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许多城市的货币市场以银元为基，且投机严重、秩序混乱，亟待治理。人民币作为新政权和新秩序的象征，不仅是“支援解放军进行横扫全国的大规模战争的主要财政来源”，也是党领导开展经济斗争的主要武器，“必须很快占领城乡市场”。在此背景下，党在南方新区集中开展了破旧立新的“反银元斗争”。上海、南京、杭州作为当时中国南方经济基础雄厚、商业相对发达的大城市，其开展“反银元斗争”的成效，对于整个南方新区的“反银元斗争”的成败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以至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都至关重要。事实上，这三座城市的“反银元斗争”也最为典型和最具影响力。本文拟运用相关文献资料，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对这一时期党在南方新区开展的“反银元斗争”作一考察，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党在城市接管中的斗争艺术及领导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卓越智慧。

　　排除旧政权货币，发行人民币并使其占领市场，同时有计划地进行货币斗争，是新区党政领导机关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一任务的完成情况直接关系到党能否在新区“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恢复生产，保证供给”。南方和北方解放路径的差异，使人民币面临不同的流通境地。北方拥有广阔的农村解放区，人民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完成了对城市货币市场的快速占领。南方新区则多是先解放大中城市，再以城市为中心完成对周边城镇与乡村的解放。因此，人民币的推广工作首先要在城市中进行，只有先占领城市货币市场，才能借助城市在城乡经济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完成对乡村货币市场的改造，达成货币统一。

　　在南方新区的许多城市，树立人民币本币地位的最大障碍与主要对手并非是作为国民党政府法定货币的金圆券与银元券，而是银元。从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金圆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发行近 68万亿元，比原计划增发近34万倍，由此导致“任何人将伪金圆券在手中保持的时间久些，所受的损失便也大些。争相排斥，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收兑金圆券的过程比较顺利，在短时间内便使其退出了市场。如上海、南京、杭州等主要城市大多用时 5天左右便完成了收兑工作。但金圆券的快速收兑并没有带来人民币的广泛流通与使用，相反，“受国民党过去滥发货币的影响，老百姓不相信票子”，加之“银元有实物价值，在人民心中有传统信用”，遂“养成重物轻币心理，抵制纸币”。以上海为例，当时市面上流通的人民币不足 20亿元，由于不是唯一的流通与支付手段，实际沦为银元的辅币并浮在市上，银行早上将人民币发行出去，晚上便又回到银行，难以发挥实际的货币功能。

　　市场上人民币与银元混杂流通，有些不良商家便借此机会从事投机交易扰乱物价，引起群众极大不满。不少群众纷纷要求取缔银元交易。杭州解放初期，银元黑市抬高了银元对人民币的兑换价，由原先的 1银元兑 240元人民币上涨为 1银元兑 1020元人民币，导致 1万元人民币连 1担米都买不到，小菜、日用品价格也跟着上涨。《浙江日报》收到大量呼吁取缔银元的群众来信，如有群众写道：“人民的生活万万不可再被少数投机商人所操纵了！要彻底取缔银元市场，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的生活。不能再缓了！对银元投机者太宽厚了会姑息养奸的。请人民政府顺从多数人民的要求和尊重多数人民的意见，在最短时期内彻底把这桩事搞好吧！”

　　银元投机活动的猖獗，不仅直接导致严重的物价与民生问题，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军事与政治风险，对党立足新区以及解放军继续南下产生了消极影响。

　　首先，人民币在新区的流通使用直接影响部队的给养获取。陈云指出，300多万部队有200多万在前方，给养不能只靠后方供给，需要“在各地买、借、征，就地解决。部队决不能饿饭，但也不能把老百姓逼反了”。为解决军费支出，增发人民币是党采取的主要手段。在老解放区物价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增发的人民币必然要由新区市场消化。在中央推进各解放区财经统一的大背景下，如果人民币迟迟无法在新区占领市场，不仅无法为南下大军采买物资提供保障，还将引起老解放区物价的剧烈变动。

　　其次，投机活动引发银元贩与群众的矛盾，给敌人制造混乱以可乘之机，对接管工作造成负面影响。如杭州解放后连日发生多起群众殴打银元贩事件，由于暂时未取消银元流通，军管会只得批评教育群众。此举更加剧了群众不满，“个别坏分子，利用市民的激愤情绪，企图造成紊乱”。

　　再次，投机活动造成银元价格快速上涨，导致人民币无法购买大宗货品，有的商号还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将人民币拒斥在市场之外。这导致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中的工厂因缺少物资而难以开工，不仅无法完成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目标，同时也引起了工人的不满。如杭州解放初期，人民币的弱势地位使大部分工厂因无法购买原料与燃料而难以复工，工人生活无着，情绪从解放时的高涨逐渐低落，认为党不能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甚至有人提出“身体解放了，肚子没有解放”的论调。上海的工人、店员等群体同样生活困难，“各阶层人民对银元投机者甚怒，并对我宽大政策多表示不满”。

　　最后，能否尽快在城市中肃清银元、树立人民币本币地位，将直接影响后续的人民币“下乡”进程。七届二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但并非就此抛弃乡村，而是要做到城乡兼顾，将城市工作与乡村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为此，华东财委明确指出，只有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彻底肃清银元黑市交易，农村中的群众才愿意使用人民币。为了在稍晚一个时期中完成农村中的“反银元斗争”，就必须用城市禁用银元与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的事实提高农村群众对人民币的认可与信任。

　　基于以上情形，在广大的南方新区，一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大城市为重点的大规模的“反银元斗争”应势展开。华东财委明确指出，必须动员全党力量反对银元，否则“人民币在江南地区即无法生根，一切生产建设俱遭极大困难”。

　　在恢复与发展经济的诉求下，党进入城市后的一项紧要工作是掌控金融物价与接管银行、贸易公司等经济部门。货币作为开展财经工作的重要工具，如何快速树立人民币的本币地位并限制非本币流通，限制与取缔银元交易，便是“反银元斗争”的首要任务。

　　（一）发布行政命令，确立人民币法定地位。经济斗争必须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发布行政命令是最为直接和有效的经济斗争方式之一。比如，上海在解放第二天便公布了有关使用人民币的布告，规定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账务、债务、票据、契约等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不得再以伪‘金圆券’或黄金银元以及外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债权、债务、契约、合同等必须在期限内折合为人民币，否则“在法律上不生效力”，违反规定者将以扰乱金融论处。

　　随着城市接管工作的开展，为进一步强化人民币的法律地位，各地军管会再次发布布告，强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严禁以银元计算物价与直接买卖货物。同时考虑到广大群众的利益，准许贮藏银元以及向中国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此外，税收机关、铁路、邮政、航运、公共交通、自来水等公营事业收款也一律改用人民币。

　　（二）集中整治和打击银元贩，迅速恢复和稳定市场秩序。银元贩是整个银元投机中最主要的参与者。上海解放之初，“银贩子两手敲着‘孙中山’和‘袁世凯’两种硬币，沿街叫卖，情况是相当严重的”。但也有一些从事银元贩卖的人是为生计所迫的普通民众，他们仍有着恢复合法职业的强烈愿望。如有位银元贩原为南京的汽车修理工，国民党撤退途中将车辆烧毁，使其衣食无着，“手中有几个银元，也跟着人家这样掮”，但是希望能“找人介绍还是修理汽车去”。因此，对银元贩的区分和处理是“反银元斗争”中的关键一环，也是我们党动用行政手段介入“反银元斗争”的主要突破点。城市解放之初，由于暂时不具备直接取缔银元交易的条件，同时为了避免误伤因生计所迫从事小额银元交易的普通民众，党采取了稳妥推进、随机应变、逐步消灭的策略。

　　一是，震慑不法商人，规劝银元贩转业。1949年 6月 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扰乱金融操纵银元的投机者赶快觉悟》。文中称，“坚决镇压奸商投机犯罪行为，及彻底解决银元问题，已成为目前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而又迫切的要求”，军管会及人民政府“不问如何艰难复杂，一定有步骤有计划的为人民除害”，在此关头，“希望操纵银元市场的少数奸商及投机分子，及早觉悟，立刻停止犯罪行为，将资金转入正当工商事业，从事生产”，并特别劝告“贩卖银元小贩及早转业脱离这种危害人民的不法行为，以免遭受损失”，如果执迷不悟，将被施以最严厉的措施。此文被《浙江日报》《当代日报》等其他报刊转载，在南方新区城市中产生广泛影响。

　　二是指定交易场所，监管银元交易。为了集中管理并摸清银元交易的情形，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了专门的银元兑换所，规定所有银元交易只能在兑换所内进行，严禁满街叫卖银元、兑换货币。比如，杭州 70%以上的银元贩是以此为副业的小商人、市民和学生。5月 16日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在杭州城内先后设立了 4个兑换所，并派银行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共同维持市场秩序。警备司令部同时派人驱逐或逮捕在兑换所外进行交易的银元贩，强制收兑银元并勒令转业。南京也大致相似，除指定交易场所并派员监督外，还区分了设摊者（实为变相小金店）与普通交易员两种，前者每天缴纳交易费100元人民币，后者每天 20元人民币。通过以上举措，杭州银元贩人数从 2000人减至 1000人，南京则“基本上扫清沿街捣（倒）卖情形”。

　　三是开展银元贩登记工作，规范银元交易市场。比如，杭州军管会在 5月 28日发布布告，要求银元贩在三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完成登记，未登记者不许从事银元交易。军管会同时颁布了银元贩登记及服务规则，包括银元贩需具备殷实铺保、交易许可证只能注销不能转让、不准秘密替投机商人大批收购金银等要求。提高交易要求后，大多数以此为副业的银元贩因不具备登记条件而选择转业，正式登记的银元贩仅 273人。交易所也由 4个减少为 1个。

　　四是取缔银元交易，逮捕投机商人。上海的银元投机力量远超其他城市，因此华东财委决定在上海放弃南京、杭州等地采用的单纯管理的办法，转而“采取严格的彻底打击方针”。此时华东其他中小城市通过集中交易与银元贩登记后，银元贩中为生计所迫的普通民众绝大多数已主动转业，余下的多是专业掮客或投机商人的代理人，直接、彻底、精准地肃清银元投机的条件逐渐成熟。6月 4日至 5日，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先后发文警告投机者，表示将择机宣布在大中小城市全面禁止银元流通，“对银元大投机家，择一给以严厉的处分”。7日晚，华东局召开会议，决定采取断然手段查封上海证券大楼。会后，陈毅用电话向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毛泽东回电话表示赞同。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同意并转发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先前上报的打击办法。10日，上海查封了作为银元投机中心的证券大楼，拘捕审讯大小投机贩 200余人，同时颁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禁止金银计价、使用流通与私自买卖，大量收兑银元。这一有力举措，使上海银元贩几乎绝迹，银元价格大幅下跌，各种物价也略有下降。华东财委要求长江以南各大城市利用上海“反银元斗争”的有利情况布置行动，不规定具体时间，但愈快愈好。

　　在上海的带动下，其他城市纷纷响应并展开行动。6月 12日，南京取缔银元交易所，增设固定兑换所与流动兑换组，一个月内银元收兑量增长 5倍。南京市公安局规定各分局以检查银元为中心任务，两个月内查获违法买卖的银元贩 1143人，基本消灭了银元公开买卖，促进了人民币流通。13日，杭州撤销银元交易所，勒令银元贩停业，同时在主要水路要道设立检查站与收兑小组，携带超过规定数量的金银一经查获便强制收兑。杭州银元黑市得到有效整顿，且“公开或半公开以银元计价的现象已肃清”。浙江省内其他主要城市在上海与杭州的带动下，银元交易“已少见到”，人民币初步占领城市货币市场。

　　在打击银元投机过程中，党注意区分不同类型的银元贩并采取了相应的处置手段，在打击震慑投机商人的同时，减轻了因生计被迫从事银元交易的普通群众的损失，由此也树立了良好形象，赢得了群众认可和支持。比如，上海清查证券大楼的过程中，对那些情节轻微的，像厨师、茶房、小贩、店员、学徒、正当商人等，都立即启封他们的财物，当面点清，发还本人；对于证据确凿、破坏金融的银元贩则继续审问，其中情节严重的解送法院依法处理。南京则对查获的进行小额银元交易的商贩、工人、学生等采取教育释放和视情节轻重贬值收兑的办法。在这一过程中，还有银元贩受到触动主动登报承认违法买卖银元的错误并道歉，起到较好宣传效果。

　　在运用行政手段整治和打击银元投机活动之外，党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有效的宣传动员，积极发动群众、争取民众支持，使广大群众“在反银元斗争中作为人民政府的有力后盾”。

　　（一）加强宣传，增进群众对人民币的了解和信任。其一，解释和宣传人民币的性质。由于法币、金圆券造成的恶劣影响，民众对纸币普遍心存疑虑。对此，党从人民币与金圆券等的本质区别入手进行了重点宣传，强调与以黄金和敌伪物资作为发行准备的金圆券不同，人民币的发行准备是解放区生产制造的各类生活必需品，随时可以交易流通。物价的波动是因为“运输调剂尚未组织完善，特别是某些投机活动未予有力制止”，这种现象“在大规模战争中是很难完全避免的，与新币的发行没有关系”。其二，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党的领导下，上海的警备部队、解放军和群众均组织了宣传队并联合行动。6月12日上午，上海警备部队的 10支宣传队与 2万余名学生分头出动，进行反银元宣传。宣传卡车和宣传队“总被无数市民追随着”，并对宣传员的宣讲报以热烈的回应。第三野战军文工团的宣传车在南京路上缓慢前进，向市民宣传银元投机的危害，号召银元贩子尽快改业，不受奸商的利用。此外，大量群众在此次行动中对党的政策给予热烈拥护和响应，且“比较深刻的体会到银元投机的害处，并且初步地巩固对人民政府和人民币的信心”。有群众表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处处为我们打算，我们要手拉手，要拿出良心，和人民政府一起，坚决消灭操纵银元，扰乱市场的奸徒。”

　　（二）发动社会各界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等，凝聚反银元共识。1949年 6月，上海总工会、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了上海各界拒用银元运动及要求人民政府取缔银元投机的运动。各学校学生集中 1.5万余人举行动员大会，决定进行全市反银元宣传运动。上海各工厂工人纷纷举办群众大会，要求政府取缔银元并惩办奸商。各产业界召开座谈会，表达了取缔银元的决心。经过以上动员酝酿，“上海各界人民及一切舆论均一致要求立即取缔银元，并一致劝政府不必对投机商人采取宽大政策”。正是在这种舆论支持与民意期盼中，上海证券大楼被顺利查抄。在上海的带动下，华东地区其他城市也开展了动员活动。南京召开了商民代表大会、店员职工代表大会、妇联座谈会，将原本庆祝解放的大会迅速转变为拒用银元的宣传大会，学联同时举办了专题演讲和银元问题座谈会。杭州沪杭铁路、沪杭浙赣铁路的工人也自动集合召开座谈会，讨论金银管理办法与城乡银元问题。工人们认识到，“反银元斗争”，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我们的事。我们工人应当团结起来，不存银元，不买银元，不用银元”。

　　（三）发动群众主动兑换银元并检举揭发非法银元交易。城市解放之初，接管干部不仅数量较少，而且长期在农村工作，不熟悉城市环境与工作方法，这给非法银元交易的查处工作带来不便。比如，上海解放之初，包括军事干部在内的接管干部只有 5000人左右，虽接管情绪高、纪律性强，但是“业务知识差，对城市工作不习惯”。而接管杭州的干部只有400余人，不了解当地社情民俗，语言不通。因此，发动群众主动兑换银元并向军管会与政府揭发银元黑市交易，成为深入开展“反银元斗争”的重要方式。京沪铁路南京车站的工人组织了纠察队，一天时间内便查获银元 2300余枚。南京市民也积极主动兑换银元，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两日内即收兑 1.5万余枚。银元小贩有 400多人相继转业，若干继续进行违法交易的银元贩在群众的举报下被查获，送交政府依法处理。杭州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委会成立后发出告全市青年书，号召青年“迅速展开兑换运动，检举运动，我们以身作则，广泛而普遍地推动这一运动”。一位信差认为：“我们信差天天在外面跑，自己投递区内情形比较熟悉，可以组织纠察队，深入宣传，劝告，及检举。”

　　以上举措，不仅使群众更加清楚了“反银元斗争”的必要性，增进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了解，同时也为党在新区领导建立群众组织以及教育群众提供了契机，为之后发展党组织奠定了基础，使“反银元斗争”产生了经济领域之外的溢出效应。在游行中，党政军宣传队与学生宣传队经常共同前进，并互相高喊口号，密切的接触使群众深刻体会到国共两党的本质不同。一位学生说：“过去我们宣传、游行是在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的层层包围、殴打、污辱与刺刀下，然而今天我们却愉快的和解放军同志在一道宣传——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

　　为稳定人民币币值，党采取积极举措，着力提升人民币信用，进而实现对银元市场的有效控制。

　　（一）努力压低银元价格，降低银元市场份额，直至取缔银元流通。一是大量吸纳银元。南京解放之初，中国人民银行拿出一笔资金收购银元、黄金与外币，同投机商人作经济斗争。地下党员三人一组在军管会金融贸易部的安排下“乔装成西装革履的商人，在新街口、三山街等处，以‘大亨’姿态出现，用人民币‘吃进’大批‘大头’、黄金、美钞”，取得显著效果。二是抛售银元。上海解放后，面对严重的银元投机，华东财委“集中 3500万银元，乘高价在黑市抛出，二三天内逐渐压低银元价格”。上海市委，从 6月 5日开始，也抛出大约 500万银元，争取在三四天内将银元价格从 1200元左右压低至 600元上下。但由于自抗战以后上海形成了较为强大的投机力量，抛售银元虽取得一定效果，但不如预期，这使得上海市委决心“采取以政治打击为主的方法来取缔银元的流通”。

　　（二）通过折实储蓄等方式提升人民币信用。杭州市委提出，必须从提高人民币的威信着手，以足够的物资支持回笼人民币，提高实际购买力。上海市军管会认为，行政手段是“治标办法”，此外“尚须用治本办法”，并提出三个具体办法：公教人员和工人发工资时，除了直接发实物，并举办折实储蓄存款，削减银元的实物价值，提高人民币的保值性；提倡各工厂、机关、学校开办合作社，供给日常生活必需品；用积极的办法救济失业，使银元贩能转到正常的职业。取缔银元交易后收兑银元需要大量现金，同时还要在收兑银元后回笼人民币以削弱通货膨胀，因此，折实储蓄存款成为反银元“治本办法”中最重要的一个。此外，南北交通恢复后北方解放区物资大量输入，也为折实储蓄存款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1949年 6月 15日，在华东局的指定和要求下，中国银行颁布暂行章程，对折实储蓄存款作出具体规定。存款对象上优待工人、教职工与学生，如三个月以上定期不限对象与储存额，但活期储蓄与一个月以下之定期储蓄仅限工人、教职工与学生，并需经过其所在工会、学生会等相应组织的介绍。存款上限为一个月工资或一个月伙食费用。银行将中等白粳米一升、12磅龙头布一尺、本厂生油一两、普通煤球一斤这四种物资的总价算作一个存款单位，以当日《解放日报》刊登的前一日市场价格为标准，由银行每日挂牌公布。存款种类分为整存整付、存本付息、零存整付、整存零付、活期储蓄五种。存款时按照银行当日公布的每单位价格折成单位份数存入；提取时以原单位份数为本金，按约定利率计算利息（利息同样以单位计算），以到期当日银行公布的每单位价格折合为人民币支付。针对各地不同情形，计算单位也有不同的标准。如浙江以中等白粳米一升、菜油一两、盐一斤、12磅龙头布一尺为计算单位。

　　此后，为解决部分群众收入较低无法存入完整单位的问题，以及方便工人、学生存取，各地又制定了集体存取办法与委托经办办法。即学生、工人、教职工可用集体名义存入完整折实单位，并在工厂、学校等处设立经办处，代理收付折实储蓄存款。比如，杭州中国人民银行储蓄部向武林烟厂派去四位员工为工人办理存款。“薪水一发，大家就争着去储蓄”，锡包间与叶子间的女工收入少，“她们一个人存不起，就约了三、四个人合存一个单位”，叶子间的 36位女工合存了 9个单位，锡包间的28位女工合存了 15个单位，以致“办事人员带来的存折用光了”。在办理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深入工人群众工作，更使工友们体味到自己与人民政府的密切关系”。

　　折实储蓄存款将现金变为实物单位存入银行，无论物价涨幅如何，都可保障物资的获取，在当时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下，实际上是由政府承担了差价损失，但却极大提升了人民币的信用。在政府拥有充足物资的前提下，折实储蓄存款从根本上打击了银元实物价值带来的保值空间。同时，折实储蓄存款吸收了大量社会游资，加速了人民币的回笼，对政府用货币调控财经、恢复生产与稳定物价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在 1949年的这场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为重点的南方新区的“反银元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既动用政治军事力量，也尊重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综合运用行政管制、宣传动员、经济调控等多方面的手段，不仅在经济上基本肃清了银元投机现象，推动了人民币的流通，提升了人民币的信用，为其后“银元之战”与“米棉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前提，而且在政治上为党迅速站稳脚跟、巩固政权、有序开展各项恢复和建设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这场“反银元斗争”取得的胜利成果，既对后续城市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又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益经验。

　　（作者：董昊，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