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沧桑巨变，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在百舸争流的国内外复杂环境下，成功将中华民族这艘巨轮引领到伟大复兴的轨道？笔者认为，李大钊提出的“第三新文明”观所呈现出的主动求新精神和“救世界之危机”的人类视野，凸显了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精神，以此打破了此前被动应对的历史局限，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原点；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贯穿始终并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之路，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不竭动力和广阔空间。

　　一、划时代的思想原点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向西方求索出路，基于林则徐“悉夷情”、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认识上的突破，自“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开始，经由戊戌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呈现出由思想到实践、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层深入的历史发展脉络，形成了难以摆脱的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这一状况，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发生了动摇。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牵连国家甚广，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暴露了西方文明消极的一面，让整个西方世界陷入到“世纪末”的颓废与悲凉之中。这次大战不仅对欧洲的经济实业界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政治上各国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更使欧洲数百年之文明毁于一旦。英国学者弗格森从人类文明史的视野回望这场世界大战，指出：“1914年开始的战争不是一些吵闹的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它是世界帝国之间的战争，是西方文明内部的战争。这也是西方裹挟着自身毁灭种子的第一个征兆。”不少欧洲的知识分子面临此次亘古未有的浩劫时，在震惊之后转而反省西方文化、质疑西方文明，并期盼着遥远而陌生的东方文化拯救西方文明之弊端。其中，英国哲人高秉德“尤为渴望中华文明”，他认为，欧洲人要“创造新文明之欧洲”，就必须“将中国文明之全部以无条件受入”。

　　有感于战争的悲惨和欧洲在战后的断壁残垣，国内学界对于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物质文明也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有文章指出：“欧洲大战既兴，全球震动,论者推原祸始,因国际资本主义之冲突而致怨于物质文明之过量发达，因物质文明而迁怒于科学，于是十九世纪托尔斯泰、尼采辈诅咒科学之论调复为当代救世之福音。昔日因物质文明而崇拜科学者，今者因同一之物质文明而诋毁之。潮流所被，中国亦沐其余波。此中国思想界之所以于今日学术荒芜、民生凋敝之际而复有反科学之运动也。”

　　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为尽快找到救亡出路，“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正是基于这一经历，西方的没落对许多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失望、惶恐甚至愤慨之余，“不再相信十八世纪法国式革命能够挽救中国”，由此“晚清以降学习西方现代化运动陷入了范式危机”。这时，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索与审视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西方”这一问题。李大钊就此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

　　与此同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学习西方的尝试与努力一次又一次失败，民族复兴大业屡屡受挫，这一现实，促使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对走西方道路产生了怀疑。

　　当时摆在国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中华民族的传统老路和向西方学习之路。事实证明，前者难以为继，后者不可复制。人们因此普遍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感到迷茫。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明确提出“第三新文明”的主张，打开了国人的视野。他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

　　将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观置于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其另辟蹊径穿透历史局限性的划时代特征跃然纸上。

　　首先，“第三新文明”是主动求新的。主动求新是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观的第一要义。对此，李大钊在《“第三”》一文中明确说明：“第三者，理想之境，复活之境，日新之境，向上之境，中庸之境，独立之境也。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西方文明备受质疑，徘徊于自身老路与西方道路之间的国人面向未来难免迷惘彷徨，陷于看不清前路的苦恼之中。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观的提出，跳出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选择，打破了国人夹缝中求出路的观念藩篱，呈现出主动变革的积极进取态势。李大钊就此指出：“老子有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第三’之境，实宇宙生生之数，人间进步之级，吾人当雄飞跃进以向‘第三’。”这种打破历史局限性的主动精神的树立，推动着国人在精神上发生根本转化。

　　其次，“第三新文明”是面向世界的。“救世界之危机”是“第三新文明”观的明确指向，也是其进取精神的具体体现。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始，近代中国种种救国方案与复兴举措，目标均指向救亡图存。这种被动应对局面的形成，固然是西强东弱时势的客观反映，但圄于其中，无法跳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局限，则民族复兴追求难免落入空谈之中。面向世界，以人类前途命运为己任，主动探求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才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更加明确的方向和更加广阔的空间。

　　再次，“第三新文明”是自觉自信自强的。主动求新的积极态度、关照人类命运的视野开拓，反映了“第三新文明”观自觉自信自强的内在本质。这一自信自强的前提，是敏锐地判断人类社会正处于新旧时代的转折点。李大钊就此指出：“夫自一方言之，固有之势力全归破灭，固足为政治上之悲观；而自他方言之，此种势力，皆为过渡时代之产物，旧者不崩，新者何由而建，幻者不灭，真者何由而成？”、对于中国而言，这样一个去旧图新的大变革年代，正是中国秉持历史自觉，在时代潮头扮演引领者的机遇所在。因此，“吾民对此零落凋谢之三大系统，无庸为之凭吊唏嘘，致其感慨，惟当顺世界文明之潮流，别造一种新势力以代之”。这一自信自强的立足点，在李大钊看来，是“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之理想之觉悟”“自觉吾人对于亚细亚之责任及于亚细亚之地位”“以亚细亚为吾中国人之亚细亚”，进而“创造新文明，改建新国家”，实现中华民族“存立于世界”“与西洋之文明之民族相对立”的复兴目标。

　　通过如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观的提出，秉持着主动求新的积极态度，体现着悲天悯人的世界情怀，反映出自觉自信自强的责任担当，为民族复兴伟业开启了迥然有别于此前尝试与努力的全新起点。

　　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精神

　　李大钊对“第三新文明”的认识，最初是富于理想主义和文学色彩的。如前所述，1916年8月，李大钊以美益求美的文字，描绘了他所理解的“第三”，直言：“顾‘第三’者，有其理想而无其实境。”随后，1918年6月，李大钊在提出以“第三新文明之崛起”“救世界之危机”之际，对“第三新文明”的理解有了新的发展，认为“第三新文明”是东西文明调和融会的产物。他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在李大钊看来，不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而且“世界新文明”的“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也需要“二种文明本身各有激［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以中西文明交流融合开创“第三新文明”，这一认识的深化，为李大钊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时李大钊对于“第三新文明”具体形态为何尚无清晰的认识。

　　在提出“第三新文明”命题之后不久，李大钊从接踵而至的十月革命相关信息中看到了十月革命与“第三新文明”的内在关系。1918年7月，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明确指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这一论断显示出，李大钊透过“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的十月革命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他为“救世界之危机”所开出的“第三新文明”良方；对于中国而言，在已然开启的“世界的新文明”中，应该走在时代前列去主动迎接这一新文明。由此，李大钊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饱满的热情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他公开表示：“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深信中国的改造离不开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他号召中国青年应该学习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中的精神，解放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工阶级，强调：“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除去我们几个青年，举国昏昏，还有那个？”由此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民实际生活相结合的序幕。

　　在李大钊的带动下，北京大学不仅成立了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且对工农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形式也逐渐丰富。1919年成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开创了新的启蒙途径和平台。该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注重平民主义之实施，“力图把新知识分子的语文和思想传递给辜鸿铭一派文士以为可教育、没有思想和沉默无辜的‘苦力、马夫、司机、店员’等”，突破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传播范围的局限。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劳动大众的品德、智慧与力量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明确指出：“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主。地面上所有的东西，没有不由劳动者手创造出来的。……万物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斧凿的文明，比笔墨的文明，更是可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劳工神圣”的呼声由此逐步高涨，很多刊物都刊载了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残酷事实，批判统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压迫。

　　与此同时，李大钊认识到中国的革命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因而把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不仅持续介绍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进一步阐发了被压迫民族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道理。他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中写道：“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轻视弱小民族和那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势力。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权威，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战，信他必可摧拉。”

　　在李大钊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蔡和森、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也相继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以人民为本位、以世界为己任追求民族复兴认识上的升华。

　　在以人民为本位方面，在李大钊直接影响下，蔡和森发现“列宁在苏俄实行的与墨子的理想近似，但比墨子的学说更彻底、更深刻、更伟大”，因此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相信：“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表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陈独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也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通过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学说的比较实践，决心走俄国的道路，表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在以世界为己任方面，毛泽东认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恽代英明确指出：“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周恩来将个人、民族与人类联结在一起进行思考，强调：“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在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地界地放在无产阶级地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华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

　　综上所述，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近现代中国由被动应对西方文明挑战到主动迎接人类新文明来临的历史性转折，对中华民族摆脱照搬西方模式因而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以昂扬的历史主动精神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进而凝结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就此深刻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三、在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有机统一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宏阔的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命题，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上下求索、锐意进取，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一论断，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为民族和为人类的有机统一关系，是对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总结，也是中华民族面向未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方向指引。

　　首先，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追求更加美好人类未来的出发点。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活生生的人、现实生活中的人及人的劳动是全部人类历史存在的先决条件，把人民群众看作创造历史的主体，把人们的生产劳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看作创造历史的过程，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和最终归宿予以贯彻始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与建设关系出发明确人民幸福的重要性，强调：“我们要告诉党员特别是干部，使他们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与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以空前英勇的姿态站起来，成为有高度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的光荣的主人。”

　　人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不断巩固，历史性地唤醒了蕴涵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历史主动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积极性，基本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和社会发展活力得到极大激发，“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新起点，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轨道，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

　　其次，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追求更加美好人类未来的立足点。近代以来，面对前所未有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向未来的。伴随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民族摆脱了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路径依赖，开启了主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自身历史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有贯通古今、融会中西、开放自信的集大成特征。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的滋养，吸收借鉴了包括西方工业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引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既具有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贯通传统与现代；又富有更加鲜活的时代气息，联结中国与世界，彰显了中国特色与人类文明的有机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集大成特征，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于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的普遍价值，推动着中华民族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只是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再次，为人类谋进步是中国共产党追求更加美好人类未来的落脚点。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通过全面、系统比较人类文明史，高度赞赏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培养起来的“儒教的世界观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儒教和佛教所包含的合理主义”，以及“相信人类必须和人类以外的自然和谐地生存下去”的天人合一思想。基于“对于中国过去两千年的成就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优秀品质的认识”，他在与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人类未来的对话中一致认为：“未来统一全世界的既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恐怕会是中国。而且，正是因为中国有可能承担这一未来的政治作用，才使得中国赢得了当今世界令人震惊的信任。”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始终秉持“为全人类谋取最大的幸福”的责任与使命。面向人类未来，李大钊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瞿秋白也强调，中国共产党“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为提高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指出：“共产主义事业中一项极大的艰苦的工作，是要把人类改造成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民，是要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和教育，把带有各种弱点的人类改造成为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毛泽东面向世界宣告：“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概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这种面向人类未来的使命感传承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下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和国际主义追求，成为中华文明从历史走向未来的重要一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将为人类谋进步的理想付诸现实，开辟了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外交新纪元。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随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和内涵逐步被国际社会所认知和认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国际环境，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进入21世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站在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为己任，基于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深刻把握，系统阐发了文明交流互鉴思想，指出：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文明是包容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只有进行文明的交流互鉴，人类才能充满生命力，实现文明和谐，消除危及人类未来的“文明冲突”。以此为基础，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人类社会通往共生共赢、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擘画出切实可行的光明大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解决人类发展问题中的独特价值因此日益凸显。

　　综上所述，通过考察从李大钊提出“第三新文明”观到中国共产党经过百余年奋斗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近现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以构建人类新文明为指向的历史主动精神。这种历史主动精神突出地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的有机统一、深度融合，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引领时代进步、社会发展、民族复兴、人类繁荣的伟业中拥有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更加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着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中国走向世界、从历史走向未来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23年第5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