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在于有着坚强的政治力量——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许许多多拥有崇高理想和奉献精神的中华儿女。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中国近代以来任何政治力量都不能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关键在于其有着独具优势的政治力量，能够“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具体层面，政治力量就是广大优秀党员干部汇聚而成的一股为人民所信服、为人民所支持、为人民所信仰的力量。这种坚强力量是靠一个个党员的政治行动和政治形象构建起来的。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周恩来为党员参与构建坚强政治力量做出了重要示范。2018年，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习近平强调了周恩来道德形象的重要意义，但目前学界对此研究还不够充分。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对周恩来道德形象的内涵、历史表现、形成过程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共产党政治凝聚力建设的作用等问题做一点探讨。

　　从精神内涵看，周恩来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凝聚力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持和动力基础。在党的历史上，有两大道德模范常被提及：李大钊和周恩来。李大钊一生为中华民族谋幸福、为共产主义不懈奋斗。他严于律己，并将道德守持同新科学理论统一起来，认为“道德者，宇宙现象之一也……故其发生进化亦必应其自然进化之社会”，并推重“依吾儒忠恕之道，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以自重而重人之人格，以克己之精神，养守法循礼之习惯”。李大钊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改造中国和完善自己的生活，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推进大革命事业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在生活中与妻子赵纫兰相濡以沫、不离不弃。最终，李大钊不幸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张申府称赞他为“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说“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家，都是无可非议的。他的思想的前进，他的行动的积极，他的为人的纯洁，他的对人的温厚，他的道德的高尚，他的革命情绪的热烈，所有这些兼而有之，真可说是一时无两”。

　　同样，周恩来年轻读书时就有了立大德的志向，注重砥砺品行、知行合一。周恩来早年在阅读美国教育史家孟禄的相关著作时，产生了强烈共鸣，认识到待人接物应持良心正理。他说：“夫人格之造就，端赖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1918年，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于日记中写道：“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在回答好友关于人生选择的问题时，他又指出：“应该考虑国家的需要和个人在哪一方面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决定取舍。”周恩来在青年时能阅读英文和日文的报刊书籍，这为接触马克思主义提供极大助力。由此，他很早就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1920年，张申府（后成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在陶然亭集会上对周恩来印象非常深刻，说周恩来“气度不凡，侃侃而谈；头脑清醒，思维缜密；谦虚而热情，积极而肯干”。

　　1943年，周恩来对自己一直遵奉的修养要则做出系统归纳：“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周恩来以身作则，恪守马克思主义道德。他还提醒党员干部要注意提升精神修养，要“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中华传统典籍《周易》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周恩来将正人君子修身自律的传统美德与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事业统一起来，展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对共产主义精神的光大发扬，堪称无产阶级道德楷模。

　　周恩来具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他政治坚定、踏实肯干、认真细致，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奉献终身。南开大学的同学潘世纶回忆，周恩来在开办《学生联合会报》时，“不怕麻烦，不辞辛苦，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当无名英雄”。面对紧急事件时，周恩来能做到心细如发、从容应对，如李逸民回忆，周恩来在指导南昌起义时要求每位战士买一条白毛巾、右臂上扎一块红布、电筒玻璃上剪一个红十字贴，并亲自展示给他们看。此后，进军潮汕的南昌起义军主力由于实力悬殊，作战不利。周恩来生病发烧，体温高达40度，但还在前线坚持指挥作战，这给了干部战士极大鼓舞。在顾顺章叛变、上海中央局面临暴露的危险时，周恩来及时筹划，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几乎“两三天里都没有合眼”，成功化险为夷。在参与指导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时，周恩来“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甚至对“部队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子弹，这回仗伤亡多少、补充多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从而为战斗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在办理新中国外交事务时，周恩来不仅对国际大环境了如指掌，而且在细节小事上极为周到谨慎，总能表示出对其他国家的妥当尊重。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从来没有歇过一天假，一天顶多休息五个小时”，把全部精力投身党和国家事业，甚至在晚年身罹重症的情况下，仍要求抽出一些时间工作，将“小我”完全融入了“大我”。

　　周恩来始终心系群众。他坚守不忘人民、为了人民的初心，注重调研群众生活，积极为群众发声。在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就一直以联系群众和向群众学习为工作生活准则，在党内广受赞颂。例如，李锐和范元甄（两人当时还是基层干部）在通信中就以周恩来为榜样，勉励对方投身到联系群众的组织工作中去：“一个政治家是应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政治家并不是只背政治原理的高高在上的官僚，很明显的例子如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国家总理，直接指导过南粮北调、三门峡水利建设、轻工业发展等重要民生工程。对此，他在第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道：“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质和根本性质的任务”。1966年，周恩来在华北局会议上提出：“光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这个（实际）不行”。而在听闻华北革命老区部分群众仍然生活贫困时，他格外动容，说：“现在老区，尤其是山区连余粮都没有，对这一点，我很不安心。我对华北有了感情。我过去是在华北受的资产阶级教育。现在，我还是在这里，在这儿要活一天干一天。”周恩来强调，一定要解决华北地区的粮食供应和水利设施建设问题。

　　在私德方面，周恩来真诚、热情、礼貌。党内外很多人士都得到过周恩来的悉心帮助。全面抗战初期，荷兰进步友人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在拍摄武汉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活动期间，得到周恩来很多关照。伊文思说，自己这才“对周恩来的伟大、深谋远虑和文武全才有所体会”。作为新四军重要领导的叶挺在筹组新四军军部期间与周恩来交往密切。他赞许周恩来“总是那样的关心人，了解人，帮助人”。周恩来与民主党派人士、文化界人士、科学家等社会群体有着广泛交往，向他们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帮助。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做好知识分子工作，要对他们的物质生活给予照顾。很多党外人士因此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关心知识分子工作。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为社会主义服务，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鼓舞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四光、陈翰笙等知名知识分子从海外归来，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去。

　　此外，周恩来与妻子邓颖超一生恩爱有加、相互支持。他们在创办觉悟社时相识相知，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革命情谊为追求，为了革命事业而放弃孕育子女，却将众多烈士的遗孤视若己出、尽心抚养。一直以来，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品行都为人们所钦佩，而他们也因此成为党内的模范革命夫妻。对此，1944年于晋察冀工作的干部刘荣在日记中写道：“理想性的情人首要标准是政治上开展进步和高度的革命道德，坚定不移地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在革命的坦途上奔驰，夫妇之乐革命之乐无限。唯一范例，有党中央领袖周恩来夫妇等光辉照耀着。”基层干部都将他与邓颖超的革命爱情视为榜样，由此更加可见，周恩来的道德形象多么丰满立体、深入人心。

　　周恩来多次在关键时刻为我们党的团结凝聚起到重要积极作用。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以及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和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等职务，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具有一定威望。例如，在北伐战争中，地方干部和战士将周恩来关于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的指示与党的意志等同起来，认为“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东战争的经验总结”“只要坚决执行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能打胜仗”。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1928 年，周恩来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至1930 年春去莫斯科之前，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妥善参与处理了顺直问题、江苏省委问题等。他办起事来有条不紊、思路清晰，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意识，讲究方式方法，善于通过思想疏通、说服教育的方式解决问题，给党内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1930年，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团结同志、乐善好施，令众人钦服，既妥当处理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又对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同志受到过度错误批评表示同情，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回国工作问题。面对李立三脱离革命具体实际的激进做法，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进行直接干预，推动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促使王明等年轻的留苏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党内引发不小争议，有回忆提及：很多地方党组织听说中央变了，出了个王明，大家非常怀疑。但听说周恩来还在，于是相信这个中央。出于实际工作需要，共产国际主导下的中央核心领导层仍遵从新老结合的安排。周恩来虽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遭到错误批评，但他政治立场坚定、工作经验丰富，同样受到共产国际认可，成为这一特殊时期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支柱力量。此后，深受广大基层干部信任的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常委，兼任中央军委书记，负责军委和苏区工作，在凝聚党内人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周恩来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指导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胜利。由于当时李德、博古等占据领导地位，周恩来一方面要维护组织纪律，另一方面又要设法修正指挥不当的问题，就更发挥出其“顾全大局，善于处理党内分歧和矛盾”的本领。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纠正了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提出的军事组织路线，为新领导集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瓦窑堡后，中央决定陕北红军组成红二十八军，并任命刘志丹为该军军长。周恩来多次叮嘱宋任穷等由红一方面军派往红二十八军的同志，“要尊重刘志丹同志，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体现出他无时无刻不关心党内团结。1945年6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周恩来成为五位书记处书记之一，与其他四位书记共同致力于建立新中国。

　　周恩来长期负责统战外事工作，对新中国外交系统的初步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章汉夫、龚普生、伍修权、王炳南、柯柏年、温朋久等新中国初期的外交干部，均与周恩来有着长期密切的工作联系。有学者强调，“周恩来自抗战前夕起在中共对外交往领域逐步积累了丰富的人际资源，周恩来长时间的领导地位、实践经历、个人魅力对这批党内外交、外事、外宣干部仍构成巨大的向心力”。曾在周恩来等指导下工作的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也回忆道：“在那时候同志们也就经常这样说，‘在工作中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周恩来细致到位的工作指导，使许多在当时艰苦环境中工作的干部感到精神上有支持。

　　也有许多在其他部门工作的党员干部受到周恩来精神品格的感染。例如，在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时，周士第便已对周恩来不辞劳苦的工作精神有所耳闻，而在指挥部见到周恩来后，他更不禁感慨：“那坚强的意志，艰苦的作风，和蔼可亲的态度，更加增强了我们的勇气和胜利信心”。1934年，由于国民党军不断“清剿”，鄂豫皖根据地不断缩小，红军伤亡严重、士气相对消沉。1934年6月，周恩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找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谈话，向程子华阐明了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必要性，要求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群众基础、地形条件和粮食储备等因素灵活发展新区。谈话结束后，程子华不禁感慨：“周副主席考察分析形势和前途是这样的清晰，了如指掌；他对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深切关心，他对党和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成为催我就道的一股巨大的力量”。

　　周恩来广受人们称赞的道德形象之形成可从这一形象的特质、中国的时代现实需要、道德形象的传播三方面来看。

　　（一）周恩来道德形象的特质

　　周恩来为人处事既原则分明，又讲究方式方法。他拥有卓越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这反映在党内外各人士对他的种种评价中。北伐战争期间，粟裕聆听了周恩来的演讲认为，周恩来的讲话给广大北伐官兵注入了革命热情和革命勇气。对此，粟裕回忆道：“他那爽朗明快的语言，鲜明的观点，透彻的分析，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坚定态度，给大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讲话，总是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徐向前回忆道：“恩来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很善于谈判，讲话能打动人。”伍修权也提及周恩来演讲时的情形：“他讲话时不要稿子或提纲，滔滔不绝地一讲就是半天，有理论，有感情，时时透露出他的见解深刻、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和为人的谦逊诚挚”。

　　周恩来重情重义、善于体察人伦世情的道德形象，令党内很多干部心存感动，催生了许多广泛流传的故事。周恩来从1939年开始领导南方局工作，当他回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整风运动负责人李维汉问他：南方党组织中所谓“红旗党”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周恩来回答他：“正在清理，没这回事”。1935年8月，红军过草地时，周恩来因病重只能躺在担架上行进。杨立三自告奋勇地参加抬担架，“整整6天6夜不离左右，终于和战士们一起将周恩来安全地抬出了草地”，这令周恩来一直感激在心。1953年，杨立三病故，周恩来亲自前往，为他抬棺送葬。此外，上文提及的周恩来团结同志、广交朋友的事例亦是鲜明印证。

　　不少外国人士也对周恩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例如，费正清这样评价周恩来：“周恩来的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是一位浓眉、英俊的贵青，却为民众献身；作为个人，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的事业。”谢伟思同周恩来接触更多，他说：“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人。”“我未见过周发怒、发火或心烦意乱。他总是那么平静、镇静，我没有见过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周是一个令人惊服的人，很难找到他的缺点。周使与他谈话的人很愿意与他谈。他与人谈话时很专心地凝视着与他谈话的人，使人感到很亲切。”“有人说周易于妥协是不公道的。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性的人。”1940年，日本共产党负责人野坂参三主动要求与周恩来一起前往中国延安，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他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统战事业上做出的努力印象深刻，此后将周恩来在外交上奉行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思想当作日本共产党的战后政策诉求，加以广泛宣传。

　　在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锻炼出了卓越的谈判能力，掌握了许多周旋应对技巧，这是他后来具备突出社会交往能力的原因之一。很早开始，周恩来就负责党的情报工作和外联工作，如最早在上海成立的中央特科便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此后，周恩来还多次领导参与了与国民党反蒋势力和反蒋地方军阀的秘密谈判。抗战初期，他曾与阎锡山、傅作义等商谈，给他们留下了颇为良好的印象，为八路军进入山西开展统战工作和壮大自身力量奠定了部分基础。此后，他陆续参与西安事变解决方案会谈、国共合作谈判、重庆谈判等重要谈判。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与蒋介石会谈时一口气提出八个报告，要求“放人、发饷、放车、发照”，既有临危不乱的气魄，又有条分缕析的理性。在这些谈判中，周恩来同各方人士斡旋磋商，“原则上坚定不移，方法上又灵活多变”，展现出过人智慧。

　　周恩来的谈判能力之所以能获得广泛认可，重要因素之一是他与国民党人士、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等不同群体有着广泛联系。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蒋介石、邵力子、陈诚、宋希濂、郑洞国等国民党人士都有交往。华北事变后，国共双方释放出合作信号。在共产国际和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周小舟、吕振羽等开始与谌小岑、曾养甫等秘密接触。谌曾二人在天津读书时便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在五四运动时也是天津觉悟社的成员，且与国民党、日本等方面均有联系，与他们进行沟通，构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一条暗线。周恩来还借用自己的黄埔军校校友身份同和黄埔毕业生谈话，发出合作抗日号召。谈话中，他既真切回顾了旧谊，又有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之英勇：“余与各黄埔同学离别以来，不觉荏苒经过十年矣。……然此事件国家事变实为最为痛心，使人兴无限之感慨，特别近五年来暴日之侵略有若狂风暴雨，中国半壁河山已经沦亡，而国民革命军中黄埔学生自国难发生后不少慷慨悲歌之士，淞沪喜峰各战，黑山白水之间，牺牲喋血者大有人在，然黄埔同学则不多见。红军中黄埔同学为救国救民之目的，为北上抗日、为联合各友军共同抗日，曾经作过十分光荣之战斗，卒于使红军成为中国抗日部队之最强固的势力。……以黄埔之革命精神、团结抗日之武装；以黄埔之革命精神，誓与暴日相抗战”。

　　武汉失守后，桂林成为进步知识分子集中地，周恩来几次到桂林，同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胡愈之、杨东莼、张志让、千家驹等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在此后也投身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1940年10月，国民党发表“皓电”，无理提出黄河以南的我军部队要北撤的要求。除了在军事上予以安排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各界进行解释，如周恩来和董必武曾联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张申府、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等知名民主社会人士，争取他们的道义支持。这些知名民主社会人士后来也反过来表达了对周恩来的钦佩和赞许，如梁漱溟在总结其一生时谈到，陶行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是他“亲切结识的并世人物而衷心折服者”，而“周总理信乎为遗爱在民的好总理”。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主管外事外贸工作，代表我国出席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重要外事活动。他在这些世界级会议上不卑不亢、慷慨陈词，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重要外交思想，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风采。

　　国民党方面也有不少关于周恩来道德形象的记录。一些具有爱国进步倾向的国民党人士，如张治中、屈武等，与周恩来早有接触，他们对周恩来的评价也相当高。张治中说：“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后来，他在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劝导和关心下，投身到维护国家和平与民族团结的事业中去。屈武很早便对周恩来景仰有加。1949年4月，他代表具有和平倾向的国民党人士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充分见识了周恩来周到的为人处世方式和对于和平问题的深刻认识，甚至“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

　　（二）周恩来道德形象符合中国的时代现实需要

　　周恩来道德形象还符合中国的时代现实需要。周恩来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他随伯父北上，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后又留日、留法，属于党内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革命知识分子”之一。在前现代的欧洲，“知识分子”多从事与世俗生活有一定距离的学术研究工作，如物理学研究、神学研究、数学研究等。而在中世纪，“知识分子”往往指“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从事精神劳动、以教学为职业的教士”。进入“革命年代”，“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出现了转捩；瞬息万变的革命生活离不开行动上的灵活机变，并且时常造成理论与现实的错位，于是，知识分子如何与革命的现实需要相契合，就成为一个难题。例如，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认为，“历史的大道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要穿过开阔地，灰尘漫漫，遍布泥泞，有时还要穿过沼泽和丛林，如果担心沾染灰尘，弄脏靴鞋，那就永远不能参加群众运动”。他认为，个体行动只要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正义事业的利益”，就不仅允许，而且值得赞扬。知识分子的这种转变充分表现在俄国的革命历程中，并带来一些争论，使得“革命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同政治与道德间的张力纠缠在一起。

　　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一向关注政治伦理，包括从政者的道德人格，敏感于政治经验、政治经历之于人的意义”，强调“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之事”和在“经世”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塑造。这与革命年代的实践需要不无相通。从传统士大夫到五四青年，这种讲求修身自律、养成合群之德并涵泳于现实的入世精神源流并未中断。很多五四青年也由此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之路。青年周恩来也一样，而这主要反映在他的家庭背景和早年经历当中。周恩来出生的江浙地区文教传统发达，抚养他长大的母亲仁慈善良，早年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曾就“一年之计在于勤”“爱国必先合群”“国民宜有高尚思想”等主题写出数篇文笔流畅精悍、思考独到深邃的文言文论文。成年后，周恩来前往天津求学，之后又留学海外，很早就参加组织觉悟社等进步团体，锻炼了交往能力、开阔了社会视野。周恩来的出身与经历是与中国共产党许多早期成员不同的。《易经》和《论语》分别对“君子之德”进行了概括：“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怀，能屈能伸，此谓君子之道”“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平等待人、质朴求真、忠恕之道、温良恭俭、谦虚谨慎、周而不比、合群之德等，也是周恩来的精神底色。在风雨如磐的年代，周恩来将传统美德与革命政治生活的要求结合起来，铸造出其革命知识分子的道德蕴涵。

　　正因如此，周恩来的道德形象尤其能打动人心。曾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苏区时期与周恩来多有接触。对于身处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政府之间的周恩来，他说：除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指挥艺术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以外”，“还对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作为一个中国革命者对我国传统道德的继承发扬，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南昌起义失败后，叶挺一度对前途感到悲观，周恩来鼓舞他道：“我们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啊！干革命，成功不必在我”。周恩来的话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体现了中国气韵。例如，传统典籍如《道德经》强调：“功成不必在我。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三）周恩来道德形象的传播

　　周恩来之所以具有广受称赞的道德形象，也离不开公众媒介的宣传与纪念。根据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类社会报刊上关于周恩来的报道共有 2008 篇：1920 年—1929 年有 18 篇；1930年—1939 年间有 269 篇；1940 年—1949 年有1721篇。可以看出，有关周恩来的报道在1937年国共合作抗战后明显增多，社会公众对他的认识也从主观臆断趋于真实可感。例如，1937年在上海创刊的《国民》相对完整地报道了周恩来的革命经历、性格特点和为国家民族所做的贡献，说周恩来“始终以最积极最勇敢的姿态”作艰苦无比的斗争，其日常生活刻苦耐劳、朴实俭节，“对待不论党内或党外群众，都是诚恳和蔼，没有不为他所感动”。

　　1949年—2000年，《人民日报》有关周恩来的文章报道共计4348篇，涉及周恩来所参与的国内外各方面活动，足见周恩来的活动事迹和形象表现传播范围之广。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周恩来总理的大量影片被搬上电影荧幕，周恩来温和可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奉献一生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深入人心，代表作品有《周恩来》《周恩来的外交风云》《周恩来在上海》《周恩来在大连》《周恩来回延安》《百年恩来》《周恩来万隆之行》《友谊之路》《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等。影片《周恩来》的导演王永宏曾深情回忆自己的拍摄动机：“六七十年代我经常参加拍摄周总理活动的纪录片，次数多了，周总理都能叫出我的名字。他对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关怀令人刻骨铭心”。他还说，周恩来时常关心随行人员是否吃了午饭，并将服务员递上的毛巾优先让给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种种温暖的细节不胜枚举，令王永宏非常感动，因此在电影创作中，王永宏集中表现了周恩来的优秀品德，突出周恩来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让整部影片极富有感染力。周恩来生平文稿等资料也陆续汇编成集出版，其中包括《周恩来选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周恩来军事文选》《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周恩来旅日日记》《周恩来青年时代诗集》《周恩来问答录》等，为人们直接接触周恩来的所思所为提供了宝贵渠道。此外，还有各类出版物、研究著作、公众展览和纪念活动等。这都加深了人民大众对周恩来道德形象的了解，也加深了他们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

　　总的来看，周恩来的道德形象集中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它对于新时代中国政治凝聚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和现实证明，要想在一个国家开展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一定要拥有一股坚强有力、进步成熟的政治力量。力量不仅意味着有能力，而且意味着有道德。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这一点更为重要。关于这一问题，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给出了深刻回答。推翻帝制以后，北洋政府本质上仍延续着“军绅政权”的统治，连绵不绝的派系纷争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更激发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展开反思。李大钊发出“一群之中，必有其中枢人物以泰斗其群”的呼吁，认为应“别造”一新“中心势力”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群体；在抗战后期，南京国民政府日益陷入治理模式弊端的泥潭，对内过度汲取，对外御敌不力。对此，毛泽东指出：“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力量，现在已成了战胜民族敌人、解放中国人民的中心力量。”纵览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20个现代化国家——丹麦、瑞典、瑞士、荷兰、美国、比利时、新加坡、德国、挪威、芬兰、爱尔兰、法国、英国、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加拿大和新西兰——虽政治力量主体不尽相同，但均有相对稳定的政治力量建设理念。广大后发国家由于历史负担沉重，大多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如印度。印度国大党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便已出现分裂，稳健派态度消沉，极端派又“缺乏采取有效行动的力量”，而 1947 年印度独立后，处于执政地位的国大党又为社会精英所垄断，使印度的社会利益长期得不到公平分配。2021年，印度人均GDP仅2280美元，只有中国同期水平的约五分之一。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成功，正在于其有着政治力量建设的独特历史经验。这从根本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我们更需要具备坚实的道德道义基础和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以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周恩来的道德形象是我们党在思想建设和政治凝聚力建设中留下的宝贵财富。在新时代，进一步挖掘周恩来道德形象的内涵、赓续周恩来道德形象体现的精神，进一步扩大其社会影响，就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从党的思想史和发展史看，周恩来是我们党政治凝聚力建设中的精神榜样和思想奠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习近平指出：“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邓小平也强调，毛泽东和周恩来“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周恩来总理“不忘初心、坚守信仰；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热爱人民、勤政为民；自我革命，永远奋斗；勇于担当、鞠躬尽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他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他的种种感人故事和温暖感动着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于周恩来道德形象的阐释和传播，必定能够凝聚民心、聚集民力，激励人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中继续前进。

　　第二，从方法论上看，考察周恩来总理道德形象的形成，有助于传承并发扬党的领导人及各级优秀党员干部的政治和道德形象资源，为党的政治凝聚力建设提供更多有益借鉴。周恩来的道德形象意涵丰富、系统立体，其形成反映的是老一辈革命家矢志不渝坚持的革命操守、“放眼世界，广交朋友”的开阔胸襟，以及为人民办实事谋福祉的正心诚意，反映的是我们党风清正气的精神历史传统。

　　第三，从党的建设看，领导人形象与党的力量在基层的具体化密切相关。党的形象和政治凝聚力建设，离不开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广大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这方面，周恩来的道德形象对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也有重要意义。如果每一个党员都了解周恩来的道德形象，都将周恩来当作自己的道德榜样，都在生活工作中借鉴周恩来的智慧和做法，那么，假以时日，周恩来这个个体党员的形象就能转变为党的文化，进而转变为党的美好形象。

　　（作者简介：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张蓝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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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