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最早探索者、开拓者和实践者，对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周恩来早年相继到日本求学、欧洲勤工俭学，回国后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因此他有机会有条件与华侨接触交往。据笔者考察，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中，周恩来与华侨接触交往与合作时间最早、最长，关系最密切，对华侨统一战线工作卓有建树。本文拟对以往缺乏研究的周恩来早期对华侨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实践加以探讨。

　　周恩来是何时开始接触华侨并与之交往的？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考察，应该是在日本求学期间。

　　1917年9月，周恩来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求学补习日文，备考公费留学生，1919年4月中旬离开日本回国，在日本一年半左右。周恩来当时求学日记中有零星与日本华侨交往的记载。如1918年1月6日（星期天）的日记记道：“晨起往寻朴山，未遇。见希天、介眉谈许久。”这里的“希天”即旅日华侨工人首领王希天。这是笔者见到周恩来最早与华侨交往的记载。此后周恩来的日记中多次提到王希天。如同年2月25日日记中说：“下午往经理员处报名。归来希天、涤愆先后至。晚谈至十二钟寝。”随后5月7日、9日日记又三次提到王希天。这是周恩来与华侨最早接触交往。

　　1918年5月初，北京政府（又称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密谋签订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消息传出后，激起中国留日学生强烈反对，各校留日学生代表共议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号召全体留学生罢学归国，以示抗议。周恩来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积极参加各种相关集会，散发爱国传单，成为爱国斗争的组织领导者之一。至5月底，要求归国的学生近3000人，引起北京政府的恐慌。周恩来在5月5日日记中记载了留日学生活动的情况。这天是阴雨的星期天。“今早外间议论益歧，余因蓬、涤、希三兄均为返归主干人物，故今日首见涤愆，与代议办法多条。”此日留日学生召开代表会议，与会者因“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议决救国办法14项，第一项为由全体留日学生组织“大中华民国救国团”；第二项为“本团以一致对外，决不干涉内政为宗旨”。随即各省学生组织先发队回国到京沪活动。为解决活动经费，“向在日侨商募集捐款”；“向侨商募捐员，由广东、浙江、福建、山东四乡同乡会各举二人由本团给予信任状，前往分头募捐”。5月9日日记记载：“希天发布至神户可购船票事。”从周恩来日记反映出，发起组织这次反帝爱国活动的主体是中国留日学生，周恩来则是其中的活跃人物之一，日本华侨王希天是这次活动的“主干人物”，这次活动争取的对象还有旅居日本的侨商。说明周恩来通过这次反帝爱国活动，与中国旅日学界、侨界交往范围的扩大，从与华侨个人交往扩大到与群体交往。

　　王希天与一些留日学生回国后，与国内学生一道开展救国活动，后因感到北京政府腐败无能，救国希望渺茫，遂返回日本活动。然而，王希天的爱国行动及其救济华工义举，为日本浪人、军警及地方当局所不容并埋下祸根。1923年9月初趁日本关东大地震混乱之际，王希天及当地300多名旅日华侨被残杀。血淋淋的事实说明日本浪人、军警对华侨极其血腥残暴，日本政府当局对华侨的冷漠无情。对于王希天等众多日本华侨惨遭屠杀，北京政府软弱无能、维护侨益不力。这时已远在欧洲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闻讯异常愤慨，特于1924年5月1日撰写《三百多条生命换来这样三条要求》一文，发表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主办的《赤光》杂志第7期上，谴责日本军阀、浪人及当局血腥残暴，揭露北京军阀政府软弱无能，文章说：

　　关于日本军阀浪人乘着日本大地震后人心慌乱的时候，惨杀华侨三百多人，并华工共济会会长王希天一案，经北京政府派王正廷赴日调查的结果，北京外交部仅根据他的报告，向日本驻京公使芳泽提出照会，作下列三个要求：

　　一、日本政府关于此案之调查及惩罚应请逐次发表；

　　二、日本政府对于受害者应从速支付抚恤金；

　　三、日本政府应担负此后不得再有此类事件发生。

　　死了三百多条生命，经了各方面的呼吁，只博得区区这样三个要求，比起临城案绑了十几个外国人便闹得全国翻腾，自北京总统以下都吓得唯洋人大人之命是从的那番景象，真觉得中国人的生命自视得比狗还贱了，更何敢比于洋大人。

　　总之，中国人遭各帝国主义者的蹂躏、贱视、残杀，无处非然。如最近传出的美侨残杀中国水手（事载《工人旬报》第四十二期）和日商逼死贾初敏二案，事情重大，固不能比诸留日侨胞三百余之被杀，但被压迫的中国人，无分有产阶级之同被各国帝国主义者欺凌则一，在勾结外人的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府之不能为中国人索命尤属当然事实。我们永不要信这般列强与军阀互相勾结的现时中国政治，能有希微保护我们国民生命之望了。

　　生命悬在他们手中，怕死也要死，死里逃生我们只有出于革命一途。报仇雪恨在是，救国安民也在是。

　　文章对王希天等300多名日本华侨遭到无辜惨杀无比痛心，对军警、浪人及日本政府当局残忍暴行极其愤慨，对北京政府软弱无能交涉结果十分愤怒，进而推及美国等国华侨处于同样悲惨命运，揭露军阀与列强相互勾结的黑暗政治，指出“报仇雪恨”、“救国安民”、改变命运只有“革命一途”。显示出周恩来将保护华侨与革命救国紧密联系起来的远见卓识。

　　考察周恩来在日本求学期间与当地华侨接触交往表明，他既有与华工首领王希天个人的直接交往，也有与商界等华侨群体的间接交往。这些交往活动具有鲜明的维护祖国权益和保护华侨利益的性质，可谓是他争取华侨参加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爱国活动的初步尝试和探索。还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在日本求学期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传到日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各种新思潮在日本传播兴起之时，周恩来在此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初步阅读了日本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河上肇的著作《贫乏物语》及其主办的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等书刊。尽管还不能说周恩来这时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比起国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他确能更早地、更多地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这对他后来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有所助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等协约国千百万青壮年劳动力应征参军到前线作战，数百万人伤亡，后方劳力极度匮乏，这些国家便到中国大肆招募华工到欧洲战场服劳役、充当炮灰。当时北京政府站在协约国一方，积极配合招工活动，遂在较短时间内征募约20万名华工赴欧洲战场，后有四五万华工伤亡。战后大多数华工回国，有部分华工留在当地谋生，成为欧洲华侨的基础。

　　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股赴欧洲勤工俭学热潮，主要为留法勤工俭学，至20世纪20年代初，赴欧勤工俭学青年达一千六七百人，其中有少部分人留居当地成为华侨。1920年12月中旬，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届留法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从此，周恩来开始了与欧洲华侨（主要为华工）的接触交往。

　　周恩来旅欧勤工俭学留下了较多资料，但直接与华侨有关的不多。笔者见到的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留下的第一份与华侨有关的文献，是刊载在《留美学生季报》（留法学生组织励志社主办）1921年夏第2号的《留法学界来函》。其内容为“关于交涉销毁恶劣影片事”，函末所加按语如下：

　　按：恶劣影片，流行远近，最足惹起外人注目。法国留学界此举，为顾全国家名誉计。吾人当极表同情，固无待言。至美国戏院开演类似之画片，亦属不鲜。我国使馆以为数太多，对于华侨请愿，往往未能照办。惟各地侨胞设法阻止开演者，亦时有所闻。如年前德郡侨商运动西商会，要求该埠自治局禁止银湖戏院开演华人地狱画片；舍路埠侨胞请求该埠官厅禁演黄祸影片，均达目的。大埠国民外交会，对于狮子恶画交涉，亦得警厅同意，将毁坏华人名誉之恶劣部分删除。此外，他埠爱国侨商自行集资收买戏院，令其停演相类劣画者，亦不一而足，具见热心爱国，顾全名誉，人各有同情。惟望以后各埠侨胞，继续尤效，分别进行……

　　飞识

　　“飞”为周恩来早年较常用的笔名。此按语的内容是介绍并赞扬华侨维护国家名誉，请愿反对拍演毁损我国名誉影片的美国等国戏院；敦促我驻外国机构进行交涉，“以消患于未萌”。这是周恩来报道、评论欧美等国家华侨维护祖国名誉的爱国义举。

　　周恩来旅欧期间，特别留意考察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发展动向及华工们的悲惨处境，并以天津《益世报》驻欧记者身份，撰写旅欧通讯，所得稿费维持生活。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至1922年初，他给国内报刊写了50多篇达30多万字的相关通讯报道和评论文章。与此同时，周恩来始终不脱离勤工俭学学生队伍，带领他们勇敢地同中法反动势力作斗争，积极争取旅法华工参加斗争并成为后盾。

　　1921年夏，北京政府派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赴法密谋中法实业大借款，意在挽救法国在华经营不善而倒闭的中法实业银行，并趁机购买军火穷兵黩武，实际上是向列强卖国借款以发动军阀战争。6月16日，周恩来从法国报纸获悉北京政府官员到巴黎与法国政府密商借款消息后，立即和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先进分子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工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并注视中法借款动向。同时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策划旅法华工会等6团体数次集会，组织成立反对借款委员会，领导反对借款斗争，发布六项拒款活动，并发表《拒款通告》，指出：“中法借款如果成立，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揭露借款内幕，谴责军阀政府卖国行径；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反对借款委员会将《拒款通告》散发至法国、英国、德国各界及侨胞中；通告国内各团体及美洲、南洋华侨、留英留德学生会，劝其一致力争。还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千余份，分送法国各界，在法国报纸上刊登。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撰写《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等多篇通讯报道，揭露北京政府勾结法国政府卖国借款活动，报道旅法华侨华人开展拒款斗争的情况。6月30日，周恩来和赵世炎、李立三、陈毅、袁子贞等策划，由旅法华人各团体召开有300多人参加的拒款大会。会上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侨华人团体来函来电一百数十封，通过反对借款宣言书。拒款大会最后一致表决通过四项决定草案：

　　（甲）对于中法借款运动，应请公使负责打销，“否则用相当方法对待”。打销之后，应即正式发出中法宣言，用作证据，以释群疑。

　　（乙）旅法华人正式向各国宣言，在中国真正代表民意之代议机关未恢复以前，对于所有一切借款，决不承认。

　　（丙）依照甲、乙两项之决议，用旅法华人名义，向法人发出正式宣言，申明拒款主旨，并请其赞助。

　　（丁）依照甲、乙两项之决议，用旅法华人名义，向国内同胞及各国华侨发出宣言书，并详述中法借款之主旨及其经过，并联合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

　　周恩来等人组织旅法华侨华人开展的一系列颇有声势的反对借款活动，在法国各界引起震动。法国政府因怕事态扩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反对中法借款斗争取得了暂时胜利。

　　但未曾想中法政府使用了阴谋的缓兵之计，7月25日《巴黎时报》披露中法借款合同已经商妥草签消息，旅法华侨华人闻讯群情激愤，再次掀起拒款斗争。他们纷纷集会抗议，发表宣言通告，呼吁国人奋起反对卖国借款。30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连载于《益世报》，详细揭露中法借款阴谋内幕，报道旅法华人斗争情况，呼吁国内外各界反对借款。

　　1921年8月13日，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织召集旅法华人各界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强烈要求中国驻法公使说明借款真相。公使陈箓胆怯未敢露面，遂指派中国驻法使馆秘书长王曾思到会说明。王曾思态度蛮横嚣张，遭到痛殴后服软，被迫代表公使在“反对中法借款声明”上签字。“声明”由拒款委员会送达法国外交部、国内各大报馆。法国政府惧怕事态扩大，只得再次宣布停止借款，持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取得最终胜利。应该说，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反对北京政府向法国借款斗争能够取得胜利，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这是周恩来、赵世炎等留法勤工俭学精英发动和领导旅法华侨华人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斗争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1923年5月，一伙土匪在山东临城制造劫车案，其中有一批外国旅客遭到劫持（即前文提到的“临城案”）。在解决劫车案中，各列强趁机向北京政府提出在华设万国警察管理中国铁路等行业，妄图攫取中国铁路的管理等权益。旅法华侨华人从《巴黎时报》等媒体报道中获悉“临城案”情况，强烈愤慨，纷起抗议。周恩来等趁机领导旅法华侨华人掀起一场反对列强企图共管中国铁路权益的爱国斗争。7月3日，周恩来等发起并参加旅法各团体代表在巴黎西郊华侨协社集会，决议开展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7月8日，周恩来与徐特立等勤工俭学生及法国华工负责人袁子贞等22个团体代表在巴黎中华饭店集会，通过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六项具体办法，并成立由周恩来等人组成的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委员会领导斗争。15日，在巴黎召开旅法华侨华人600多人参加的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的事情败坏到今天这样地步，完全是由于我们受资本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会上散发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强烈呼吁：“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统一此国民革命的前敌啊！”31日，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巴黎24家报馆记者等出席，一些主持正义的报纸发表评论，支持旅法华人的爱国行动。同时国内各界纷纷举行各种抗议活动。在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下，驻北京的16国外交使团于8月10日照会北京政府，未敢明目张胆提出“共管”中国铁路的要求，其阴谋计划胎死腹中，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斗争取得胜利。

　　反对中法借款和列强“共管”中国铁路斗争取得胜利，是海内外中华同胞共同奋斗的结果，以周恩来等为首的旅欧勤工俭学生中先进分子争取和领导欧洲华侨华人积极参加上述反帝爱国活动，为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周恩来对旅法华侨华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实践。在斗争实践中，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呼吁“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统一此国民革命的前敌”，已经具有初步的统一战线思想。

　　在领导欧洲华侨华人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活动中，周恩来积极呼吁为华侨争取实际利益。据旅欧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周恩来创办）刊文介绍，经过留法勤工俭学负责人的争取，北京政府于1922年秋汇到法国经费10万元，作为旅法“侨民教育经费”。按照原来的分配方案包括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教育费用，但最终分配结果却取消了华工的份额。周恩来在《少年》上刊文《告工友》，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即北京政府无视华工，“因为勤工同学有团体有组织，声势浩大，而劳工朋友没有，所以当事的人不注意”，“为世界尽劳动义务的华工朋友竟沉沦于人类困苦的最下层，而无法解脱”。文章表示，我们不是专为十万元而争“侨民教育经费”，也不是对勤工同学而争“侨民教育经费”，“我们乃是为劳动教育而争‘侨民教育经费’，乃是对中国政府而争‘侨民教育经费’”。文章最后向劳工朋友号召：“劳工朋友必须急图团结组织，勿放松一切机会，勿远离可引为友的勤工同学，更须认清对象，好轰轰烈烈地做将起来！”1924年2月1日，周恩来又在旅欧中共组织主办的《赤光》杂志上发表《可希望的旅法华工大团结》一文，对以往华工朋友存在“意气之争”、不能形成团结力量而“遗憾”。文章对“今年新年大会开过，大家似已觉悟到昔日分裂之非，渐渐都能走拢一起”而感到高兴，并提醒工友们注意下列二事：“（一）千万不要因些小意见不合，便自立门户；（二）做事切勿忘掉劳苦群众的真正利益。”周恩来以上两文闪耀着统一战线思想的火花。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内涵，就是在反帝反封建活动中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参加斗争，形成强大合力，进而取得斗争胜利。周恩来上述主张和活动，可以说是对华侨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初步探索。

　　周恩来到欧洲后，集中精力勤工俭学时间较少，主要考察了欧洲社会并进行大量社会调研活动。除在法国外，他还到过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考察，主要考察欧洲工人运动，包括华工的劳动、生活、思想状况，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刻苦自学，学习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马列经典名著，以及法共机关报《人道报》、英共机关报《共产党人》等报刊。通过深入考察、学习钻研和反复推求比较，周恩来思想上发生了飞跃，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如他本人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在法国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加入党组织后，着意发展建立旅欧党团组织，成为中共旅欧组织的主要发起者、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周恩来在欧洲开展社会调研考察、建立发展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等革命活动中，以旅欧勤工俭学的先进分子为骨干，以旅欧华工为基础，积极开展华工工作，教育帮助华工觉醒、觉悟，并注意争取和培养华工领袖及华工先进分子。1923年3月13日周恩来在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义给国内团中央的报告中，介绍了旅欧青年团大会上通过的12项案件，其中第四项为“华工运动问题——决定维护现在我们同志所主持的‘华工总会’，实力援助《华工旬报》——工会机关报——努力图华工教育实现，以便吸收同志。”报告还专门说明了吸收华工领袖袁子贞（化名钟声）为进步组织的成员。旅欧青年团把华工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组织中来，并在团组织中安排人分管华工工作。

　　由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勤工俭学学生先进分子发起组织，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后经报请国内上级共产党组织批准，参加少共的成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3年春，中共中央安排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经选举由周恩来等五人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周恩来为书记，刘伯坚、袁子贞等三人为候补委员。这样，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旅欧党团工作。他经常到巴黎中国留学生和华工比较集中的拉丁区和近郊的小咖啡馆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筹备建立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克思、列宁著作，在此基础上发展党团员。同时通过袁子贞担任负责人的华工总会对旅法华工进行工作，使华工会成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领导下教育华工的组织，并创办了《华工旬刊》、华工夜校等。经过培养发展，周恩来从华工领导人中发展袁子贞等人为团员，后转为党员，袁子贞还被选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因德国生活费比法国低廉，1922年3月初，周恩来赴德国开展革命活动，和张申府、刘清扬、张伯简等组成德国中共党组织，并与张申府介绍在德国勤工俭学的朱德入党。不久，朱德又发展勤工俭学生、暹罗华侨青年许包野为党员。此间周恩来“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经常来往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周恩来积极贯彻执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国民党旅欧总支部及其负责人王京岐合作，使旅欧国共党组织得到较大发展，有力地配合声援了国内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同阻挠、反对反帝爱国活动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及其党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比较在日本求学期间与华侨的初步接触交往，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对旅欧华侨华人统一战线的理论实践探索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其活动方式多种多样，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由个人交往到群体交往，并作了初步的相关理论阐述，表明周恩来对于华侨统一战线思想初步形成。这为此后他进一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卓越领导人奠定了基础。

　　根据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1924年9月周恩来回国。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不久，正在酝酿掀起大革命高潮。周恩来回国后立即投入革命洪流，并在开展国共合作的革命活动中继续探索对于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实践，其中他和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美国归侨廖仲恺的交往合作具有典型代表性。

　　1924年10月，周恩来授命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经谭平山介绍，周恩来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相识，廖对这位年轻有为、精明能干的共产党人印象很好。当时，创办不久的黄埔军校正缺得力的政治部主任，廖仲恺感觉周恩来合适，便推荐给孙中山，得到批准。11月中旬，廖仲恺亲自迎接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主持政治部工作。从此，周恩来和廖仲恺为贯彻国共合作、执行三大政策、推进国民革命，“一起合作共事，亲密相处，真诚无间”。两人纵论天下大事，一道研究如何开展军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廖仲恺称赞周恩来为“共产党的大将”，欣赏周恩来敏捷干练、远见卓识，愈加信任倚重。在周恩来的积极努力下，并得到廖仲恺的支持，一批得力的共产党人进入黄埔军校承担政治教育工作。此间邓颖超也南下广州工作，并和周恩来结婚。周恩来和廖仲恺两家关系颇为融洽，被传为佳话。廖夫人何香凝曾真诚地对邓颖超说，仲恺和我都非常器重周恩来先生的才干，国民党内许多人都承认，他是中国革命十分需要的难得人才。我也听说，他和你在五四运动中就在一起并肩战斗。你们志同道合，真是一对理想的革命伴侣。

　　当年留下的有关周恩来与廖仲恺合作共事资料记载不多。40年代前期，周恩来在一些活动中几次提到并追忆廖仲恺的事迹及两人的交往，从中可以间接反映出周恩来对廖仲恺的评价及他们之间的关系。1943年春，周恩来在重庆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做题为《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中，几次提到廖仲恺，报告说：“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他是华侨出身，与国内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所以更多地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其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他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但他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坚强的代表。”报告较为具体地介绍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廖仲恺的活动及对工农运动的态度，称他有进步的一面，进步性是主流，但也有动摇性。1944年3月3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题为《关于党的“六大”研究》，其中在讲到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时评价廖仲恺说：“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的代表，没有买办性。他是华侨，但不大富有，对帝国主义很仇视，反对封建势力，同情农民减租减息，但对工人反对中国资本家却采取调和的态度，对反对外国资本家则是赞成的。在黄埔军校，当我们青年军人联合会反对孙文主义学会时，他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资产阶级左派的坚强的代表”、“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共对廖仲恺的定性评价。从阶级视角考察，廖仲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的代表”，是革命的动力，但也存在妥协性的特点。反映他们对国共合作后开展的工农革命运动的态度是一致的，共识大于分歧，字里行间反映出他们合作是真诚愉快的。

　　国共合作建立后，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复杂激烈，国民党右派势力气焰嚣张，极力反对新三民主义，不但极端仇视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且视国民党左派为眼中钉。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策划暗杀的幕后主使者即是国民党右派。周恩来闻讯廖遇刺后立即赶到医院看望，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回家，并和陈延年、邓中夏、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商量对策。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号召全体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工代会所属各业工会会员、市郊农民、黄埔学生军和广州学生等，组织声势浩大的队伍，为廖送殡。31日，周恩来出席黄埔军校为廖仲恺举行的追悼大会，与何应钦联名撰写祭文：“总理逝世，骤失重心，承继统率，端赖先生。先生革命，凡三十年，躬行实践，不尚空谈，尤任劳怨，不避艰险，扶持正义，反抗强权，万流共仰，如日中天。”“工农阶级，革命先锋。帝国主义，蠹国正凶。唯公知此，团结工农。”追悼会结束后，周恩来还写了一篇《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据何香凝回忆，该文内容如下：“廖先生一生为党为国，现在又在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努力图谋统一广东军政财政，以便进一步发展国民革命的时候不幸牺牲，可以说，廖先生是为承继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而牺牲的。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组织革命军和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在这两方面廖先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廖先生一向为反革命分子所忌视，为帝国主义者忌视，现在又终于为反对帝国主义，为推动革命运动，为推动工农运动而被暗杀牺牲，我们一定要为廖先生报仇。”此间，周恩来还担任了国民政府审理廖案的临时特别法庭的检查委员，为审理廖案，“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与廖仲恺的真诚合作及其对廖仲恺的追悼活动，可以说是他对国内归侨团结合作的典型事例，也是他贯彻执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对于国民党归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范例。

　　以上介绍了周恩来在建党前后对于华侨统一战线的工作实践和理论探索，通过这些史实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认识。

　　第一，周恩来是中共对华侨统一战线工作的最早探索实践者。通过对党的早期领导人尤其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的革命实践活动考察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周恩来革命活动的自身特点，以及他本人思想文化素质，这些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使周恩来自然而然成为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者、开创者。而他对于我党早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实践，则是从华侨开始的。早在1918年初周恩来即与日本华侨交往并带动他们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后来到欧洲勤工俭学，进一步以欧战华工为基础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考察同期党的其他领导人则没有如此早的与华侨交往。据资料显示，毛泽东与华侨最早交往是1920年11月25日与印度尼西亚华侨教师张国基的信函来往。至于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几位主要成员与华侨交往则更晚。因此，有充分理由说明周恩来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最早探索者、实践者，而他对于统一战线的探索实践最早是从华侨开始的。1919年7月，毛泽东在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上连载《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宣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提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实际上是从理论上提出统一战线思想的滥觞。可见，毛泽东在理论上对统一战线探索阐述比周恩来早。当然，这并非从理论上探讨关于华侨统一战线的。可以说，周恩来与毛泽东对于党的统一战线实践和理论探索具有互补性，相得益彰。

　　第二，周恩来早期对于华侨统一战线实践探索分为三个阶段。从1918年1月至1925年8月，即建党前后周恩来对于华侨统一战线的探索实践，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层次。第一阶段主要是与个别日本华侨如王希天的直接交往，并与日本侨商有某种间接交往，这是他与华侨最初最早交往。第二阶段是与旅居欧洲的华工群体的交往，并以他们为基础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党团组织活动；而与华工群体负责人袁子贞则是重点交往，说明周恩来对于华侨统一战线工作探索实践的扩大和深入。第三个阶段是大革命即将掀起高潮之际，与国民党左派归侨廖仲恺的交往合作，这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大背景下对归侨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在前两个阶段基础上的拓展。综合考察周恩来三个阶段对于华侨统一战线探索实践，可以看出他对华侨首领、华侨工人、华侨先进分子以及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归侨等各个阶层、不同派别华侨均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标志着周恩来对于华侨统一战线工作探索实践及相关理论的初步形成。

　　第三，周恩来早期侨务活动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无论到日本求学，还是到欧洲勤工俭学，考察他在日本和欧洲的一系列活动，可以发现他并未醉心于纯粹的“求学”和“勤工俭学”，而是用大量时间从事社会调研考察、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领导主持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活动，当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也成为党的一名职业革命家。对于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对于华侨统一战线的探索实践，是周恩来早期一系列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到广东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活动，包括与国民党左派归侨廖仲恺的合作，当然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要一部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传（1898—1949）》，对此评价说：“周恩来在这个时期作出的贡献是得到人们公认的。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周恩来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上都作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可贵经验。这些经验，无论对周恩来自己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以后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评价恰如其分。

　　第四，建党前后周恩来对华侨统一战线工作是初步探索性的。党的创立时期，一切工作从头做起，均处于摸索和探索之中，从逐步探索、初具雏形到形成确立需要一个过程。统一战线工作也是如此。党的一大党纲中，对于其他党派持排斥态度，还没有统一战线的概念；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了统一战线问题，但党内认识并未统一；1922年8月下旬西湖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提出并力主与国民党合作，起初遭到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直到1923年6月党的三大最后达成统一认识，才有后来国民党一大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标志着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在这种大背景下，这一时期周恩来对于华侨的统一战线当然也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属于感性认识阶段，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成熟的理性认识。虽然有反帝反封建斗争、有团结多数人的理念，但一时没有也不可能上升为理论认识层面。因此，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和定位这一时期周恩来关于华侨统一战线的认识及其探索实践。当然，尽管是初步认识和探索实践，但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作者简介：任贵祥，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