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是“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作为“第二个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强大思想武器。新时代，正确理解毛泽东“第二个结合”思想离不开哲学的整体视角。梳理近十年来学术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关注重点，主要聚焦在思想的形成与当代价值、群众史观、“两论”思想、社会矛盾等方面，但把延安时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时期进行重点研究的却不多。基于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把其所蕴含的理论精髓和科学精神运用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去，从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延安时期是以革命圣地延安命名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始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止于1948年3月中央领导机关离开西柏坡。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走向理论化、系统化的关键与成熟期。“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作为文化的沉淀、哲学的积累、思想的传承，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

　　（一）吸收与内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髓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着的基本原理构成的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唯有深耕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文，全面准确参透原理内容，才能真正领悟理论所富含的内涵与意蕴伟力。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发展成果之一，其理论来源和理论遵循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在研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阶级斗争》、柯卡普《社会主义史》等相关经典著作后，加深了对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重要性等的认识与理解，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思想信仰，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此外，《资本论》也是延安时期毛泽东重点研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书目，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我们党有了相对安定有力的环境。毛泽东发奋读书，读遍了当时在延安能够找到的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如《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并写下了大量的批注。毛泽东认为，如同作战的武器、行军打仗必备的干粮一样，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共产党人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任何时候不能丢弃。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更是要求党员干部们读马列原著，强调必须反复地研读，以便能真正掌握马列原著的精神实质。归纳起来，通读原文、反复琢磨、不厌其烦、精耕细读，便是毛泽东读原著悟原理的经验之谈，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通过系统研读、继承吸收、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形成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透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建构起了较为严密的哲学思维及能力，有效指导了中国革命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系列著作，便是毛泽东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箭”射中国革命实践之“靶”过程中所取得理论成果。这些著作都包含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智慧和方案，闪烁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理论与实践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二）接续与融合：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哲学探索成果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书本上的社会主义学说向活生生的现实转化，给中国先进知识份子以深刻鼓舞，以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及时展开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传播与宣传。爬梳文献，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探索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唯物史观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李大钊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强调经济构造是社会构造的基础，认为“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同时，历史是有规律的，只有在物质生产实践及其历史运动中，才能发现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李达在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现代社会学》中鲜明指出“社会组织的核心是人民群众”。其二，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陈独秀认为，社会发展存在规律性，人们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之中有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中国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实际，改变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形势。李达也主张在研究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基础上，论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其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论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中体现。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将实践引入唯物论中，赋予了唯物论以新的内容和性质，解决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论结合的问题，从整体性的视角把唯物史观研究推向了新高度。

　　毛泽东结合革命的实际，接续和融合了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哲学探索成果精髓，为延安时期哲学思想的体系化发展提供借鉴经验。一方面，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论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问题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依靠力量、革命动力和革命前途等问题，主张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探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了人民中心并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鲜明指出，“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这些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发展，也是我们党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下克敌制胜的宝贵财富。另一方面，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科学论断，论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的《实践论》以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为核心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工具，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在《矛盾论》中构建了以矛盾对立统一为核心的辩证法新体系，系统论证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使矛盾成为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思想。总之，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哲学探索成果的有机融合，建立了实践哲学话语体系，使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三）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思想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的产生都必须建立在一定时代的哲学理论渊源基础之上。若想让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绝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毛泽东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这种继承不是形式上的民族特色，也不是内容上的中国转化，而是以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的对人类认识历史中的合理成分的吸取为继承标准的。事实上，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不断地以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中国社会现实的哲学文化背景为对象进行理论内容的充实。

　　“扬弃”是毛泽东对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主要观点所秉持的态度。与传统经验哲学不同，毛泽东改变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单纯以“实”的范畴表示世界物质性的认识，创造性地指出，除了世界的物质性之外，“实”的范畴还应包括事物质的规定性。经过毛泽东一番新的阐释，“实事求是”具有了崭新、更加丰富的内涵。在对待古代认识论思想上，毛泽东对传统哲学上的“知行合一”争论进行了总结改造，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等著作中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揭示出知和行的关系就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在对待古代朴素辩证法上，毛泽东以《矛盾论》为武器，辅之大量古代名著，如《水浒传》《汉书·艺文志》等，阐明了矛盾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重要性。在对待古代历史观上，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对古代“民本”思想，如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王夫之的“民本”等进行了创造性改造，树立起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世界观。

　　由此可见，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创造性改造和转化，以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和中华民族话语表达方式为切入点，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契合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用中国化的语言“翻译”过来，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精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效结合与衔接，形成了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新发展样态。

　　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仅显示出其强大的理论创新实践品格，而且也彰显出标识其内在品质的特征，做到了真理性与人民性相并存、理论自觉性和问题意识相结合、继承性与前瞻性相统一。

　　（一）哲学性质：真理性与人民性相并存，追求哲学思想的科学性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关于真理的科学体系，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实践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曾以自身逻辑抹杀客观存在的实践，将苏联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指示神圣化，脱离中国实际，拒不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红军到达陕北后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毛泽东精耕细读在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同时，在研读的过程中写下了大量的哲学思考批注。期间，《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的问世，从哲学的高度对教条主义做了分析批判，为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党内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别词语的教条主义倾向，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哲学基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此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系列著作纷纷问世，梳理这些文章，“相通之处”均在于，主张理论与革命实际的主客观相符合，坚持实事求是。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恪守人民立场，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历来是我们共产党人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充分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并将之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科学领导结合起来，旗帜鲜明地书写了哲学价值的人民性，也实践性地开创了新的领导工作方法。如，在1938年创作的著作《论持久战》中指出，只有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加入游击战争，才能形成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在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出发点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人民的根本利出发，为人民负责，坚决反对脱离人民群众。此外，毛泽东结合农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现实情况提出，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革命的一切军事斗争都要依靠群众，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总体而言，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开展革命实践活动，实践地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

　　（二）哲学表达：理论自觉性和问题意识相结合，彰显哲学思想的合理性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毛泽东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从社会实践问题中发现有生命力的哲学问题，从而实现社会实践问题与哲学问题之间的互动转化。在毛泽东这里，解决认识问题一定不能离开实践，紧握现实的本质，才能真正做到将社会实践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的现实之中，正如他所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以理论自觉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既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要义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社会土壤中的重要方法，也是毛泽东分析与解决中国当时所面临现实问题的必然逻辑。延安时期，毛泽东善于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创造出用整风的形式解决党内斗争，有效实现了党内团结。《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两篇文章，驳斥了“亡国论”“速胜论”两种错误倾向，为胶着状态下的战争指明了方向。《新民主主义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深化了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这些著作在实践中迸发出的魅力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并非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复述或发挥，而是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运用抽象概念和逻辑推演在理论上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是以高度的理论自觉锻造的分析解剖现实问题的思想武器，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思想武器，着眼于中国革命和社会的具体现实语境内所做出的理论创新，为我们党在不同时期提供了有效的遵循和实践指南。由此可见，延安时期毛泽东实践哲学不是传统意义的哲学理论，并不是纯粹抽象意义上的哲学理论，而是上兼具哲学层面反思与现实诉求回应中的实践智慧，不断追问思考“关于如何认识和进行社会实践的智慧结晶”，与抽象的实践哲学相比，它显然更加关注以具体的社会实践为中心，以现实问题导向为基础，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寻求破解中国革命发展的问题之道。

　　（三）哲学生成：继承性与前瞻性相统一，展现哲学思想的开放性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在传播过程中都只能在既有文化中得以呈现，既有文化作为思想背景为文化继承者划定了认知范围，是其哲学思想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延安时期的哲学思想也正是如此。从思想来源和理论根基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传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关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时代理论表达。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研习了从《老子》《庄子》《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孙子兵法》等蕴含的丰富辩证法思想，到宋明理学、朱熹哲学的“格物致知”，再到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颜习斋等人经世致用、躬行践履的实学思想等，不仅批判地继承其思想内容，又批判地继承其语言表达形式，从而形成了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哲学表达样式。

　　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时俱进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消化和吸收，在把握现实要素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这也为我们党的后继者们在研究和解决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前瞻性的方法论指导。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精辟分析国际国内重大变化，紧密联系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时代之问。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继续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作出了具有时代特点的重大判断，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为党和国家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哲学的研究，理论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延安样态”，使其迅速成为全党的理论信仰和精神支撑，有效实现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

　　（一）话语阐释：恪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哲学是现实的，更是实践的。恩格斯深刻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这指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品质。延安时期，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外临日本全面侵华之忧，内有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之患。在内外交困的历史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认识到，在革命与战争的语境下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能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理论思辨，关键是要以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为理论出发点。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们纷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毛泽东重点研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写下大量的哲学批注，反思苏联革命经验，破除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力图从哲学中找寻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现实问题，如中日战争矛盾地位与力量对比、国共两党的统一性与斗争性等论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有关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哲学思想。毛泽东还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诉诸于实践，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这一哲学思想对实际工作中曾经出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批判，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论证。此外，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武器，客观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阶级关系的状况，分析指出了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坚持什么样的路线、实施什么样的战略策略等问题，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问题的相统一。

　　（二）理论自觉：用活批判与自我批判锐利武器

　　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来阐释、批判现存的一切，在质疑旧哲学过程中来实现对自身的内在超越。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建立在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理论自觉基础上的，通过对各种错误思潮批判和理性的自我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性，实现了对自己理论本身的发展与超越。延安时期的思想界斗争异常激烈，这种斗争既有社会的，也有根据地内外部的。据此，艾思奇认为：“如果民众没有思想自觉，就难以实现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掌握马克思列宁这个思想武器，就难以在革命斗争中做出正确抉择。”其一，对国民党的各种错误理论进行批判。延安时期，国民党为了骗取人民群众的支持，抛出“力行哲学”“唯生论”“中”“新理学”等唯心主义哲学观。为了给予有力批判，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唯物辩证法、中国社会史等战线上的哲学论战，系统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直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其二，对延安时期党内出现的“左”右倾错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进行自我批判。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党内批判错误思潮的理论成果。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批判和整顿的过程中正式提出实事求是。同时，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赋予了新的哲学内涵，号召要求使其成为共产党员想问题办事情的基本准则。

　　（三）思想内核：处理好意识形态所表达的政治性与学理性关系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政治与哲学不是完全孤立的概念，两者存在相互联系作用。政治是治国之本，哲学是逻辑推理。任何哲学都是一定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而存在，要紧密结合社会政治生活，对政治生活发生作用。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与西方政治哲学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强调哲学的政治实现，哲学只有同政治联盟才能成为真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具有学理性的特征，也带有明显服务当时政治需要的特点。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社会结构状况、社会各阶级力量对比之间的关系，创立了独具政治特色的哲学思想。依据唯物史观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出人民群众是政治发展的关键，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依据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创立“实践论”“矛盾论”，整顿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将“实事求是”这一经典词汇加以改造，贯穿到党的思想建设过程中，使其成为党的思想路线；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阐述了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哲学思想，提出“民主政治的问题，应当快点解决，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20等思想，对根据地政权的民主性质、特点及作用等问题作了具体说明，逐步廓清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依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阐述了学习是促进政治发展的手段的思想，倡导通过学习提高党的领导力，促进政治的发展等等。

　　（四）思维方式：用哲学逻辑把脉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兼具学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双重特性。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理论，遵循着自身的学术传统和发展规律，秉承着哲学研究的学理性质；作为无产阶级的学说，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通过意识形态的批判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实现对人们社会生活实践的规制，其宗旨是服从于政治的需要。针对这双重特性，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创造性地实现了逻辑与现实双重结合的发展路径。一是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发展路径。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性挖掘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哲学新论，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如建立马列学院编译部和军委编译处等两大哲学翻译机构，多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哲学理论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翻译而成。艾思奇、吴亮平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们还对马列著作、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苏联哲学等文本著作及其蕴含的方法论作了积极的理论探讨，组织了哲学理论交流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而且从大众化、中国化等视角出发，对其进行了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二是从实践到理论的现实发展路径。延安时期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止步于纯学理性的研究，而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需要，进行理论的概括与升华，《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著作都是在把脉现实问题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新成果。

　　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总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必然彰显其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化和成熟，体现了毛泽东深厚的哲学功底和宽广的学术素养以及对时局的深刻洞察力。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它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其魅力则在于其强大的思想伟力。只有深入挖掘这一思想体系的现实意义，才能更好地探索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提供借鉴。

　　（一）理论赓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

　　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延安时期，毛泽东善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思想智慧，特别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并指导革命实践，实现了全党思想和认识的高度统一，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毛泽东在红军到达陕北后指出，“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犯了哲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导致中国革命受到重挫；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发表，阐明了战争规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问题，成为继《反对本本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文献；1937年“两论”的撰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结晶；1938年《论新阶段》报告的出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促进了党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传统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也充分予以印证。每当我们党面临重大问题时，都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寻求答案；每当中国共产党人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出现重大失误导致挫折与失败时，根本原因都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文化大革命”时期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党和国家带来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邓小平拨乱反正，恢复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发展阶段和新胜利提供了哲学思维上的有力指导。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具体实践中，把党和国家事业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五大发展理念”“人民中心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题，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社会矛盾理论、群众史观以及世界历史等理论，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

　　（二）守正创新：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自身不断推陈出新。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变革中，前进道路上所面对的种种挑战和压力前所未有，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且更为复杂。新的实践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与时俱进地拓展和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为更好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提供方法论支撑显得极为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系统提出了“两论”等在内的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哲学基础，赋予了中国人民破解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以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道路上，毛泽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这就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创造性发展和运用提供了遵循。我们看到，我们党正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运用，才实现了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有力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从延安时期毛泽东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到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人民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勇于自我革命”等工作方法；从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到新时代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毛泽东提出的矛盾动力论，到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市场经济改革论，再到习近平同志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等等，都深刻体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三）体系架构：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

　　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拥有成熟体系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思想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内容极其丰富的科学体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贯穿于其中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当年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讲到如何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指出：“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科学性和革命性，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变成了改造和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外来哲学，要在中国获得发展的土壤和空间，必须走中国化道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构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指明了中国化的前进方向，并奠定了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要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谱系下进行考量。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人类思想文化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但受传统教科书的影响，当前依然存在用马克思主义框架裁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现实问题。这说明，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要善于超越传统教科书体系框架，实现从“教科书体系改革”到“学术体系构建”的重构。要从根本上把人民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升华为探索时代化的哲学思想，要把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升华为塑造新的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把人民关切的时代性问题升华为提供精神指引的哲学概念体系。

　　（四）视野深化：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国际视野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后，其他西方哲学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性发展。作为外来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哲学根本的区别在于其是科学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吸收外来哲学积极合理的成分为我所用，并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这一时期，毛泽东广泛涉猎和认真阅读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卢梭、克劳维茨等人的著作。此外，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汲取了苏联对德波林学派批判的经验与教训，如理论脱离实际、缺乏党性原则、误解列宁主义等。正是具备世界性的视野和方法，使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实现了中西方哲学的融会贯通，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多领域的发展，也丰富提升了现代哲学。

　　当前，“两个大局”交织互动、相互激荡，世界体系在调整，世界话语在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不单单是“结合”与“应用”的问题，更应该是“创新”与“发展”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谁能在改变世界过程中构建21世纪世界的哲学理论，谁就能掌握历史主动，进而掌握解释世界的理论话语权。这就启示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们要积极以世界性的视野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建构合理解释21世纪世界的哲学理论，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作者简介：仲昭慧，淮阴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