明思想史演进的基本规律与发展趋势。“第二个结合”正是在把握这一规律和趋势的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错综复杂的历史表象走向历史深处，进而获得把握现代文明的本质属性。“第二个结合”不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起一般关联，而是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历史性实践之间搭建本质关联，促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在现实结合中被激活，进而明确创新空间建构的实践旨趣、塑造创新空间的独特风格。

　　“第二个结合”以自身文化空间的发展为基础，冲破西方现代文明借用世界市场制造的空间阻隔，在空间交融上开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创立是资本逻辑的产物，而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引和推动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依托于殷实的经济社会土壤，具有明确的文化空间实践旨趣。在人类现代文明思想史的形成和发展中，世界历史的扩展与不同文明交往空间的收缩和交织密不可分。“第二个结合”展示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逻辑以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确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结合中探索自身民族形式、开创自身创新空间的实践旨趣，同时推动不同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空间交融。

　　“第二个结合”不断冲破现代性的时间限度，明确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现代性的超越逻辑，开启了独具特色的创新空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以超越现代性逻辑为前提，资本主义现代性致使现代人在享用时间过程中产生无度的空间需求，形成现代资本文明“时间空间化”的现象，即时间在被现代性建构起来的同时反过来塑造文明的空间形态，其目的在于为文明演进过程构筑固定的空间架构。在“第二个结合”的实践中，现代文明的空间非正义性对人类自由发展的阻碍被揭示出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被赋予中国化时代化意蕴。伴随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得以打开。这既意味着将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硕果为我所用，更意味着创造一切现代文明在创新空间上走向交融的可能性，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和现代文明的发展整合到新文明类型的创新空间中。因此，“第二个结合”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空间的开启使得人类追求自由发展的空间正义被关注，将静态的现代文明空间扭转化为积极建构的动态空间。

　　“第二个结合”开启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使得现代文明发展的空间正义成为人类社会自由和正义的组成部分。现代文明创新空间的建构和扩展离不开正义性空间环境，空间正义绝非抽象的价值理念，任何民族的现代文明创新空间的建构都必须在具体的空间正义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第二个结合”不仅突出中国实践的文化传统印记，而且把握中国人民在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力量与民族复兴意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在主客体相互推进的具体实践中得以建构。“第二个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定历史进程中洞悉现代性与文明演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现代性本身的限度。在“第二个结合”中，中华文明通过吸收现代文明的有益成果，能够历史性地重构自身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由此显露出积极建构的空间活力，这一文明创新空间的开启也必然在人类新文明类型的开创中展现全新世界历史意义。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得到不断拓展的生机活力，具有宽阔的总体视野。在“第二个结合”的总体视野中，中华民族的文明类型生成于由过去、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历史过程，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进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只有置于总体的生成与转变进程之中，才能还原其真实意涵、彰显其深刻的时代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是在与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践建立本质关联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第二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目标的深度关联中得以深化。“第二个结合”的总体视野在历时性上表现为过程的总体，在共时性上呈现出结构的总体，这决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空间绝非一经开拓就被限定于某一固定范围。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在“第二个结合”的总体视野中获取价值定位。从历时态意义上的过程总体看，“第二个结合”内在蕴含历史性原则。“第二个结合”要求在中国传统的实体性内容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原理进行内在反思，并逐步形成独特结合方式。在“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体历史中实现对创新空间的价值定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是在自身历史实践中展开的自我建构，以探寻推动创新空间发展的理论方法，是在特定的世界历史阶段中进行的现代化整合。从共时态意义上的结构总体看，“第二个结合”深蕴关系性原则。“第二个结合”使得具体结合中关涉的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得到澄清，进而促使在结合中产生的丰富内容被安置在具体的创新空间中。“第二个结合”之所以能够形成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文明范式，归根究底在于结合实践中生成的社会关系。“第二个结合”为创新空间的价值定位确立坐标系，展开为全体人民主体的文化实践关系，表现为文明创造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组织与分工等客体关系，同时主客体关系还展露出改造和创新主体自身、变革和发展空间结构、塑造独具风格的创新空间的具体过程。

　　“第二个结合”的总体视野同时具有结构性和过程性特征，结构性的总体表现在具体社会关系上，过程性的总体则强调社会关系的变化发展，作为共时性的任何时代的“结合实践”都是历史演进的过程，都归结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过程的总体存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体视野中集中表现为文化空间。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规定为文化空间的建构和拓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所需的文化内容相吻合，与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定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相趋近。在“第二个结合”的总体视野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正处于中国进入新时代与世界历史的双重独特境遇。文化实践取向对现代文明的发展具有一定规范作用，创新空间由于历史整体的实际需要而依托文化空间的生产，通过开拓文化空间的资源和力量为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填充基本内容，以满足人民大众普遍的文化需要，其背后的主导逻辑是人民主体实践的空间化策略。

　　通过文化空间的生产和交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在“第二个结合”的总体视野中彰显出集聚性和交融性特征，在功能上呈现出综合空间的合理样态。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发展，文化空间的生产和交往也逐渐关涉多重空间，包括公共空间与个体空间、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等。在文化空间的持续生产中，诸多具体空间样态内蕴的共同价值旨趣也随之显现出来，高度汇集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文化空间生产集聚多样空间的正向要素，使空间生产成为创新空间的基本环节，在正义的空间中生产出文化发展活力，为创新空间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文化资源。文化交往以世界的公共空间为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深度结合中积极融入世界历史的文化空间场域，同时也给予外来优秀文化充分开放的转化和发展空间，在公共交往与个体交往中创新沟通渠道，推动民族文化主体之间的自由交往，促使创新空间建成为文化生产与交往互动的综合空间。

　　“第二个结合”秉持的文明包容理念在具体实践中具有一套独特的机制，包括提升自身文化的内在凝聚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转化外来优秀文明成果等，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建构创新空间中持久调节文化沟通和文明互鉴的模式，开掘不同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卓越智慧，构筑多样文明交融的基础和创新空间持续建构的基石。

　　“第二个结合”的包容机制根源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连续性、创新性以及统一性密切关联，为优化创新空间结构、推动空间持续建构明确了内在逻辑。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以私有制为基础，以满足私有利益的需要包装并标榜其“包容”性，实则将文明的包容粗制滥造为资本的同质化，伴随资本扩张而使空间由边缘向中心被动趋附。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夯实了中华民族探索自身创新空间的历史根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表明了中华民族自我传承的文化自信；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证实了中华民族牢固凝聚的共同信念。从内在关系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构成了包容性的基础，创新性塑造了包容性不断生成的丰富内涵，统一性指向了包容性进展的必然结果，这决定“第二个结合”的包容机制在丰富内涵、广阔范围中必然形成深远的文明效应。

　　针对人类诸多差异性文明如何共生的问题，“第二个结合”的包容机制不仅将文化空间视为一个价值系统，对创新空间形成一定的价值导向，而且在结合过程中注重凸显文明主体的理性来引导创新空间的持续建构。资本主导的西方现代文明对于塑造差异性文明共同生存空间的主张避而不谈，甚至有意回避对文明冲突的现代性溯源，掩盖了当今人类文明存在新的野蛮对抗的真实原因，实质上忽视对待文化空间差异化的理性基础。维持差异性的文化形式与同一性的质合二为一，是资本吸收冲突能量的非理性手段，以便使对峙的文化空间被再生产出来。与人类现代文明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主要关涉生产领域的资源枯竭和污染过剩等问题，这也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空间持续构建需要解答的难题。“第二个结合”的包容机制在结合的实践中生成，并伴随文化空间的交织不断完善。在“第二个结合”中，文明差异能够被承认与弘扬，有效增进了人类多样文明包容共生的理性共识：一是帮助人类走出对自身生产所致负面效应的无意识状态，二是通过理性沟通来协调能够维持人类共同生存的利益系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在建构中积极探索、遵循和运用理性规律，使不同文明主体在多样文化空间的交往中体验到包容性带来的现实效益，并以积极正循环的方式回馈创新空间自身的建构，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生产动能。

　　“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思考中华文明应当表达何种生存理念、采取何种发展方式以及实现何种长远目标等议题时提出的文化战略。在“第二个结合”的推动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得以在整体把握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综合审视传统文化积淀的实践过程中进行自主选择，进而展开对自身创新空间的深层建构。当今人类社会文明演进中面临的现代性困境依然处于马克思世界历史和现代性理论的问题域之中。“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再次引出中华文明创新空间的建构性课题，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创性智慧。中华文明追求和谐共处的存在论思维，在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过程中逐渐开显出自身新的时代内涵，确证了自身创新空间得以构建和拓展的可能性，搭建了不同文明空间交互交融的基础，在建构创新空间中不断输出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力量。

　　（作者简介：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