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中国将多边主义摆在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一再强调要维护和发展多边主义。要不要坚持多边主义、应该践行什么样的多边主义,已成为深刻影响国际政治走向、与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紧密相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美国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行为,以及当前拜登政府在多边主义话语下的阵营构建和集团政治行为,都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加严峻紧张,也给全球政治注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需要继续深入阐述自己的多边主义主张,在捍卫自身国家安全和发展权利的同时,也为全球的和平稳定与公平正义做出更大贡献。为此则要以系统总结世界和中国以往的多边主义经验、形成中国自己关于多边主义的知识体系为前提。

　　在当下中国学术话语中,“多边主义”“多边外交”等早已耳熟能详,相关研究也进步很大,但在有关多边主义的知识体系上还有一些不足。首先是对多边主义的理解本身。一般认为它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才有的事情,对此前多边主义的发生、演变关注较少。其次,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被普遍界定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参与多边外交的起始,在此前的中国多边主义实践与经验则被淡忘。由于“国际统一战线”是多边主义的重要体现,在很多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研究中也会关注多边主义。不过,这些研究基本是在“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范畴里展开的,在“国际关系”范畴内所做的研究少之又少。蔡武指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很晚才关注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但实际上,在新中国外交实践中一直有这方面的实践和努力。再次,以往对多边主义的阐述是在国际关系范畴内、以国家（政府）为导向的,其他一些重要政治主体比如政党的作用多被忽视。多边主义的这种知识范式有助于理解在一个已经形成且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内的国际多边关系,但可能会遗漏此前的多边主义经验积累与思想生成。具体来说,二战结束前后相当长时间内,很多原先被殖民的国家尚未形成新的国家主体性、不能够以主权国家的面貌参与国际政治,但在这些即将通过去殖民化而成为主权实体的国家内部,却出现了一些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它们作为“国家原型”在孕育国家过程中的政治活动范畴已不局限于“国内”,而是跨入“国际”层面。它们的跨国性活动曾经引领很多国家的独立运动,也推动了原殖民地国家之间以及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这些同样是20世纪多边主义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以国家为中心,也不在国际关系范畴内,而需要在世界政治的范畴内才能够理解,即在主权国家间关系之外还存在非主权性质的跨域政治联系,同样深刻影响了全球政治的面貌。近年来对“新多边主义”的一些研究虽然已经超越国家中心主义,但仍以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存在为前提,并没有关注20世纪的非殖民化运动。

　　最后,上述不足又来源于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多边主义知识体系缺乏对其生成本源即历史结构的理解。根据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时间观,长时段才是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和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总体。无论是作为实践形态的多边外交,还是作为思想、知识形态的多边主义,都不是在“现代”突然产生的,而是“顺流而下的历史的结构”（布罗代尔语）在后继时间中的结果,不去辨析这种历史结构,就难以理解当代多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的渊源何在、何以发生,也难以理解近年来不同国家对多边主义为何会有不同理解、不同冀望,难以理解多边主义为何并非“价值中立”,而是在不同政治主体那里会有不同的定性和诉求。多边主义是有价值预设和道德前提的,这决定了多边主义不会只有一种,多样态的多边主义思想与实践可能会共享某些一致的目标和追求,但又在精神旨趣上存在显著差异。当代中国的多边主义知识体系对多边主义的来龙去脉追问不足。多边主义概念是晚近才出现的,中文文献中的多边主义大多来自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和约翰·鲁杰对多边主义的定义,它所缺失的是对相关历史前提的梳理与辨析。

　　本文认为,多边主义糅合了理念、组织、制度、规则、机制、政策,用于调节多个国家或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并以此维护既存国际秩序或构建某种国际秩序。价值观及由此决定的政治目标、政治议程和制度追求是多边主义的核心所在。多边主义以多边外交为载体,也即通过多边外交来体现和实现,前者为理念,后者为实践,两者是“知”与“行”的关系,且“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当代中国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多边主义、怎样建构多边主义的知识体系,其方向感首先需要从自身历史中去感知和寻找,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结构、历史实践和历史本体,“考察和理解百年来中国外交,必须把它放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之中”,从中发现中国在开展对外交往时的价值观选择,以及在政治目标、政治议程、制度追求上的普遍性与独特性。之所以强调从自身历史来理解多边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发展,还因为“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大体上是西方历史与西方政治理论交织在一起的抽象”,源于西方历史与知识的当代多边主义理论不能完全对应和解释多边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运用。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动态流变与历史传承的双向维度,梳理多边主义在中国的演变与积累。从1911年清朝崩溃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这段时间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的起始,也决定着多边主义为何和如何在中国发生。在这一时期,国家的面貌是暧昧的,政治活动的中心并不在“政府”而在政党,因此本文还将摆脱以往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叙事,在重视国家（政府）重要地位的同时,也关注其他组织和机制的作用。此外,20世纪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又是前后在以英美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然与全球历史紧密纠缠在一起,“内”与“外”的相互交织决定了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题,职是之故,本文亦拟从全球史的角度理解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多边主义的经验积累和思想贡献。全球史意味着世界不再是以往所说的相互离散,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成为全息体,局部地区的变化会包含全球性信息、折射出整个世界的发展形势,区域性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与历史意义,也要放到全球整体运动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和评估。最后,在实践、制度和理念等多重层面,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多边主义又与中国在不同时期构建和维护国际统一战线的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因此本文考察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探索与贡献,还将密切结合以往中国参与国际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

　　中国以往没有产生过现代版的多边主义思想和制度体系,但以“天下主义”为表现形态、东亚区域秩序为历史过往,构成了历史中国的“多边主义原型”,为现当代中国的多边主义思想创生与实践提供了一定的智慧资源。中国的多边外交经验虽然可以上溯几千年历史,但对当代中国来说,主要又是从近代以来的经历中生成的。晚清及其后中国所处历史结构的重大改变,是现当代中国多边主义实践与思想的关键性因缘所在。

　　（一）新的历史结构

　　在晚清危局发生之际,“中兴名臣”李鸿章曾提出清朝中国已处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在今天一般被称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的历史结构已发生两个关键性改变：一是世界已内嵌入中国,世代以来总体来说相互隔离的世界,在欧洲对外殖民和扩张下成为相互连结、彼此关联的整体性世界,中国也已被纳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一转变可谓由“天下”转向“世界”,也是由“中心”转向“边缘”,即“中国实际已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边缘化”,即如后来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的辨识,自清朝乾隆末年以来,中国已由以往“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转变为“世界之中国”,虽然这种借助新概念“亚洲”“世界”对中国历史分期所作的阐述,“带有很强的‘倒放电影’的意味”,但“世界之中国”大致切合清季时段。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罗志田指出,“这是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它既不允许中国独处于‘化外’,又不那么愿意接纳中国的加入。”也就是说,要将中国在“世界”中边缘化,中国在进入世界之后面对的局面,是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处于屈辱、从属和孤立无援的地位。二是在被迫纳入全球体系并被边缘化后,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以往的安全威胁大多来自西北,而今无论东南海疆还是京师及各省腹地,皆已受外力掣肘,清朝中国已无法阻止“数国构煽”、难以维护自身安危,丧失了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在“大变局”中。其实,当时世界同样处在一场“大变局”,这是中国也陷入“大变局”的关键成因。18世纪60年代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后扩展至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期,世界出现了一轮全球化浪潮。此轮全球化以瓜分殖民地和抢夺海外市场为主要特征,除西欧、美国和日本等少数地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进程也是世界很多国家被普遍“第三世界”化,并被卷入全球性生产、贸易网络和形成一体化世界体系的过程,但这个世界体系并非均质,而是一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处于边缘位置。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压迫性的、等级制的体系。此外,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世界体系就像一条硕大的章鱼,会牢牢缠住其触角所及的任何第三世界国家,一旦被织入结构化的全球网络,想从中脱离、摆脱压迫、解除等级关系殊为不易。巴里·布赞、乔治·劳森也提出,在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这三个关键要素作用下,19世纪的世界经历了一次“全球转型”,以往处于离散状态的“无中心的多元世界”（polycentric world）转向了一个高度关联而又等级化的“中心—边缘”全球性国际体系,其中西方是这一秩序的中心。在资本运动与强势国家的合谋下,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被迫卷入全球化进程,面临帝国主义压迫,陷入国际等级秩序和资本运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解构之中,清朝的崩溃相当程度上就是这种体系性压力的结果。全球化内化会在一个国家内部产生难以抑制的向外拉力,改变其产业和经济结构,破坏其社会结构,进而导致政治动荡甚至政治秩序的瓦解。

　　（二）时代性挑战与新政治主题

　　被迫卷入全球性的等级秩序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层面被边缘化,这是以往中国所未曾遇到的。历代中国的朝代更替,大多只是军事、政治层面的挑战,儒家文明和华夏政治体的中心地位并未遭到撼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性质和挑战强度,已经超出古代中国的朝代更迭范畴,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从清朝崩溃及其后中国在较长时期处于政治分裂的局面来看,中国传统道统和政统即政治体系已在外力冲击下全面毁坏;二是给中国造成空前危机的外来力量,不仅是当时的世界列强,还有随列强而来的国际资本,列强与资本运动合在一起,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各方面解构了传统中国并在中国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这也正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者屡屡提起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历史结构的断裂性改变,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普遍的等级化和资本运动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体系的解构,其主要表现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遍及全球的殖民半殖民地化,中国只不过构成其中的一个环节,中国问题因此成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是世界性问题在中国的反映。这又给近代中国带来两个重大挑战。

　　一是中国丧失了维持政治秩序的能力,国家存亡受到严重威胁。在全球化将全球化为一个整体后,中国作为这个整体中的部分,其思想、行为也受到整体的制约、诱导和规范,原先在一定的政治机制下可以在国家内部展开宏观协调和合为一体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源,因来自外部世界的强大压力或引诱力而在内部分散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地区间经济资源配置失衡、经济活动关联性弱化,在政治上表现为地方意识增强、中央权威溃散,在文化上表现为“道出于二”（王国维语）的精神自卑与茫然感,这些过程所共同瓦解的是维护政治秩序存续的国家能力。罗志田指出,“近代中国的最大变化,就是外国因素成为国内政治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举足轻重的部分。中国稍大一些的政治事件或内政变动,都可见外国势力的身影,很难免除外国的影响。”当时中国各军政力量之间的激烈政治竞争,“是在与历代大不相同的背景下进行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早在民国初年,黄远庸已观察到,中国自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是,“以内部势力之角逐之结果,乃不惮求外国之力之为援也”,在“此等媚外自保心理,盖日见其发达”的情况下,“不久将有美国派、日本派、英国派、德国派、俄国派之发生”,此乃中国“一极大之危机”。在全球化的拉力下,中国不仅清朝崩溃、陷入半殖民地状态,而且在全面放弃传统道统和政统之后,因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不足,在无力展开国家重建的同时,也无力阻止外来力量的进一步撕扯。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经历了38年的内乱外侵,陷入连绵厄运和苦难历程,对此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反复指出一个共同肇因,那就是随全球化而来的帝国主义,全面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态,撕裂了中国社会结构,在中国内部形成了巨大的离心力。李鸿章意识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已感受到中国遭到逼仄的外力胁迫,但对外力的性质还缺乏清晰界定,经历辛亥革命、曾对英美日等列强抱有希望的孙中山,在其晚年所不遗余力抨击的正是帝国主义,他已充分认识到给中国造成重重困扼的乃是一种内外联动的结构性力量。

　　二是仅通过内部资源的重新汇集,中国已无法实现自身解危济困和政治重建,急需援引合适有效的外部资源。传统中国的朝代更替,通常是在内部资源的重新汇集中完成的,所面对的安全威胁多数时候是内乱,部分时候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宋元、明清易世之时,中原中国面临的外来威胁来源是单一的,不像近代中国那样同时面对多种外力的侵扰;同时,游牧民族虽然入主中原,但却仍在政治资源特别是精神符号系统上延续了前朝惯例,外族入侵所产生的结果却是政治中国得以重建,不仅没有造成中国的分裂,相反甚至促进了大一统中国的强化。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崩溃与重建与上述情况完全不同,不仅面对的是重叠交织的结构性外力胁迫,传统道统和政统也不再可能应对时局,在此情况下,化解国家危局、开展政治重建,在展开内部动员、发掘自身潜力的同时,借助外力,吸纳外部物质、制度和精神资源,也变得不可或缺。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解决中国问题因此需要有世界性的解决方案,仅立足中国自身、不与其他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国际等级秩序展开联动反抗,就无法破解近代以来的历史结构对中国的重重捆绑和剥夺损耗。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大变局,对近代中国来说意味着基本的生存问题受到巨大挑战,晚清张之洞等人提出“保国保种”,就是对这一危机的本能反应。在清朝覆亡之后,中国的国家生存危机不仅没有解除,反而还在加深。在挽救国家危局的过程中,近代中国的政治主题也切换到化解国际等级秩序和资本意志对中国国家性的击打,破解近代历史结构和“道出于二”的危局,重构历史主体,建立新的道统和政统。而协调外部关系,对中国重新统一至关重要。毛泽东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罗志田发现,“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起,包括毛泽东、张申府、周恩来等早期中共党人在内的一些中国读书人,不约而同地得到一种新见——中国问题应寻求一种世界的解决”。这些人还包括陈独秀、蒋介石、蔡和森、梁漱溟等。比如陈独秀也曾认为,由于“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直接间接在这整个的经济影响支配之下成了整个的”,“故各国的革命也已汇合起来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就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与陈独秀政见不同的梁漱溟,也曾认同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认为“中国问题已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世界问题之一部;中国问题必须反抗资本帝国主义运动下始能解决”。近代中国的政治主题,是当时的世界性问题和政治主题在中国的表现,践行这一主题,需要世界性视野,形成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动,在推动世界性问题的解决中化解中国问题。20世纪以来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探索,正是围绕近代中国的政治主题而展开的。

　　在以主权国家身份参与“万国竞争”的过程中,近代以来的中国逐步积累了一些多边外交经验,比如李鸿章在晚清陷入危局之际与列强的交涉周旋,顾维钧在参加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期间的据理力争,虽然他们都没能做到“挽大厦于将倾”,但至少让中国政治精英懂得要化解国家危机,就必须了解外部世界、利用外部资源,同时,与以往朝贡体系下的对外往来不同,清末以后中国越来越多以主权国家身份开展外交谈判,运用条约、协定、公约等方式,参与国际性的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而这则是多边主义的基础和前提所在。在一战期间,中国选择加入协约国集团对德宣战,第一次自觉进入“国际社会”,同意遵守有关国际条例和规范,并得以在战后以战胜国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加入国际联盟,从而又为1928—1931年间的“修约”外交创造了国际空间。以国际联盟的多边平台为依托,中国参与了由其举办的多个多边会议,还参加了国联以外一些国际组织的活动,对此后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多边和双边往来都有启始意义,也是多边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先声。当然,清末民初的多边外交实践并没有很好回应当时中国面临的根本挑战。中国真正广泛参与多边主义网络、系统形成多边主义观念并应用于反对帝国主义和重建国家的实践,主要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与战争之中,它牵涉到当时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诸多力量,但其关键部分则是中国参与共产国际的活动和抗日战争期间构建国际统一战线的经历。

　　（一）共识形成：打倒帝国主义

　　在清朝崩溃前后,当时密切参与中国政治鼎革的精英人士,尤其是革命党人,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是制造中国近代屈辱命运的关键力量。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了两项目标：一是争取世界主要国家的承认和支持,二是设法使各国逐步免除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希望随着新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将会“一洗而去之”。当时革命党人已经清晰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与被压迫处境,并致力于从中脱困。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首次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讲中说,“中国祸乱之症结,实为军阀专制与军阀所依赖之帝国主义”,这番言论曾引发英国不悦,斥责“孙似乎比平时更语无伦次”。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先后寄望于英法美日等国帮助中国进行国家重建,但这些幻想先后破灭,促使他后来完全放弃了对列强“帮助中国”的期盼,在重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革命纲领中,明确提出要“打倒帝国主义”,把反帝斗争列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辛亥革命后的长期政治斗争中,孙中山已经认识到重建国家非常之难,不仅有内部的军阀割据,在军阀背后更是处于全球体系中心地带的列强,它们并不希望中国重新统一和恢复国家自主性,中国面对的危机甚至比其他被殖民的国家还要严重。1924年1月15日,孙中山在与鲍罗廷的谈话中说,朝鲜人、印度人、安南人只有一个主子,中国是有许多主子共同分割,反抗起来更加困难。反对侵略、打倒帝国主义,是被晚年孙中山反复提起、处于中心位置的议题,郭廷以认为,这是因为列强一意支持军阀政府,有意制造中国动乱,干扰中国进步,惟恐中国不乱,多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为难,致使孙对美英法日等国失望透顶。

　　孙中山诉求反对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国际秩序,这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精英和国共两党中间乃是共识。章太炎看到,西方这些“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部长陈诚在给蒋介石的政策建议中指出：“英法对于弱小民族之一贯政策,决不愿其独立解决,故对自己言民主,而对任何弱小民族,不能言自主也。”在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不仅没有得到当时处于全球体系中心地带国家的帮助,反而因为它们竞争的需要而不时成为牺牲的对象。

　　（二）国际统一战线开启多边合作

　　在强大的外力作用下,要完成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实现国家重建目标,必须寻找一定的外部力量支持。在列强之间没有发生根本对立的情况下,这个力量必然在全球体系的边缘地带。在当时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运动进程中,近代中国的命运是广大受外来列强和资本压迫的诸多民族命运的一部分。在一战结束、五四运动发生后,面对帝制终结、共和制度迟迟不能建立秩序、国家备受外来欺凌的局面,那些为中国苦难命运殚思竭虑的中国人开始普遍认识到,仅靠自身力量很难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的重新统一,因此需要与全世界受压迫者联合起来,共同面对艰难时世,具体政治立场的差别并没有遮蔽他们对大是大非问题的共识。孙中山晚年主张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已逐渐与同时代遭受殖民侵略的国家产生共同命运的心理连结,期待通过相互支持获得外部的物质帮助与道义声援,摆脱相同的受压迫处境。在同鲍罗廷的谈话中,孙中山明确提出“一切被压迫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结成统一战线”,也就是说必须联合那些被压迫民族国家的人民建立被压迫民族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斗争。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并不单纯是中国向国外“索取”,而是在将中国问题寓于世界问题的同时,中国也参与到世界问题的解决。为此孙中山积极支持菲律宾、越南等亚洲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与越南革命先行者潘佩珠结下了深厚友谊。在苏联建立后,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指明了思想与实践方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者普遍认识到了国际统一战线对于反抗帝国主义的高度重要性。特别是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问题必须寓于世界问题一起解决。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极其重视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工作,“一大”纲领明确提出要“联合第三国际”。1938年5月,毛泽东在阐述抗日战争的战略时提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够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杂志创刊时总结：“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再次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是在国内,唤起民众;二是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共同奋斗。

　　（三）共产国际的对华援助及其多边性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多边主义实践与经验,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参与和构建国际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俄政府倡议全世界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沙俄政府历次同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租界,呼吁中国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与俄国工人、农民、红军携手并进,结为盟友。不仅如此,苏联与北洋政府不顾列强的反对和阻挠,于1924年5月达成《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双方还由此建立平等的大使级外交关系,首次有世界大国在中国设立大使级使馆并派出大使级外交官员常驻中国。此举对当时列强施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造成重大冲击,给同样深受帝国主义侵扰的中国革命者们以巨大激励。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苏联和共产国际为联络国外同盟者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保护新生的苏俄社会主义政权,主动与孙中山接触,后者也改变了之前注重“内部革命”而对列强有意避让的态度,在中共和苏俄代表的协助下,于1923年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自此之后,国共两党都将“反对帝国主义”确定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革命也完成了由中国性向世界性的转变。需要强调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大”鲜明提出反帝纲领,为将世界视野注入中国革命起到了引领作用。罗志田指出：“中共党人想要整体推翻现状,在获得新理论武器后,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为一体,反更强调由外向内”,即一方面要以反抗和改造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为目标,另一方面要达成这一目标,又要重视借助世界性的思想资源、获得世界性的道义支持与资金、物质援助。共产国际成立并有意帮助中国革命,刚好提供了这种支持。

　　孙中山转向接受苏联、中共愿意作为共产国际的分支拥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表明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参与构建反帝国际统一战线的路径。一是可以联合的力量,是在全球化的边缘地带而非中心地带,以及处在中心地带中的边缘阶级,需要实现的是被压迫者之间的联合。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指出：“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共产国际“二大”也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斗争的反帝策略。二是构造国际统一战线所需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具有世界性,且与国际体系中心地带的统治性意识形态有所区隔,这样才能激发和汇集世界性力量共同反抗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改造为新三民主义,原因就在于旧三民主义主要借鉴的是中心国家的统治性意识形态,不具有反抗帝国主义的动员能力,也无法与引援对象（苏联）的意识形态相对接。马克思主义尽管产生于当时的中心国家,但它是一种反抗性的思想体系。当时的世界体系决定了中国不能不依靠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与苏联建立共同的身份感,从而获得后者的帮助。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共产国际志在建构被压迫者的国际统一战线,其出身就具有多边性。1919年3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要把讨论召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提上日程。1920年7—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来自41个国家的218名代表参会,会议围绕“精确规定共产国际与政治上被压迫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例如中国与印度）内的革命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主题,讨论并通过了列宁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以及就此问题的补充决议。此后历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均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直面当时关键的世界性问题并有其核心议题,推动在共同价值观和政治目标下的多方联合,也有稳定的机构和制度保障世界范围内多国力量的协商对话。在共产国际的活动框架内,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平等互助关系,坚持类似多边机制的主权平等原则,可谓是政党多边主义。

　　中国共产党也是共产国际所编织的世界性网络的组成部分,在其诞生之际就直接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自成立之日起直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共产国际一直给予中共以经费援助。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帮助,还体现在理论指导、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落脚陕北后打通国际通道战略提供了一定支持,对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抗战给予了积极援助,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及其落实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共产国际还帮助中共和中国建构国际反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有力的外部因素弥合了中国内部的政治分歧,推动了中国内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共产国际的协调下,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国民革命兴起,国共合作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在1940年底至1941年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两次面临重大危机,特别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及时参与沟通协调以化解危机,维护了中国内部的团结抗战大局。以共产国际为重要纽带,在抗战前期苏联是世界大国中唯一最有诚意援助中国抗战并落实到行动的国家。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利用外援共3.5亿美元,其中苏援占到2.5亿美元,其他国家的援助还主要是非军事援助。整个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国从人员、物资、技术、经验、道义等各方面全方位提供了大力支持。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共同时面临两大政治任务：内部重建国家,外部破解世界等级体系,后者又构成了前者的前提和条件。为此,在进行内部动员、凝聚力量的同时,也需要强大的外力相助。通过共产国际的组织网络,中共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甚至包括日本的共产党组织。中日两国的共产党皆是共产国际分部,在1924年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片山潜同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日本共产党人曾通过不同方式反对和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对中国的侵略。在片山潜去世后,接替他的野坂参三秉承共产国际的指示,抵达延安进行抗战宣传,尤其是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并兼任八路军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顾问等职。日本另一位共产主义者尾崎秀实曾利用自己成为近卫文麿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成员之机,把日本在华的许多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直接或间接帮助中国抗战。在东北抗日战场,作为日本关东军士兵的伊田助男同时还是日共党员,曾秘密偷运一车弹药支援东北抗日联军,在被日军发现后自杀身亡。在共产国际的组织网络内,一大批国际友人来华加入中国的抗战和革命事业,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来华并牺牲于抗日战场,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之一柯棣华也病逝于中国,美国作家大卫·柯鲁克也作为共产党员来华,同时,中国周围国家越南、朝鲜、印度等国的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相互声援、彼此支持。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扶持中国共产党,帮助其发展壮大和建立国内抗战统一战线,支持中国抗战和国家重建;二是号召和汇集国际资源共同支持中国抗战,帮助中国达成了反帝反法西斯的政治目标。中共早期参与共产国际网络组织革命和战争,还意味着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开展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平台内中共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密切互动,共同构成了一种国际多边网络,为中共参与世界性的多边交往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共和新中国的多边主义实践正是从参与共产国际的活动开始的。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前期阶段的“反帝”以所有外来压迫者为斗争对象，目标是彻底推翻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进入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主要政治力量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为争取更多外来支持,调整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目标、原则和方式,在坚持“反帝”内涵的同时,又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的范围,也塑造了多边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基本形态。

　　（一）中共对政党多边外交的拓展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作为共产国际的分支,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总体而言遵循前者设定的框架。在以苏联为核心的国际共运布局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民族革命即反对帝国主义。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空前危机,使中共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复杂性和建立更广泛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抗战过程中,中共对外交往经验和思想的丰富性与深刻性都提升到新的层次。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在转变对国民党态度、表达合作抗日意愿的同时,提出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这是中共根据内外形势变化所做的一次重大政策调整。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总路线,会议再度提出,“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视野由国内延伸到国外,改变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方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适时提出两个国际阵线的概念,即“日德意国际侵掠阵线”和“国际和平阵线”,表达了要与英美等国建立合作关系的积极态度。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根据形势变化,提出积极的抗日外交政策,主张“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毛泽东提出,应该“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同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与之前将美英法德日等国都归入“帝国主义”范畴,对其采取无差别反对的态度相比,中共的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1939年7月,英日两国签署《有田—克莱琪协定》后,中共一度回归之前的无差别反帝立场,重新提出建立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然而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积极与美英等国开展外交联系,美英等国均表达了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反对国民党继续“剿共”的立场,中共看到了英美等国可以合作的一面。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再次明确态度,主张“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并将是否有利于加快摧毁法西斯战争机器作为建立统一战线的唯一标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中央立刻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宣言》,提出“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中共中央还做出党内指示,强调“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至此,中共恢复了“两条阵线”的提法,再次确立了联合包括英美在内的一切反法西斯国家、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往来以建构国际统一战线为主要表现,其最大亮点在于突破了以往在共产国际范畴内与各共产党组织之间多边往来的限定,与以往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大国开展合作,并取得了明显效果。1944年6月,中共接待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随后7—8月,美国观察团先后分两批共18人赴延安参观访问,既增强了中共的政治影响,也扩大了中共的对外交往空间。不仅如此,中共还将政府层面合作与民众间合作做出区分,即使是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其人民仍然被视为统战对象。1938年2月,毛泽东呼吁世界反侵略者团结起来保卫世界和平,明确提出建立“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同年3月,毛泽东再次提出,“世界上有三个统一战线——国际的、中国的以及日本国内的”。在此时期,共产国际范畴内的对往交往也得到深入发展,包括支持周边国家的独立运动——如对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的支持、开展海外华侨工作和组织南洋地区游击战争等。以上这些都丰富了中共的对外交往经验,为新中国的多边外交奠定了实践基础和理论指导。

　　（二）国民政府开展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

　　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持久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外交往也明显带有多边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构建亚洲域内革命网络和开展周边外交。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者很多都有在海外从事政治活动的经历,在与亚洲其他被殖民国家革命者交往的过程中,彼此对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高度共情,产生了携手破解殖民统治的意愿。多边主义的基础是共同或相通的政治理念。在20世纪前期的亚洲,一度体现为流传于亚洲诸国的“大亚洲主义”,其初始是日本“联合中国、朝鲜共同抗击沙俄”的政治宣传。从政治思潮来看,“大亚洲主义”以亚洲国家的多边联合为诉求,尽管它后来因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借用而变质异化,但在20世纪前期亚洲各国的革命运动中,亚洲被殖民国家的共同命运感和相互连带感已被大大激发,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彼此互动的多边性革命网络因此产生。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族革命,在为中国奔走的同时,十分关注周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后,对朝鲜、越南、缅甸、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反帝独立革命运动,也以各种方式予以支持。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主管已建交国家相关外交事务的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成立相关机构,主管援助周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并由外交部、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以及军统局、中统局等予以配合。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还从经济、组织等多个方面,支持朝鲜、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国的独立运动。朝鲜在华侨民在上海成立了以金九为中心的韩国国民党和韩国临时政府,总部设在西安的韩国光复军与中国抗日大军共同抗敌。越南国民党也与中国国民党密切互动,以中国云南、广西为主要活动场所组织独立运动。为指导战时中国对缅甸外交工作,国民政府在1942年和1943年制定了《对缅国民外交实施方案（草案）》《缅甸、马来亚两区工作计划》,联络缅、马两区各党派和政治团体共赴抗敌。对于菲律宾、泰国的抗日运动,国民政府同样给予了帮助。

　　二是参与大国外交。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依赖国联”的外交实践宣告失败,被迫做出战略调整,推动组织国际反日战线,争取欧、美、苏等大国援助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从争取战争胜利的全局出发,国民政府迅速制定了以“南联英美、北结苏俄”为总方针的战时外交政策,广泛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不仅如此,国民政府还倡议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建立世界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共同维护和平、反对侵略。在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核心战略构想是将中国的抗战与欧洲战争贯通起来,推动中国抗战国际化,通过国际联合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在1940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战略就是推动中美英苏等国形成共同应对德国和日本侵略的多边同盟,为此不断对英美苏三国展开游说。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第二天国民政府即发布对日宣战文告,同时极力促成建立远东反日军事同盟,蒋介石在给美、英、苏驻华大使的备忘录中提议成立有关各国的军事同盟,并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建议立即召开联合军事会议。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正式召开军事会议。国民政府的这些行动推动了远东反法西斯国际战线的最终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1月1日,宋子文代表中国与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既是中国通过多边外交推动构筑的国际性反法西斯战线,也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搭起多边平台,中国也因此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

　　（三）“打倒帝国主义”在抗战中的深化

　　中国之所以能够推动抗战国际化并参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主要前提和基础是中国在抗战中表现出的强大韧性,让英美等国看到了中国在抵抗德日等国侵略上的重要性,这种韧性与抗战前期苏联对华援助,以及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分不开的。

　　抗战期间,同盟国支持中国的抗战运动,同国民政府开展合作,希望中国在亚洲战场继续拖住日本、减轻它们的压力,但这并非平等相处,而是往往视中国为可以利用的对象。比如,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大大缓解了英国在缅甸的军事压力,然而,在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作为对缅作战重要一方的中国却未受邀出席。中国参与国际统一战线的经历,仍然是反帝国主义政治主题的延续,也决定了这一时期以参与构建国际统一战线为主要表现的多边外交的性质、目标与方式,总体来说仍是反抗近代以来的等级性国际秩序、打倒帝国主义和完成中国的国家重建,为中国全民抗战赢得更多外部援助、全面废除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包括领土在内的各种权益。这些既体现为中国致力于构建亚洲域内革命网络和开展周边外交,也体现出中国对反法西斯国际联盟有别于中心地带国家的更深层考虑。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列强在中国还享有各种特权,包括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及北平使馆区等。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日英国率先对日宣战,次日美国对日宣战,以英美中苏对德意日的反法西斯战争格局正式形成。国民政府考虑到,各国同盟条约必须附带政治与经济条件,包括对英要求其承认西藏、九龙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对俄要求其承认外蒙、新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要求各国承认东四省、旅大、南满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以及凡各租借地及治外法权与各种特权及东交民巷等,皆须一律交还中国,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很显然,国民政府想借反法西斯国际联盟所达成的目标,不仅仅是赶走日本侵略者,还在于全面改变近代以来中国所遭遇的不平等处境。同时,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非常注重与亚洲国家携手共进,甚至替它们向中国的交好对象英国争取权力,足见当时的中国政治领导人所期望和想要推进的,是改变整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以此作为改变中国近代命运的必要条件。

　　中国参加以美英苏等国为主的同盟体系,形成战时国际统一战线,既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也为中国摆脱近代以来列强强加于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的压迫、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创造了转圜之机。为“回报”中国入缅作战及在亚洲战场牵制日军大量兵力,美英两国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大多数不平等条约和在华特权。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新约分别同时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其主要内容是：废除治外法权;废除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交还北平使馆区和租界等。在同盟国“拉拢”中国的压力下,日本和意大利、法国维希政府等轴心国也宣布了类似的废约决定。全面废除体现帝国主义特征的不平等条约,是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194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庆祝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这一胜利来之不易,它是中国积极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改变自身历史命运的有利资源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离不开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没有国共合作和共同抗战、形成合力,中国就不可能完成内部动员,在国内战场对抗日本的军事进攻并在此基础上出国作战。

　　（四）多边主义在抗战时期基本成形

　　抗战时期是多边主义思想与实践在中国得到丰富发展并逐渐成形的时期。20世纪30—40年代,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中国政治力量不断扩展国际统一战线,推进建构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其所要达成的总体目标不仅是反抗外来侵略,更是反抗等级化的、不正义的国际秩序。20世纪的中国革命者非常清楚：改变不平等不正义的国际秩序,才是中国得救的希望所在。哪怕是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也没有放弃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改造,将自身问题的解决与当时的两大世界性问题——战争与和平、压迫与反压迫紧密结合,借抗战之机废除不平等条约、援助周边国家的独立运动、致力于与英国开展合作的同时又替印度向英国表达独立诉求。中国参与战时反法西斯同盟,与英美等国实现有效合作,但仅仅看到这一面是不够的,还要看到中国没有停止与它们斗争、伸张自己的正当权利。

　　多边主义是一种基于相通的价值和目标所做出的制度化的多方合作安排。在抗战时期,中国既重视与同处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国家同声相应,也注重与大国周旋合作。这一时期中国的多边主义实践、政党多边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为中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的党际交往与相互支持,同时,中国国民党也积极参与亚洲国家的政党组织联络,支持它们的反殖民独立运动。对这些当时尚未取得独立的国家来说,以政党为中心的国际多边网络是最重要的组织力量,是实现去殖民化和独立建国的依托。这一时期以政府（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也初露峥嵘,国民政府参与大国外交和构建多边同盟体系,展现的已是多边主义在现代的常见形态。国共两党的政党外交及与亚洲国家的多边性革命网络,构成了战后亚非拉去殖民化运动和20世纪后期经济一体化的先声,是亚洲多边主义的早期探索。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的多边主义实践,在坚持反帝目标的同时,又对此做出灵活处理,不仅国民政府与中心地带国家达成了密切合作,中共也突破了限于共产国际规范下的多边来往,拓展了国际统一战线的范围,与以往被界定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取得了一些合作。对“反帝”做出灵活处理,为国际统一战线开辟了弹性空间,与本属斗争对象的国家也达成合作,抗战时期中国的多边主义已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为此后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提供了传承和启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基本实现了国家的重新统一,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面对的挑战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因应20世纪下半叶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势,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也做出新的调整安排,在传承以往多边主义思想观念和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丰富发展了多边主义,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对多边主义的独特理解及其普遍意义。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中国不能不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多边主义叙事,并在近代以来的长期历史中重新界定中国对多边主义的追求。

　　（一）新中国多边主义的丰富发展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七十多年,在不同时期中国的外交理念、外交目标和具体安排都有不少变化。不同于以往,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政府）”而非政党的面貌开展外交活动,之前以政党为中心的多边外交,也转向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外交,诚然政党外交还在发挥重要作用。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此,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要交往对象,并以此赢得国际承认、获得经济援助、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在外交方面做出战略调整,70年代开始实施“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方略,撇开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苏联的全球扩张。与此同时,中国始终注意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努力维护中国的国家尊严和利益,仍视美国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提出“反两霸”,做出“三个世界”的划分,高度重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共同对抗世界体系中的等级关系和压迫行为。在此期间,中国加入联合国,进入更广泛的多边主义舞台,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与共同发展为外交的主要目标。7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改变国策,以国家利益为重,放弃意识形态争执,全面转向改革开放,在外交上也做出重大调整,致力于“与国际接轨”“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与西方国家展开深入合作。

　　在这一进程和转折中,中国积极发展多边主义外交,与很多国家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国加入了联合国体系内几乎所有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席位从1977年的21个增加到1996年的51个,在非政府组织中的席位从1977年的71个猛增到1996年的1079个。中国还签署和加入了许多多边协议和条约,自19世纪以来首次有机融入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广泛参与国际组织的各种活动,同美国、俄罗斯等当今世界强国和大国相比毫不逊色。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多边主义转变重点,安全目标有所淡化,不再以“反帝”和“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为中心,而是转变为和平时期的国家建设,紧密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对安全的考虑仍占据重要位置,只不过对安全威胁的来源、性质、影响等判断和估计做出了重大调整。中国外交合作的对象和范围显著扩展,无论是非西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被列为合作对象,在经济、政治、军事等众多领域推进国际合作。外交的内涵也迅速拓展,涵盖了政府外交、议会外交、政党外交、军事外交、公共外交等多种方式。

　　着眼中国对外交往史,新中国七十多年间的外交实践虽然在不同阶段有明显变化,但其思维逻辑都可从20世纪上半叶的外交实践及相关思想观念中去溯源寻踪。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选择“一边倒”外交战略,对此仅从“阵营对抗”角度理解是不够的,更多体现出20世纪上半叶“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这一历史主线一直贯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方面,中国致力于重建国家,另一方面,又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与继续破解世界等级体系密切关联。中国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因此任何具有帝国主义倾向的国家都会成为反对的对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苏联推行全球扩张政策后,中苏关系急转直下,两国甚至一度兵戎相见,这其实是反霸逻辑的自然延伸,甚至压倒了意识形态的同质性。70年代后,中国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开展政治安全合作,中美关系改善又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国外交上的灵活性早就蕴含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国际统一战线的经验智慧中,反映出对现实利害关系的权衡优先于对意识形态是非的判断,中国并不是一个奉行教条主义的国家。同抗战时期与国共内战时期一样,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政策也不是单一指向的。毛泽东在二战结束后提出“两个阵营”和一个“中间地带”,20世纪60年代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晚年提出“一条线”战略和“三个世界”划分,前两个划分以国际阶级斗争为基础,后一个划分多少以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为基础,说明中国对外交往的准则和目标是多线条的。50年代,中国一方面确立和奉行“一边倒”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又沿着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展开,旨在构造新的国际统一战线,突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寻求对外关系的普遍发展。从外交理念来说,哪怕是对国际斗争的对象,新中国的多边外交也表现出灵活性。

　　在灵活性中坚持原则性,无论是早期的“一边倒”,后来的“一条线、一大片”,还是改革开放选择全面与西方国家“接轨”,中国始终高度重视两点：一是维护国家独立自主与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压迫;二是将自身定位为“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发展中国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954年参与日内瓦会议,1955年与众多亚非国家一起发起召开万隆会议,并与印度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是中国多边外交的成功典范,体现了中国作为边缘地带国家的多边主义追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热切呼应“七十七国集团”改变不平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诉求,积极参与亚非拉国家的反殖民化运动和南南合作,推动世界去殖民化进程,促进了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首先参加的是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淡化帝国主义议题,但仍不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公平正义。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把中国外交政策总结为三句话：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90年3月,邓小平在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全面加入国际体系,与革命战争年代的外交——争取最大外部支持以实现国家统一——目标是类似的,是同一种外交思维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运用,不意味着中国不再致力于追求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相反,在淡化与西方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差异的同时,中国仍然坚决捍卫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际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这一思想传统和政策实践一直延续至今。抗战时期,中国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合作,服从于争取最大限度外部支持以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加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服从于和平时期国家建设的目标。反对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和与中心地带国家开展合作,共存于中国对多边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之中,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大国合作与反帝反霸的优先性有别而已。正如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

　　（二）大变局已改变改革开放时期多边主义的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审视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中美竞争格局时,首先要看到,那些深刻影响人类政治的基本要素在20世纪下半叶已然发生深刻变化,主要集中在人口、经济、技术等方面,以及80年代以来全球化潮流对全球经济政治空间的重组。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人口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第三波变迁,非西方世界相对较高的人口增长水平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世界政治地位提升创造了条件和资源,因此全球经济重心在21世纪发生改变,“世界主要轴心正从早期殖民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南北轴心转向东西轴心”。从20世纪90年代至2018年中美发生贸易摩擦近30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增长了20个百分点,从37%上升至57%,这一比重与20世纪4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57%几乎一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转变”。最近几十年的技术变革及全球化潮流,重组了全球的经济、社会结构,进而表现为政治结构的重组。其结果是“中心—边缘”国际秩序的衰弱,无论是军事、经济实力还是在人口规模上,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都在趋近,这也意味着全球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大幅度调整,势必对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大变局因此而来,时代特征正在发生范式性变革。近年来,大变局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中美两国陷入激烈竞争,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已在动摇,其重要含义在于,战后形成的“共同而有差别”的国际秩序,已由在过去较长时间内更加注重“共同”,转变为当前更加突出强调“差别”。二战结束后,虽然“国际社会的秩序由一个不平等的结构转向一个正式的主权平等结构”,但实际上仍然是以往的历史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延伸,“许多地位上的不平等现象并未完全消除”。

　　中国的改革开放,参与多边外交,是在中国相对弱小、中心国家具有绝对性权力优势的前提下展开的,如今这两个前提都已不复存在。当中心国家对权力差别的强调压倒了对共同性的追求、执着于权力优势时,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和规则都将可能被改写,多边主义也一样。中国参与全球多边安排和治理,已面临与改革开放时期极为不同的外部环境。

　　（三）调整中国多边主义的思考和践行方式

　　近些年来,由于美国的战略调整,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全球多边主义范式已遭到严重破坏,因应时势变化,中国逐步推进外交新布局,在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中,都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调整了本世纪初大国优先、其次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安排。中国提出的重大国际倡议,推动多边国际组织、制度、机制建设,如“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全球发展倡议,也都鲜明地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导向。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多边外交安排有所不同,当前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的外交传统和多边主义取向。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更加重视大国交往,特别是通过向西方国家学习、参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制度,遵循国际社会规范,以获得和平环境和发展资源,实现经济增长和国家全面复兴。这一时期,美国并不认为中国的实力能够威胁其全球优势地位,有意通过向中国开放市场、推进各领域合作,将中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并改变中国内部的政治走向。与此同时,中国的多边主义没有完全放弃一贯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追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仍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但在反对单极世界、捍卫多样性（多极化）的同时,对多样性中的差别性进一步淡化,越来越突出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之间多样性和差别性中的共同性,无论是胡锦涛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还是习近平推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反映了当代中国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理想追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天下主义理想在当代的复兴,儒家思想的一个主要特点就在于共同性与差别性的共存,差别性以共同性为前置,差别性意味着斗争,共同性意味着合作,不过斗争的目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促进理解、放下成见、实现合作。

　　在强调人类共同命运的同时,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更多以“与国际接轨”“融入人类文明主流”的方式,参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相对来说,中国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种共同性不是由中国界定的,而是由西方国家界定的,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以及大多数国家的意志。中国的多边主义及由此开展的多边外交也带有被动性,并不反映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主要观念和意愿。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全球多边主义叙事及外交实践中,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相互之间实际上都有为了自身的最大利益而彼此妥协迁就的成分,这也决定了一旦时移势易,双方的利益关系及对利益关系的理解发生严重偏移,双方都会选择从以往的多边主义范式中抽离,在这种多边主义范式中继续增进共同性也不再可能。从实际来看,美国从其主导的多边主义范式中抽离更具主动性,中国在被迫部分放弃之前的多边安排后,只能选择主动建构适应时势需求的新多边主义叙事,以此增进与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共同性。由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寻求与中国“脱钩”,中国再次将发展中国家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致力于与它们开展更高更深层次的合作,促进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也就在情理之中。

　　大变局呼唤中国对多边主义再次做出调整。但这是相对于改革开放时期而言的,从长时段来看,在一定意义上需要回归以往的一些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不论是对于中国还是世界,多边主义仍然至关重要。不论是为了维护大国关系和全球秩序稳定,还是解决一些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没有多边机制安排是无法实现的。在近年来全球遭受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化退潮的情况下,更需要多边主义来维护国际秩序、为人类未来增加确定性。而中国更需要应对自身和世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回顾历史和审视现实变化之间重思多边主义的方向、目标和路径。

　　一般认为,中国的多边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但实际上相关思想和实践早已存在,对中国多边主义的考察,至少应溯至19世纪晚期。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提出,虽然外围地区的国际关系学大多始于二战后,但与国际关系相关的思想早在19世纪前就出现了。他们引入“前理论”概念,强调“思想的部分不一定是理论,但它们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这一看法对多边主义思想与实践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也是适用的。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知识体系中尚无多边主义的概念和理论,但在思想层面甚至已经以其他概念的形式理论化,“国际统一战线”就是如此。

　　近代以来,中国的多边主义思想和实践,是在被迫参与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发生的,并在中国转变为民族国家、开展主权国家外交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从19世纪后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世界处于上一轮全球化的退潮期,中国遭遇国家崩溃和民族危机,需要进行政治重建,国家安危问题是第一位的,多边主义服务于这一历史命题。1949—1978年,全球仍处于纠正上一轮全球化给各国政治带来负面影响的过渡期,也是新一轮全球化的准备期,非殖民化运动就是其表现,中国的多边主义鲜明地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体系外围国家的立场。1978年以来,世界处于新一轮全球化周期,中国积极转向全方位拥抱多边主义,与所有国家尽可能地开展合作,最大限度利用全球化的收益,同时规避全球化的风险。中国既共享了所有国家开展多边外交、践行多边主义的一些共同特征,又因近代以来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非中心地带,在多边主义价值观上与中心地带国家明显有别,也决定了中国的多边主义与中心地带国家在方法论上的分野。

　　中国的多边主义是价值论与方法论的合一。从价值论来说,追求的是自身的独立自主、主权安全、和平发展和其他被压迫者的共同解放、共同发展,因此中国的多边主义需要强调公平正义,是对不平等的压迫性国际体系的纠正。从方法论来说,中国走出了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基于自身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位置,首先联络、巩固与同处边缘地带的国家和政党的关系,生成与中心地带力量议价的能力,进而全面参与国际事务。斯瓦兰·辛格、张贵洪认为,当代多边主义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亚非拉国家的非殖民化进程,并且多边主义带有否定性含义,如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反对国际关系中的孤立主义,这种立场与对多边主义的一般认识大为不同,但体现了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多边主义经验,以及对多边主义的价值追求与目标期待。实际上,更准确地说,多边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即已在亚非拉国家发生,但不是以国际关系的面貌,而是以跨国间政党联络和其他形式出现。它要实现的是反抗者间的联合,反抗者可能是亚非拉国家,也可能是“全世界无产者”以及代表他们的政党。

　　寻求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互解,是近代以降中国多边主义的自觉追求与实践方法,也是致力达成的效果。长期以来,中国革命者深刻认识到,中国不得不在参与帮助解决世界性问题的过程中获得足够的外部支持,解决自身的问题和出路。中国所需要和所追求的多边主义,必然在服务中国的同时具有普遍性,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服务于人类的共同需求。一是与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合作,携手瓦解殖民统治,推动去殖民化进程,推翻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二是在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与中心地带国家开展合作,共同捍卫国际和平与推进共同发展。现代中国的革命和国家重建,既具有中国性也具有世界性,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不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和道义层面,中国革命和建设都需要世界的支持,世界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中国出力。

　　政党多边主义在中国多边主义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尚未完全脱离半殖民地处境的情况下,政党多边主义对近代中国的国家重建至关重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继承了革命时代以政党和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对外交往经验,中国在继续高度重视“第三世界”外交、推动被殖民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和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同时,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与其他国家正常开展外交往来。而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共的政党外交和党际多边主义,仍在不断充实、支持中国外交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并且在新时期发挥更加必要的担当和作用。

　　多边主义是当代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近年来围绕多边主义的论争越发突出。由于历史经验与现实处境的差异,不可能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多边主义理论和样态。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不同位势的不同国家,在共享多边主义某些原则、方法与目标的同时,对多边主义的知识体系和实践路径必然会有不同诉求。反思百年来中国对多边主义的追求及实践,一方面,鲜明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既为自身的独立自主、主权安全与和平发展,也为增进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反对世界的阵营化敌对化,在观念体系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致力于与所有国家在所有可能的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在百年大变局之际,当代中国在继承吸收改革开放以来多边主义范式的同时,更须禀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多边主义上保持开放性,发展最大限度培植善意的多边主义叙事,在坚定斗争的同时也要为合作开辟空间,深入推进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的互解,为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和人类的共同发展做出更多更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