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28年的奋斗历程。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用一句话对这一段历史作了精辟概括：“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2](P1480)然而，就在中国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范围内基本胜利的时候，要不要用革命战争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成为一个亟待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思考和回答的重大问题。

　　1948年与1949年之交，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开展，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毛泽东明确提出“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根本上打倒国民党”。[3](P194)正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呼吁和平”却成为当时一种有影响的舆论声浪，不仅刚下野的蒋介石和刚上台的李宗仁呼吁和平，上海、南京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呼吁和平，而且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的著名哲学家张申府也在《观察》上发表文章呼吁和平。一时间，人们纷纷谈论和探讨战争与和平问题，不知如何解开这个问题的纠结。这就使得何以要用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成为时代和现实提出的大问题。

　　毛泽东敏锐意识到，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讨论十分重要，只有讲清楚了这个问题，解开了这个问题的纠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才能得以充分彰显，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才能赢得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赞同和拥护。毛泽东指出，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背后，在何以要用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问题的背后，实际上还有一个更深层、更本质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问题，这就是国家问题。要不要用革命战争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不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作为大政治家和大哲学家的毛泽东，总能自觉自如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针见血地抓住问题的实质，给中国共产党人指明奋斗方向。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3](P136)这就点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抓住了国家问题，只有抓住了“打倒它们的国家”这个历史性目标，才能切中何以要用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问题的实质和要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正确的选择和根本的解决。

　　国家问题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阐发的重大问题。马克思的名著《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名著《国家与革命》，都深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总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观，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个革命形势，分析每一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时，都详细而具体地发展了他们的这些观点。”[4](P128)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这一核心思想，毛泽东十分重视、反复强调、努力践行。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干部要学习12本马列主义著作，《国家与革命》就是必读之书。列宁在1917年撰写这本书，从思想上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作了准备；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决定党的干部学习这本书，当然也是从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作准备。

　　用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并不只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指示，而更是从自己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即是中国共产党内这一经验教训的最早总结者之一。早在1927年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就力主以工农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叛变，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5](P47)著名论断，并对正在准备中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指出：“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5](P47)毛泽东由此走上指挥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线，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终于迎来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正是这样，毛泽东从自己的丰富革命经验中对国家问题有着极为深刻、极为本质的认识，能够透过人们纷纷谈论和探讨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透彻地阐明何以要用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在1948年即将过去、1949年就要来临之际，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文中没有去议论战争所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没有去评判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得失利弊，而是从中国近代历史的总体走向出发，直截了当地提出1949年中国人所面对的国家问题，指出了中国人在国家问题上只能作出两种选择：“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2](P1375)他进而对这两种选择及其后果作了进一步分析。对于前者，意味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他明确地加以肯定，指出：“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2](P1375)对于后者，意味着保留旧的国家机器，他断然地予以否定，指出：“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2](P1375)这两个中国的选择，正如毛泽东所言，其实质和要害就在于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还是保留旧的国家机器。毛泽东明确告诫那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在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反对派”可当，没有什么“中间路线”可走。这一番关于国家问题的深刻明快的论析，阐明了只有用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创造“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从而廓清了呼吁和平之声所制造的时代迷雾，解构了人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种种纠结，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指明了奋斗方向。

　　与此同时，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减少人民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军事力量已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但是这个谈判的基础，不是蒋介石提出的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反动军队等条件，而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2](P1389)这些和平条件，实际上是以革命战争已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为前提，寻求通过不流血的方式，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这些条件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于1949年4月进行和平谈判。这次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为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全中国的大进军，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由此土崩瓦解。

　　1949年9月30日晚，新中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上，宣读了他为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P350)这篇碑文，是对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的深切缅怀，也就是对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的肯定。在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的全部文献中，毛泽东的这篇碑文成为压卷名篇，宣告了中国近代史的结束，对用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作出了历史定论。

　　在长达20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战争中学得了唯物论，懂得了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在1949年的胜利，实际包含了毛泽东两方面的历史功绩：他以其雄才大略，成功地指挥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又以其哲学智慧，透彻地回答了何以要用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代和现实之问，交出了一份令人民和历史满意的答卷。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后，接着就面临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性任务。这个任务，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已作了明确部署：“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2](P1379)然而，中国共产党在从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伟大事业的同时，又必须思考和回答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何以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这个问题也同样是一个时代和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

　　从政治哲学上看，何以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问题，其实质就在于要阐明新中国为什么要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国体。这个国体问题，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作了阐发。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6](P663)这个未来的新中国，由于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建立的，因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6](P675)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从国家制度即国体上看，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苏联。他说：“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6](P676)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国体上，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也不能就像苏联那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行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与国体相联系，毛泽东指出还有一个政体问题。他说：“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6](P677)而这种适当的政权形式，对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来说，就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说：“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6](P677)由于当时正处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在国体问题上作出更为具体的阐发，没有明确提出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新中国的国家制度。

　　到了1948年，建立新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面临的重大现实任务，新中国的国体问题才又重新提出，并得到了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的阐发。在1948年9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建立新中国就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3](P136)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新中国中的地位作了规定：“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3](P135)在这年底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1949年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2](P1375)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3](P344)这就确立了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新中国的国体。

　　对于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新中国的国体，一些西方学者拼命加以攻击和否定。他们发明了“民主/极权”“自由/极权”的两极价值观模式，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标榜为“民主国家”“自由世界”，而诬蔑中国共产党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搞“极权主义”。这成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共产党、敌视新中国、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合法性的重要理由，而当时刚刚得到解放的人民群众也往往无法分辨其中的孰是孰非。为了使中国人民了解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认同新中国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着重阐明何以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从理论上深入回答这个时代和现实提出的大问题。

　　毛泽东在阐明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说明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合法性根据。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他没有直接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出发，而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实际经验、特别是从中国共产党28年来的革命经验出发，来讲解新中国何以要选择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国体。他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曾向西方寻找真理，发动过维新运动，也进行了辛亥革命，但是都失败了。只有十月革命的胜利，才帮助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从而真正找到了中国的出路。“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2](P1471)因此，“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2](P1480)在这里，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相贯通，把作为认识论的“我们的主要经验”与作为政治哲学的“我们的主要纲领”联系起来，以“我们的主要经验”作为“我们的主要纲领”的来源、依据和基础。这就从中国近代历史中、从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切身经验中，揭示了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合法性。

　　毛泽东接下来又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内涵进行了阐明。他首先从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人民入手，指出在现阶段的中国，人民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进而指出，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的民主和人民的专政。一方面，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另一方面，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选举的自由权；“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2](P1475)这样一来，就说明了何谓人民、何谓民主、何谓专政，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国家制度的内涵。

　　毛泽东还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理由。他首先从中国人民的实际经验出发，概括地说：“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2](P1475)随后，他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更深入地阐明这个理由。他指出，由于当前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2](P1476)这就是说，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只有经过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的国家机器，保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建设，才能使中国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所要发挥的职能和作用，毛泽东作了更深入、更长远的论析。他指出，人民的国家除了对外防御帝国主义侵略、对内镇压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抗外，还对人民有着保护作用和教育作用，并发挥管理经济的职能。他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2](P1476)又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2](P1477)与之同时，还要实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2](P1477)这也就是说，即使国内的敌对阶级消灭了，人民的国家机器也还有重要的作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还需要继续存在。

　　毛泽东的这些阐发，把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破与立结合起来，一方面解构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极权”“自由/极权”的两极价值观模式，回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以“极权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和指责；另一方面又建构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正当中国共产党着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伟大事业的时候，在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上也遭遇了挑战。面对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失败，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8月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和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编成后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艾奇逊在信中，从唯心历史观出发，曲解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认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是受到“外国的羁绊”，在中国是没有根的，因此应当推翻掉，并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毛泽东从艾奇逊的信中敏锐地觉察到，何以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也是一个必须加以思考和回答的时代和现实提出的大问题。

　　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尖锐地揭露了艾奇逊的思想挑战：“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2](P1488-1489)正是这样，毛泽东认为这一思想挑战确实关涉重大，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值得讨论，艾奇逊的荒谬观点必须批驳。而最为重要的，在他看来，还是在于针对艾奇逊的思想挑战，从理论上阐明何以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他为此一连撰写了评论白皮书的五篇文章，起于《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终于《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以这些文章为主体，加上毛泽东1949年的其他相关文献，构成了对这个时代和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的回答。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从外国来到中国的。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P1471)还说：“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P1469)那么，中国共产党在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上，为什么不选择中国悠久的儒家思想，不选择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而一定要找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呢？毛泽东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出发，对这些思想所起的作用分别进行了分析和评价，阐明了其中的道理。

　　毛泽东指出，面对鸦片战争后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论是中国悠久的儒家思想，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都没有能给中国人提供有用的思想武器。“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2](P1513-1514)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启发下，也有像康有为这样立志维新变法的儒者，试图改造和复兴儒学，以此来指导救国救民。康有为撰写了《大同书》，将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近代的进化论相结合，重新复活了传统儒学的“小康”和“大同”观念，提出了人类美好的前景，但由于缺乏实现这一理想的现实根据、现实力量和现实道路，因而也只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2](P1471)因此，中国悠久的儒家思想也好，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也好，都不能够帮助先进的中国人实现救国救民的目的。

　　毛泽东又指出，只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国人才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此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2](P1514)他特别强调中国人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中国化的重要作用，指出：“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2](P1516)他所说的科学的宇宙观，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科学的社会革命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这些内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核。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作用，是中国悠久的儒家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都不可比拟的。正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在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上，不选择中国悠久的儒家思想，不选择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而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的选择，不是由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强加于中国人的，而是由中国近代历史所决定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思想，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行得通呢？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运用《矛盾论》所阐发的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作了透彻深刻的阐明。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适用，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7](P796)在1949年3月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重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3](P259)正是这样，毛泽东在1949年阐明何以要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时，既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指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2](P1470)认为“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3](P260)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P1515)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思想才能够在中国行得通。这是毛泽东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行”的根据。

　　毛泽东还列举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改造中国的伟大成效，特别谈到这种成效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领域的表现，着重从这些方面说明了中国人由此而来的巨大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首先在于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以自己的新文化战胜了国内外敌人，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他说：“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2](P1514-1515)这种巨大的变化，又在于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导，在精神上改变了以前的被动状态，而转变为现在的主动状态，开启了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他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2](P1516)这些都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有力地改造了中国、复兴了中国。

　　毛泽东指出，随着中国革命迎来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和成效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曾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不再相信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思想世界的新潮流、新动向。他以闻一多、朱自清为例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2](P1495-1596)由此可见，艾奇逊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没有根的，将要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所摆脱、所推翻，这种看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已经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所驳斥，已经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面前破产。

　　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总结了同艾奇逊争论的哲学根据，这就在于：艾奇逊是历史唯心论者，所持是资产阶级的唯心历史观，而“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2](P1515)因此，要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需要坚持历史唯物论，反对历史唯心论，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作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压卷之文，实际上寓意深刻，值得深入体会。

　　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际，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和大哲学家，还对党和新中国的未来道路进行了思考。这一思考的关节点在于：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党会不会犯李自成的错误，会不会因为胜利而骄傲、而腐化、而变质、而变色，会不会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所支配而最后失败。这就有了一个来自时代和现实的新问题：何以跳出历史周期率而“不当李自成”。在毛泽东1949年思考的四个问题中，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为特别的，提出时并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只有在几十年后才显示出它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之所以关注李自成，是由多重历史机缘引起的。李自成是陕北米脂人，是从陕北发起明末农民战争推翻朱明王朝的。毛泽东于1935年统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陕北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指导党和人民奋斗13年，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实质上也是一次伟大农民战争。陕北的黄土地，使这两次农民战争在空间上有了一种联系。1944年，距离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于1644年攻占北京刚好整整300年。这两个年份都是农历甲申年，使这两次农民战争又有了时间上的一种联系。从目前所见文献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对李自成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运动进行反思，从中引出带有历史规律性的经验教训，也正是在1944年。

　　1944年4月，毛泽东读完陕北米脂乡土作家李健侯描写李自成起义的《永昌演义》书稿。他在致送来书稿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信中，谈了自己读后的体会与思考，认为从该书中“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进而依据唯物史观对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战争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8](P128)这是毛泽东从正面肯定了李自成和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郭沫若撰写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于1944年3月在重庆《新华日报》连续刊载，文中叙述了李自成起义军在攻占北京推翻朱明王朝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而很快陷入失败的过程，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当时，陶希圣、叶青等依附于国民党的哲学家相继发表文章，指责郭沫若借同情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张目。而在毛泽东看来，《甲申三百年祭》的真正思想价值，不在于表达了对古往今来革命运动的正义性质的同情与认肯，而是警示了古往今来革命运动在胜利后所难免的腐败与变质，并由此而引发的失败与覆灭。这种腐败与变质、失败与覆灭，首先就表现为因为胜利而引起骄傲。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7](P948)1944年11月，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8](P227)这是毛泽东强调要吸取李自成及其农民起义运动的历史教训。与肯定李自成的历史地位相比，他更重视吸取李自成的历史教训。从此以后，《甲申三百年祭》和文中所论的李自成，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历史之镜。

　　如果说郭沫若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历史之镜，那么黄炎培则直接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时代之问。1945年7月，黄炎培一行访问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同情者，他敏锐地看到像当年李自成一样，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陕北黄土地上蓬勃崛起，因而不希望300年前的悲剧再一次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重演。他与毛泽东探讨了历史周期率问题，表达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忧虑。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9](P610)又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9](P610-611)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9](P611)这一段关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延安对话，今天被称为“窑洞对”。与《甲申三百年祭》和文中所论的李自成相比，“窑洞对”直接涉及了历史观和政治哲学的重大问题，更具有一种深刻的哲学意味，可以说是一段思想深邃的哲学对话。

　　随着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失败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更集中的阐发。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历史的辩证法看待党和新中国的前途，作了两种可能性的预测：“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3](P262)在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胜利后可能会由于党和国家的腐化变质导致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问题。正是这样，他在会议的报告中极为严肃地告诫全党同志：“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P1438-1439)这就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思想。但要真正理解和认真践行这一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同毛泽东对党和新中国前途的忧虑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懂得“两个务必”思想之于党和新中国的极端重要性。

　　1949年3月2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十天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进驻北京。这次进京，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意味着一大转折：他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已经到达了胜利的终点，而新的更长的征途，正等待他率领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毛泽东在这时的所思所虑，仍然没有离开几天前在会议上所阐发的内容。他将这些思虑形象化地表达在他与周恩来的一段对话中：“出发时，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0](P470)这就有了“进京赶考”的说法和“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坚定决心。

　　从以后的历史反思何以跳出历史周期率而“不当李自成”之问，反思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思考和回答——他对《甲申三百年祭》的解读，他与黄炎培的延安对话，他与周恩来的西柏坡对话，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党和新中国前途的忧虑和对全党同志的告诫，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其间所包含的历史感、真理性和预见性，真可谓高瞻远瞩、意味深长！如果说其中的深刻哲理，曾经一度为人们所不理解乃至被种种误读误解所遮蔽，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赶考”“不当李自成”“跳出历史周期率”，已经成了警省中国共产党人踔厉奋进的金句良言，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而必须遵循的座右铭。

　　毛泽东在1949年所思考和回答的这些重大问题，都是来自时代和现实的具有哲学性质的大问题，因而他所作出的思考和回答，可以超越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而具有长久的思想魅力，不断地激起后人的再思考和再探讨。正是这样，毛泽东的这些哲学思考，不仅在当时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方向，而且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这些哲学思考，予以了高度的重视、积极的承继和进一步的发展。

　　在何以要用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问题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大历史观出发，廓清了对这一段历史的种种虚无主义评价，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所采取的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方针，肯定了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肯定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指出：“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全面内战，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打赢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向中南、西北、西南胜利进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八百万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11](P26)

　　在何以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问题上，习近平在强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的同时，力主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理念，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12](P531-532)

　　在何以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的问题上，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12](P483)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3](P14)并进一步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2](P483)由此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在何以跳出历史周期率而“不当李自成”的问题上，习近平作了反复思考、认真探讨、不断强调，使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鲜明地凸显出来，并带领全党以坚强的决心和巨大的勇气来加以解决。他一次又一次谈到“赶考”问题，坚定地表示：“面对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新考验，我们必须高度警省，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12](P613)他重申了毛泽东的“不当李自成”的告诫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明确地提出：“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13](P141)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艰苦卓绝的反腐败斗争，习近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他说：“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12](P559)

　　这些都清楚表明，毛泽东在1949年的哲学思考，是他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哲学遗产，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珍视、承继和发展的“看家本领”，值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史的重要内容加以深入反思和认真总结。

　　（作者简介：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