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正确认识我国所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科学研判当今国际局势、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进而顺应时代潮流、实践要求积极谋划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是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试从以下十一个方面进行阐发。（一）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同时又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一历史时期，而且还处于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即腐朽向垂死阶段过渡这个特定的更小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向垂死阶段过渡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二）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撕裂及局部战争连绵不绝等多重危机爆发，表明全球第五次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到来。（三）在其国内危机深入发展、不可摆脱之时，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头羊则首先是采用种种软硬手段直至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手段，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各大国转嫁危机。（四）压迫剥削愈烈，各国人民反抗斗争便愈烈。（五）丢掉幻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六）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不会拯救而只会进一步加速资本主义向其坟墓迈进。（七）战争包括世界大战都同样无法挽救帝国主义最终灭亡之命。（八）美国纸老虎的一面将进一步得到极大的暴露。（九）未来三五十年西方营垒中，将有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转到世界左翼甚至社会主义阵营之中。（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世界，其中包括美国。（十一）当今世界已开始进入大动荡、大觉醒、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世界社会主义灿烂的春天在前。本文原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8、9两期，刊发后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本公众号刊发该文时，作者又对此文个别地方增添了新的例证。为方便阅读，本公众号按照文章结构将上述十一个方面依次推送，以飨读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笔者十分赞成习近平总书记以上这一重大的战略判断。这一重大战略判断，一是强调“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二是强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我们必须坚定信心；三是强调“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这说明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关于“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而“坐着不动”“也没有最后胜利”这一朴素且深刻的真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新春天，是各国人民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奋斗中赢得，绝不是在敲锣打鼓中坐等送来。未来三五十年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必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上述重大战略判定的完全正确。

　　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当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所处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呢？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基本原理与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作出的这一重大结论，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历史学家常用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把石器时代称为“原始社会”，把青铜器时代称为“奴隶社会”，把铁器时代称为“封建社会”，把蒸汽机、电力时代称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生产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之中；生产的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如列宁所说：“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毛泽东所说：“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所以，在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其中包括生产力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力中的人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工具仅仅是人在一定社会中发现和发明的科学技术在现实生产力中的物化。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并必然在生产中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而产生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从而形成客观存在的生产关系。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用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不同阶级来确定和划分“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形态，并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时代”这一概念。

　　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大的历史时代，同时也处于列宁所说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小的历史时代。1957年12月16日，毛泽东指出：“历史分期问题……很多人不以所有制去分，而以工具去分。”我们常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但社会经济基础的核心是所有制，是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阶级性质，并进而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绝不是以生产力其中包括生产工具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来决定社会的阶级性质，并进而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但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则会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只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不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反作用，就是机械唯物论或庸俗唯物论。正因如此，1959年10月，毛泽东在同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会见时指出：“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又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本质上都是以所有制来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按照列宁划分时代的标准，我们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这一“大的历史时代”细分为三个较小的历史时代：一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二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三是帝国主义时代。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同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因而，这两个时期的资本主义都处于整个人类历史的上升时期。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恩格斯在1876~1878年的《反杜林论》中指出：“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担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这也就是说，在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同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其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竞争。此时国际资本在全球的所谓自由竞争、榨取剩余劳动或赚钱相对于封建社会是比较文明与进步的，是值得肯定的。当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速集中并日益垄断就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竞争必然导致垄断。这不以任何人、任何集团的意志而转移。帝国主义时代则是垄断的、寄生即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时期。早在1914年，列宁就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1915年12月，列宁明确指出：“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1916年上半年，列宁在其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更是十分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也就是说，在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最为深厚的经济基础是竞争；在帝国主义时代，最为深厚的经济基础则是垄断。所以我们说，资本在帝国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的寄生性即腐朽性和垂死性是资本垄断性发展和派生的必然产物。冷战结束后，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旗帜、为工具，不仅在各个资本主义大国，而且力图通过金融垄断，进而在全球实现原材料、产业、科技、军事乃至政治、文化等全链条垄断。列宁又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这就是“半殖民地”。资本输出“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生产关系下，以所谓自由竞争为手段，以榨取剩余劳动或赚钱为目的的庞大国际资本，必然在全球形成金融、科技等各种寡头并企图“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这时主导全球的国际垄断资本相对于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来说，则是寄生即腐朽的东西了。列宁还说：“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917年4月，列宁指出：“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1920年7月，列宁又强调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因此，从本质上说，帝国主义时代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深入发展的今天，只要认真读一读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著作，任何有起码良知和公正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部字数不多的著作，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样，其理论、历史与逻辑有着高度的内在统一，在人类文明史和重重迷雾之中是一座愈发闪烁着巨大真理光芒、照耀人们不断顽强前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灯塔。任何偏见和诡辩，都无法使其消弭。很可惜，一些年来，读此著作的人不多了。也有一些人，忙着去搞所谓的“金融创新”了，而对垄断资本控制的金融的本质不甚了解，甚至把所谓的“金融创新”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

　　列宁还明确指出：“‘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当年列宁所指出的以上现象，现在仍然在国内外普遍存在。正因如此，认清我们当今时代的性质，则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笔者认为，列宁当年在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金融资本统治的金融帝国主义的简称；列宁当年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简要表述；我们常说的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也正因如此，如果使用列宁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提法，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直接、更加深刻地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有助于深刻认识当前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主要事件的本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信心，有助于找到科学应对的战略举措。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从来没有否定当今世界的时代性质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恰恰相反，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了这一时代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

　　早在1935年，毛泽东就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1937年，毛泽东还指出，“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列宁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969年3月，毛泽东在召集有关人员的碰头会上明确指出，“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1973年6月1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当谈到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时说:“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时代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过的话为证。报告中要指出注意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此外，应多引用一些马、列的话。”

　　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曾协助毛泽东主持撰写《九评》。1960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拉丁美洲12国兄弟党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不同的解释，发生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论断合不合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概括地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的特征没有改变。”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陈云在1989年十分明确地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江泽民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2005年，胡锦涛指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2016年6月25日，习近平与普京在北京共同发表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当前，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增加，我们对此感到担忧。这一趋势的危险性首先在于，个别国家和军事—政治同盟谋求在军事和军技领域获得决定性优势，以便在国际事务中毫无阻碍地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实现自身利益。他们公然无视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安全基本原则，企图以牺牲他国安全换取自身安全。这一政策导致军力增长失控，动摇了全球战略稳定体系，与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实现普遍、全面裁军的理念背道而驰。”这一论断，不仅间接肯定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存在，而且还充分肯定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结论。

　　不管承认不承认、正视不正视、认识不认识列宁所界定的时代，它都时时刻刻存在于当今世界和各国的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存在于我们亟待统筹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我们进行科学顶层设计中亟待弄清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和客观现实问题。

　　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同时又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一历史时期，而且还处于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即腐朽向垂死阶段过渡这个特定的更小的历史阶段。这一更小的历史阶段的起始点，可以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算起。这一更小的历史阶段有多长呢？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因此无法给予准确的答案。苏联当时正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引发着毛泽东的更为深刻的思考。1964年7月5日，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五代十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亲自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毛泽东还说过：“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笔者认为，毛泽东上述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艰难的程度与苏联被和平演变新的历史情况的新的认知。这一预言性的判断是科学的。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的上述判断，极可能是根据毛泽东的上述判断而作出的。只不过毛泽东的表述是“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五代十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邓小平的表述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帝国主义由垄断的、寄生即腐朽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垂死的资本主义过渡其中包括垂死这个更小的历史阶段的来临，是说帝国主义遇到了制度性的根本危机，但并不表明帝国主义明天或后天就要崩溃。环顾全球，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激烈震荡，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等准备还远远不够，资本主义还有不少的调节余地，正因如此，这一包括帝国主义垂死阶段在内的更小的历史阶段可能还需要长达近百年乃至几百年时间。从一定意义上讲，帝国主义的垂死阶段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阶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此消彼长，但又相互依存，一方面的存在是以另一方面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帝国主义的垂死阶段有多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阶段就有多长；或者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阶段有多长，帝国主义的垂死阶段就有多长。但这亦并不是特指现在某个一国独大的帝国必然还有长达一百年乃至几百年的寿命。某个一国独大的帝国即使衰败甚至垮台了，亦可能诞生新的帝国主义接续它的生命。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才如毛泽东以上所说：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邓小平所说：“决不能掉以轻心。”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彻底胜利还有一百年到几百年时间，就对当前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事业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我们今天进行和平建设的幸福生活，就是千百万先辈昨日浴血奋战为我们换来的；我们今日的艰苦奋斗，就是为了我们后辈乃至全人类过上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更加美好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常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的高尚之处就在于此。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一个伟大的预见。在当前和今后一些年月，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我们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同时又正在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就必须增强战略预判，尽可能减少不确定和难以预料的因素，包括可能发生的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强调“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正因如此，认清当今世界和我国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方位，这是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思想理论的根本前提条件，是制定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的理论基础。伟大的时代，必然会诞生伟大的思想。如果说，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承担了它们各自的任务，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从垄断向寄生即腐朽阶段过渡的某些特殊规律的话，那么，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并正在揭示着帝国主义从寄生即腐朽阶段向垂死阶段过渡的某些特殊规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帝国主义从寄生即腐朽阶段向垂死阶段过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定位，才能真正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世界、历史意义，才能更好地承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使命，才能到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的地。

　　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从当今世界与我们党和国家所处历史时代、历史方位的高度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帝国主义从寄生即腐朽阶段向垂死阶段过渡的马克思主义，就有助于同时认识帝国主义所处的历史时代、历史方位和本质、本性及其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才能更加全面、准确、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作出的关于“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等一系列重大判断的重大理论意义、重大政治和历史意义、重大现实意义。全面、准确、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与当今时代特征、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体系，有助于把握当今世界和我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负人民和时代重托，从而进一步充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新姿态，赢得新的伟大的胜利。

　　（作者简介：黎明，yl23455永利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