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调研并走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智慧教室观摩现场教学，与师生一同交流并发表重要讲话，表达了对思政课和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与殷切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方面具有特殊作用；“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因此，围绕增强新时代站位，建强建好思政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具体来说，需要从3个方面展开工作。

一、强化历史思维，善用大历史观，建构民族复兴新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展现出了深邃的历史思维，即在纵横古今、放眼中外的历史长程中看问题，尤其是善用大历史观分析问题。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在其他一些场合，他也多次提及从大历史观看问题。事实上，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就是运用大历史观的典范。

　　何谓大历史观？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看，大历史观就是强调从长时段看问题，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看问题，从人类文明进步与制度竞争的历史长河看问题，重在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汲取历史经验和智慧。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我们就需要将之置于近代180年的历史长程中，充分认识其对中华民族命运与中国历史发展带来的转折和改变；同时也要将之置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历史长时段，充分认识其与中国历史的接续、延续和继承。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文明，就是对历史的“接着走”，而非断裂和告别。

　　具体而言，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5000年文明沃土，这就给我们提供了用大历史观看问题的广阔空间。实际上，他在这方面也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提供了指导。例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就指出：“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毋庸讳言，学界过去回顾中国历史时，往往突出其中的保守、惰性因素，强调向后看、“法先王”，讲究“祖宗成法”的传统，提到中国文化的象征孔子时，讲得最多的便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也有学者曾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4]14并指出，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是深层社会结构一直没有变化。而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大历史观出发，告诉人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是立体的多维的，我们还有改革开放的传统。人言历史常说常新，因为时代不同、站位不同、回顾历史时言说者的生存状况不同，因而关注的重点不同、角度不同、评价也就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掀起了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民主革命，他们对中国历史与传统的认识与我们今天不会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要尽快摆脱落后的农业国现状，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彼时看待中国历史传统的观点也和我们今天不一样。改革开放初期，当放眼世界、痛感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二三十年，因而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强调吸收一切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评价当然也有其时代特色。而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百年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正在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创新型国家前列，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历史自信”的重大命题，也只有在新时代，我们才更富有历史自豪感、更加珍惜悠久的历史传统，更加自觉地传承中华文明。从这个意义讲，历史自信源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成功的现实自信，因而，我们也就需要把历史自信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这就是大历史观和增强新时代站位的意义所在。

　　从大历史观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民族复兴的主题出发，更能够将中共党史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探索奋斗尤其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有机地衔接起来。早在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大会上，中央领导人便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整个中国革命，都是一场民族复兴运动。”当然，民族复兴伟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党不同历史时期的奋斗为实现民族复兴作出的特定贡献进行了阐述。概括言之，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还经常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概括党带领人民在民族复兴之路上取得的递进式成就，等等。

　　基于以上分析，民族复兴叙事的总体框架已经树立，思政课教学与研究需要紧跟党中央的新认识新结论，需要在充分吸收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既高屋建瓴又深入浅出地说明民族复兴“根本社会条件”的内在构成及其形成过程，需要从时代和中国实际出发论证民族复兴“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内涵及其重要性，需要对民族复兴“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机制”的探索、结构及其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作出深度解析，对“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作出实证说明，需要对民族复兴“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作出历史的和国际的纵横比较，等等。总之，建构民族复兴的新叙事，提炼民族复兴叙事的标识性概念，划分民族复兴的历史阶段演进，并进行方法论创新，成为摆在思政课教师面前的时代任务，这一任务不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重点，而且也是其他思政课的重要教学内容，其区别仅在于内容涉及程度，或是主要内容，或是重要立足点，或是重要背景和底色，这些探索会给思政课教学与研究带来新内容、新面貌。

二、强化国际视野，讲清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在中国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思政课教学与研究一定要增强国际视野。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为民族谋复兴的同时，为人类谋大同，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质和鲜明追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不但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十月革命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浪潮中。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们，不仅有着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而且都是放眼全球、胸怀世界且对时代潮流极为敏感之人，他们从来都是把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发展大势、时代潮流联系在一起思考的人。十月革命让他们看到了人类新曙光，看到了中国新希望，他们相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决心“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彻底改造中国和世界。在科学研判世界潮流和中华民族主要期盼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不久即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率领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支援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冷静研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世界格局，敏锐洞察殖民地半殖民地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深刻认识两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的资本主义弊病，清醒地体认到中国人民尽快摆脱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强烈愿望，率领人民大踏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的根本制度基础，而且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之后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而且震动了全世界，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经此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之后，新中国提出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旗帜，并尽己所能甚至超己所能地给予“第三世界”国家以实际援助，赢得普遍尊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势如破竹，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同时摆脱贫困、走向富强、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人民的强烈渴望，党再次清醒地研判时代特征和人民期盼，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因为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日益引起世人关注。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通过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曾经在苏联东欧剧变后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向世界郑重宣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歌猛进不仅使中华民族焕发新的蓬勃生机，而且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新的蓬勃生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中国案例”“中国经验”成为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后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特别是在新时代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并走深走实“一带一路”倡议等，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历史表明，“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与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思想政治理论研究要有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贡献的自觉，有为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贡献力量的抱负，有立足中国、观照时代，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学识。综观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来的历史，综合国力始终是国际话语权的最重要支撑，是民族国家文化成果、学术研究国际影响力的实力基础。基于有目共睹的经济成就和综合实力处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地位，源自发达国家的思想认识、文化成果、结论命题往往会引人瞩目，往往容易自认为同时也容易被他人认为是反映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具有所谓“普世价值”，这无疑是西方话语霸权、西方学界总被认为引领学术思潮、立于学术前沿、执学术思想之牛耳的重要原因。当然，必须承认，不同时代，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其发展经验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特定时期的潮流和发展趋势，但不能绝对化，不能成为唯一，必须看到这些经验或模式的有效性边界，而西方中心论者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绝对主义错误。就中国而言，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崇西贬中甚至时而有全盘西化之主张出现的原因也在此。然而，时代不同了，“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中国成就、中国道路引起全球瞩目，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与日俱增。正因为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走向世界、增强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的机遇。有机遇也要有本事，那就是打造出既立足于中国又能走向世界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撇开综合国力和意识形态因素不论，西方学界在知识体系、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及国际化方面，自有其系统性、独到处。必须承认差距，同时要有自信、有使命感。思想政治理论研究的中国本土性特征很强，在国际化方面当然有特定局限，但也要看到其在彰显中国特色方面的特殊优势。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是解码中国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质所在，只要抓住这一点，思想政治理论研究和思政课教学就能在构建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发挥作用、作出贡献。

三、贯通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讲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创新性贡献

　 讲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思政课的核心任务之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作出了新概括，为思政课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新的遵循，也提出了新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特定实践的结晶。讲好马克思主义化，除了研究每个具体成果外，一定要有宏观视野、整体性眼光，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中厘清理论演进的主脉络并予人以启发。

　　举例而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回顾历史，揆诸实践，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的清晰认识轨迹。首先，是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努力于全方位应用；其次，重点转向反对教条主义、科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再次，维护马克思主义纯洁性、阐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主导；然后，反教条主义、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再次成为重心；最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问题上达到成熟、达至稳定。

　　进一步言之，在前延安时期，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地是学习、领会进而努力于全面应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还谈不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虽然，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等人均表达过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的认识，尤其是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以朴素的语言表达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但是，这些认识提出之际还没有革命的惨重失败，还没有成为全党共识。1935年以后不一样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沉重损失，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关系上有了强烈的问题意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上述自觉意识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带领全党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立场，成功地解决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一立场在后延安时期一直延续下来，且不断被重申。但是，它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解决。随着党执政全国后面临的新问题新考验的接续出现，一方面，毛泽东不时提醒人们警惕和反对教条主义、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另一方面，鉴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国际国内背景，毛泽东又非常警惕所谓“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背离。实际上，从中苏论战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更关心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从基本原理到具体结论的坚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成为理论关注的重心。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鉴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长期形成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极端教条主义态度还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加之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长期影响，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亟待进行，思想僵化亟待打破。于是，我们看到，邓小平着力于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高扬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他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推进，伴随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积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再也没有发生重大曲折，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与时俱进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可以说，这一立场和态度从世纪之交到今天一以贯之，充分表明党在理论上日益成熟与稳定。

　　再举一例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三次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均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新性贡献，事实上，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尤其是原创性贡献就谈不上历史性飞跃，而要讲清创新性贡献，就需要在衡量标准上有一番思考和讨论。只有有了衡量标准，才能够阐释好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阐释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的关系，特别是评价好这一时期的理论误区问题；阐释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等等。

　　胡锦涛曾经归纳过自然科学领域的创新类型，分为三种：继承性创新、引进吸收消化基础上的集成性创新、原始性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也讲到理论创新创造等。这些结论和命题为我们思考理论创新性问题提供了启发，他们讲的原始性创新、理论创造可以理解为原创性贡献。本文认为，考察理论创新性特别是原创性贡献，首要的是看该理论成果对时代之问、实践之问的回答，也就说要注重理论成果的时代背景，不能机械地仅从具体结论、命题出发，寻章摘句式地寻找创新。从时代之问及其答案出发更有助于我们从整个理论体系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性贡献。其次，重大的理论创新是我们研究和阐释的重点。凡属重大理论创新应该具有战略意义、具有历史长时段的普遍性贯通性意义，具有理论母体作用。最后，考察原创性贡献除了上述原则外，当然要特别关注首次提出，或者过去虽有类似的表达但是指向与内涵已经大不相同。此外，原创性贡献既要意义重大，又要有理论厚度，即有自身的逻辑和层次结构。

　　从上述标准出发，我们就能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创新性贡献。例如，毛泽东思想是在十月革命后，在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之路的理论，围绕这一时代之问、中国之问，毛泽东阐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其中关于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革命军队建设与军事战略、党的建设、两类社会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等原创性最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需要放到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赶超型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中来衡量，需要从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和“西强我弱”的时代特征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法治国家建设论，“一国两制”论等均属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来认识和评价，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现代制度长期并存和竞争制度优越性的时代背景来衡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领导和以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治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关于生态文明，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思想都是原创性理论成果。

　　总而言之，只有在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宏观和具体的结合中，在多维度的立体呈现中，才能讲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思政课教师任重而道远，只有与时俱进，方向明、学问高，踔厉笃行，才能不负时代、不负党和人民。

　　（作者简介：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