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1]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主要知识和基础内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工作实践的理论支撑与话语载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化已走过40年历程，成果丰硕、经验宝贵、意义重大。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导下，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要想接续书写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新篇章，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伟大成就，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的体系构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大厦都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地基”之上——马克思主义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灵魂和精神理念。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原理体系，也就是在核心内涵上重新思索和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的内容结构和研究路向。从本质上看，讨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体系是同一个理论研究过程，大致涵盖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个相对区分却又彼此嵌入的体系模块：本体论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从何而来”的基本问题，价值论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有何作为”的基本问题，方法论侧重于回答思想政治教育“何以可能”的基本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体系构建的三大模块，是相对区分、彼此嵌入、互为支撑的逻辑关系，贯穿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谱系和理论整体，共同致力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性认识，能够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提供原理性知识架构。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构建的本体论模块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从终极规定上讲，“本体”是“存在”的同义语，因而讨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体系构建的本体论模块内涵，实际上也就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究竟是“从何而来”“如何发生”的？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没有明确出现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范畴，但是应该没有人会否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严肃讨论过“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就像尽管西方社会不以“思想政治教育”之名来开展“意识形态教育活动”，但是它们的社会结构和教育体系中却处处渗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实。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构建，需要我们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涵，聚焦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事情本身”，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宣传、鼓动、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等相关论述中梳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本源问题。特别是要从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规律性认识中汲取理念智慧，着重围绕思想政治教育本源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理论三个核心点位，来探索构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论体系。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本源理论。“本源”也是“起源”，思想政治教育本源理论是在根本前提下探究思想政治教育“从何而来”的发生学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古已有之，思想家们也从不同维度对这个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到弗朗西斯·培根的“剧场之幕”，从特拉西的“观念的科学”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都是在尝试从不同理论视角来解释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思考始终建立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上，因而未能真正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直到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源问题才有机会获得彻底性解答。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通过揭示意识形态或者说精神生产现象的形成根源来说明思想政治教育起源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2](P534-535)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起源于思想意识相对独立于物质存在的现实想象，也起源于现存社会关系同现存生产力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些原因导致了社会生活中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相互对立，进而产生了阶级分化和政治国家，而政治国家又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巩固政权、维护团结和组织生产，于是思想政治教育便以宗教戒律、道德规约和伦理教化等早期形式呈现出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问题，自然还会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论、思想政治教育范畴论、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论等内容。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黑格尔曾说过：“本质是自己过去了的存在。”[3](P242)这其实就是将“本质”视为贯穿事物存在发展始终的内在规定和根本规定。尽管黑格尔是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立场出发来探讨事物的本质，但是并不影响这种探讨揭示了“本质”的“统一性原理”，那就是作为本质的东西是自始至终就蕴含在事物之中的那个固有规定。正是因为这个固有规定，一个事物才获得了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规定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形成的理论系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内涵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功能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追求理论等，其中思想政治教育“究竟有何本质”是根本性理论。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反映出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观，这也就意味着人们总是带着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在研究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因此，这也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发展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诚然只有一个，但是人们在不同时代却可以将这“唯一的本质”以不同的精神理念和价值原则揭示阐发出来，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发展理论。从马克思“理论一经掌握群众”[2](P11)到列宁“灌输论”，[4](P198)从毛泽东“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5](P350)到习近平“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1]“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6]这些指向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重要思想论述，为丰富和深厚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提供了科学指导。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理论。本源和本质是通过事物的内容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涉及事物的内在结构。事物的内容与形式反映出事物的内在结构。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体系，不能只谈思想政治教育本源和本质，这会导致抽象和浮泛，而是要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论上，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和缘其所是的存在根源辨析清楚。目前学界涌现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理论的具体呈现，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成果主要聚焦于思想政治教育“事情本身”来开展整体性研究，并力图在整体分析中不仅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的核心要素，而且能够将这些核心要素之间的互动机理和本质联系揭示出来。从核心要素来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理论研究，大体包括这五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讨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等问题；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狭义）理论研究，重点讨论思想政治教育“教什么”的问题；三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理论研究，重点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用什么来教”的问题；四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在什么环境”中展开活动的问题；五是基于前述几个方面的理论剖析，在总体性上考察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形态问题，并围绕这些整体形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等问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构建的价值论模块

　　正如思想政治教育不可避免要介入一定的价值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同样也需要构建价值论体系。实际上，正是在不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指导下，人们才在不同维度和程度上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研究，从而也才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和理论建设蕴含的性质差异凸显出来，比如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与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对立。在讨论思想政治教育“有何作为”的学术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体系研究既要在一般性上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内含的价值关系，也要在特殊性上考察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系，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理论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理论研究，分别指向思想政治教育“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应当做什么”三个维度。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华，为我们明确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奋斗目标、功能结构和使命追求。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P295)历史是通过人追求自身目的、实现自身目的、展开自身目的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当康德一再允诺和强调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时，他虽然没有看到诸种“目的”背后的现实个人及其历史性的行动过程，但是他看到了从神学怀抱中挣脱出来的哲学关于人应该遵循自己理性、追求自身目的的启蒙信念。自此之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总是把解放人和发展人宣称为根本目的，只不过不同阶级理解的“人”存在差异，因而“解放和发展”人的目的也存在差异，就像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政治解放”并非“人的解放”[2](P28)真正的内涵那样，只有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才真正致力于“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P46)我们经常说思想政治教育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就是在这个终极追求意义上来说的，但这需要政治前提（无产阶级成为领导者阶级）和物质前提（高度发达的物质力量和经济基础），因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构建自身目的论体系，由思想政治教育近期目标、思想政治教育中长远目标和思想政治教育终极目标构成。这就意味着，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论体系，既要在整体上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性目的，也要在具体上研究分层次、分对象、分阶段的教育目的、培养目标和育人规格等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总是随着时代发展和主体差异而与时俱进，但其中又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和原则性，需要在普遍与特殊、传统与现代的交互结构中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问题。正是在此原则高度上，习近平才多次强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7](P34)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些重要论述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目的理论。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理论。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论是从主体意志出发期望思想政治教育达成何种效果、实现何种目标，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论则是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结构出发，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能力问题，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究竟能做什么”这个前提性问题。通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四个功能：一是政治统治功能。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P550)思想政治教育是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思想工具和精神手段，能够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政权机关提供合理性论证与合法性辩护。二是社会管理功能。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8](P308)在这里，“另外的意识形态”就是根据国家的统治意志、管理制度、社会机制而创建出来的观念内容及其贯彻体系，而这主要就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谋划、组织和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统治阶级在国家管理和社会建设过程中进行政治团结、社会凝聚和意志贯彻的管理方式。三是文明教化功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2](P4)这实际上是在确认思想政治教育的文明教化价值，亦即要在对错误的思想观念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同时，确立起科学真理和塑造出精神武器，并用“此岸世界的真理”来启发、唤醒和武装群众。四是革命动员功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9](P66)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的革命动员功能。无产阶级最初接受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启蒙主要来自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也动员无产阶级加入进来，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在资产阶级开始取得国家政权和剥削无产阶级以后，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就会变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武器。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充分发挥“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的革命动员功能，才能帮助无产阶级认清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把握阶级斗争的发展局势、选择投入革命的有利时机、掌握强大科学的革命武器。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理论，主要是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维度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做什么”这个战略性和实践性命题。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根本任务研究。不同性质和立场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在根本任务上的差异是最彻底的，严格来说全部剥削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总是把“思想统治”视为根本任务，无论是宗教神学创设的“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2](P4)还是资本主义拜物教创设的“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2](P4)这些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总是在力求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统治”，区别仅仅在于用哪种思想来统治。与之相反，当马克思、恩格斯指明共产党社会理想的本质规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P53)他们同时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那就是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2](P14)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把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根本任务，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共产主义根本任务的理念遵循和现实贯彻。二是思想政治教育重点任务研究。如果说根本任务指向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价值，那么思想政治教育重点任务则是对这个终极价值的阶段性发展，具体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使命。比如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重点任务主要是救亡图存，而在和平建设时期的重点任务则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具体任务研究。这相当于任务分解，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体系研究，不仅要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在具体工作上的现实性要求，而且要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在工作领域和运行过程中这些具体任务如何推进，以及借助哪些载体等内容，这就引申出各个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体任务研究，例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等。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构建的方法论模块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一体同构性，真正能够作为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和实践活动中予以运用的，都是具有原理性的基础原则。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模块是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学说、思想政治教育矛盾学说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三个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矛盾，能够为我们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规律，指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的前进方向。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学说。规律是对一个事物内在联系和与其他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认识和揭示。认识和揭示事物的规律正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规律，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世界。规律能体现出方法的理论本质。当我们可以凭借某个事物的本质规定来把握事物的规律时，我们也可以运用这个规律来考察和分析该事物。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也是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学说研究也是在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知识体系。一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规律研究。立足唯物史观回到历史深处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从何而来、为何存在、如何发展，有着怎样的生成机制和发展形式，从而也可以引申出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二是深化社会意识形态形成发展规律研究。结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围绕“意识形态”核心概念，考察从“意识”到“意识形态”的生成机理，考察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规律。这里引申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三是深化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研究。这是从个体微观视角考察现实个人的思想品德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核心要素，会形成怎样的品德结构，想要塑造何种培育机制，有哪些外在影响因素，这里可以引申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等。四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这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运行的过程性视角，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在“领导—策划—组织—实施—评价”完整过程中遵循着怎样的逻辑发展规律。五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研究。前面四条都是从一般性视角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这一条则是从特殊性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尤其是当前我们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迎来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体系构建尤为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研究。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矛盾学说。矛盾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矛盾同样是在讨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矛盾学说是力图认识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必然要求。不仅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运动体现出来的，而且因为只有与时俱进地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矛盾才能不断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认识。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矛盾有助于在方法论原则的高度上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矛盾来深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实践发展。一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矛盾研究。这个研究视域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核心元素，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同其他社会要素在社会结构之中的矛盾关系，比如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军事外交等结构性社会活动之间的内在矛盾。虽然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关注和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同外部要素之间的矛盾关系。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正是在外部环境中存在和发展的，要想切实发展好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就不能不实事求是地考察这些外部矛盾关系。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国别研究、不同阶级立场的思想政治教育矛盾研究也成为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矛盾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二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矛盾研究。这是为了回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内部，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运行过程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矛盾结构。在2019年3月18日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关于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要做到“八个相统一”[6]的重要论述，为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矛盾研究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基本矛盾，“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领域的基本矛盾，“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指向思想政治教育领导管理机制方面的基本矛盾，“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方面的基本矛盾，“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指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层面的基本矛盾，“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层面的基本矛盾。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方法是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具体运用。从存在形态来看，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历程、政治国家行动和社会历史结构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作为“方法”出场并不断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从国家政权的阶级统治中产生出来，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上不可替代。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体系，重点应包括三个维度：一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原则研究。不同阶级、不同立场和不同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剥削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以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原则，为的是给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提供抽象性、伪善性和扩张性的理论辩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穿了这些错误的方法论原则，既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一般规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我们有效组织和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指南。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论原则。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原则研究，就是要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指导下，挖掘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与发展的根基性问题，把握思想政治教育遵循的否定之否定、量变引起质变、对立统一等基本规律。二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方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方法是介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原则和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之间的思想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原则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方法在具体方法中获得运用和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则经由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方法在方法论原则中获得提升和指导。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探索和具体活动，实际上都贯穿着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蕴含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方法的精神理念和行动准则，为我们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化对“批判”“灌输”“感染”“宣传”“组织”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方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特别是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等方面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原创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方法理论。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当我们面向具体实际讨论思想政治教育该“怎么做”时，也就是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同样需要进行整体性的体系化构建，这是因为一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往往是由多个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在协同互动过程中作为诸环节而完成的，而且每一个具体方法还可以往下细分出不同的操作工具和运行手段。例如“说服教育法”“理论教学法”“文本阅读法”“思辨深化法”“谈心谈话法”“情境教育法”“情感熏陶法”“实践教育法”“调查研究法”等具体方法，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深化研究的关键在于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这就要求面向生活实际、围绕现实个人、结合时代创新，富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建构要素丰富、彼此协作、相互转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体系。 

　　（作者简介：李忠军，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