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开始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学术新秩序，构成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重大转折，堪称一场划时代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受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冲击，数十年来居于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遭遇巨大挑战。21世纪初，这种局面始有所扭转，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地位逐渐回升。不过，复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今非昔比。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而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多致力于理论方法层面的呼吁和宣扬，较少落地为具体研究实践，即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显然，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膜和断裂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而要走出这一困局，必须重建理论与实践的连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研究中重新扎根，构建中国形态和中国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是一项创造性工作，必须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而不仅是对基本原理的推广或应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要冲破现有的种种陈规教条，特别是“苏式”教条的影响。冲破教条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获得变革创新的强大动能和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进而实现中国历史主体性的重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主发展始于抗战时期，至今已经历了数十年的探索，但一些根本性问题一直存在，有待深刻而彻底的反思。反思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再出发，穿越学术结构性变革的深水区，谱写当代学术史的新华章。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于1949年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确立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独特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已经同时显露出来，后来则进一步放大和明朗化，但并未发生质的改变。

　　不得不承认，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一种强烈的普世主义色彩。德里克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非现代或反现代的，而是太过现代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代表了历史思维中现代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蕴含了一种现代历史观，流露强烈的普遍主义、进步主义、理性主义倾向。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一种对普遍规律的执着，一种对普世主义叙事的钟情。而寻求普遍规律是19世纪实证主义的信念和思维。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追求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但一般性是第一位、具有优先权的，特殊性居于次一级、从属的位置。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地位是非对等的，两者的次序不容颠倒。即便认可特殊性、多样性，但最终强调的仍是殊途而同归。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例外，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性。这表面上与“国情特殊论”针锋相对，实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逻辑使然。郭沫若宣称：“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宗旨“只在说明中国的发展过程，和世界史的其他部分比较，自始就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而是完全有其同一的过程”。与客观历史进程的发展相表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对一般性的体现和构建。1930年，郭沫若在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已意识到，应当遵循马克思“由个别的升到一般”的教诲，但他认为马克思的一般论已经被研究所证实，“这篇一般论在我们现在正是最良的指针”。目前的研究工作可以由一般到个别。“由一般的降到个别，在一般的了解上会感觉着无上的困难”，但这种困难是可以在实践中克服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即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续篇自期。郭沫若自陈撰写此书的目的和动机，一方面是为了“用辩证唯物论”来“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翦伯赞也指出：“新的历史家……应该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这里所谓的“考验”，基本上是验证、证明，都排除了证伪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曾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延长工作”，其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可谓“学术中国化”“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的典范。这是在既定理论体系内的一次大胆突破。但是，侯外庐仍以欧洲社会历史演变的要素——氏族、财产、国家等为依据，力求在普世主义叙事中更恰当地安放中国历史特殊性，未能从根本上反思和质询普世主义叙事。

　　但是，真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走出普世主义叙事。普世主义宏大叙事具有重大价值的同时也存在重大缺陷。现有的普世主义都名实不副，普世其表，西方中心主义其里。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普世主义叙事是自我授权的，缺乏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使命不再是依附或重构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体系。普世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合法性的来源，不应成为进行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脱离普世主义叙事的研究并不等于低等的、非科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要反对包括“西方中心论”在内的任何中心论，而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本身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中国历史不是西方历史的复制版，西方历史也并非中国历史的附庸。近代以前的中西方历史有着各自的发展路径和特点，人为地将其归入一种模式只能导致对真相的背离。

　　归根结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和方法，而不是移植套用其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也蕴含着大量非普世主义的内容，值得重视和发掘。当然，走出普世主义叙事并非拒斥理论构建和概念化。概念、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毋庸多言，关键是对概念、理论的态度。任何概念、理论都不应是僵化的，而应是可以调整、修正和变化的；它们是历史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能不容置疑地凌驾于史料和史实之上，走向玄学化、公式化。就目前而言，摆脱以往的普世主义叙事的束缚，投身于细致缜密的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从中生成具有弹性、可塑性的理论系统，发现并还原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务之急。

　　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西方史学及其在中国的代言人为对手，而实际上，真正困扰和制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与其说是西方理论，不如说是“苏式”理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经由日本转述和输入的马克思主义居于优势地位。李大钊等人将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史观即是受日本学者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留俄知识分子的归国，苏俄开始成为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直接源头的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社会进化史作品，多为编译转述之作，基本以苏俄学者波格达诺夫的相关论著为蓝本。“苏式”理论成为中国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津梁，乃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新代表。此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奠基阶段，主要是对域外论著的模仿和移植，本土化尚未提上日程。随着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深度介入，“苏式”理论的实际影响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势。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宣布：“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史的唯物论的历史观，使它得到更高发展的是列宁和史大林。”即使在“学术中国化”运动中，苏联的影响也体现得非常显明。反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本是“学术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史学家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反思批评，更多地是追随苏联方面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运动。吕振羽指出：“在中国的社会史论战上所形成的一切错误，大皆渊源于波格达诺夫主义，以及渗入在波克罗夫司矶（即波克罗夫斯基——引者注）学派中的波格达诺夫主义的血液的流毒。”苏联方面肃清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确立了进入更高阶段的史学研究的指导原理，对史学研究的新动向具有“最高的决定的指导的作用”，目前应该根据这种原理来“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吕振羽提出，“中国社会通史的完成，应该在先进国史学家的协助之下，由中国史学研究者来担任，要比较便宜些。”但他又认识到，“先进国的史学家，对方法论方面，有许多是不成问题的，而关于中国史料的搜求与考证上便成了问题；我们这一群中国方面中国社会史研究者，却大多在两方面都成为问题，而表现着幼稚。”可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并非自主进行，仍以苏联为正统和楷模。既不甘心一味尾随人后，却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国学术的影子，这是近代中国史学面临的尴尬和无奈，不独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然。

　　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问世使“苏式”理论的影响达到高峰，其中由斯大林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章被奉为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权威范本。“五种生产方式”学说从此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普遍真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理论、中国历史体系的主要骨架也是根据“五种生产方式”学说塑造的。这是“苏式”理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关键的影响。1949年以后直到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未能完全跳出苏联模式的影响。

　　不可否认，“苏式”理论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原本模糊和有歧义的论述清晰化、固定化，为马克思主义构建了一个严密精巧的体系。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苏式”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个刚性结构，变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化和教条化，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染上强烈的目的论和决定论色彩。马克思主义原本具有的丰富性、开放性已不复存在。“苏式”理论已与国际学术潮流格格不入。

　　当然，“苏式”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地位也不可一概否定、一笔抹杀，其中包含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真知灼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增益，都是应当继承和吸收的，只是不能再将之视作不容置疑的权威结论而全盘接受。比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化和误读，对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过度渲染，等等，都需要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检讨。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实现本土化，走自己的路，克服长期存在的惯性和惰性，首先要从“苏式”教条的笼罩中真正解放出来。

　　在强调呼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取向时，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世界性学术潮流。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端于19世纪中期，以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领袖的相关作品为代表，于20世纪中期进入专业化阶段，成为“新史学”潮流的重要分支。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和形态，既有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英、法、德、美、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具有与生俱来的世界向度。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跨国性流动中的一环。由此不难理解，强调自主性不等同于自我封闭、孤芳自赏，不能因为反对“言必称外国”就走向另一极端，闭门造车、与世隔绝，而要保持最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否则，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一种片面的、狭隘的中国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日本及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像潮水一样，几乎同时涌入中国知识界，呈现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在“社会史论战”前后，苏联、日本等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史研究更为本土学者提供了鲜活生动的范例，催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诸多概念、范畴和体系，大多能从海外追寻到源头。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面貌、甚至缺陷都与海外的中国研究类似。由于此时国际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正统与异端的对立并未被国内知识分子普遍感知，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接受呈现一种复杂多元的局面，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作品被奉为指南，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考茨基等的相关论述也成为重要依据，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和分支竞相登场，争奇斗艳。苏俄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马札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以及日本山川均的《唯物史观经济史》、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教程》等，均风行一时。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国际化的高峰之一。同时，由于理论资源的多元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也分为不同流派，各流派之间展开激烈论辩，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一股飓风，显示浩大的声势和蓬勃的生机，推动着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崛起。显然，域外理论的引入、与国际学界的互通，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活力源泉。

　　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不能脱离国际化而存在，甚至可以说，必须以国际化为基础，离开了充分的国际化，中国化就无法达到理想的高度。20世纪40年代，嵇文甫就认识到，中国化“是以吸收外来文化为其前提条件的”。今天，要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推进到新境界，一方面要加大与不同国度、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沟通交流，特别是应当充分借鉴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有关成果，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同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成见必须摒弃。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中的一个分支，正所谓“西马亦马”，同源而异流。我们应当正视和共享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杰出成就，特别是它在拓展更新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主动撤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屏障。例如，英国学者汤普森对阶级理论的完善，阿尔都塞对生产方式概念的扩充，诸多具体研究对意识文化向度的开掘等，都极具启发性和建设性，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构建的“他山之石”。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必要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一种良性的竞争和对话机制。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较强的“敌”“我”意识，加之意识形态差异，对异己的理论和学术采取片面、极端的态度，特别是不能正视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所蕴含的合理因素和正面价值。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理论的纯洁性，但副作用也非常明显。由于长期缺少外来新鲜元素的加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受到阻滞。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与其他形形色色的学派的对话互动中实现了自我更新，得到了蓬勃发展。由此可见，不同学派之间的交锋渗透，不但不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弱化、淡化，相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注入更强的生命力。总之，要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局面，必须主动敞开大门，迎接八面来风，与各种思潮、学派展开广泛对话，不拘一格地兼容众家之长，使之为我所用。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离不开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就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问世之初是以传统史学的挑战者、反叛者的面目出现的。五四时期，在批判传统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胡适派实证史学结成“同盟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对传统史学的认识和评价与梁启超大体一致，均持除旧布新的观点。郭沫若不满于胡适等人的“整理国故”，强调批判国故。到“学术中国化”运动时期，传统史学的价值才被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新发现。1942年，延安中央马列研究院制定研究计划时，即将“刘知机（幾——引者注），郑樵，章学诚等中国古典方法之研究”作为工作内容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改造转化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编纂方法多有肯定。翦伯赞对近人将纪传体史书等同于家谱或墓志铭汇编的观点予以驳正，认为纪传体能够通过对个别历史人物的记述显出某一历史时代的社会内容，至今仍不失为一种保存史料最好的方法。吴玉章批评一些新派史家的中国史作品注重社会发展形式的叙述与辩论，主张“应当在年代的联系性中，叙述最重要的事变和事实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根据中国旧史编年纪事的材料来叙述中国历史”。其二，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也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尊重和称许。翦伯赞推许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在乾嘉时代是崭新的方法，认为它一反宋明理学踏空的作风，以无信不征的精神，开辟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成绩，堪称中国学术中最珍贵的遗产。侯外庐主张，新史学研究应当“谨守”传统考据学的“一套法宝”，“遵守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并进一步订正其假说”，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至少要“守其家法”。其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史家的批判精神和经世致用精神进行了阐释发掘。翦伯赞对司马迁《史记》展现的批判性大加表彰，对在史学方法上最具批判性的刘知幾甚为推崇。当然，马克思主义学者认同的多是具有唯物论色彩的古代史家。其四，马克思主义学者尽管颠覆了旧史观，但仍利用传统史学中蕴藏的巨大的史料宝库，以之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原料。只是在处理和利用这些史料遗存时，置换了一种新的眼光，剥离了附着在史料上、渗透于文献中的旧思想、旧观念。总体而言，传统史学已成为塑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但是，传统史学毕竟处于从属地位，全面系统地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进行清理和总结的工作尚未启动。

　　在改革开放后建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张和实践中，传统史学的角色再度凸显。最有代表性的是白寿彝关于“建设一个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设计方案。他认为，“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对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白寿彝提出，应从四个方面总结继承中国史学遗产，推动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一，通过发掘、阐述、发展中国历代史学家、思想家的历史思想、历史观点，丰富我们的史学思想。第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第三，史书编纂问题。鉴于通行的章节体的弊病，应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各种体裁的长处，根据史书内容，加以适当地调整与创新。第四，历史文学。历史工作者需有文学修养，做到“文史不分家”。注重文字表述才能把历史研究的结论传达给更多读者，产生更大的社会效果。此后，瞿林东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的阐述则借助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史学有机结合起来，指明建设的原则和路径。自此，传统史学的权重大大提升，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支柱。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不能简单归结为依据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传统史学，发挥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功用；也不是回归传统史学，将传统史学直接安置嫁接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之中；更不能出于“温情与敬意”一味美化和拔高传统史学，满足于古董式研究。其实，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是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化。也就是说，应当经过一个运用现代学术方法对传统史学进行整理、加工、激活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再将之熔铸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部分。民国时期，实证史学特别是“古史辨”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视为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化工作。当前，这一工作包含的内容无疑会更为丰富。近年来有研究者系统梳理清查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从中概括出九大范畴，为当代历史理论建设提供参照。更有学者主张重新启用中国传统史学中固有的概念，如“大一统”“封建”“经世”“道统”“夷夏”“文质”等，作为构建新的历史叙事的思维工具。换言之，传统史学在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史学的会通中实现升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基也将更为牢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纯学术发展的产物，其诞生和成长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变迁息息相关。革命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它既是整个左翼文化的一部分，又被作为中共从事意识形态宣传、开展理论斗争的工具。抗战时期，革命理论文本直接被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范。正如时人所论：“在使历史科学中国化方面，首先当举出毛泽东同志的三本名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来。这三本书虽然都不是专门的历史作品，但它鲜明地、清楚地教训我们怎样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发明的历史科学方法具体地中国化，怎样运用这些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来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法则，正如马克思没有写专门的哲学著作，但辩证法的方法却充满在《资本论》之中。”“关于历史科学方法中国化方面……毛泽东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据。”可见，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许多研究者心目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的结合，更是与中国现实的结合。这铸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鲜明的实践品格。

　　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现实而研究历史的意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过度膨胀，淹没了学术求真的宗旨，使自身陷入危机。鉴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学术化为根基、为底线。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历史，还是契合于中国的现实，都不能背离学术求真的本性。与革命年代不同，和平时期的学术事业当以专业化的常规建设为主，学术化是主流，革命史学、政治史学已成过往，“战士型学者”必将逐渐让位于学院式学者。以往求致用于当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迫切需要走上专业化之路，坚守书斋，潜心耕耘，产出令人信服的上乘之作。当然，参与现实、呼应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于其他史学流派的优势。这一优势不能废弃。但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现实的方式必须有所变化，必须遵循学术运作的基本规则，维护学术本身的相对独立性，不能违背学术良知。简言之，学术化是生命、是根基，离开了学术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难成大气候。

　　学术化的另一层含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首先致力于学术品位的提升，迈向学术前沿。有学者概括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化、本土化、民族化、通俗化和大众化。”延安时期曾涌现大批通俗性史学作品，如许立群的《中国史话》、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尹启民的《中国历史讲座》、曹伯韩的《中国现代史常识》，以及吕振羽在《解放日报》上刊发的中国历史常识专栏文章等。即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名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以中等文化水平的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而非面向专业学术圈。就整个20世纪40年代“学术中国化”运动而言，通俗化、大众化确为一大特点，这在文艺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取向和策略是由当时的社会境况和学术水准决定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整个革命文化追求通俗化、大众化，具有历史合理性。这些普及读物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势，发挥了宣传教育、动员民众的作用。不过，在语境业已转换的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目标和路径也应当做出调整。在一如既往地立足民众立场，关注和书写普通大众的生活的同时，更要坚持学术品位，走高精尖路线，向一流水平看齐。从事高精尖的研究、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乃是首要目标和重要使命。一段时期内，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过度纠缠于一些陈旧的命题，知识结构停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动向缺乏敏感。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意识地主动追踪参与国际前沿问题研究，对国际学术新说作出积极回应，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在全球史、新文化史等新潮流和新领域中显示身手、有所建树，力争成为世界学术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唯其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实现蝶变和升华。

　　总之，今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有不同于“五老”时代的新面目、新气象、新格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路进行研究，建立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基本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还要更上一层楼，为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更新升级作出贡献。换言之，要实现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化和蜕变，自主创造出以往时代、其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未曾有的新元素、新内容，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绽放光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不仅是中国史学的家务事，而且关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传统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是学术层面的问题，还涉及与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些关系处理得妥当与否，直接决定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型的成败。归根结底，我们若能扩大心胸和视野，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作为一项创造性事业，大胆突破以往种种陈腐教条和思想桎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进入一个新纪元，实现构建中国历史主体性的宏愿。

　　（作者简介：陈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