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1964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郑重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一奋斗目标和战略设想，强调“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成为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响亮号角，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他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以及与西方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具体实际出发，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重大命题和“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这个目标在上世纪末如期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对邓小平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所作贡献的高度评价。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命题。邓小平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主要从中国与西方国家技术水平存在差距的角度来说明这样提法的原因。他指出：“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像的还要困难些。”两天后，即3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简化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邓小平再次强调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技术水平存在的差距，并从人均收入水平的角度诠释了这个新名词的内涵。此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法被广泛运用。

　　此后一段时间内，邓小平对“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两个提法并没有作严格区分，而是交替使用。比如1979年4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何炳棣时又使用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他指出：“当前我们调整经济计划，主要是想把我国经济发展搞得稳一点、快一点。我们要搞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过他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提法。

　　“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两个提法文字表述略有不同，但内涵一致。一方面是突出中国特色。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又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并对人口多、底子薄这两个重要特点作了阐释。另一方面，是对“四个现代化”内涵和标准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回答他关于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问题时，提出了“小康”的概念。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邓小平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指标表明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说明了“小康之家”的具体内涵。这里的“小康”，其实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从此，中国式现代化在20世纪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小康”，原来的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进一步明确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具体标准原来定位为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后来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又把这一标准放在争取达到800美元的水平上。

　　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和“小康”的目标，是邓小平对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当时与西方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具体实际进行清醒认识和深入思考的结果，这符合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落后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体现了他尊重实际、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小康”目标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切合中国实际，更加看得见、摸得着，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这是邓小平为探索和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和战略部署，逐步形成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为后来我们党进一步明确和不断完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步骤奠定了重要基础。

　　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步骤安排的总体设计，经历了从“两步走”到“三步走”的探索和实践过程。最初，他主要是着眼到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行规划和部署，并形成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分两步走实现小康目标的战略设想。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1981年4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对分两步走实现小康目标的设想作了更为完整具体的表述。他说：“一九七九年我跟大平首相说到，在本世纪末，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日子可以过。经过我们的努力，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将邓小平的这一战略设想确定为我国的发展战略。大会指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〇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〇〇〇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左右。”“为了实现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在作出分两步走实现小康目标战略部署的同时，邓小平已把目光投向 21世纪，开始酝酿中国跨世纪的发展战略，并最终形成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构想。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提出在小康的基础上，“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的目标。他说：“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3年2月，邓小平南下苏杭，调研小康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一路上看到的情况，让他感觉“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1984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 35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庄严宣告：“党的十二大提出，到二〇〇〇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一九八〇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此后，邓小平开始更多地谈论第三步战略目标，而且目标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阐述了完整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他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半年后，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逐渐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20世纪末，我国先后胜利实现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89404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二步目标的顺利实现，为迈向第三步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

　　鉴于在 20世纪末“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 21世纪头 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实际上是把邓小平提出的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第三步目标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时间上也将本世纪头50年分成了前20年和后30年两个阶段。党的十九大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又将从 2020年到21世纪中叶这30年细化为两个阶段，作出“两个十五年”的新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将邓小平提出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15年，同时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重申了十九大关于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并在十九大基础上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进一步科学谋划和部署安排。

　　由上可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和步骤安排经历了一个日趋明晰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其中，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起了基础性作用。这是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基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方向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

　　一是坚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坚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不动摇，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985年3月 25日，他在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时指出：“从我们制定战略目标起，就把我们的建设叫作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经常讲四个现代化，往往容易忽略了主词：社会主义。”同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1990年4月7日，他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的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些谈话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只有坚持共同富裕，才能使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才能正确处理社会各群体、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才能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对此，邓小平有过许多论述。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5月20日，他再次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进一步强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些谈话都明确强调了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对于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意义，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

　　三是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在领导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邓小平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另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想引领和精神支撑。1982年2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时指出：“我们要提倡精神文明，在这方面我们有自己的传统，要教育我们的后代有理想，有道德，讲礼貌，守纪律，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联的。”8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等人时说：“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正确的，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世界上腐朽的东西、中国老的东西重新出现，而且已经出现。没有理想，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行，精神面貌可以直接影响物质。”这种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通盘考虑，全面地综合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谋划，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是发展的条件，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在领导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邓小平正确分析国际形势，作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判断，领导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方面，邓小平从战略高度阐明，中国对外政策的立足点就是要通过谋求世界和平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明确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5年4月15日，他在会见外宾时同样指出：“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明确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即使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客人时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同年10月25日，他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中国永远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决不称霸。”这些论述既是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郑重宣誓，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综上分析可知，在我们党探索、开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和“小康”的目标，擘画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围绕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方向等问题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既是对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和战略部署的丰富和发展，也对后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不断取得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坚持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使之进一步在认识上深化、战略上完善、实践上丰富，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作者：张金才，yl23455永利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