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历史意识和深远战略思维，善于从历史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从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方向，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引兵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依照原计划，各地起义军将会师长沙，夺取省城。然而，短短几天内，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在攻打金坪时遭受了较大损失。第二团攻打萍乡未克，攻克浏阳县城后陷入重围，后仓促突围，损失惨重。第三团从江西铜鼓攻打浏阳，连克浏阳县白沙、东门市，后与反扑的敌人激战受挫，被迫退却。三路起义部队均出师不利，革命陷入困局。此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生死抉择的紧要关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先后作出五次重大战略抉择，在困境中走出一条坚实的井冈山道路。

　　第一次重大抉择是放弃攻打大城市，转而进军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起义受挫之初，毛泽东审时度势，准确评判敌我力量对比，于1927年9月14日召开第三团干部会议，“主张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暂时向江西萍乡方向转移”，并致信中共湖南省委，“建议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在19日的文家市会议上，毛泽东这一主张得到支持。20日清晨，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他说：“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21日，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出发，沿着罗霄山脉南下，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开始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

　　第二次重大抉择是根据起义部队人员复杂的实际情况进行三湾改编。自1927年9月21日毛泽东等人率部向江西撤退，到9月29日进驻永新县三湾村，工农革命军遭遇巨大损失，“一路战斗频繁，伤员增加”，“有的伤病员因缺医缺药死在路旁”，有些士兵和军官“自行离队”。这时，“部队约有一千人，军纪松弛”“有的团、营出现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况”。有鉴于此，毛泽东在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具体做法：一是在组织上进行改编，将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提出去留自愿；二是确定“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是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这些做法，都是毛泽东根据当时部队实际情况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罗荣桓后来回忆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第三次重大抉择是引兵井冈，去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最初，在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处进军后，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在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引兵井冈”的决策是在莲花县城做出的。1927年9月26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莲花县城。在这里，毛泽东了解了“莲花县党组织、农民武装以及永新、宁冈农民武装斗争等情况，证实井冈山确有两支地方武装”。与此同时，与中共江西省委联系的交通员宋任穷在莲花追上了部队，把江西省委的信交给毛泽东，信中提到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加之秋收起义前，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兴亚曾提及赣西宁冈和遂川的袁文才、王佐的情况。几方面情况一汇合，毛泽东初步下了到井冈山落脚、建立根据地的决心。落实到行动上，则经历了一个“边走边看”的过程。10月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脚下茅坪一带，设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10月中旬，毛泽东在井冈山附近开展社会调查，又了解到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的消息，最终放弃了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第四次重大抉择是扎根井冈山，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设根据地。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是一次主动求变、主动作为的过程，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付出了许多流血牺牲。从发动群众到建立政权，从开展土地革命到进行武装斗争，“井冈山的斗争”最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砥砺前行、奋发有为的历史主动精神。当初，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脚下，周围的老百姓一看来了兵，就往山里跑。毛泽东不得不派部队到山上喊话，才把他们叫回来。这件事使毛泽东认识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没有群众支持，就无法在井冈山立足。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把发动群众看作开辟根据地的第一件大事，要求部队做到“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他主张给予群众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吸引他们参加革命，参加工农兵苏维埃政权。1927年11月下旬，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此后，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相继成立。1928年2月，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形成。此后，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开展起来。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委派毛泽覃到宁冈大陇进行土地革命试点。5月，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要求各县、区政府设土地委员会，负责领导土地革命运动。12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总结一年来土地斗争经验，制定井冈山《土地法》，明确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土地。根据地建设以军事斗争为主体，并以军事斗争为保障。为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毛泽东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派专人到朱、陈部联系，欢迎两支起义军联合起来”。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一部分直属部队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有力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

　　第五次重大抉择是做出“下山”的决定，在被动中掌握历史主动。随着井冈山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敌人频繁发动“会剿”，根据地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仅凭固守已无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必须要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此时，“下山”便成为一种化危为机、主动求变的历史选择。1928年5月下旬，为了缓解给养不足的问题，毛泽东等革命政权领导人同意湘南农军组编的第三十团、第三十三团返回湘南。这是一次根据形势变化而进行的主动疏散。12月，根据地发起从宁冈挑粮上山的运动。毛泽东、朱德经常脚穿草鞋，身背粮袋，同战士一起运粮，并做思想政治工作。1928年底至1929年初，为粉碎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先后多次主持召开会议，提出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决定让红四军打游击，在外线作战，让红五军防守井冈山，以休息和训练。1929年1月4日至7日的联席会议正式做出红四军主力“下山”的决定。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3600余人向赣南闽西进军。3月14日，红四军占领长汀城，这是入闽的第一场大胜仗，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纵观开辟井冈山道路每一步实践、每一次战略抉择和每一个阶段——包括从进攻大城市到转战敌人力量薄弱处，再到整顿军队进行改编；从引兵井冈到建立工农政权、发动土地改革，再到主动“下山”寻求外线作战——都是在实际斗争中主动作为，都是分析情况、了解现实、主动求变的历史过程和化危为机、化被动为主动的决策过程。正是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党走出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道路，逐步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

　　事实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辟井冈山道路时做出的五次战略抉择，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客观情况和斗争实际，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历史主动精神的丰富内涵——主要包括五方面。

　　第一，时刻保持高度的历史清醒。历史清醒来自历史主体对自身价值使命和所处时代方位的准确研判、深刻认知和清醒把握，是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前提条件。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基于高度历史清醒而做出的第一个战略抉择，就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到进军农村，这对开辟中国革命道路至关重要。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进军，是毛泽东在没有中央和省委指示的情况下，根据客观形势独立思考后做出的正确决定，彰显了他高度的历史清醒。此外，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之后，面对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的指示要求，毛泽东又清醒分析了湘赣两省的形势，坚持“对赣敌取攻势、对湘敌取守势”的策略，决定红四军继续在湘赣边界做群众工作，建设巩固根据地。再有，在敌人对井冈山进行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根据地生存形势越发严峻的情况下，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主客观环境已发生改变，提出主动“下山”，在被动中重新把握主动。毛泽东曾深刻分析过这种把握主动权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做出下井冈山的抉择，就是在被动中恢复主动的生动实践，就是化被动应对为主动出击，重新占据历史主动。

　　第二，始终保有充分的历史自觉。历史自觉指历史主体对时代发展任务和自身历史责任有着深刻认识和把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烈历史使命感和历史驱动力。在开展三湾改编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开辟了“党指挥枪”的新型人民军队建军模式。以前从来没有一个政党提出这样的模式。三湾改编能够做起来，做得好，充分说明我们党把握了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和使命，是具有高度历史自觉和历史担当的政党。与此同时，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也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自觉和担当。当然，历史自觉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不断试错、反复修正的过程中逐步积累建立起来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是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逐步形成的，是在进取中突破、挫折中奋起，在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涵养出来的。

　　第三，具有科学的历史预见。“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对此，毛泽东说：“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他还说：“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以上井冈山为例，毛泽东早在1927年6月就提出：如果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在1927年7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出省农协有两个策略，其中一个就是到敌人力量薄弱处，即“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8月9日，在中央临时政治局讨论湖南秋收暴动的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可以说，“上山”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展走向与前景的科学预见，这成为秋收起义后部队行动的先导，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四，善于进行历史总结。毛泽东曾对李宗仁和他的秘书程思远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泽东确实是一个重视和善于总结经验的人。在开辟井冈山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注意总结中国革命道路的经验，尝试把握中国革命的历史规律。1927年5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全面总结工农革命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阐明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和胜利的必然性与可能性，重申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10月5日，《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中国革命政权的实质，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及其他地区小块红色政权的经验和教训，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重要思想，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认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11月25日，毛泽东在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的报告中又全面总结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进一步阐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得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结论。“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这些对历史经验及时而准确、科学而深刻的总结，充分体现了历史主动精神，是我们党在开辟井冈山道路时留下的宝贵财富。

　　为什么我们党在开辟井冈山道路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这种精神究竟从何而来？

　　一是来自党的组织建设和坚强领导。秋收起义时，由于斗争经验不足，党的领导作用在基层体现得并不十分突出，前敌委员会的工作也未能深入基层。在向井冈山进军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意识到了党的领导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他在三湾改编时突出强调了党员在军队中的关键作用。根据陈士榘回忆，毛泽东当时说：“我观察过，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将支部建在连上，发挥支部的关键作用。不过，因为改编时部队党员没有那么多，不仅连队成立党支部困难，而且班排设立党小组难以实现。于是，毛泽东提出要求：发展出身工农家庭、作战英勇的士兵入党。到了井冈山，毛泽东在水口村调研时，特别提出要大力发展党员，并亲自主持了赖毅、陈士渠等6名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此后，各连队相继举行类似活动，并建立了党支部。随着党员数量日益增多，部队战斗力也显著增强。可以说，党的坚强领导、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三者是我们党面对任何困难都能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重要基础。

　　二是来自坚定的理想信念。毛泽东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也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在面对任何困难和挫折时都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当初，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修整时，毛泽东向全体人员讲话，指出：“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在遂川大汾镇附近，吃了败仗的30多人只能吃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连碗筷都没有。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之后又带头站队，“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这充分彰显了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正如三湾改编后一位连长给妻子的信中所说,“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井冈山斗争能够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的革命理想信念。

　　三是来自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向来重视调查研究，他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他还提出：“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到井冈山不久，毛泽东就在井冈山西麓的水口开展社会调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各县的敌情、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等，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想法。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亲自调查并撰写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广大指战员开展调查，以调查为决策依据，并指导如何开展调查。对此，谭冠三回忆道：“毛主席很强调宣传多要做调查研究(对整个红军也是这样强调的)……我们在一个地方做了调查以后，都要上报。”曾志也回忆说：“毛主席在行军路上很注意调查。收集沿途情况，这是毛主席亲自布置我做的件事。”可以说，红军在井冈山上的一切政策（比如土地革命政策和对各阶级的政策）和一切工作，都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和开展的，其经验都是从实际出发摸索出来的，大多没有先例可循。调查研究，既是实事求是的前提，也是独立自主的前提，更是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前提。

　　四是来自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始终通过充分发动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力量实现历史转折。在井冈山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突出代表之一便是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8年1月25日，工农革命军在遂川最早提出“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陈正人在回忆录中系统介绍了井冈山时期爱护群众、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的情况，认为爱护群众是开展工作的前提，当群众不再害怕，愿意同党和人民军队接触了，接下来就要发动群众。他提到，发动群众首先是进行“打破‘宿命论’的教育”，让群众明白阶级与阶级压迫的关系，然后“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树立斗争胜利的信心”，接着才是动员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当群众被广泛动员起来，便要开始“武装群众”。由此可见，在井冈山时期的斗争中，正因为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真心真意爱护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并通过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给他们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我们的党和军队才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才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五是来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不缺乏斗争精神。大革命失败后，在力量弱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彰显了敢于斗争的勇气。秋收起义后，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不久，毛泽东又提出“善于斗争”的问题，强调革命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策略。他说：“以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他有两句话‘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我们要把这两句话改过来，又要会打仗，还要会打圈。就是要打有把握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中也总结了红军的战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形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军事斗争十六字方针。这一方针充分体现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以及讲求斗争策略的原则。正由于敢于斗争，我们党才能面对困难无所畏惧，彰显历史自觉；正由于善于斗争，我们党才能屡屡扭转被动局面，重新掌握历史主动。

　　习近平指出：“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从这里革命才走向成功。”中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我们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能够始终把握历史机遇，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毫无疑问，井冈山的斗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在开辟井冈山道路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放弃攻打大城市的既定方针，选择向敌人力量薄弱处进军；以充分的历史自觉整顿军队，进行三湾改编，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准确把握所处历史方位，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在斗争中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保障人民群众利益；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主动疏散转移，开创赣南闽西根据地。

　　开辟井冈山道路过程中的每一次选择，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其中既有高瞻远瞩的主动谋划，又有在被动中再掌主动的随机应变，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清醒、充分的历史自觉、科学的历史预见和深刻的历史总结。这种历史主动精神源于党的组织建设和坚强领导；源于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信念；源于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源于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源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