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全部历史证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百年来为了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我们党围绕不同历史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任务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好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体系。建党百年之际，回顾百年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的历程，总结百年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的经验，以史为镜，守正创新，对提升新时代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的基本历程

　　制度是操作规程和行动准则，反映着对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科学制度的建构和实施是各项工作在基本内容、方式方法、操作程序等方面有章可循、照章办事的重要保障。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的优良传统，在各个历史时期均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从初步探索到日趋成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由此正式开启。党的一大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初步确立了党内基本制度，其中关于宣传思想工作，前者明确指出超过十人的委员会要应设“宣传委员”一人，[1](P324)后者则将“宣传”作为决议的一个重要部分。[1](P325)这两个文件确立了党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地位，以及基本的宣传组织、宣传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的开端。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蓬勃开展。1923年10月中央颁发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党的教育宣传委员会的工作职责、机构设置和组织管理。同年11月，党的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制定了关于政治、劳动、农民和文化方面的宣传方针和教育方法。随着大革命进入高潮，为纠正宣传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倾向，1925年党的四大通过了《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提出十二条具体办法以重整党的宣传工作。大革命后期，为进一步整顿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对宣传部在出版物、部务、编译工作、地方报告和工农通信等的问题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办法。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蓬勃发展，制度建设也全面铺展。1928年党的六大发布《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规定了煽动、宣传与刊物三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和要求。1929年6月党的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强调“宣传教育是实现党的任务的经常的基本工作”，[1](P878)并提出了八项宣传任务、八条工作路线。同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2](P818)提出了19项士兵政治训练材料和七大教育方法，这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反“围剿”时期，为规范红军思想政治工作，1930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红军第一个正式的政治工作条例，包括总则和十个单项条例，明确了红军政治工作的目标与任务、机构与职责，提出了政治工作人员基本要求。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日臻成熟。为广泛开展全民族抗战宣传教育，党制定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为扩大党内外宣传教育工作，1939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十五项具体规定，涵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宣传部的思想政治工作。1941年6月，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对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与范围、宣传鼓动工作的特点、宣传与鼓动的相互关系、宣传鼓动的基本原则、宣传鼓动工作的方法、党内教育工作、群众鼓动工作等十二个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是抗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的典范。1944年4月，谭政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在总结过去20年来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作了系统全面的概括，一些论述后来被凝练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的基本原则。

　　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国性胜利的过程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在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解放战争，做好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也进行了成功实践。如为克服思想政治工作的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纪律状态，1948年6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和报告制度的规定》，对党报审查、新闻出版请示汇报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保证了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部署。特别是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为满足接管城市和建设政权的需要，从1946年到1949年，中共中央、中央宣传部相继发布《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中央宣传部关于城市建设宣传方针的指示》等各项管理规定，确保各解放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占领舆论高地。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从全面推进到全方位建构。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党在执政条件下，面向全国创建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的新时期。1951年5月，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草案）》，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提出了许多宣传思想工作制度，如全体党员和支部教育制度、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工农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政治教育制度、时事政策宣传教育制度等，形成了新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的基本框架。1953年12月，党中央发布《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热潮。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党中央先后发布《中央宣传部关于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前者提出：“高等学校和中级以上的党校，现在都有必要设立社会主义教育的课程”；[3](P62)后者则强调：“针对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中间还存在的思想问题，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3](P236)为满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要求，1963年，中央补充修订了1954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系列原则、方针和主要内容，极大地促进了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化建设。同时，各行各业还兴起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运动，期间也普遍学习解放军建立了政治工作的制度，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从开拓新局到科学建构。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转折，也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端正党的指导思想，恢复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1980年1月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当前农村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断20多年的宣传工作制度得以恢复。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建设也有了新进展。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要求，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199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意见》，提出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宣传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4](P2173)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5](P919)并从基本原则、主要内容、重点对象、基地建设等八个方面对爱国主义教育作了全面规定。199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6](P1038)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课题。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7](1982)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即“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形成人人促进和谐的局面”。[8](P661-662)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要求“强化教育引导，增进社会共识，创新方式方法，健全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9](P56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从守正创新到成熟定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中重要位置，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历史性成效，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央宣传部文明办印发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前者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10](P580-581)后者以十五项重点活动项目，部署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之成为全社会的群体意识和共同行动的实施方案。此外，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组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集中性学习教育，均制定了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了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更好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斗志、团结奋斗的重要作用，我们从顶层到基层建构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制度。2019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这一条例是宣传领域的主干性、基础性党内法规，它以刚性的法规制度将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我们党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工作形成的宝贵经验和有效做法，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在新时代迈上了新台阶。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为新时代培养公民道德、弘扬爱国精神作了新部署。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为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系统的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体系指明了方向。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

　　党的百年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的历史表明，为了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我们党百年来始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建党百年之际，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程度大有裨益。

　　第一，坚持服从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确保思想政治工作始终发挥生命线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中心环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百年来，我们党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创建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先后通过和制定了《古田会议决议》《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等制度，提升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制定的《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都分别规定了各条战线上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目标任务、内容方法及专门机构的设置等，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法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意见》，确定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工作方向。进入新时代，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先后发布《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等制度文件，为实现中国梦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作了制度安排。历史雄辩证明，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是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并发挥生命线作用的坚强保障。

　　第二，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创新，确保思想政治工作一脉相传同与时俱进相统一。在党的百年思想政治工作史上，围绕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等重要教育内容，我们党建构了一系列有关制度。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内容，围绕这一内容我们党先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中央关于县级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通知》等制度，以制度规范保证理论学习效果。理想信念是思想政治工作又一重要内容，为了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我们党也善于用制度良方来把思想之舵、补精神之钙。中组部于2014年印发的《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就明确提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使干部真正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1]此外，随着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开拓，内容也不断更新，我们党也制定了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如为了培育和弘扬新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以及增强文化自信，近年来接连制定和颁布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规章制度。

　　第三，坚持着眼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人群，确保思想政治工作面向全民与聚焦重点相统一。思想政治工作是既着眼于全体人民，又着力于重点人群的系统工程，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构也始终遵循这一理念。一方面，为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我们党先后制定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等制度，努力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在某一时期和特定条件下，我们党坚持围绕关键少数和重点，人群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围绕党的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制定过诸如《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通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等制度；再者，青少年一贯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人群，围绕这一群体，我们党各个时期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譬如《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小学教育的指示》《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等制度，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努力构建覆盖全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同时也善于抓住重点人群、特殊群体，深入细致地研究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提高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四，坚持围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领域，确保思想政治工作全面覆盖与分类指导相统一。思想政治工作既要全方位覆盖，也需重点领域加强。百年以来，我们党紧紧围绕农村、高校、企业等重点领域，制定了各条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为了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党中央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等制度，成功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制度化轨道。为了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党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等制度，持续巩固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阵地；为了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党中央先后实施了《关于改进党在工矿企业中的宣传工作的意见》《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等制度，不断加强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党建工作。实践证明，只有充分认识并掌握各行各业各领域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构建出兼具科学性与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实现对重点领域与行业的具体规划与分类指导，确保相关领域发展始终符合党和国家的战略规划，不断促进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显著提升。

　　第五，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守正与创新相结合，不断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的百年历史，就是始终坚持守正与创新并举，不断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发展的历史。革命斗争年代，我们党在实践探索中通过和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和《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建构起了较为成熟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先后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制度规范，这些重要文件的精神以及其中的制度一脉相承，许多好经验好做法也是一直坚持和运用的。同时，在守正的基础上也依据“时”“势”“事”进行创新。例如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2019年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是对1994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继承创新，2019年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对2001年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继承发展，这两组制度的前后建构，既充分体现了制度建构中对价值内核的守正传承，也彰显了与时俱进创新制度的生动实践。历史充分表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是始终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在守正中寻求新发展，在创新中探求新突破，切实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和科学化。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的现实启示

　　制度化是规范化的前提、科学化的基础，是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重要条件。百年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的历史和经验是一笔宝贵财富，对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首先，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治党治国治军的基本方式，发挥了维系政治秩序、增进社会团结、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功能。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指引发展方向、凝聚价值共识、培育治理主体、营造文化氛围。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曾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1](P91)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关键所在。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有位，也应有为。为了更好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独特治理效用，必须不断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布局和具体运作纳入规范化和系统化轨道，以硬性制度突破思想政治工作的低效困局，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需要，而关键在于构建和完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教育内容更丰富、重点群体更突出、覆盖领域更全面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体系。制度的生命力在执行，关键在于积极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制度落实，健全反馈考评体系与迭代更新机制，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实践体系、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发展。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新时代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建设第一位的就是要坚持这一根本制度。首先，必须重点关注文化领域，切实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穿、落实到文化建设各方面。在理论武装、新闻宣传，文艺创作、文化体制改革、网络建设管理等各方面，都要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次，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的制度保障，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发展中国理论，不断增强理论解释力、话语说服力、实践推动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再次，还必须重点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体系。依靠制度创新规范思政课设置、教材编写、教师的培养和教学，带动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全面提升。最后，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不动摇，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化解消极因素，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再次，健全思想政治工作重要内容、关键人群和重点领域的基本制度，提高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质量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力所在，要切实提高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就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对象与领域等各方面的基本制度。在工作内容层面，要保证重要内容的有效供给，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精神，即通过积极的制度建构，巩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常规性内容，也要不断促进创新性内容的及时更新，同步提升其价值性与时代性。在工作对象层面，思想政治工作面向的人群也愈加复杂多元。人群越多元多样，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越需要抓住重点。要抓紧健全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与先进模范等关键人群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同时要高度关注新兴阶层与人群，精准把握人群特质，制定有针对性的制度。在工作领域层面，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需要更加关注农村、军队、企业、高校等重点领域，保证全民性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既全面覆盖又重点突出。总之，只有持续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人群和领域制度化之间的合理配置与有机融合，才能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水平，以更加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保证新时代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最后，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创建相统一，构建思想政治工作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构建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是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必然要求，其关键在于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创建的协同发展。只有既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又鼓励基层创新探索，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构建起思想政治工作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进而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规划化、科学化和现代化发展。具体来说，一方面要不断优化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的顶层设计。中央层面要构建起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性方案和纲要性制度，对全党全社会思想政治工作目标、任务、原则、主体、内容、过程、载体、方法等予以规定规范，充分整合和调动各种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统筹和协调各种主体和形式的良性运转。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的创建。在坚持和遵循顶层制度的基础上，立足基层工作实际，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工作思路，弘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扬基层组织的工作活力，创设既能解决思想问题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确保思想政治工作落细落小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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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