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丰富的考古资料和考古工作者的精心研究，距今一万年到七千年前中华大地各地区的交流已经展开；距今六千年到四千年前中华大地文化趋同在增强。到了大禹的时期，中原文化对周围的影响更加显著，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原文化影响的到来。距今四千年左右，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中华文明以满天星斗式的古国文明，进入由中原王朝引领的古国文明阶段。二里头文化及三星堆遗址与相关考古资料表明，中华早期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即从各区域文明独自起源，发展为以中原王朝为引领的历史格局。商王朝建立后，继承了夏王朝的青铜器和玉礼器制度，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工艺技术也更加高超。在这一阶段，商王朝的冶铜术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使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游下游和辽河流域的文化相继进入青铜时代。中原商王朝对周围方国产生的强烈影响，引领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周王朝建立后，实行分封制。周朝系统的青铜器在各个诸侯国出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中原王朝在制度层面对周围广大地区实行稳定统治的局面，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得到显著的增强。这里说的古国文明、方国等，有些是同中国多民族分布相关联的。

　　中国的地理条件有利于中华民族统一性的形成和发展。地理条件与民族的形成，民族间的差别和交往也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史学家很早就重视记载各个民族的历史。他们也注意到地理条件与民族发展的关系。杜佑在《通典》中就谈论到这个问题，他说：“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贵，实在于斯”。至于少数民族地区，则是“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杜佑在这里提出的有些论点是不足取的，但反映了史学家试图从地理条件的差别上去说明汉族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有很大不同的原因。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由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基本分布在全国的周边地区，因而与主要聚居在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相比，在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其他许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少数民族在地理条件上的差别显得更为突出。一般地说，汉族居住的地区宜于农业；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气温低，多草原、沙漠，宜于牧业。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多高山、丘陵，气温较高，宜于农业。这对于各个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见，民族特点的形成和各民族间的差别，是同地理条件之不同有关的。例如北方民族因交通便利容易走向联合，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比较快，这与他们从事集体的游牧活动、具有勇敢的精神有关。南方民族，往往局促于山地，交通不便，极不利于联系和融合。这是南方民族虽然在民族数量上超过北方民族，但在社会发展上却落后于北方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北方民族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中原地区，而南方民族却很少有过类似的活动。从民族文化来看，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的发展也不相同。

　　中国的地理条件，哺育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几十个民族，这些民族各有特点，因而产生了相互间的差别，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理条件，也维系着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间的联系，如同它维系着历史上长时期的政治统一局面一样，经久而不衰。这是因为：第一，汉族聚居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的优越，生产的发展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并在物质上、生产技术上和文化方面影响着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这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凝聚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第二，在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的地理条件下，周边少数民族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因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这种自然的内向性与上述自然的凝聚力的结合，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各族间的联系的纽带。正因如此，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尽管有时候互相攻伐，兵戎相见，有时候“和亲”通好，会盟、互市，各族间的关系歹一阵，好一阵，但总的趋势是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密不可分离。

　　中华文明的史前阶段和地理条件是有利于统一的客观形势，中华文明很早就孕育着“统一”的朦胧意识。《诗经·小雅·北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说的“溥天之下”，可以看作是一种朦胧的“天下”意识，与“统一”意识是密切相关联的。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中华民族形成前夕，时值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七国称雄，战争频仍，社会动乱，久之，人们思定。《孟子》有这样一段记载：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和梁襄王的这一段对话，集中地反映出自春秋至战国中期的时代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梁襄王提出“天下恶乎定”的问题，是担心在动乱中失去自己的统治地位。孟子说的“定于一”是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有关“孰能一之”、“孰能与之”的回答，充分表明孟子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来看待“天下”统一问题的。他用“苗槁”而“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来比喻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景是不可阻挡的，恰当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形势。

　　其后，战国七雄中，秦国孝公采用商鞅的建议，实行变法，逐渐强大起来，并先后打败东方六国，统一中国，发布多方面的统一措施，建立起以郡县制为政治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是，这种政治制度在秦朝大臣中，意见并不一致，史载：

　　丞相(王)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廷议”，李斯从周朝分封制的历史教训中得到启示，认为不可袭用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秦始皇总结得也很中肯，尤其是他说的“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可谓一语中的，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实乃点睛之笔。此次“廷议”，确立了郡县制在中国历史上实行约两千年，李斯功不可没。

　　即使在分裂时期，这种统一的思想也在政治人物的筹划之中。如东汉末年三国分立之时，诸葛亮《隆中对》为刘备策划的政治蓝图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统一局面。又如十六国时，前秦苻坚认为当时的历史形势是：“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民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这种统一的思想是非常突出的。北魏拓跋珪建立政权，与大臣议定“国号”时，有一段语重心长的谈话：“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成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他还称道“《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可见拓跋珪不仅志在继承、发展先人未竟之业，更有统一“天下”之志。到了北魏世祖拓跋焘时，进而施行“除故革新，以正一统”的一系列措施。及至北魏孝文帝时，迁都洛阳，目的是“经营天下，期于混一”。由此可见，北魏几代君主，都以实现统一为己任的思想贯穿始终。北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作出重大贡献，与这种贯穿始终的统一思想密不可分。

　　辽宋夏金元时期，人们深受“正统论”的影响，把大一统的思想与“正统论”联系起来。如金朝海陵王与大臣讨论国策时指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这是把“正统”作为最高的政治追求，而“大一统”则是通向“正统”的阶梯。这种思想在元修辽、金、宋三史得以施行并取得成果的过程中，也看得十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一统”思想在元修《大一统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史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集贤大学士建言：“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元世祖采纳建议。至二十八年书成，名曰《大一统志》。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于杭州刻印“以永于世”。次年，中书平掌政事铁木耳达实传旨，命大臣许有壬为《大一统志》作序。许有壬在序文中写道：“臣闻《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皇上体乾行健，以统理万邦，所谓一统，万类可以执一御，而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之机括系焉。”“垂之万世，知祖宗创业之艰难；播之臣庶，知生长一统之世，邦有道谷，各尽其职。于变时雍，各尽其力。上下相维，以持一统，我国家万疆之休，岂特万世而已哉，统天而与天悠久矣!”其后，明修《大明一统志》，清修《大清一统志》，当是受到《元一统志》(亦称《大元一统志》)的影响。至此，中华民族关于统一的古老的思想传统，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一言以蔽之，统一，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思想传统和不懈的现实追求。

　　上文所引李斯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力主推行郡县制，秦始皇所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的认识，反映了政治人物对政治统一(国家统一)的信念。这种信念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土壤之中，对后世有长久的影响。刘邦建立西汉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国家统一后如何保持政治统治上的巩固问题，史载：刘邦称帝后回到故乡，与故人相聚时：“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三句简单的歌词，反映了秦汉政治统治更迭后的一个中心问题即如何巩固政治统一局面。由此可以看出刘邦是一位胸怀大志的政治家。他接受娄敬的建议，定都长安也是出于同样的思考。

　　唐太宗比之于汉高祖来说，是一位有较高文化修养的皇帝，他即位之后问左右大臣一个问题：创业难，还是守成难？所谓“创业”是指隋唐更迭之际唐朝的建立，“守成”则是如何巩固唐朝的统治。简单说来，就是打“江山”难，还是守“江山”难?房玄龄回答说，打江山难，扫平群雄，推翻隋朝，经历了太多的困难。魏徵则说守江山难，因为守江山会碰到许多新问题，而且要做到善始与慎终尤为不易。唐太宗听后总结说，你们说得都对，房玄龄随我打“江山”，九死而一生，故谓之难；魏徵将随我治理“江山”，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故谓之难。好在打江山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希望诸君同我一起来好好治理江山。这一番对话，问题提得平实，但实际内容则关乎到治理国家的一个根本大计。此后，唐太宗在用人、纳谏、戒奢、慎终诸多方面都谨言慎行，以至于出现被后人称之为“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历史上所谓“汉唐盛世”局面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最高统治者极其关注如何巩固政治统治这一根本问题。

　　从历史比较的眼光来看，秦朝统一中国后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种种措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但秦朝的严刑峻法、过役人力却导致了政权的不稳，而秦二世延续了秦的暴政，加速了秦的灭亡。与秦朝历史相近的是隋朝。尽管隋文帝也说到“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天下大同，归于治理”，但他并没有像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认识到巩固政治统治是最为迫切的问题，并未在施政方采取有效措施，以致到了隋炀帝时，全国暴乱四起，遭致灭亡。史家评论说：“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这个看法是深刻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秦汉的统一，还是隋唐的统一，都展现出一个共同的历史现象，即政治的统一与民族的统一是相互促进的。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所形成的华夏族，与秦汉政治统一相一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移、大交融所形成新的民族称谓“中华”，与隋唐政治统一局面相一致。从中国历史进程来看，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带有规律性的内在联系：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发展进程上的突出特征。这种突出特征在元、明、清三朝又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

　　首先是元朝统治者怎样看待其与辽、金、宋三朝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元朝关于修辽、金、宋三史时便摆在元朝统治者面前，因在认识上得不到合适的解释，故三史撰述拖延了很久，其中虽有多种因素起作用，但根本一条，还是大一统问题。直至元顺帝时，元朝君臣终于明确了两个问题，或者在这两个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一是元朝与辽、金、宋有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二是元朝统一是包含了辽、金、宋三朝在内的更大规模的统一。正如元顺帝在《修三史诏》中所言：

　　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

　　诏书的前半段话，指出了元与辽、金、宋的历史联系，后半段话强调了元朝统一辽、金、宋三朝成“一代盛典”的功业。这两个问题在认识上弄清楚了，修三史也只是技术方面、体例方面的问题了。如此看来，《修三史诏》所包含的政治统一思想是极深刻的。

　　其次是明朝统治者如何评价元朝历史。元末，朱元璋起事时，曾发布《谕中原檄》，檄文中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号召。显然，这是用渲染民族矛盾的手段来动员反元力量，以壮大自身的声势。但在元朝被推翻后，朱元璋于建元之年，即指示撰修元史。史载：“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启十三朝实录，建局删修，而诏宋濂、王祎总裁其事。起山林遗逸之士，协恭共成之，以其不仕于元而得笔削之公也。”明朝建立伊始，即将撰修“元史”提上议事日程，这至少表明两点：一则是元朝确实被推翻了，而明朝确实建立起来了，这是朝代更替的大事；二则是显示出明朝统治者对撰修前朝史的重视，这也是自唐朝设立史馆以来的一个修史传统。明太祖朱元璋对待元朝统治者及其历史的态度与认识这一变化，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气度。

　　继而明太祖朱元璋在一道“上谕”中对史臣们阐述修史工作的意义与修撰元史的必要性，指出：

　　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惩劝，不可废也。……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其间虽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

　　在这一道上谕中，明太祖朱元璋对有元一代的政治统治有褒有贬，既肯定了曾经出现过的“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的一面，也指出了“遂至土崩”的原因。重要的是，强调了修纂元史是“以备一代之史”、“以垂鉴戒”。总的来看，明太祖朱元璋对于元朝的统一政治局面是认可的，甚至是重视的。这一点，在宋濂的一段表述中讲得很透彻：“昔者，唐太宗以开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于《晋书》，敕房玄龄等撰次成编，人至今传之。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为世鉴。古今帝王能成大业者，其英见卓识，若合符节盖如是。於戏盛哉!”这里所谓“大统”是一个双关语，既说明元朝的“大统”已成为过去，而明朝的“大统”已经开始，都是基于对历史上的政治统一历史意识的反映。

　　再次是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历史与明史撰修的重视。与明太祖撰修《元史》相似，清朝建立之初，于顺治二年(1645)即着手议修《明史》，经历90多年，至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从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四朝君臣致力于此，总裁官三易其人(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足见其用力之勤、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当《明史》刊刻即将完成之际，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年又下达了纂修《明纪纲目》的上谕：

　　编年纪事之体，昉自《春秋》。宋司马光汇前代诸史，为《资治通鉴》，年经月纬，事实详明。朱子因之，成《通鉴纲目》，书法谨严，得圣人褒贬是非之义。后人续修《宋元纲目》，上继紫阳，与正史纪传相为表里，便于检阅，洵不可少之书也。今武英殿刊刻《明史》，将次告竣，应仿朱子义例，编纂《明纪纲目》，传示来兹。着开列满汉大臣职名，候朕酌派总裁官董率其事。其慎简儒臣，以任分修，及开馆编辑事宜，大学士详议具奏。

　　显然，乾隆皇帝意在编纂《明纪纲目》，使之上接《宋元纲目》以至于《通鉴纲目》，从中可见历史意识与现实的政治统一的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从秦汉、隋唐到元、明、清，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不限于政治人物)对政治统一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心，而这种坚定的信心又是与中华民族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共同要求相互关联的。

　　自秦汉开始，中国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从中华民族发展史来看，一方面是，在统一多民族国家范围内，民族矛盾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每次大的民族组合，都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趋势，这已成为一个规律性现象。

　　这一民族重新组合的规律性现象突出地表现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和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

　　三国时期，匈奴人、氐人、羌人、鲜卑人等入居内地，跟汉人杂居，民族矛盾的机会增多了，民族融合的条件也增多了。此后，经历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战乱、南北朝的对抗、北朝的分裂，经历了北方民族的兴替、南方民族在南朝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经历了南诏的兴起和吐蕃的强大。在长时期的历史性变化中，民族分分合合，使汉族本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更新，一些少数民族得到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提高，全国封建化过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隋唐正是在民族重新组合的基础上建立了兴盛的皇朝。它们的朝廷上有来自少数民族的臣僚，它们的后宫中坐着出身少数民族的皇后。

　　五代时，在五个小朝廷中，就有三个是突厥族的沙陀人所建立的。北宋的北境，契丹占有燕云诸州，西北境有西夏。北宋号称统一，实际上并没有统一起来。在北宋时，契丹继续强大起来，女真也强大起来，蒙古更强大起来。在蒙古族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不同民族的人们，因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宗教上和婚姻上的原因，不断有大大小小的组合。在葱岭以西的许多民族的成员，也有不少人进入中国，时间久了，变成了中国人。这时，居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居民被称为“契丹”人，实际上是包含了大量的汉人，其次是女真人和原来的契丹人，还有别的少数民族，如匈奴人、突厥人、氐人、羯人等。长江以南的人被称为“汉人”，实际上也包含更多民族的人。“契丹”和“汉人”的名称，在当时主要表明政治上的不同身份，但也可见若干不同民族间的区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向淡薄了。元代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大时代，其深度和广度超过隋唐。在一定范围内，元代的民族重新组合还包含有世界性的因素。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组合，到了元代，可以说是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其后虽有满族的入关，变动并不太大。在这一次民族重新组合中，汉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力量继续占有优势，不断地对其他各族人民施加影响。

　　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进程来看，前一时期的民族重新组合的积极成果，是中华民族从形成走向发展的标志，后一个时期民族的又一次重新组合的积极成果，是中华民族从发展走向壮大和巩固的里程碑。

　　从整体看待这两个时期民族的重新组合的复杂形势，还应当关注这种形势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客观地讲，这种形式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容易滋长其民族歧视的情绪和落后于时代的思想，但对另一些人，则可以开阔视野，产生跟上历史发展步伐的思想。前者如江统的《徙戎论》，明确表示不愿看到少数民族居于沃土，不愿顾及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的思想等等，都是与当时民族重新组合潮流相悖的。后者如唐太宗，明确表示“夷狄亦人耳”，“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隋书·经籍志》和刘知幾《史通》都能肯定少数民族政权在历史上的积极作为。杜佑《通典》更是进一步阐明了因为地理条件的差异，致使民族间在文明进程上的差异，这是当时最具理性认识的民族观点。

　　此外，从唐修八史到元修三史，也可以看到民族间的差异在逐渐淡化，而民族间的统一趋势在逐渐加强、加深。

　　从整体上看待中华民族从形成、发展走向壮大和巩固与逐步深度统一的历史进程，还应认识到这个深度统一的历史进程，是经历了不同形式、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的长时期发展趋势。具体说来，中华民族经历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

　　单一民族的内部统一，主要是由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而来。有时，一个民族遭到重大的挫折，分散了，后来重新组合，形成这个民族内部新的统一。匈奴族原来是一些部落，部落与部落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史记·匈奴列传》说它：“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后来头曼单于和冒顿单于在位的时候，有血缘关系的许多部落联合起来，形成了匈奴内部的统一。松赞干布时的吐蕃、阿保机时的契丹、成吉思汗时的蒙古，都有一个民族内部统一的过程，都是由许多分散的部落统一起来，形成较高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努尔哈赤时的女真，是在金亡后女真各部分散的情况下，把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各部重新组合起来，形成了女真内部新的统一。汉族是一个民族混合体。它的祖先也必然经历过由部落发展起来的过程，但已难于详考。有的学者设想，传说中的夏禹治水，必须有许多部落参加，可能在这时形成了夏民族，而为汉族来源之一。但这毕竟还是设想，尚无从证实。

　　多民族的统一，比起单一民族的内部统一，可以说是较高的发展阶段。说是多民族，当然不限于一个民族，但在多民族中，往往要有一个主体民族。战国七雄都是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体，它们都各有自己的主体民族，而分别与东方诸夷、西方诸戎、北方诸狄、南方诸蛮以及其他民族统一起来。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也都是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它们都以汉族为主体，而分别与本地区的少数民族统一起来。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我们习惯上认为它们是汉人的朝廷和鲜卑人的朝廷，实际上它们都是地区性的统一的多民族朝廷。南朝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北朝尽管鲜卑人当权，但这个地区的主体民族仍然是汉族。秦汉、隋唐、元、明、清等时期都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元代的最高统治者是蒙古贵族，清代的最高统治者是满洲贵族，但汉族人民在这两个时期仍然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元、清的政权实质上也是蒙古贵族、满洲贵族跟汉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

　　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对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继承，而在本质上跟历史上的统一又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是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这四种民族统一的形式，是按着程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全国性多民族统一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分裂。秦汉以后，出现了魏、蜀、吴的割据。经过西晋暂短的统一，又有五胡十六国之乱及南北朝的分立。在唐与元之间，又有辽、夏、金与宋的对峙。但每经历一次曲折，统一的规模就更为盛大，元比隋唐还要恢廓。在曲折过程中出现的地方政权，就全国来说，是割据政权。从它们本身来说，也自有其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些政权的统治范围内，由于先进生产力的影响和统治者谋生存的需要，往往会出现生产力状况的改善。自三国至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是其显明的例证。地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为后来统一局面再度形成后提供了生产发展的一些条件。同时，地方政权往往也能根据本地区的特殊情况，创造和积累了处理国家事务方面的经验。隋唐的官制、军制和田制，就有不少是继承北朝长期实行的制度。从历史的某一片段来看，确切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状态的存在，但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

　　如上所述，中华民族在思想统一、政治统一、民族统一的发展中，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并不断地维系着、加深着统一的趋势。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始终存在着一种推动力在促进这种统一趋势的深度和广度，这就是各族间始终存在着的历史文化认同的意识和趋向。历史认同包含血缘、地理、治统等，文化认同包含心理、制度、道统等。历史的联系是割不断的，文化的浸润是抹不去的，故历史文化认同是一种极深层的推动力。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这里我们只选择治统和道统两个重要方面予以论述。

　　首先谈治统方面的认同。“治统”是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它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的连续性的观念。对此，司马迁已经作出了他那个时代的记述与解说。《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及西汉前期诸帝本纪等，还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已清晰地描述出“治统”的轨迹。再者，历史上种种正闰之争、“中国”之争、正统之争，而总的方向都没有脱离“治统”的轨迹。“治统”的渊源，自是“五帝三王”；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内涵则往往又是指汉唐政治。唐高祖李渊说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诸皇朝“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册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云云，则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宏大气度。这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对于“治统”的共识。元初，大臣王鹗向元世祖建议修撰前朝史，指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至元末，元顺帝诏命修前朝史，认为这是为了“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世，做一代盛典”。

　　其次说道统方面的认同。这在本质上是指周公、孔子以来的思想传统。其人生价值的理想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必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立身行事的准则，是仁义忠信；其社会伦理思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处事方法，是主张“中庸”等等。这些都是经书所提倡的。《隋书·经籍志》在论述儒家经典的作用后强调说：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

　　其后，清代修《四库全书》，其经部总叙说：“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隋书·经籍志》总序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即精神文化的一次总结；而《四库全书》经部总叙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又一次总结。期间，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岁月，同时也包含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的思想认同，进一步反映了所谓“道统”的传统。这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同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大一统思想正是历史文化认同的一种恢宏的反映。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大一统的思想本质是：

　　大一统的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凝聚力。这种力量的渊(源)泉，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内容丰富，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更占有重要地位。“华夏文明”照耀在天地间，使我国人民具有自豪感与自信心，因而是无比的精神力量。它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这“华夏”与“中国”不能理解为大民族主义或者是一种强大的征服力量。它是一种理想，一种自民族国家实体升华了的境界，这种境界具有发达的经济，理想的政治，崇高的文化水平，而没有种族歧视及阶级差别，是谓“大同”。当然这种境界是逐渐形成的，由大一统的政治统一过渡到社会性质的变迁。

　　历史对人们总是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和大一统思想的传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种启示作用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

　　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与各族历史文化认同趋势相悖的言论和思想，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言论和思想并不符合与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应当强调的是，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国人由此震惊，眼界和思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家观念、疆域观念、民族观念、文化观念等等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在多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产生了“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情感和道义”，这个“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高层”，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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