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旨归，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使命，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现在进行时，也是朝向未来的开放过程，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鲜明的时代价值。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文明类型学意义，其深刻启示价值在于，一种基于民族性特质的文明，在当代人类历史语境中，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既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也有其现实的可能性。这不仅为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信心，而且为现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路径探索和方案制定提供了全新维度。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成功实践，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的现代转型最初是从西方开始的。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现代文明的兴起提供了重要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资本的文明作用”所带来的巨大历史进步。但资本主义在创造物质财富、促成文明转型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对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如此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可以说，20世纪的历史被恩格斯言中了——生态环境危机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困境，印证了这一预警的睿智。黑格尔曾说，市民社会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这句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竞争，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彻底解决，即达成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和解。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来说，只有实现人类文明转型，即完成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变，才能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道路。在这一转型的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过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无疑贡献了独特历史经验，开辟出一条新路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方面浓缩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这就决定了在应对现代性危机方面，它具有特定的免疫力，能够防范工业文明的某些固有弊端和局限，最大限度避免现代化的历史代价。

　　实现现代化、建设现代文明，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绝不是唯一可能的路径。无论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还是唯物史观基于不同民族独特“历史环境”所揭示的走向现代文明的不同可能性，都证明了一个道理：虽然现代化具有一般规律，但实现方式却带有多样性的特点。一个民族究竟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成功建设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等这些不可剔除的因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成功建设，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一种异质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新的可能性，其深刻启示意义不可低估。它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由马克思主义的激活所焕发出的优长之处，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在当代语境中的自我成就，而且彰显着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作出的独特贡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其深邃的历史内涵。思接千载，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晚清以降，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使我们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蒙受了历史的屈辱。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愿景，由此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和艰苦卓绝的奋斗。但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新局，推动民族复兴伟业走上了胜利之路。特别是新中国的建立、改革开放的实行、新时代的开启，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回顾历史，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通过“告别”传统实现的，而是在新的历史基础上“复归”传统实现的。作为西方现代化的肇始，兴起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意味着西方文明跨越漫长的“黑暗中世纪”，回归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看法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成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这启示人们，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文明，并不意味着抛弃自己古老的文化传统，而是在更高意义上接续这一传统，使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实现一次凤凰涅槃式的重生。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本身，也正是本土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基础上得以复兴的过程，它们内在地统一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具有深邃的世界历史意义。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构成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唯有着眼于世界历史视野，才有可能看清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背后的历史含义及其实质；反过来也一样，只有读懂中国近现代史背后的含义，才能够更完整、更深刻地领会并把握世界历史的丰富内涵。中国近现代史既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同时又能动地建构着世界历史本身。从人类普遍交往的角度看，世界历史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赖以实现的深邃历史背景。马克思晚年在给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揭示了移植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可能性。按照唯物史观的这一逻辑，在世界历史语境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得以实现的根本标志和判断标准，只能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成功建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固有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双重维度，注定了它只能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得以建构并表达的全新的文明类型。这一路径鲜明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也为我们把握其实质提供了特定坐标。

　　作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类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显示出来的特有优势，对于矫正现代性的偏颇、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局限性具有积极的启示价值。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吊诡，本质上在于从“人的发现”到“人的丧失”源自同一个东西，即作为启蒙精神内核的理性精神本身，这正是启蒙的辩证法。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标志着理性精神的“复活”，但它对人的自我追问所采取的方式只能是“人是什么”而不是“人是谁”。如此一来，“人”便被问成了宾格而非主格的存在。这正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人之所以陷入物化命运的学理原因。

　　中华文明在批判地借鉴西方文明有益成分的同时，有其先行有效的免疫力。用中国古话来说，就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华文明拒绝那种以征服、占有、支配和驾驭为姿态的取向，而是主张“道法自然”，恪守“因其固然”“依乎天理”的原则。这对于现代技术的那种戡天役物的取向，无疑有着某种矫正作用。进一步说，中华文明对“人”的追问和把握，所采取的不是外在式的旁观者姿态，而是内省式的体认者姿态，从而有可能避免“人”的客体化命运。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姿态的典型表达。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归根到底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浓缩并积淀而成的。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过程，其社会主义性质归根到底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形式决定和赋予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固有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也是其优点所在。这一特点或优点，必然深刻地体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际建构的历史进程之中。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绝不是在封闭和孤立的状态下进行的，只能通过文明互鉴和普遍交往这一世界历史语境而实现，因此不能离开对于人类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西方近现代历史上隐含的一条清晰的因果链条：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文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才被真正建构起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两次工业革命的发生，证明了马克思的论断。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只有通过技术形态才能实现，因为技术在本质上不过是科学外化或物化的形态。按照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要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充分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包括科学技术成果，但必须在自觉发挥自身所特有的历史文化优势的前提下，在历史与道德、理性与价值、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两极之间保持必要张力。唯其如此，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才能达到健全和完备，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作者：何中华，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光明日报》（ 2024年07月0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