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都及时出台处置日俘政策，而优待俘虏向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原则，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1937年10月，八路军总指挥部专门下发《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命令，制定四条优待日俘基本原则，并在此后进行了多次完善。国民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俘虏处理规则》《优待俘虏须知》等系列文件。与日军大肆残杀中国军民相反，优待日俘早已成为国人共识，目的是希望“日本的人民兵士会渐渐地明白起来，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才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岚：《为什么要优待俘虏》，《中国青年（上海）》1938年第1卷第3期）。

  优待俘虏主要体现在尊重人格和生活照顾两个方面。国共军队对日俘不打骂不枪杀，平等待之，而中共军队对于不愿留下的日俘，经简单教育后发给路费予以释放。八路军俘获的中村敏雄就曾说：“八路军的士兵，对待我很好，简直和亲兄弟一样，虽然言语不通，但我们写着汉字以表达彼此的意志”（中村敏雄：《做了第八路军的俘虏》，《华美》1938年第1卷第3期）。被国民党军队俘获的村喜代松也表示：“这里接近我的人，都对我十分客气，亲近如家人一般，对我全不像对待一个俘虏，我心中感激万分”（谭耀宗：《俘虏访问记——粤北战役追记之一》，《宇宙风》1941年第114期）。在日常生活方面，中方对日俘多方照顾，尽量提供较好待遇。当时有媒体对新四军优待俘虏作了详细报道：“积极给日本俘虏以出入、通讯、读书、工作的自由，因此日本俘虏在新四军那边，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严速：《参加新四军工作的日本俘虏》，《申报（香港）》1939年1月17日）。

  比起生活方面优待日俘，更重要的是使其思想发生转化、觉醒乃至反战，才是反省的根本。国民党在收容所对日俘多注重“综合教育”或“感化教育”，目的是“注重内心修养，转移气质，纠正思想。实施的方法，因对象和时间的不同而常常变换。例如个别谈话、指导读书”（王衍康：《俘虏访问记》，《民教指导》1938年第6—7期），期待日俘找回天良、反省自我，但效果多流于表面。中国共产党对于日俘教育较为系统化、理论化。日军被俘后，除了让他们亲眼所见、亲自体验、亲身感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日本军队、国民党军队“不一样”，更重要的是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让其学习，帮助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主动认清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本质。俘虏佐藤猛夫曾回忆1941年初阅读《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情形：“我贪婪地阅读着。在阅读过程中，我被其严谨的理论所打动，常常是边记着笔记，埋头读到油灯的油熬干。辩证唯物论关于物质、空间、时间等概念的精辟论述，令我惊叹。”佐藤猛夫决定进一步探究、学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先后广泛阅读了河上肇的《贫乏物语》、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新华日报》时事问题等文章，使其逐渐树立起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觉悟，从而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都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佐藤猛夫：《幸运的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6—79页），最终，他于1943年6月被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中国共产党于1940年在延安专门创办了收容华北各地八路军抓获日俘的“日本工农学校”，该校开设了“日本问题”“联共（布）党史”“政治常识”“中国问题讲座”等课程，通过学习使日俘从理论高度认识了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真相和他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恶。

  生活上的平等与优待，思想上的改造与教育，特别是所见所闻和切身感受使得许多日俘深受震动和反思，观念和思想在不断反省中发生了深刻变化。

  对日本国情的再认知。日本政府为了扩大侵华战争，在经济领域采取了许多非常手段，以保障其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对本国人民生产生活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不少日俘对此有着深刻反省。樱井胜曾深有感触地说：“由冒险主义者们一手做成的侵略战争，使人民无一餐之饱，而税金增加，物价高涨，青年劳动者们，被送往战场去！留在家里的，只有老弱妇孺，又怎样能够过活呢”（樱井胜：《俘虏的感想》，《民族（浙江于潜）》1940年第16期）。森下九郎批评道：“增加几十亿的国债而其斗争结果，所余何事，除父母失散，子女伤亡，而妻子流离于道路外，还有什么好处呢”（森下九郎：《被感化后之感想》，《半月文摘（汉口）》1939年第3卷第6期）。

  对侵华战争的反省。广大日俘逐步认识到，日本政府一直在欺骗民众，企图将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有俘虏说：“日本政府初以蒙蔽政策对民众宣称，中日战争系由于中国侵略日本的权益。”（《空军俘虏的供状》（下），《申报（香港）》1938年8月12日）认清真相的日俘利用日记等文本详细记录日军残杀、凌辱中国军民的大量事实。1938年7月2日俘虏宫本彦一在日记里描述了日军对上海街区的破坏：“经商务印书馆附近，见弹痕累累，满目凄惨。”8月11日又记载日军对马鞍山地区造成的惨状：“市民皆逃，人影全无……我们日本军人，几乎完全擅自掠夺。”14日，又记有“午后零时上林君与新田君在前面村庄之小屋中强奸年约二十三岁服装整洁的中国女子”（胡作健：《俘虏宫本彦一审讯记》，《军事杂志（南京）》1940年第123期）。俘虏和田真一交代了日军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白洋淀一带实行“三光”的情况，“我们所到之处，这类小屋被烧的精光，几十位男女百姓被枪杀”（张惠才、韩凤琴译：《从鬼子兵到反战斗士》，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58页）。对于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日俘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未来中国前，只闻长官讲中国如何横暴，今实地所见，到处皆十室九空……同为人类，何如此残酷？”（《俘虏高苍》，《申报（香港）》1938年10月13日）

  对日军士气低沉的反思。由于日军兵源问题愈加紧张，日本政府逐步抛弃兵役法规定，能征尽征。1939年时日本国内“二十岁至四十岁之壮丁，已将征完”（《俘虏之言》，《大公报（重庆）》1939年1月17日，第2版）。许多不符合征兵条件的民众也被强制上战场，“身材虽不合征兵规定，但结果还是被征”（《俘虏伊藤一夫》，《梅县导报》1940年第2卷第6期），众多日本民众不惜自残逃避征兵，被迫上战场后自然毫无斗志。后勤保障难以为继，底层军饷也不能兑现，俘虏大山春雄说：“现在国家军费光了，我每月十三元，都不能照发，实在痛苦已极”（江毓仙：《访问四个俘虏》，《兵役月刊》1937年第3期）日军“对中国水土不服，常有患伤风及腹泻也，战斗力自日见削弱”（《敌俘虏供述战败原因》，《申报（汉口）》1938年4月8日）。日军企图速胜中国的计划落空后，思乡厌战情绪弥漫，“来华日军，思归心切，充满苦战情绪”（《X军厌战》，《大公报（香港）》1939年1月13日），直接影响日军战斗力，俘虏藤井说：“每有退却时，均各自奔命，毫无战意，以至将若干战友抛弃不顾”（《敌士气消沉》，《大公报（重庆）》1939年10月21日）。

  对中国军民偏见的改变。日军普遍受到政府的各种虚假宣传，轻视国共军队的战斗力，俘虏井田逸夫说：“一般日军之心理，因久受侵略主义之麻醉，在初到中国时，均存轻蔑与必胜之信念。”（《俘虏之谈话，到华日军均存厌战心理》，《益华报》1938年第2卷第13期）他们揭露军部为了阻止士兵投降而极力妖魔化中国军队形象的行径：“在日本所有的新闻纸都宣传中国的军队是如何的残暴。”（《俘虏供词》，《申报（汉口）》1938年5月4日）八路军顽强的战斗力和优良作风使日俘改变了原先对中国军队的轻视和偏见，俘虏香川孝志钦佩地表示：“八路军是举世无双的，完全不可想象的军队”（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136页）。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女性和青少年的顽强勇敢尤其令日俘敬佩：“中国女人比日本女人勇敢得多。”（茜丽女士：《俘虏访问记》，《国魂》1938年第21期）“中国军民气势蓬勃，三岁儿童，亦均狂叫‘打倒日本’，中国最后胜利，确能得到。”（《俘虏之言》，《大公报（桂林）》1941年4月12日）三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会在第一时间讯问日俘基本情况，这成为我们观察日俘群体特征的重要渠道。日俘来源较为多样化，既有军人群体，也有非战斗人员；在地域方面，除了日本本土国民，还包括各个占领区的民众；在职业方面则多以小市民、农民、商人、渔民等下层民众为主要构成；在教育方面，知识水平普遍较高，文盲十分少见，学历从高小到大学不一而足，其中不乏士官学校、陆军飞行学校等军事院校以及日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名校学生。有俘虏曾自承：“日本兵的文化水准较高”（《俘虏供词一节》，《敌情研究》1939年14期）。此外，日俘还全面交代了个人婚姻家庭、工作情况等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会对中日两国情况作比较，对战争进程、走向、性质等进行较为全面的反省。

  日军被俘后，经过优待与教育，虽然有少数顽固分子特别是职务级别较高者难以改造，但是大多数被俘者能根据亲身经历，从不同视角展开观察与反省，透露出诸多历史信息，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中，很多人不仅对日本国情产生更为客观的认识，大大改变了对中国军民的偏见，并且对日军士气低沉与必败乃至侵华战争的原因与罪责等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和思考。如有俘虏曾在致反战作家鹿地亘的信中指出：“这种腐败的国政，不知道有多少日本人民苦恼着，再如此支持下去，将使日本遭受亡国命运。”（《敌俘虏痛恨暴阀》，《大公报（重庆）》1939年8月31日），反映出对日本国内政局和未来命运的深深忧虑。

  （作者：潘大礼，系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