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务广播，“是把关于党务方面的材料，党的中心工作，每个根据地后方、前方的情况、工作经验，用电报的形式发到全国各地，发给全党”的一种方式。据笔者考证，党务广播的创办时间早于整风运动，很可能在 1941年 2月就已出现。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弼时传》所述，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提出要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基础上改造党的工作，创立新风，首先就是改造党校、党报和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任弼时积极协助毛泽东“研究改造三个部门的工作”，其中的具体工作内容就包括党务广播。由“改造”一词可知，党务广播在整风运动开始前就已存在。事实上，1941年 8月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整理电台，所有电台分为秘密台、广播台、党内广播台（即战报台）三种；设党内通讯社，用密码广播党内文件，委托康生、王稼详、任弼时、叶剑英、博古提出具体实施意见”。为贯彻此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41年 10月 12日下达《中央关于建立党务电台的指示》。《指示》中说：“中央过去所设之战报台，自二十五日起改为党务广播台，向各根据地同时用密码播送党内材料。各单位要绝对遵守收听纪律，如查出无特殊情况不收听者，应受党纪处分。”同月 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委托任弼时同曹瑛谈话，拟调他管理党务广播电台。这些材料均说明中央决定将过去沟通中央与各根据地、各部队情况的战报台改为党务广播电台，并定于 1941年 10月 25日开播。照此说法，1941年 10月 25日即是党务广播开播的日期。另据1942年 3月 18日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党务广播条例》，文内有“根据过去四个月来，党务广播的经验”之语，距 1941年 10月 25日恰是四月有余，更增添了这种说法的可信度。

　　但是，另有材料表明，党务广播的创办历史实际上要更为久远。

　　第一份材料是 1941年 5月 15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该文件除通知即将出版《解放日报》外，还有一句话为：“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其中，“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一语，往往被研究者忽视。为何要推广收报机？该语实际上表明，党务广播当时很可能已经存在。

　　第二份材料是 1942年 2月 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党务广播问题的通知》。该通知主要目的是督促“各部委每月至少须供给一篇党务广播稿件”。为引起各部委的重视，文内有一段话追溯了党务广播的历史：“党务广播是为帮助各地了解党的动向，掌握党的政策，交换各地工作经验，推广党内教育而设立的”，“根据过去一年来党务广播的检查及各地反映，证明党务广播对全国工作的帮助是很大的”，但由于多种原因，“曾停止党播三个月，在九月间恢复党播后，又因忙于整风学习和参加边区高干会，党播稿件缺乏，以致五个月中只播了二十五个文件，党播工作的数量质量都比以前差了”。由该文中的“曾因特别原因停止党播三个月，在九月间恢复党播后”一语倒推，党务广播最晚于 1941年 6月就存在。又根据《杨尚昆回忆录》载，“（1941年）4月3日，为整顿和改造党的宣传工作（包括党校、《解放日报》及党务广播等），任弼时向书记处提议调杨尚昆参加党务研究室工作”，可知党务广播在 1941年 4月就已开播。再根据《关于党务广播问题的通知》中的第一句话“根据过去一年来党务广播的检查及各地反映……”，可推测党务广播很可能在 1941年 2月就已出现。

　　由上述可知，我们虽然不能断定党务广播创办的确切日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党务广播的创办时间早于整风运动。可能有读者提出疑问：既然早在 1941年 2月党务广播既已出现，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何还要在 1941年 8月 27日讨论此事？中共中央书记处为何又于 1941年 10月 12日下发《中央关于建立党务电台的指示》？笔者的理解是，制度建设往往是落后于实践探索的。党务广播虽然在 1941年 2月已开办，但在初期仅是试验性质的、小范围内的运行（当时可能仅是将部分战报台改为党内广播台），只有在运行一段时间并经过效果评估后，中央才有可能制订文件，正式确立党务广播的地位，着手从制度层面加强党务广播建设。由此不难理解，中共中央政治局之所以要在 1941年 8月27日讨论此事、中共中央书记处之所以于 1941年 10月 12日下发《中央关于建立党务电台的指示》，正是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工作任务，对党务广播已运行一段时间后的效果的认可及经验的总结，决意完善党务广播的相关制度，加大对党务广播的推广力度。

　　党务广播创办的最初目的，《关于党务广播问题的通知》《关于党务广播条例的通知》两个文件都曾指出，是“为帮助各地了解党的动向，掌握党的政策，交换各地工作经验，推广党内教育”。而这一目的与整风运动之前我们党开展的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密切相关。

　　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两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牵制和抗击了大量侵华日军，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期间，“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事业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党必须有更多的、素质更高的干部。然而，现实情况是，“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差很远”。为解决此矛盾，我们党在延安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系统化的在职干部学习运动。这场运动起始于 1939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至 1942年初与整风运动逐渐融合。因此，这场运动可以看作是后来整风运动的预演，“它为后者提供了组织经验、理论准备和实践基础，并为澄清历史路线的是非问题打下了基础”。

　　有学者认为，这场学习运动在学习内容方面经过了一个双重转变过程，即“从注重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逐步向更加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变；从注重理论学习向同时注重革命实践的转变”。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这场运动的实质是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要求全党干部注重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运用。因此，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党的政策与策略、各根据地的建设经验，成为此次学习运动的中心内容。毛泽东于运动期间的谈话及起草的文件多次证实了这一点。1939年 5月 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要求干部加强“时事问题和党的政策”的学习，认为这“是实际的学问，也就是‘今’的学问”，党的政策“一看就丢掉是不对的，应该把党的政策经常地研究”，“不研究党的政策，单学习那些理论是不够的，会跟实际脱节的”；1940年 8月 13日，在代军委拟给八路军、北方局等领导人的信件中，他要求，“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级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1940年 12月25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毛泽东重申，“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1941年 5月 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报告中，他再次强调，“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由上述内容不难理解，诞生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中的党务广播，为何将其创办目的作如前所述的定位；进而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在 1943年 3月 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着重指出“党务广播，是党内教育干部的一种方式”。

　　不过，我们还需回答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在党报、党刊及无线电广播等多种媒介可供选择的情景下，党中央为何重点选择党务广播来承担党内教育这一重任呢？

　　如上所述，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的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党员及干部规模迅速扩大，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此，党中央首先想到的是通过创办党内刊物来加强党的建设。比如，1939年 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急切呼吁——“开办党内刊物，立即就开始办，地方上也要办”，以及 1939年 10月毛泽东为《共产党人》杂志写的发刊词的第一句话——“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均体现了这一点。尽管当时我们党创办了一大批报刊，但是它们仍各有局限，不能完全承担党内教育之重任。比如，各根据地创建的刊物由于各种原因，发行量有限，多数只在本根据地区域内发行，且时效性较弱；《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张大型日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但又受斗争策略、保密等因素所限，有些信息不便刊出，不能承担起党内教育之重任。同时，1940年 12月 30日开播的新华广播电台由于设备简陋，故障不断，播音时常中断，到 1943年春天，更因斗争环境越发艰苦，无线电器材不能保证，不得不暂时停止播音，因而传播能力也很有限，同样难以承担起党内教育之重任。

　　在上述情景下，我们党利用电报，创造了党务广播这一独特的传播手段。电报作为一种即时远距离通信方式，一直是我们党重要的党内联络手段。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通讯社（即“红中社”）曾在一段时间坚持每天用无线电明码向全国发送几条新闻，其用意除了让其他革命根据地获知中央苏区的动态外，更主要的是用于对外宣传。这可视为党务广播的源头。而党中央在 1942年初接连发出三个文件，决意大力推广党务广播，无疑是深刻认识到党务广播“是帮助各地党组织了解政治动向，掌握政策，交流工作经验的党内传播工具。在当时，这是最迅速的传播手段”。

　　党务广播的稿件均为党内材料，其编发有一套流程，主要环节包括稿件的供给、汇总、编辑、审核与发送以及接收、转发与回报等。

　　稿件的供给。党务广播稿件由中央所属的各部委、局提供。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党务研究室逐渐成为党务广播稿件的主要提供者。1942年 1月 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给〈解放日报〉写稿与供给党务广播材料的决议》中，要求“中央各部委局及西北局每月供给党务广播材料一篇”，每篇以 1500字为宜；1942年 2月 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党务广播问题的通知》，规定“中央各部委除切实执行过去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每月至少须供给一篇稿件外”，还特别提出党务研究室、参谋部、总政治部、情报部和西北局等“几个材料来源较多的部分，应多负责供给稿件”，指定各部门由专人负责每周或每两周就各部门的内容供稿一篇，且对稿件的写作也作了要求，“稿件内容要力求具体精彩，文字力求生动简明”。然而，文件下达后效果并不佳，“仅有中宣部、中财部各交来一篇，党务研究室交来多篇，其余各部委都未交稿”，因此，中央办公厅于 1942年 3月 23日再次函告中央各部委、局负责人，“请指定专人写稿并督促送党务广播台”。此后稿件才逐渐增多，其中多数由党务研究室提供，现今留存的少量的党务广播稿大都署的是该机构的名称。

　　稿件的汇总、编辑、审核与发送。党务广播稿件由各部门报送后，汇总至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后改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秘书处初步完成稿件的编辑工作后，呈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多数情况下先由时任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审阅，再经毛泽东审阅），并作出是否发送的批示和完善稿件的意见，少数情况下一些重要的稿件需中央政治局讨论作出决定。对于需要修改后发送的稿件，由秘书处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意见进一步充实、完善。修改后，稿件仍需中央领导同志过目，如无问题，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电讯科通过党务电台，用密码电报定期译发给各根据地、部队等战略单位。党务广播每日播送两次，“早晨拍发一次，晚间重发一次”，“除没有补助台之各大战略单位，因特别重大原因而未收听者，可酌量情形补发外，其余一律不补发”。

　　稿件的接收、转发与回报。早期党务广播的接听单位仅限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军队各战略单位”。1942年 3月 18日后，为推广和改进党务广播工作，中央决定扩大收报范围，扩展至“凡属困难送达的单独行动部队（如单独行动驻地较远之旅团）及各区党委地委，而设有电台者，均可接收”，并要求“如电台工作太忙无法接收者，最好能专设收报机，按时收听”。为扩大党务广播的传播范围，更好发挥党务广播的作用，党中央要求各收报单位建立转发制度，鼓励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在党内的二次或多次传播，强调党务广播的稿件“一般的可作为党的内部文件或材料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没有党内刊物的地方，可单独印发，供给县委、区委及营级党的干部阅读”。比如，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于 1942年 9月 25日创办的党内刊物《党务广播》，就是北方分局将接收的材料汇总出版的产物。而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对党务广播的稿件“只能口头传达，以免妨碍各地秘密工作”。同时，中央要求各单位定期回报接收党务广播稿件的情况、后续工作与改进党务广播工作的意见建议，“对党播工作意见及各地收到的处理情形，限每月底由各该地区党委以上军队师及独立支队以上的负责同志，向延安汇报一次”，“收到情形限每半月由各该机要科负责向中机回报一次”。

　　由上述各环节可知，虽然整风运动开始后党务研究室是党务广播稿件的主要提供者，但它只是根据中央的精神提供稿件而没有承担起党务广播组织运行的角色。在党务广播的编发流程中，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在稿件的组织、汇总、编辑、发送和综合回报意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上述各环节还彰显出党务广播在传递党内信息方面的独特优势。党务广播创立了一种“电报 +二级（乃至多级）党内传播模式”，即先通过加密电报，利用无线电远距离即时通讯这一传播特性，把党内材料传递给各战略单位，再由各战略单位采用多种渠道在本单位内进一步传播。这样一种传播模式保证了党务广播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党的政策传递给全国范围内的党员和干部。相比延安当时的其他传播媒介，党务广播具有传播时效快、覆盖范围广、保密性较强等优势，是当时情形下一种较为理想的党内教育媒介。关于这一点，《关于党务广播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党务广播比办一个党内刊物的作用还大。因为在目前情况下，中央对全国党的领导、最迅速而有效的方式，除公开广播之外，就要靠机要电讯和党务广播。”从党务广播的编排流程看，它确实“同样起着中共中央指示的作用”，且其种种传播优势使它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及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均取得良好传播效果。这在 1942年 3月 31日刘少奇给毛泽东的致电中得到了体现。刘少奇在电报中说：“最近中央关于各种具体政策、具体工作有许多指示，又有党务广播，均很好，很正确，对各根据地工作帮助很大。”从中可知，党务广播对于党的政策的传播确实达到了其创设的目的。

　　如前所述，党务广播诞生于整风运动之前。那么，为何人们多是在叙述整风运动时才多有提及，甚至产生党务广播是整风运动期间才出现的一种宣传方式这样的误解？据笔者考查，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尽管党务广播早已存在，但是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务广播这一形式，并着力完善相关制度，加大向全党的推广力度，是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开展之后。前述 1942年初党中央围绕党务广播下达的几个文件就是明证。二是党务广播确实在整风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成为这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重要传播媒介。

　　除中央档案馆尚存有极少数党务广播原稿外，党务广播稿件现大多都已遗失。下文笔者综合各方资料，对党务广播在整风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作了一些梳理。整体上看，党务广播在整风运动中主要起着以下两种作用：

　　其一，党务广播是党中央传达整风运动文件及精神的渠道。整风运动是分为两个层次进行的：一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二是一般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整风。整风运动所用的各种文件往往是先通过党务广播发送，然后再经党的各种报刊、新华广播电台等渠道进一步传播。“整风开始后，书记处通知设有电台的地委、区党委以上的党委，军队中独立的战斗单位，每日早晚两次收听党务广播，收抄的内容可以刊登党内刊物。”比如，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后，“任弼时立即批示向各地播发”。又如，《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就是最先由党务广播发布出去的。1942年 2月 10日，任弼时在审阅这一文件时批示，“照此发党务广播，不必再交政治局讨论”；次日，毛泽东同意任弼时的意见，进一步就该文件作出指示，“很好。发党播。登党的资料。抄给西北局宣传部、总政宣传部”。此文件由党务广播发送后，各接收单位又通过多种渠道层层下达，从而将文件精神传递到全党。

　　其二，党务广播是刊载各根据地建设经验、推广整风运动学习典型的阵地。整风运动的重要目的是对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树立起调查研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作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宣扬各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等方面好的做法及其经验就成为此次运动的重要内容。查阅现存的党务广播稿件，发现多数是此方面的内容。比如，整风运动中重要的学习材料《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系根据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 7次汇报稿整理而成。该报告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察冀边区建设的基本经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积极探索，毛泽东称赞这个报告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完成后，中央当即通过党务广播发往各根据地，为各根据地树立了一个开展抗日根据地建设的范本。又如，党务广播第 68号播发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工作的两点经验》，系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对边区政权建设讨论的文稿，文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政权组织的原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不是三权分立，也不是两权分立。各级参议会是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该文稿发往各根据地，成为各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借鉴。实际上，在整个整风运动中，党务广播都是推广整风运动学习典型的重要阵地。1943年 4月 25日，毛泽东阅完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王若飞送来的关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总结后，作出如下批示，“这些党播，都写得很好，又简短，又具体，又生动，请送少奇、弼时、凯丰三人阅后发出。惟延安学习最好的是中直、军直，请你选择三五个典型，每个写成三五件党播（例如中央党校，不是一件党播能写得好的）”。此后，党务广播关于介绍延安整风运动经验的稿件日益增多。而在整风运动中后期，中央开始系统总结建党以后特别是抗战以后党、政、军各领域的政策沿革情况与经验教训，以作为学习材料。它们多数由党务研究室撰写，均首先由党务广播发送。比如，1943年4月 22日的党务广播稿《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该稿件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即将一周年为契机，总结了自抗战开始，直至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政策演变及其蕴含的经验和教训，着重指出各根据地对文艺工作者要着重于“在思想上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对待他们要有“严正的、诚恳的、坦白的批评”，“使之参加各种实际工作”等。这些稿件既系统总结了党的各项工作的政策演变、经验及教训，又指出了各项工作未来的努力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是整风运动中后期重要的学习材料。

　　虽然党务广播的性质是“党内教育干部的一种方式”，刊播的内容多是“党务方面的材料，党的中心工作，每个根据地后方、前方的情况、工作经验”，但是对一些特定区域的党务广播则突破了党内教育的范围，在特殊时刻承担起其他一些使命。这些特定区域包括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庆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等。

　　1939年 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南方局主要靠密码电报与党中央取得联络，信息渠道单一，一直苦于不能及时而全面地获取关于党的政策以及各根据地动态的信息。党务广播创办初期，出于保密的需要，党中央并没有建立起对南方局的党务广播。1942年 2月上旬，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办公厅：“建议转告有关部门建立对重庆及南方党的专门广播，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并每日播送抗日根据地新闻和宣传教育材料。”2月 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即发出《关于党务广播问题的通知》，同意“建立对重庆及南方党的专门广播”，由此逐渐建立起对南方局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等地的党务广播。1943年后，随着新华通讯社总社初步建立起覆盖全国范围的电报线路，对南方局的党务广播由中央办公厅移交至新华通讯社，由一路电报线路专门负责播送中共中央关于党务工作的有关文件。而根据我们党在国统区实际斗争的需要，党务广播除了要承担起党内教育的任务外，有时还要承担协助斗争、紧急联络等使命。

　　其一，一些党务广播文稿“是我党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斗争的有力依据，是宣传抗日、反对投降派的有力武器”。据曹瑛回忆，1943年 8月发送了两份党务广播文稿给南方局，一份是《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其中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全国伪军 62万余人，大部分为国民党军所伪化，其中 90%（56万人）以上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另一份是《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说明“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共 36个师团，60万人的 58%（35万人），国民党仅抗击了42%（25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伪军 62万人的90%以上（56万人），国民党仅牵制伪军不足10%”。这两份广播稿以无可争辩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澄清了真相，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的真实面目，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为我们党赢得舆论主动、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作出了贡献。

　　其二，在危急时刻，党务广播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与组织取得联系的备用甚至唯一联络方式。比如，1944年 1月 14日晚，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急电任弼时：“顷接国民党军政部西安办事处电话称：奉蒋介石、何应钦手令，以后各集团军不得在重庆或其他城市设电台，并特指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电台亦不例外，限元月十五日前撤消；否则，‘即以泄露军机，照敌探台治罪’，请中央立即指示今后与延安通讯联络方式。”次日，任弼时急电周子健，要求他“立即准备秘密收报机，以收听延安党务广播台的广播进行联络”，并告知“已定从（元月）十九日起，党务广播台每逢单日十三时至十五时、双日零时三十分至二时三十分向你们发报”。由此例可知，党务广播在紧急情况下对我们党加强秘密工作、保持联络畅通以坚持斗争，发挥了特殊作用。

　　现有文献证实党务广播这种党内传播方式一直留存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比如，1949年元旦，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机要工作暂行条例》仍有如下规定：“公开的文电由新华社发，一般性的党内文件由党务广播电台发，机密电报由秘密台发”。但是，实际上自 1944年后，党务广播这个词在党的文献中就鲜有出现了。是什么原因导致党务广播退出历史舞台呢？原因之一是党务广播频繁用电报传递信息，易为敌方破译我方密码提供可乘之机。比如，1944年 3月 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就作出决定，“为避免电讯密码遭到破坏，党务广播台停止工作，今后凡属可公开发表的文件，由《解放日报》发表，不能公开发表的，可由解放日报社临时编密码发出”。更重要的原因是党的新闻传播事业迅猛发展，使得我们党拥有了更多的信息传播渠道。比如，就《解放日报》来说，经过 1942年的整风改版，日益成为传播党的各项政策及指导实际工作的重要渠道。而在抗日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 1945年夏天恢复播音，抗战胜利后，我们党在关内和东北地区利用接管的日伪广播设备建立了一批新的人民广播电台，使得人民广播事业日益壮大，在传播党的政策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党务广播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党务广播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不能忽视它曾在党内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所蕴含的历史价值与实践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思索。

　　（作者：黄志辉，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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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