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创立的“实践论”哲学体系，是毛泽东思想最核心的内容。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萌发了“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P86)的理想。而这一理想成为现实，则在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撰写出哲学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创立了“实践论”哲学体系，以此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他的这一哲学遗产至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精神瑰宝，诚如习近平所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创立这一哲学体系的呢？其中经历了哪些探索的历程、包括了哪些逻辑的环节、运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呢？这些无疑是我们今天承继毛泽东的哲学遗产、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需要认真了解的。本文即从梳理这一探索历程的诸逻辑环节入手，来说明毛泽东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的路径与方法。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在著名哲学家杨昌济指导下学习哲学、钻研哲学，打下了很好的哲学基础，这成为他以后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的重要条件。但“实践论”哲学体系创立的背景和缘由，并不是直接出于毛泽东的哲学素养和哲学爱好，而在于他从中国革命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之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意义。

　　这一点，毛泽东后来自己有过说明。1959年与1960年之交，他在谈到马克思主义需要适应时代变化而作出新的发展时，就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要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毛泽东明确表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3](P109)他由此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实际，谈了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背景和缘由，认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3](P109)这里所说的“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就是指“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在于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其背景和缘由应当在中国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中去找。

　　这个中国革命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由于这个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已经明确提出和深入思考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更不是一开始就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和解决，则经历了一段长时期的探索过程。即使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曾遭遇困境，也曾经历了一个艰苦探索的思想历程。

　　从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时起，毛泽东就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党的重要性。1920年至1921年间，他与好友蔡和森通过法中两国间的书信往来，集中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党的哲学基础问题，由此得出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4](P4)的重要结论。以后，毛泽东作为党在中国农村革命第一线的指挥员，又创造性地把唯物史观与调查研究联系起来，提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4](P74)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5](P109)力求把调查研究作为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方法。他为此亲自深入中国南方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中国农村，了解中国农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中国农民革命，了解中国革命深入农村后出现的苏维埃运动，先后撰写出一系列社会调查名篇，并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运用唯物史观，从理论上对调查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进行了总结，强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5](P112)毛泽东通过这些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工作，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扎根农村、领导农民进行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开辟了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现实道路。

　　正是在革命实践和社会调查中，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中国革命实践还有一个重大问题，亟待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回答和解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5](P111-112)很显然，他在这里已经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指出了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极端重要性。但由于当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主要局限于唯物史观，还没有超越具体经验性层面上升到一般哲学理论的高度，因而还不能对这个重大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作出本质而深刻的回答和解决，引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上认清教条主义的危害、走出教条主义的束缚。毛泽东由此受到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指责，被视为只有具体经验而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者”；他的这些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工作也遭到否定，被断言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这使得毛泽东遭遇了思想困境。

　　毛泽东走出这一思想困境，是在他统率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之后。陕北相对稳定的环境，使毛泽东在处理党政军大事急事之外，关注到正在上海、北平等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开展的唯物辩证法运动。这一哲学运动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当时一批从事理论工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冲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著述进行翻译介绍，同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展开思想论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产生了以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为代表的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形态。如果说五四运动后的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以唯物史观为其主要内容；那么进至20世纪30年代，由于唯物辩证法运动的兴起和开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重心由唯物史观转向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以深厚的哲学素养，对这一哲学运动的成果进行了努力搜集和认真研读，从中发现辩证唯物主义能够从一般哲学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作出回答和解决。

　　毛泽东由此把唯物辩证法运动的成果，从大城市引入陕北黄土地，引入正在这块土地上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1937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就谈到中国共产党人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从思想上认清教条主义的危害、走出教条主义的束缚，必须要懂得辩证唯物主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普及辩证唯物主义。他指出：“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4](P508)他进而提出：“有些错误（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是原在四中全会（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引者注）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4](P509-510)正是这样，在毛泽东看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除了讲唯物史观，还必须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甚至更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他在当时的读书批注中写道：“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斯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引者注）中是决定要素。”[6](P14)从重视唯物史观到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一大飞跃。

　　正是基于从中国革命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之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意义，毛泽东于1936年至1937年间，集中精力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力倡导，并亲自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进行系统讲授，为此撰写出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重点和归结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建构了“实践论”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正是这样，毛泽东后来才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3](P109)

　　毛泽东研究和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从主要理论来源看，是对唯物辩证法运动成果的直接吸取。但他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并不是照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来讲的，也不是照搬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来写的，而是有着自己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思考，特别是有着自己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着重点，这就是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及辩证法，以此来回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由此撰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建构了“实践论”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在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前，曾认真研读中国学者在唯物辩证法运动中翻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著作。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收录有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两篇读书批注，一篇是《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篇是《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共一万多字批注。这两部苏联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译本，都是在唯物辩证法运动中问世的重要译著，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为吸取这些成果所下的艰苦功夫。但从这些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研读这些译著，不是一般意义的为加强自身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而读书，而是为着回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而读书，有其鲜明的目的性和指向性，读书的着重点放在研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及辩证法上。如对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毛泽东对第一章《唯物论与观念论》写的批注就不多，而对第二章《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和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则有近万字的批注，一些页面的天头地脚、左右两侧都密密麻麻写满了批语，由此可见他读书思考的重心所在。

　　同样，毛泽东很重视中国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但也没有局限在这些著作的框架中。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都以本体论作为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着重点。如《大众哲学》，全书共四章，除第一章《绪论》外，从第二章《本体论（世界观）》、第三章《认识论》到第四章《方法论》，十分鲜明地体现了由本体论而认识论而方法论的逻辑展开。艾思奇对于这一逻辑结构有过说明，认为要阐明辩证唯物主义比别的哲学更正确、更能与事实真理一致，要分做三步来讲：“第一步要先讲世界的本身究竟是什么东西？是物质吗？是精神吗？这一步的讨论，叫做本体论；第二步讲我们是怎样能认识世界上的一切？这一步的讨论叫做认识论；第三步讲世界的一切以及我们人类的思想等等是怎样变化运动，是依着什么法则变化运动的？也就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最普遍最根本的变化法则是什么？这一步的讨论叫做方法论。”[7](P140)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三个部分中，他认为本体论作为世界观探讨主观和客观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最为根本和关键，因而将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着重点放在本体论上。这种逻辑结构的形成，除了理论的原因外，还有现实的原因。这就是在唯物辩证法运动兴起的同时，在反马克思主义者张东荪和假马克思主义者叶青之间展开了唯物辩证法论战。论战双方虽然主张各异、互相攻击，但却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本体论问题上，呈现出殊途同归的一致性：张东荪立足人文主义哲学立场，力主本体论之于哲学的重要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只是一种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根本就没有本体论；叶青则取科学主义哲学态度，力主现代哲学的走向在于科学化、实证化，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变成了实证性的科学而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哲学，由此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体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否定，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对当时中国人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危害性，这就使得艾思奇、李达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以此作为系统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着重点。而当毛泽东在陕北集中精力思考和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思想上的敌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单纯的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发难者，而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内以共产国际为背景的教条主义。从思想根源上克服这种危害极大的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党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不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成为他在当时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正是这样，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毛泽东虽然也是从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讲起，谈了本体论问题，但却把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着重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强调和凸显“唯物辩证法是惟一科学的认识论”。[8](P28)

　　这种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着重点的转移，在毛泽东对《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撰写中鲜明地体现出来。这个讲授提纲共分三章十六节，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有四节：第一节《哲学中的两军对战》，第二节《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第三节《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第四节《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有十一节：第一节《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第二节《旧的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第三节《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第四节《唯物辩证法的对象问题——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什么的》，第五节《物质论》，第六节《运动论（发展论）》，第七节《时空论》，第八节《意识论》，第九节《反映论》，第十节《真理论》，第十一节《实践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原计划写三节：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第二节《质量互变法则》，第三节《否定之否定法则》，但实际上只写出了第一节，后面两节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未能完成，因此全部讲授提纲实际上只有十六节。从讲授提纲各节内容上看，前十四节都是提纲性质。在这些章节中，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本体论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他称这一著作为“讲授提纲”，正是据此而来。而在最后两节，即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和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他则详细地加以展开阐述，使这两节成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最为详细、最为深刻、最为精彩的内容，具有前后呼应而又能独立成篇的逻辑结构，以后这两个部分经过修订，就成为毛泽东的哲学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把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着重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不是简单地以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为其理由，而是力求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内在逻辑根据。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当时译为论理学）相统一的思想，从理论上加以强调和凸显，使之成为把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关键性和总体性的思想，以此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可以而且必须将作为世界观的本体论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阐发的着重点完全有理由移至认识论。他指出：“唯物辩证法是惟一科学的认识论，也是惟一科学的论理学。”[8](P28)在这里，由于唯物辩证法研究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发生和发展，研究人的认识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转移，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则在人的头脑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因而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是一致的；由于唯物辩证法研究客观世界的最一般的发展法则，研究客观世界的发展状况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形态，因而唯物辩证法与论理学也是一致的。对于列宁的这一哲学思想，毛泽东还用一段有着浓厚中国味的话来进行说明：“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8](P30)由此，他得出了结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8](P29)这就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论证了把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着重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的合理性。

　　由此可见，毛泽东为回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把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着重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以《实践论》和《矛盾论》建构“实践论”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不仅是对唯物辩证法运动成果的直接吸取，而且是对唯物辩证法运动成果的创新性发展。

　　毛泽东以《实践论》和《矛盾论》建构“实践论”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在于系统地讲出了一套中国化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及辩证法。对《实践论》和《矛盾论》文本进行梳理，其中所蕴含的内在逻辑清晰可见。这就是从对“实践”概念作出界定开始，把实践作为人的全部认识活动的基石，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作为人的认识活动的基本关系，进而从认识论上阐明认识活动中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从辩证法上阐明认识活动中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最后落脚于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认识论问题，阐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

　　对“实践”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是“实践论”哲学体系的论叙出发点，也是“实践论”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对于“实践”概念，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有过不同的理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就提出了自己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不赞成旧唯物主义只从自然界来理解人的存在及其活动，也不赞成唯心主义只从抽象的理性来理解人的存在及其实践，而认为实践是感性的人的活动，是革命的批判的活动，是能够改变客观世界的“对象性的活动”。[9](P54)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中“行”的概念，是一个与“实践”概念大体相同的概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即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称为“知和行的关系”；[5](P282)但中国哲学家对于“行”的理解，也有一个由伦理学意义向认识论意义的变化过程。因此，对“实践”概念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明确界定，是毛泽东阐发“实践论”哲学体系时首先要做的工作。

　　在《实践论》开篇，毛泽东即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5](P282)在这里，他与马克思一脉相承，强调不能离开社会性、离开历史发展来理解人，进而主张由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来理解人的实践。正是这样，毛泽东又把所讲的“实践”称为“社会实践”，以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讲的活动或实践相区别，也与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洒扫应对不致相混淆。自此以后，“社会实践”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毛泽东的哲学论述中反复出现，直至他的晚年仍然如此。这就赋予了“实践”概念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明确内涵。

　　毛泽东又对“实践”概念的外延作了具体说明。在他看来，社会实践的最基本的内容，当然是人为了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人又展开了政治、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社会性活动，从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生活，这些也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因此，“社会实践”从外延上看，主要指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类人的社会性活动。这种社会性活动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而发展。人类历史发展到现时代，人的社会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也呈现出全新的特点：“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5](P296)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入手，对“实践”概念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明确界定，使“实践论”哲学体系具有了清晰可靠的逻辑起点。

　　在对“实践”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后，毛泽东将实践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进行考察，强调实践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5](P284)他所强调的实践的这种重要性，具体地看，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层次上，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即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二是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层次上，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发生于实践，又转过来服务于实践。这两层意思是相关联的：第一层意思对辩证唯物主义更基本、更重要、更具有普遍性，而第二层意思则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具体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哲学体系，主要是阐发第二层意思，并由此来阐明第一层意思。这就是《实践论》所说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5](P284)可以说，这就为展开“实践论”哲学体系提供了总纲领。

　　由这个总纲领出发，毛泽东进一步深入阐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由此展开了“实践论”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他所展开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实践为基础，从认识论上阐明认识活动中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这主要是讲认识世界的基础问题；二是以实践为基础，从辩证法上阐明认识活动中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这主要是讲认识世界的方法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是前后呼应、相互关联的。

　　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集中阐发的。《实践论》以实践为基础，揭示了人的认识发展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认识发生于实践，第二个阶段是认识服务于实践，由这两个阶段阐明了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性，并得出了总的结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5](P296-297)《实践论》所论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实践—认识—实践”。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中国共产党人的大问题：人的正确认识（包括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获得的。这就是人的正确认识（包括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能来自于实践，并通过实践得到检验、得到发展，而不是来自本本，来自教条，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

　　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集中阐发的。《矛盾论》指出，要获得正确的认识，不仅要经过“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过程，而且还必须懂得这个过程的辩证法。这就是在人的认识活动中，人们总是先在实践中接触和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并通过对各种个别的、特殊的事物的概括，抽象出其中具有共性的、普遍性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就是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再以这种共性的、普遍性的、规律性的东西为指导，去进行新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5](P310)因此，《矛盾论》所论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又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特殊—一般—特殊”。这样一来，就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本本主义的哲学根据和克服本本主义的思想方法：人的正确认识（包括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具体实际之间存在着一般和特殊的辩证联结；要把人的正确认识（包括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于具体实际，需要有一个由一般转化为特殊的具体化过程。

　　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毛泽东讲清楚了认识世界的基础问题和方法问题，最后落脚于中国革命中的认识论问题，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他指出：“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5](P288)“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5](P292)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革命实践，又要在指导革命实践中接受其检验，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遵照列宁的教诲，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5](P312)而不能像党内的教条主义者那样，“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5](P311)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5](P295)这样一来，就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及辩证法，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

　　这些都表明，毛泽东以《实践论》和《矛盾论》建构“实践论”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十分重视运用分析的方法，从“实践”概念出发，将认识和实践关系中的思想内涵逐渐深入、逐渐丰富地阐发出来，环环紧扣、步步深入、层层展开，显示出细致严密的内在逻辑。“实践论”哲学体系能够建立起来，能够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和说服力，能够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所掌握、所运用，就包括了这种论叙方法和内在逻辑。

　　毛泽东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凸显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义和地位，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轻视或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而是力求把这些内容融入“实践论”哲学体系，使之成为其中的有机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追求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些都是毛泽东自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时起就坚定不移主张的。从1927年起，毛泽东成为党在中国农村革命第一线的指挥员，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这一经历更使他深深感受到人民群众支撑中国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就揭示了经受大革命风暴洗礼的工农兵民众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重要因素，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5](P49)[5](P139)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时期，他又提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目标，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5](P155)

　　正是这样，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不同于一般哲学认识论只以个体的人作为认识活动的主体，而对认识活动的主体进行了新的思考，指出认识活动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体的人，也可以是集体的人，共产党、无产阶级和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都可以作为认识活动的集体主体。他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5](P296)——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5](P296)这里就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有“革命人民”，都作为认识活动的主体。可以说，毛泽东在建构“实践论”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时，更重视、更凸显的就是这种集体主体，只是在有关论说中，尚未对如何发挥这种集体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作出专门阐发。

　　1941年，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撰写了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检验，并具体阐明了如何在调查研究中发挥人民群众作为认识主体的作用。他指出：“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10](P789-790)这里所说的“这件事”，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所说的“眼睛向下”，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调查研究中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所说的“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是指调查研究所指向的目标和所要获得的结果。他进而以自己的亲身经验，谈到如何通过开好调查会，从真正有经验的中下级干部和老百姓那里获得对中国社会的真实了解，把这些社会底层人物称为“我的可敬爱的先生”，[10](P790)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0](P790)但这里所讲的人民群众在认识世界中的主体作用，主要是从调查研究的经验层面上讲的，还没有上升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层面。

　　真正实现这一理论升华，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层面来阐明人民群众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体作用，是毛泽东在1943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他在这篇文章的开篇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个方法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另一个方法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看，毛泽东所强调的这两个方法都是就处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言的，从不同方面对认识和实践关系进行了阐发，前一个方法在《矛盾论》中已经作了专门阐发，后一个方法则是他在这个决定中所要着重阐明的。他进而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0](P899)这里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经典表述，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这条群众路线所阐明的党的领导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关系，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强调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根本动力，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所追求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更主要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意义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发挥人民群众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体作用，与《实践论》所讲的“实践—认识—实践”和《矛盾论》所讲的“特殊—一般—特殊”，在论叙方法和内在逻辑上是相一致、相配合、相统一的。“从群众中来”，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看，也就是认识发生于实践，由特殊到一般；“到群众中去”，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看，也就是认识又服务于实践，再由一般到特殊。因此，这种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讲的党的领导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个新的认识论公式：“群众—领导—群众”。这个新的公式是对“实践论”哲学体系的重要扩充，丰富了这一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延展了其中所蕴含的内在逻辑，从而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两个公式一起，共同组成了“实践论”哲学体系的理论骨架。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通过“群众—领导—群众”的认识论公式，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融入了“实践论”哲学体系，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融会贯通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实践论”哲学体系与一般哲学认识论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社会实践内容，具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品格，在显示其鲜明的实践性的同时又显示出鲜明的阶级性。只有把《实践论》所讲的“实践—认识—实践”，《矛盾论》所讲的“特殊—一般—特殊”，《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所讲的“群众—领导—群众”，看做是一个统一的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认识活动，才能处理好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达到对“实践论”哲学体系的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毛泽东晚年在谈认识论问题时，曾有过“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3](P390)的自问自答；他对哲学的这一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他说“哲学就是认识论”，不是主张哲学不讲历史观、不讲政治哲学，而是认为要把这些内容都融入认识论之中，在认识论中圆融于一体阐发出来。他自己创立的“实践论”哲学体系，就是这样来讲认识论的。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准确地把握毛泽东对哲学的这一理解。

　　毛泽东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但在他看来，仅仅从理论层面上来阐明这个问题还是不够的，还要运用这个理论来实现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以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他所强调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0](P815)[10](P801)正是这样，毛泽东十分重视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找方法”，力求从“实践论”哲学体系中转化出认识中国国情、分析中国局势、指导中国革命、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论。

　　重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是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就已指出的。他依据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相统一的思想，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因而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在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后，毛泽东又借用“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两个中国古代著名成语，用生动活泼的中国话语向中国共产党人讲清楚这个问题。在说明什么是“有的放矢”时，他用鲜活的语言把所赞成的和所反对的都说得很清楚很透彻，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10](P819-820)在说明什么是“实事求是”时，他对何谓“实事”、何谓“求”、何谓“是”一一赋予新解，由此得出十分重要的结论，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10](P801)这就通过活用这两个中国古代著名成语，以浓厚的中国味，阐明了从“实践论”哲学体系中转化出方法论的总原则。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依据“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总原则，从“实践论”哲学体系中转化出方法论，以此来认识中国国情、分析中国局势、指导中国革命、解决中国问题，从而发展出一整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革命理论、国家理论，使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获得了成功。

　　在军事理论上，毛泽东从“实践论”哲学体系出发，结合中国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战争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分析战争和指导战争的正确方法。他撰写的《论持久战》一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11](P447)由此而进，他立足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出了在战争中如何正确发挥“自觉的能动性”[11](P477)的问题，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11](P478)正是根据这一方法论，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上半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在革命理论上，毛泽东从“实践论”哲学体系出发，反思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力主从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入手，而不是仅仅遵循马列本本和共产国际指示，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他特别提醒中国共产党人：“我们的原则是革命的，但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必须结合着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12](P109)正是这样，他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1](P633)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毛泽东即从中国历史发展入手，考察了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和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革命运动，从而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诸问题，形成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国共产党人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并实现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指明了方向。后来的中国革命进程，尽管历经了许多曲折，但始终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从而赢得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国家理论上，毛泽东从“实践论”哲学体系出发，强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他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11](P662-663)正是这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出了“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1](P663)的奋斗目标，指出了这个未来的新中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11](P675)他由此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着重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勾画了未来的新中国蓝图，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1](P663)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结合，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这一整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由此取得的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经验看，从“实践论”哲学体系中转化出方法论，确实是重要的和必要的。经过此一转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生机勃勃的理论，成为了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革命胜利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从而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也才由此而真正领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也才真正懂得了、学会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思想世界诸思潮竞争中，所具有的优越性也才得以充分地显发出来，从而成为成功者和胜利者，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中最具有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主流思潮。可以说，从“实践论”哲学体系中转化出方法论，是这一哲学体系的一大特色和一大贡献，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关系问题得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回答和解决。

　　通过以上对毛泽东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诸逻辑环节的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创立这一哲学体系决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探索历程。这一历程的主要逻辑环节在于：首先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发现回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关系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从唯物辩证法运动中，发现辩证唯物主义对回答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进而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阐发中，将其着重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对认识和实践关系问题作出深入阐发，建构“实践论”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阐明人民群众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体作用，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融入“实践论”哲学体系。再而提出“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总原则，从“实践论”哲学体系中转化出方法论，以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通过这些逐渐递进的逻辑环节，“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路径清晰地呈现出来。

　　这一路径显示出，毛泽东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概括地说，就是从现实的具体出发进至哲学的抽象，再由哲学的抽象回到现实的具体。这里的第一个现实的具体，指的是中国革命实践。毛泽东正是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发现回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关系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才使得他在统率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后，回到原本喜爱的哲学世界上下求索，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来阐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这就有了从现实的具体出发进至哲学的抽象。但毛泽东并没有让自己停留在抽象的哲学世界，而是要用“实践论”哲学体系，武装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这就又有了由哲学的抽象回到现实的具体。这里的第二个现实的具体，同样是指中国革命实践，但这时的中国革命实践已经与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之前的中国革命实践大不相同了，由于“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并从中转化出方法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自己的哲学基础，获得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样一来，毛泽东以其创立的“实践论”哲学体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地回答和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实践论”哲学体系也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对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作者简介：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