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党大力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坚持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独立自主地进行现代化实践。这些举措“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一历史过程证明了，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现代化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它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超越了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又超越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呈现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国化的实践逻辑，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决定性和党作为领导核心的历史主体选择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价值追求。

　　作为外源型、后发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基于党成功领导的社会革命，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推动力量的现代化。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前提，其发展指向是政治稳定的现实考量和中央主导的发展模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讨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条件时，就曾强调主权是国家发展的前提，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才是我们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必须确立引领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政治力量。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型经济增长和现代型国家发展必要的政治前提。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正确的路径选择，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经济工作是政治问题，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党的领导人大体认为中国的差距是几十年。这极大地强化了党积极谋求发展的集体紧迫感。邓小平指出，党必须带领全国人民一心一意谋经济发展，经济工作、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他认为，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但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他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经济建设成为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邓小平坚持发展经济工作必须具备紧迫感，劲可鼓不可泄。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说：“今天是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进入八十年代十六天了。八十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如果在此后的20年中不能取得现代化事业的决定性成就，完不成现代化的预定目标，那就等于此一时期的国家发展目标和设定的发展路线发生了挫折，甚至是遇到了失败，因此全党应集中精力、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心一意谋现代化事业，“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经济发展的紧迫感既来自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的现实境况，也来自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紧迫历史使命感。

　　党要全力发展现代化事业，必须坚决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因为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没有国家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就难以带领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国家发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如邓小平所言，“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们国家要改革，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这一点，什么都搞不成”。经济的发展正需要政治的稳定来保障和推进。

　　党的领导是政治稳定的保证，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前提。中国之所以能经得起惊涛骇浪的考验，党的领导是最关键、最根本的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纵览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亦唯有坚持党的领导始能开拓创新、顺利发展。1979年3月，邓小平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时提出“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称之为“四项基本原则”，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党的领导又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邓小平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他始终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是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过程中尤其要关注的根本原则。而只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能完成，“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可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稳定的保障力量，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项伟大实践，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党坚强、全面的领导。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实践前提，一切建设的成就、一切事业的成败关键在党。江泽民不仅继续强调党的领导的关键作用，而且进一步总结道，“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搞得更好更快，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关键在于我们党”。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这一新时期的伟大工程，“这一条任何时候都是绝对不能忽视、不能放松的，否则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现代化事业的核心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的前提是政治的稳定，党的领导是政治稳定的保证。由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和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之间形成了逻辑闭环。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全部工作推进的实践前提，是历史证明了的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新时代，习近平反复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清晰论证了党的领导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表达，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所证明的实践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中国式的现代化时代命题的提出，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的历史思考中，其本质规定性随之而确定，即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这一规定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即指向小康社会的实践目标和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

　　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质的规定性。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就针对开放政策和传统的关系进行了概括。他指出，过去发展的经验、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特别是根本制度，如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等是决不能动摇的；而过去没有的东西，如资产阶级也是决不能产生的。在此前提下，学习西方、引进先进科学技术，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至于怎么能发展的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更不违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里就明确给开放政策划了红线，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方向，即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不能因此而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前提和界限。党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些基本原则，是因为决不允许某些人或者某些西方势力动摇这些基本原则。每个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在这个意义上，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其时中国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一旦明确，全党就必须形成共识，动摇不得。陈云说得清楚：“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经济发展、经济改革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的发展就不可能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为了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反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性。他说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因此他多次解释和强调，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有限定词、有名字的现代化，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政策的调整只是为了吸收西方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这些有益的东西只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不能因此而改变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追求。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邓小平认为，中国并不会因此而损害自己在世界上的名誉，因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在这里，邓小平明确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还进一步强调共产党人要有理想、有纪律，而“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他又进一步强调，“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搞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发展起来，就要有纪律、有秩序地进行建设”。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必须持久坚持而毫不动摇。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风云变幻之时，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提高警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动摇。邓小平坚持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稳定发展的现代化事业，一再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态度，那就是明确“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不允许外国一丝一毫的干涉。当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还要凸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还要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哪怕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在西方世界企图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党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抵制他国的干涉和妄图附庸化中国的阴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内核是社会主义，这一质的规定性是不可动摇、不可触碰的红线。

　　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小康社会，进而达到共同富裕而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活跃中国的经济，赶超世界的发展步伐。现代化事业同样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实现党的初心使命。这既符合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也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蕴含的小康社会的实践需求和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将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实践目标定义为小康社会，“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中国“小康社会”的状态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到1000美元。这一水平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落后的，但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第三世界国家，达到了它们中的比较富裕一点国家的程度。虽然整体上还处于低水平的现代化，但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分配模式惠及更多的人，以此实现全国人民的普遍小康状态。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分配的原则和制度务必是社会主义的，如果坚持两极分化式的资本主义分配原则，必将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难以实现“小康社会”。可见，同样的物质财富、同样的发展水平，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还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进行分配，结果大为不同，体现在人民的幸福感上也就有明显差距。邓小平举例说，新加坡生产总值是人均3000多美金，如果中国达到人均1000美金，中国人的日子就比他们好过得多，“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所以，更重要的是分配的原则和制度，这正是“小康社会”得以实现的基本原则和前提条件。

　　邓小平对“小康社会”实现途径的描述，尤其是对分配原则的强调，其中充满了共同富裕的思想。社会主义是要消灭贫穷的，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要体现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优越性，并由此而提升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满意度，这既是物的丰富，也是人的发展。而要在中国相对落后的状态下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邓小平在此明确表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是改善人民的生活，避免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认为这一标准是判断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标准，只有现代化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具备强大的凝聚力,才能避免社会的两极分化，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反过来更有利于确立党的群众路线，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都必须始终防止两极分化，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否则的话，就会“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可见，这一时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坚持，指向共同富裕的共享型现代化模式和特征。总之，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共建共享，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避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和坚定选择。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冲破藩篱、解放思想的决心和立足中国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认知，就必然会遇到重大困难。当时世界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和西方的发展差距较大，不开动脑筋、与时俱进，不认识世界、不了解世界，我们必将落后于时代。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首先需要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面对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实事求是地谋求发展进步。

　　实现现代化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全党务必解放思想，方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从思想理论发展的历程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要不断中国化时代化。邓小平强调思想解放对现代化事业的影响。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在此，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现代化事业不仅是现实发展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的时代命题。唯有解放思想，突破约束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和思维惯性，才能真正认识到现代化事业的时代价值和时代要求。

　　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推进改革的事业首先要解放思想，否则的话思想僵化或者半僵化，干部和群众的脑筋没有开动起来，条条框框存在，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实现的希望。他还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思想解放局面的形成是党能够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坚持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之源。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新事物，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解决这些新问题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思想解放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性问题，它的意义归根结底是“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脚踏实地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思想解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也是促进现代化的思想动力。

　　实现现代化要面向中国实际，实事求是，全党必须解放思想，加强学习，方能认识不足、迎头赶上。“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改革事业的起步既始于中国落后的现实基础，又基于世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这需要全党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实事求是，“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发展的底子薄、基础差、科技力量不足、经济落后，以及人口多、耕地少、人口压力大、资源短缺等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现实。邓小平强调：“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唯有实事求是，方能学习新本领、掌握新技术。实现现代化是中国面临的一场深刻的伟大的社会革命，在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中，党必须增强学习能力、必须在不断学习中前进，学习的态度和能力决定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此时，党中央要求全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结合工作实际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体而言，“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而且还要“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只有全党团结一致，解放思想，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才能够加快新长征的步伐，最终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习近平还反复提醒全党增强本领，还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总之，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方能推进，才能在采取什么样的步骤、走什么样的道路上，“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如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可以继续前进，而且必将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实践中生成的现代化，也是不断发展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现代化实践主要是基于经济和物质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实践。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式的现代化逐渐延伸到更广的范围，涉及更多的方面，不断立体和丰富起来。其中，高度重视精神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精神标识。

　　中国式现代化是系统工程，内容丰富而立体。改革开放之初，叶剑英就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不仅仅就是四个方面而已，而是指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除此以外，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和含义应该更为广泛，“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立体的、多方面的，这些方面和内容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除了经济的、物质层面的四个现代化之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还要包括政治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等诸多方面。所以，邓小平称现代化事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现代化事业的内容空前丰富起来是改革开放后历史进步的结果，也是我们对现代化认识提升的结果。

　　精神文明建设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正确发展方向。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初期，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是，前者是后者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支撑。物质生活发展了，不仅社会发展稳定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来，而且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也会好一些；后者是前者发展的方向保证，即精神文明建设能够保证物质文明的正确发展方向。“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存在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不良倾向，这一倾向曾经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致使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严重滞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党中央高度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和互相促进，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1985年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必须切实抓好精神文明的建设，继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以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保证它的正确方向。”中国所有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通过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其原则立场和长久目标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偏离它。可见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具有明确的导向意义和积极的价值引领作用，并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标识。“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因为，如果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的任务，没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引领，人们就会片面地理解社会主义，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就是物质文明建设，进而人民的注意力就会仅仅局限于物质文明建设，甚至仅仅局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可见，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不仅事关人民群众个体的精神生活面貌，更重要的是事关党的领导能否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和社会主义的性质能否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得通的问题。必须从理论高度和政治高度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意义和价值，一刻也不能忽视。

　　精神文明的发展最终能够促进和实现人的现代化。邓小平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这就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和人的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精神文明与人的现代化相辅相成，而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进入21世纪，党进一步明确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突出位置。此一时期，党对推动人的现代化的正确认识以及高度强调，为此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不断发展进步，“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辩证看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推进两者的和谐共生、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但在具体的现代化实践中，由于物质文明是显性的存在，而精神文明建设往往是隐性的存在，以至于一些领导干部并未真正落实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并未做到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协调发展、齐头并进。因此，党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并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由此可见，对两个文明关系的认识是否正确，处理得是否合理，是一个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兴衰成败的全局性课题。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同步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充分体现出巨大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