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人类相伴而生，是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叙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讲故事，故事化叙事直抵人心。习近平指出：“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十分重要，思政课就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特别是要讲好新时代的故事。”[1]31故事必须借助媒介才能得到叙述，语言文字与图像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两种基本媒介形式，是人类古老的重要表述方式。作为认知系统最基本的表意符号，语言文字和图像在叙事的指涉性方面既具有异质性，又具有一致性。说其异质性，是因为语言文字和图像各擅胜场，文字以想象和联想著称，图像则以直观和具象见长；说其一致性，是因为在叙事系统中，语言文字与图像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是思想的直接溢出，一个是情感的强烈表达，图像需要语言文字解释其所暗含的思想，使思想得到澄明，语言文字也需要图像的帮助，使其表达更加形象具体，两者的有效结合继而产生“互文性”，能使整个叙事文本显得深浅有度，会促使故事的讲述更具有时空张力和价值韧性。

　　因此，所谓语图互文，指的是语言文字和图像这两种叙事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二元进阶指的是将语言文字和图像视为思想政治教育讲故事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话语文本，语言文字和图像各为一元，以及二者联合之后对叙事效果所产生的“1+1>2”的促进作用。

　　（一）互文共律：语言文字与图像信息互构的修辞律动

　　共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之语言媒介和图像媒介的共同规律，或者说是两种表意符号的共同特点，即共性。文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铭刻着中华民族上下10000年的文化记忆。恩格斯指出：“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2]37早在史前时期，中华先民就在岩石、器物上摹写契刻图画符号，孕育了文字的雏形。纵观世界各民族的文字演进轨迹，莫不以描摹实物的形体轮廓为起点。作为中华文明之载体的汉字，其发展的起点是原始的图形符号，图形的发展是文字出现和发展的基础。点和线条构成了文字的基本框架，这种框架从外在形象上来看与图形的抽象几何形状异曲同工，就此意义上进行审视，文字和图像具有交融性和同构性。进言之，语言是用声音对所要表达意思的编码。文字承载思想，思想操控文字，文字又是对语言的记录，通过文字对语言的记录，使得瞬间的思维得以固定下来。因此，语言文字和图像之间具有很深的渊源，也具有很强的相似之处。

　　语言文字在线性排列中创造了富有意味的内在精神图像，图像则“出现在记忆中无法用语言来加工的地方”[3]247，以一种视觉形象成为能够独立显现意义的符号。“文字曾被阐释为思想的直接溢出，图像则被解释为一种强烈情感或者下意识的直接表现。”[3]247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传达情感，把离开了鲜活载体的思想和情感通过概念化的语言文字编码存储起来，通过图像的组合、重复和命名等方式，将不可见的思想、道德、价值、伦理和情感等转化为视觉上的可见性图符，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权无限张力。总体观之，世界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时段发展中创造了姿态万千的语言文字，尽管各种语言文字在表现形式上略有不同，但文字起源于图形的理念却是相通的。它们均是社会的产物，都可以承载和传递一定的信息。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中，语言和图像虽为异质媒介，但却具备相同的心理机制、情感基础和运思方式，二者之间参互成文、合而见义，产生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同构合力。在此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文字叙事和图像叙事的互文共律，指涉互为异质符号的语言文字和图像在认知和表征功能上的叙事共享，两者在造型表意、意指空间、记忆形塑等方面的融合拉伸了图像直观和语言抽象的对话性张力，使思想政治教育获得了语图共律的讲述逻辑和论证方式。

　　（二）互文隐喻：从源域想象并建构目标域的转义生成

　　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文字与图像叙事的互文隐喻指涉不同意义系统在“源域”和“目标域”相似性基础上的转义生成，实际上指的就是用一种大众熟悉的认知体系或概念范畴来代替另一种较为陌生的认知体系或概念系统[4]，其本质就是当前的较为复杂陌生的事物需要借助另一种较为简单熟悉的事物来进行认知和体验。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思想领域以教育形式展开的政治实践活动，是按照一定的社会需要培养出合格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身存在之域来讲，其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与思辨性，因此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不能“拿着一个文件在那儿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5]21。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知识，就需要教师尽可能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和思想概念变得形象化和具体化，更加贴近学生生活，方便学生理解。而叙事是一种最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吸引力和实效性的有力抓手，能够以软性方式使抽象复杂的意识形态观念找到有效的话语载体。承前所述，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与表意主要出自于它们所共有的修辞策略，语言和图像都具有通过隐喻的方式传达信息和表达意义的功能，在意义的呈现层面上体现出互喻的实质。语言隐喻和图像隐喻的层次性运用与综合集成是表达思想、阐明事理的一个重要方法，其通过视觉上可感、听觉上可悟的方式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艰深的道理浅显化，使受教育者从熟悉的认知范畴中了解不熟悉的东西，从已知的道理中推及未知的真理。

　　效果明显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隐喻，取决于教育主体对喻体资源的挖掘及其创造性阐释。抽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必须要通过具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进行物象呈现和心象描述。思想政治教育语图叙事的若干隐喻，作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话语，有着别具一格的解释力、说服力和感染力。思想政治教育隐喻叙事效果取决于源域本身的选择，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要时常对创新的理论进行阐释、对新生事物的意义进行解释，而不同的事物所携带的认知框架及其深层的理解方式是不同的，源域是一种熟悉的事物或认知系统，目标域是一种复杂或陌生的事物，当我们沿着源域的认知系统来想象并建构目标域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时，对应的修辞学原理实际上体现为一种转义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精神上的钙”比喻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以“石榴籽”比喻新时代的民族关系，以“第一粒扣子”比喻青少年的价值观，以“空气”比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以“同心圆”比喻最广大群众的思想共识，以“惊涛”和“春雨”比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声势与效果。这些“总开关”“总钥匙”之喻、“钙”之喻、“扣子”之喻、“空气”之喻等用一些具有普遍认同基础的事物携带着某种集体共享的理解框架使我们能够有效地把握前者事物的内涵与特性。

　　（三）互文语境：互文性确立的认知框架搭建价值释义的生成语境

　　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逻辑框架下，语图互文语境指语言文本和图像文本在互文性上所确立的认知框架，以及在此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关于激发某一事件意义产生的底层规则或外部环境。任何编织状态的语言文字或组合状态的图像都是镶嵌在特定文化底色中的文本形态，因此必然负载着特定的情感诉求、生活方式、历史记忆和价值哲学，其释义方式也必然受制于既定的文化法则、文明定律。只有将阐释思想政治教育情与理、道与义的语言和图像置于背景文化所铺设的阐释体系中，叙事文本才能搭建根本性的生产逻辑、激发言说性的解释话语。语境锚定和限制了思想政治教育语图叙事释义行为的中心与边界，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语图互文修辞实践中需要特别考虑的学理命题。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语境是一个涉及到教育主体、客体、介体和环境等教育过程中各基本要素的有机系统，作为语言和图像叙事表达的外部环境，互文语境是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在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全媒体、元宇宙、数字化、新质生产力等关键词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最为突出的客观历史现实，它们的综合集成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生态环境。

　　互文语境强调在语言文本与图像文本的互动关系中探寻叙事发生的底层规则或外部环境。诚如法国社会学家罗兰·巴特所言，凡叙事都要依附于“叙事作品的语境”，亦即“叙事作品赖以完成的全部规定”[6]137。因此，语境不仅确立了语言文本与图像文本互文叙事的边界，而且作为一种生产性的元素直接参与意义的建构。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结构，总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雕刻着语言文本和图像文本的释义结构，悄无声息地作用于受教育者的无意识领域。以2022年人教版教材插图事件为例，引起众怒的是来自书中的图像——被指“人物插图丑陋、歪曲审美，出现纹身、隐私部位”[7]。这会让人迅速联想到旧版教材中的插图——学生气息扑面而来，图像美观、生动、有故事感。两版教材中的卡通插图构建起互文语境，通过后者对前者的释义，反思新版教材插图的不美观向上、不严肃规范、不细致准确等问题。显然，老版教材插图审美意象的出场，源于新版教材插图存在问题的召唤，二者共同搭建了一个互文语境，从而赋予新版教材插图问题一种基础性的释义规则。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互文结构中，人们才惊讶地意识到老版教材插图所带给学生的极富想象力的叙事空间，从而在意识形态内生逻辑的深处反思新版教材插图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语言遵循的是时间逻辑，而图像则遵循的是空间逻辑。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语图互文必须要清楚地厘定出语言文字和图像作为叙事媒介有何异同。语言文字作为媒介适合论说，图像有利于事物原型的储存，能够带给人视觉直观感受，是视觉形象的客观展示。但二者之间并不是完全隔绝独立的，它们的相关功能往往又相互交叉，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左图右文”和“图文不分”的叙事传统。“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8]，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无论是以图证史，还是以图补史抑或是图文互证，都道出了“图”与“文”自古以来在叙事中相辅相成的现象，也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锚定了时空坐标、刻画了时代经纬。

　　（一）时间逻辑：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叙事的时间空间化

　　语言文字是连续的，是时间的艺术，其叙事功能是通过一定的表达规律完成编码之后而实现的。语言文字所表现的世界，所呈现的物象是依次进行的，无法像图像那样在一个空间中同时组合呈现多个物象。因此，语言文字所描述的物象需要借助想象力的加持，在头脑中完成对语言描述之物的主观建构，进而形成一幅内在的精神图像，即时间的空间化。语言文字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外在表征，蕴含着内在的世界观，凝结着某一个团体的族群思维。这也就是说，语言文字和思维之间具有某种内在关联。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掌握对某一事物进行宣介的话语权，话语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文字和词组按照一定的逻辑向度编织而成的。在此视角上而言，语言在叙事中天然地占据主导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语言可以非常方便地调控受教育者的感官控制系统，这是因为在传道授业解惑之时，多数时候是以语言描述的形式进行的。而语言和时间彼此是同构的，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个整体。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9]161，时间作为一个显性标尺贯穿于人生命过程的始终，是构建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语言文字的层次化组合能够描绘出事件发生的时间，利用语言的生产力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讲述故事的空间坐标之内。因此，作为时间性媒介的语言文字本身就是故事的素材，快速流动的线性时间能够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制造悬念、铺陈剧情，继而推动叙事。

　　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文字叙事的时间空间化并不是物理学上的铺开呈现，而是借助理解和想象，在我们的头脑中呈现出来的一幅空间格局。如果我们把语言文字叙事比喻为一条河流的话，那么空间化就是要将这条河流中的内在漂浮物和底层沉淀物呈现出来，让其与河流两岸的风景产生呼应，继而达成叙事之目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文字叙事时间空间化的策略在总体性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时间性媒介的抽象性在空间化中被消解，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对于时间的感知有了具象的凭借。时间压迫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正因为有了经纬坐标的空间支撑，才能经由受教育者的想象与思考达致对所叙述之事物的理解和接受。二是空间化的变格让抽象一维的线性时间获得了可依附的立体镜像，从而使时间也变得多维和立体起来。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中，时间的一维性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让叙事脉络变得清晰可辨。时间的空间化得以多维显现事物的形态，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继而完成语言文字在时间性叙事中的艺术演绎。

　　（二）空间逻辑：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空间时间化

　　在当今的读图时代，从社交媒体到线下空间，我们每天都处在各种图像的包围之中，工作、生活、学习均与图像有着密切的关联。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图像就是“画成、摄制或印制的形象”[10]1325。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范式中，图像是在“听”“说”“读”等基础认知方式的逻辑叠加，是以影视、绘画、摄影、广告等图像符号为基本表意系统的叙事表达，具有化抽象为具体、化复杂为简单、化理性为感性的鲜明特征。图像与形象密不可分，“（形象）建构乃是借助于视觉符号所实施的”[11]13。图像是一种从事件的形象流中离析出来的“去语境化的存在”。“严格说来，讲故事是时间里的事，图画是空间里的事。”[12]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影像化的信息都更加符合社会大众的认知接受习惯。在思想政治教育语图互文叙事逻辑中，语言文本是线性的，而图像文本则是非线性的、空间性的、循环往复性的。图像往往关涉到位置、大小、形状等空间内蕴要素，而绘画、雕塑、照片等图像媒介也长于表现在空间中并列的人、事、物。

　　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本质是空间的时间化，即把空间化、去语境化的承载思想政治教育情与理、道与义的图像重新纳入到时间的进程之中，以恢复或重建其发生时之语境。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本质是讲故事，而故事是已经发生的过去的事。事件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发生的，具有特定的空间承载和一定的时间脉络。以照片为例，照片是现代媒介主导下图像系统中的核心元素。照片叙事的生发源自于相机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将某一时空中的情景单元凝固在图像之中，以空间的显性形式刻画了隐性的时间标尺，即在照片这一图像介质中，时间已经被空间化了，其主要表现为摄影作者发现现实生活中那些“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13]83，并用相机这一载体进行记录。以此类推，绘画则是作者描绘出现实生活中或者想象世界中那些“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13]83，并在某些介质上用画笔进行的艺术创作。因此，静态图像中凝固或保存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往往只是一个瞬间。要使图像这样一种已经化为空间的时间切片能够完整、清晰、流利地叙述一个故事，就必须把它重新纳入到时间的进程之中，即图像要实现叙事，必须使图像中的空间时间化，把图像中空间化、去语境化的事物重新纳入到时间的进程之中，让其“流动”起来。唯有如此，才能让教育对象在系列图像中感觉到教育主体所要讲述之事的某种内在逻辑、时间关系或因果关联，继而使视觉文化时代驳杂的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组合杂而有序、繁而有章，使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剧情演绎更加契合教育客体的认知结构、心理特质和思维方式而被容易接受。

　　（三）时空耦合：思想政治教育语图叙事时空融合的互文见义

　　“互文见义”是语言文字和图像叙事综合集成后的一种修辞方法。语言文字锚定了语图文本的释义体系，图像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勾勒出生动具体的事物形象，用以弥补语言文字难以传递的信息。但在语言文本和图像文本双重互动的话语生产维度上，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深刻的互动结构，其合力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实践中制造出一种更大的带有某种劝服性的修辞话语。承前所述，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逻辑中，图像可称之为空间性媒介，语言文字则可称之为时间性媒介。时空在社会发展中具有自在性，时空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得以运作的一个“容器”或一种“环境”。在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思想视域里，时间与空间一起构成了人类感知万事万物的先验框架，这也为我们利用语言文字和图像这两种基本媒介讲好思想政治教育故事提供了“他域参考”。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首先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和特定的空间中发生的，也遵循着一定的时间脉络。但绘画、雕塑等空间性媒介和口语、文字等时间性媒介并没有完全绝对的属性界限，在实际的叙事活动中，存在一种“出位”现象，即时间性媒介或空间性媒介有时超越自身的叙事性能而进入对方媒介擅长表现的状态。

　　德国美学家莱辛指出：“一切物体不仅在空间中存在，而且也在时间中存在。”[13]85思想政治教育语图叙事的“出位”指的是，语言文字与图像不能刻板地固守疆界，要适时地跨越或超出自身媒介所构成的叙事本位，让自己处于一种流动状态，能够及时弥合单一语言或单幅图像叙事过程中裂开的错位缝隙。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实践中，语言和图像这两种基本媒介“跳出本位”，超出媒介自身固有性质之限制或束缚，使其成为特殊场合中主要叙事媒介（图像或语言）的辅助媒介，正是思想政治教育语图叙事“出位”的本意。正如美国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言：“所有的感觉表达媒介都在发生相互的渗透，尽管每一种表达媒介在依靠自身最独特的性质时发挥得最好，它们又都可以通过与自己的邻者偶然联袂为自己灌注新的活力。”[14]119我国自古就有“左图右文”“图文不分”“图史互证”的叙事传统，图谓之经，文谓之纬，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见义。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过程中，语言文字表达着思想、传递着情感，而图像则可以用生动具体的形象弥补文字难以传递的信息，以可视性、直观性准确地再现事件场景的具体情形。简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媒介的时空耦合创设了图中有文，或文在图中的叙事结构。此等结构方式，互为索引、文图互证，使得图文之间形成某种张力，或合作或补充，继而产生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效力。

　　“人类思想形成的根本要素是使用符号的能力。”[15]中国文字归属于象形文字，其诞生之初与图像同源，互为表里，在演进与发展逻辑中遵循着从写实到逐渐抽象化、符号化这一规律。基于认知心理进行审视，语言文字和图像这两种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媒介对应于不同的接受心理。语言遵循的是时间逻辑，是沿着固定的线性逻辑而展开叙事的，其所对应的是受教育者的系统性认知机制，强调教育客体对叙事文本内涵的整体把握与系统概括，尤其是对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语言信息的结构、系统、框架的判断与回应；而图像则遵循的是空间逻辑，其所对应的是受教育者的启发性认知机制，强调教育客体对教育主体所传达信息的快速提取，尤其是对图像中所呈现信息的情感识别和认同感知，并在联想与想象的基础上，捕捉图像中“最富于想象力的那一顷刻”[16]。当两种叙事媒介按照特定的组合逻辑跳出“本位”，继而形成一个综合集成的系统文本，就联觉同构了一种新的叙事关系，即语图互文。

　　（一）时间策略：以语言的推论性符号激发教育对象的系统性认知机制

　　语言文字符号这一时间性叙事媒介遵循着线性逻辑，侧重于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系统性认知。语言文字叙事聚焦的是用文字的排列组合来讲述故事，刻画人物，表达主题，是人类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叙述方式。对语言文字的策略性使用有助于实现更佳的社会劝服与认同功能[17]。叙事与话语是紧密联系的，叙事的实质就是掌握话语权。思想政治教育是用一定的思想观念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文字被看作是与思想比肩的媒介……语言是思想和信息编码过程中的有声的媒介……”[3]213。利用语言文字向受教育者讲述发生在自己或他人身上的教育事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巨大的容量性，可以通过概述的方式进行叙事，继而表达抽象的思想。思想是按照一定的逻辑组织起来的，文字是思想的直接溢出。因此，语言文字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具有一种天然的内在逻辑。语言文字在叙事时遵循着系统而又抽象的线性言说逻辑，这就需要在叙事过程中通过的一定的手段和方式调用受教育者的系统性认知机制来把握思想政治工作者所要传达的价值意义。人脑主要是依靠系统性认知机制和启发性认知机制处理外界信息的，系统性认知机制偏重理性思辨，是人脑的“中央处理器”对输入的各种信息进行筛选、分类和加工之后所形成的一种认知表达，其对应于话语（或言语）文化的接受与编译，主要处理的是抽象且复杂的信息。在叙事过程中强调对文本意义的整体把握，以及“对信息的争议性做出整体性的追问、分析与回应”[15]。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人是符号的动物。”[18]46语言文字是一种规约符，其意义结构受制于某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性的语义规则。文学是语言文字叙事的光辉典范，文学依托语言文字的排列组合来构造故事、塑造形象。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实践中，教育工作者要善于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文字来引起受教育者的情感共鸣，让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依托自己的知识背景、文化阅历，进而借助想象力的加持将抽象的携带思想观念的语言文字概念塑造成脑海深处的一幅内在精神图像。另一方面，教育主体要借助抽象的语言文字，立象尽意。具体来讲，就是要通过语言文字的“语象”使受教育者产生关于某人某事某物的“心象”，借助语言文字的自由性和便捷性传达其所内蕴的深层真意，继而传达思想政治教育言外之意、意外之旨。

　　（二）空间策略：以图像的表象性符号激发教育对象的启发性认知机制

　　图像是表象性符号，图像联结的是空间叙事[19]。相较于时间性维度的语言文字叙事而言，空间维度的图像叙事是一种在场的言说，即直接、敞开、无遮挡地面向所要讲述之事物。相对于语言文字叙事的概括性和理性而言，图像叙事的心理接受过程更加趋向感性，其所带给受教育者的是一种更加简单的认识所描述事物的方式。人脑的认识活动所遵循的是惰性原则，图像具象化、形象性、渗透性的特征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吸引受教育者的知觉注意力。因此，把空间化、去语境化的图像重新纳入到时间进程，助其恢复或重建语境之后能够以形象而直观的视觉符号传递一种明确的在场感，相对容易地激活并调用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启发性认知机制。而启发性认知机制侧重于“借助某些便捷的决策法则来构建自身的行为态度”[20]。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活动中，图像叙事媒介的层次性应用比较容易让受教育者按照教育主体预先设计的认知管道进入图像背后的劝服性话语、合理化秩序与价值性意义之中，尤其是当图像化的表征结构中被植入了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理想、道德、纪律、法制等会以一种不假思索的、悄无声息的方式进入到受教育者的潜意识之中。

　　美国图像学者米歇尔指出：“图像学讨论形象问题。”[21]1图像叙事与形象建构具有莫大的关联性。习近平指出：“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22]212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视觉语言，图像向受教育者的感官呈现着不容置疑的思想政治教育景象。在具体的叙事实践中，要善于通过具体可感的画面语言，发挥图像画面的象征、隐喻、暗示等修辞功能，结合色彩的对比、光线的变化等手段引导受教育者通过那些看得见的画面，去探寻并意会那些看不见的思想和理念。首先，利用图像阐释思想政治教育之“真”。教育主体要充分挖掘可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图像资源，并结合受教育者的认知规律对其进行筛选，有的放矢地进行图像建构，通过直观、立体、全面且精准的视觉文化符号将原本抽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象化呈现给受教育者，让受教育者产生眼见为实的感官刺激和“我在现场”的真实性。其次，利用图像资源让受教育者体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之“境”。在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实践中，要依托VR、AR乃至元宇宙等沉浸化图像媒介将受教育者置于特定的情境中，让受教育者产生身临其境的在场感。再次，利用图像资源的叙事通道，让受教育者感悟思想政治教育之“情”。“图像被解释为一种强烈情感或者下意识的直接表现。”[3]相较于语言文字叙事所承载的“思想直接溢出”，图像则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维度中一种情感的强烈表达。因此，教育主体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时，要以真挚的情感为支撑，让故事中的情感以图像的形式外在化、视觉化，继而激发受教育者的情感共鸣，让图像所承载之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联觉同构：弥合语图“缝隙”，制造劝服性的“修辞意象”

　　“意象是由文字、色彩、形状等构成的精神画面……意象不仅包括物的视觉特征，而且包括其他感觉因素、物质因素以及智性因素。”[21]3换言之，意象就是经过听觉、视觉和触觉感知以后被大脑筛选加工过的形象，是主观情意与感性物象的有机交融，是一幅与人的创造性活动紧密联系的心理图像。在意象的形塑中，语言文字和图像具有同等重要的修辞功能。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中，语言文字和图像的交叉使用能够产生强大的叙事合力，达致“联觉同构”的叙事体验，实现语图合围的话语生产和互文见义。具体而言，图像以可视化方式构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劝服性话语”，赋予叙事无限可能性和张力，通过综合集成的视觉符号调动受教育者的启发性认知机制；语言文字以线性时间的快速流动，制造悬念、铺陈剧情、推动叙事，在时间维度上拓展一个视觉化的想象空间。两种叙事媒介的综合集成使受教育者对教育主体所描述事物的外在感知转化至文化意象和心理意象，并进一步通过象征、隐喻、互文等视觉修辞策略激活受教育者的系统性认知机制，从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说服和集体记忆的激活。因此，语言文字和图像在叙事表达上具有优势互补的交融性，也具有价值引领的一致性。文字与图像相辅相成，图像可以对文字描述内容进行形象、具体的表达，语言文字的思辨性可以对图像内容进行解释说明，两种叙事媒介在故事的讲述中互为依托，使故事变得生动形象，让受教育者能够直观、理性地了解个中真义。

　　意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在物象基础上生成和识别。语言文字与图像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显意”单元，却又利用各自的意义阐释优势，协同完成整体文本的话语生成。根据前文所述，受教育者在潜意识中总是会寻求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去感知万物和认识世界。图像叙事和语言文字叙事在思维域上具有同源共生性，是组织和形塑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但图像作为叙事媒介更加容易捕捉受教育者的知觉注意力，然而这种作用效力是短时间的，难以进入受教育者的长时记忆系统，因为它只是激活了受教育者的启发性认知机制。而为了让叙事能够对受教育者产生形塑“能动意象”的长波效应，就要适机诉诸理性的语言文字符号系统，激活受教育者的系统性认知机制，让叙事所内蕴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进入其长时记忆系统。简而言之，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语图合围实践中，可先以图像符号唤起受教育者对所描述事物的感性认识，促使其形成对叙述之事的知觉记忆，即唤醒受教育者的启发性认知机制，然后再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语言文字对图像所描述事物进行思辨性地阐解与透彻性地提炼，即唤醒受教育者的系统性认知机制，进而在两种叙事媒介的层次化应用与综合集成中将存储在受教育者短时记忆系统中的信息转入长时记忆系统，制造劝服性的“修辞意象”。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