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面总结了百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成就和经验，“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一、如何识别意识形态话语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强调新时代所要建设的意识形态，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从词义看，凝聚力主要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向心力、说服力、渗透力和聚合力，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思想意识层面的凝结力和纽合力的体现。引领力则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吸引力、示范力和驱动力，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和统帅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精神层面的感染力和推动力的彰显。从词义的内在要求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一是其理论的科学性。一种理论和思想因其科学性才有力量，才有无法抗拒的凝结力和纽合力，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终坚持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正如1944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中讲到的，“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无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理论，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也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二是其价值立场的人民性。马克思主义既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又具有人民性和时代性，其价值旨趣和理论特质决定了思想的力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人民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品格，习近平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为人民代言和立言，从而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三是其理论品格的实践性和开放性。事实是真理的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始终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有的放矢地研究面向现实、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正是在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实际运用的有效性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进而获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由衷认同和自觉践行。

　　因此，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具体实践中，判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大体可从四方面识别：一是在面对多样化社会思潮并存的新时代意识形态语境中，能否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分析时代、引领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易言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二是在面对多元化价值观念冲击的新时代意识形态语境中，能否坚持价值立场的人民性，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在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维护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并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整合多元价值观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思想保证。三是在面对西方国家的遏制打压力度空前加大的新时代意识形态语境中，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和开放性的品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和维护好中国形象。在一些西方国家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称霸论”等谬论之际，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致力于宣传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发展经验，为世界发展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努力塑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四是在面对各种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新时代意识形态语境中，能否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在智媒时代意识形态管理面临新问题、新挑战、新风险之际，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把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对传统宣传管理方式的变革，牢牢掌控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言之，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也就是在思想层面的说服力、现实层面的吸引力、面向世界的示范力和面向未来的推动力。

二、“两个确立”迸发的理论之力

　　“两个确立”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两个大局”相互交织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在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提出的重大论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就内涵而言，“两个确立”是对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对党的领袖和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是对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地位的确立。然而，对于确立并维护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权威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澄清和阐释的问题。就国内而言，由于特权思想、官本位、等级观念等封建思想残余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国内部分人群对问题认识不正确，将“两个确立”与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党内个人崇拜、权力膨胀等现象作简单类比；同时，西方对民主话语阐释权的垄断、自由主义对“权威”的本能性排斥催生了“确立领袖权威就是确立个人威权”等错误论调。因此，从理论层面剖析“两个确立”的科学性，并以其理论之力凝聚亿万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就至关重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角度看，“两个确立”重大论断的提出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对意识形态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形成来说，其核心和本质的力量在于其理论的科学性，正因其科学的力量、真理的力量，才使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第一，“两个确立”的理论之力来自马克思主义关于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辩证关系的科学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创造历史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历史发展是无数个人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那仅仅停留于此，岂不是与“两个确立”相矛盾？非也。马克思在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同时，进一步说明了人民群众如何才能起作用，人民群众与历史人物的关系，既明确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无产阶级领袖是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但又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历史上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任何普通个人无法替代的作用。邓小平曾深切感悟到：“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是感到特别亲切的。当然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这段话清晰表明，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重要性。回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莫不如此。因无产阶级领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成败至为关键，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有自己的领导核心，要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意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指导，“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他进一步剖析：“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没有一个政党把他们组织起来，他们不可能形成坚强有力的组织，从而改变自身的命运。针对巴黎公社的失败，恩格斯也一针见血地说：“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缺乏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实践证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就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强大，甚至会亡党亡国。

　　第二，“两个确立”的理论之力来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科学原理。领袖对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核心作用，不是靠个人崇拜，也非依赖迷信，其权威的生成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从客观上说，杰出的领袖人物是历史形成的，所谓时势造英雄就是这个意思。历史的大势和历史的规律造就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确立领袖权威正是因为领袖顺应历史大势掌握了历史规律，而不是对个人权威无端的崇拜和迷信，所谓“确立领袖权威就是确立个人威权”等类似的错误言论不攻自破。从主观上看，领袖人物之所以成为领袖，是因为他们具有卓越的领导力、超凡的意志力，学识渊博、高瞻远瞩，能够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但领袖不是神而是人，必然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有时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因此，既要高度肯定他们带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功绩，又应指出他们在认识和行动上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习近平对此作了精辟论述：“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但他们的认识和行动也会受时代条件限制，也会存在失误和错误。“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因此，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正是由于现实的需要，是由生活其中的现实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因而对伟大人物的评价也要将其置于客观社会历史条件中，既不神话膜拜也不肆意诋毁。

　　第三，“两个确立”的理论之力还来自党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看，正因为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者，才成为“第一小提琴手”，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核心；列宁是列宁主义的主要缔造者，才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才成为党的领导核心，其理论才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同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不仅是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因为习近平同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其个人卓越的贡献、超群的能力决定的。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与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两方面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前者的确立有助于保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后者的确立为习近平同志党中央核心地位和全党核心地位的确立注入了思想元素和理论支撑。

　　第四，“两个确立”的理论之力还来自阐释新思想传播新理论以达成共识的发展必然。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总体历程，无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毛泽东思想，还是作为新飞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其关于“革命”和“建设”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确立之前，均有一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之中经历教育、诠释和传播而达成思想共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身所涵摄的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说服全党全国人民顺利完成由认知到理解、认同，进而变成实际行动的整个过程中，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也证明，“两个确立”在理论上增强说服力之时，还需要广泛宣传阐释、多媒体传播，最大范围形成共识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凝聚力和引领力。值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之际，阐释“两个确立”的科学性，阐发“两个确立”的必要性，将有效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面向未来的推动力，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力量。这既是新时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民族复兴和建构人类美好未来的必然选择。

三、“两个确立”凝结的历史之力

　　回望百年，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指导思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发展壮大的如炬灯塔，也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力量之源。翻开历史画卷，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同时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发展史。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在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始终起着引领方向、指明道路、凝聚思想、激励斗志的重要作用，是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百年来意识形态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证明，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科学创新的指导思想所迸发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其力无穷。

　　历史地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诞生于隆隆炮火和硝烟中。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虽然在工农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但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湘江战役甚至使红军主力部队从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一直到1934年年底的通道、黎平、猴场和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才被采纳，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才被充分肯定，也是在遵义会议上，才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地位，从而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此后，在决定党和红军战略方针、指挥重大战役战斗、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等方面,毛泽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并最终取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这些成绩促使共产国际转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之后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又带来共产国际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重要指示，以此为契机，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明确要求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随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对革命的重大意义，到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中央领导层到全党都“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接着，党的七大又将毛泽东思想写入新党章，“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铁的事实证明，党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领导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确立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在党和红军中居于指导地位，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我们党正是由于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才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团结一心奋勇杀敌，使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从原计划的5年缩短到了3年。上述事实一再证明，在28年艰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彰显民族特色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历史实践中，正是经过制度性安排和法理性建构，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我们党才成功经受住了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话语认知与抉择的一系列严峻考验，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盲动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等错误话语的威胁，并迎来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这一时期的“革命”话语体系，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以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和丰富发展为标志，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段任务，我们党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上，成功形塑了关于“革命”和“建设”的话语体系，并由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社会主义“富起来”的任务，确立了邓小平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厘清并正确处理维护领导核心和推崇个人崇拜之间的关系，逐步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方式和路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改革”话语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阶段、新格局和新问题，积极进取，敢于创新，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一直未办成的事情，解决了许多过去想解决而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解决了改革开放过程中领导权威弱化问题，使党的领导制度巨大优势转化为效能，大大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把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提升到了新的时代境界，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复兴”话语体系，并由此成功形塑了新时代“两个确立”的重要政治话语，又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历史经验昭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只要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党的指导思想，我们的意识形态话语就有了力量之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我们的事业就无往不胜。

　　其一，“两个确立”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吸引力。理论既来自实践，又会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以发挥其作用，这也是理论本身的魅力之所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所形成的以“革命”“建设”“改革”为主题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所以能够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和自觉践行，是因为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真理性认识和科学理论，推动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以“复兴”为主题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所以能凝聚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也是因为其对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真理性认识和科学理论，发挥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伟大征程中的指导作用。

　　其二，“两个确立”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面向世界的示范力。百年探索中，正由于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指导思想，逐渐形成以“革命”“建设”和“改革”为主题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也正因此，我们党在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上，始终注意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革命、建设特别是改革的经验，展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魅力，赢得了广泛赞誉。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由于有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正因此，以对于世界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贡献了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加快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世界意义和示范价值也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示，其凝聚力和引领力也得到较大提升。

　　其三，“两个确立”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面向未来的推动力。思想是时代的火炬，也是推动时代发展的指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峥嵘岁月，如果没有我们党对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主题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认知以及建立于其上的“革命”话语的广泛传播，绝不可能在短短28年的时间推翻“三座大山”的重压，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同理，百年征程中如果没有我们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建设”“改革”和“复兴”话语历史性建构和时代传播，也绝不可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70多年时间先后解决温饱问题、小康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跨越式发展。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党的领导核心、党的指导思想，以及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及其传播，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力量也必将成为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大推动力。

四、“两个确立”释放的现实之力

　　从上述关于“两个确立”的理论力量和历史力量来看，正是由于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和领导核心的坚强有力，才形成无坚不摧、攻无不克的强大力量。因此，“两个确立”能够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感召力、吸引力和驱动力。我们也深知，当今意识形态领域话语秩序存在着“短板效应”，譬如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却被别有用心之人攻击为“历史宿命论”；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被别有用心之人攻击为“思维垄断”；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意识之间正常的交流交锋交融，却被别有用心之人诬蔑为“强权打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阐释，却被别有用心之人诬蔑为“实用主义”。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如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应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把握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主导权，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步伐，如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成为时代之问。

　　正是意识到现实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多次要求和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适时提出“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的重大政治论断，聚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现实需求，解决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因此，“两个确立”在推动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构建面向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学术话语、时代话语和宣传话语，塑造党、国家和中华民族良好形象等方面，都成为意识形态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力量之源。

　　其一，“两个确立”大大增强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和道路，也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动各地各部门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进而从方向上确保意识形态建设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坚定道路自信，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方向。“两个确立”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增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力量，振奋了精神、鼓舞了士气，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向前进。

　　其二，“两个确立”使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主心骨更加坚定。“两个确立”借鉴历史智慧，构建了面向现实和未来的创新话语，使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有了战略定力和思想理论主心骨，使我们有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进军的定海神针，也使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变化。变化之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更加高昂响亮。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建成，系列纪念活动的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教育不断深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战略部署和重大成就”等，在全社会唱响了主旋律、弘扬了正能量，汇聚起意气风发、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变化之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深入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入法入规，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建立，烈士纪念日的设立，涌现出了更多的时代楷模、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得以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培根铸魂作用更加明显，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为人民提供了更高质量和更加丰富的精神食粮。变化之三，中国形象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精心做好习近平总书记著作翻译出版和宣介推广，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重要理念主张，频繁开展高访外宣和系列主场外宣活动，生动鲜活展示中国形象，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争取知华友华力量，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赞同。

　　其三，“两个确立”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机制的完善。新媒体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风险防范措施更严更实，向上向好态势不断巩固：各级党组织敢抓敢管、敢于斗争，坚决向歪理邪说、歪风邪气说“不”，坚决遏制一度出现的“围攻”正面声音的现象，持续加强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辨析引导，有效扭转了被动应付、反击不力的状况；加强了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的管理，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管网治网，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正在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意识形态的传播手段更新更活：运用新技术，打造新平台，制定新政策，寻求与现代传媒相适应的传播话语，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以应对多样化社会思潮和智能化技术的挑战；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提升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心聚魂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掌握群众并且满足群众的实践需要，进而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其四，“两个确立”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把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以先进的意识形态、统一的思想意志将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持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走深走实，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认同，最终落实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来，引导全党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始终步调一致向前进。在“两个维护”的基础上，“两个确立”实现了话语创新，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全党，大大增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五、“两个确立”聚合的制度之力

　　“两个确立”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力量之源，还来自现代化治理体系中的制度之力。“两个确立”是通过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安排和法理性构建实现其凝聚和引领之力的。与西方完全票选制不同，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以能力为基础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一名干部只有在一个位置上表现优异或者至少胜任，才能够被选拔到更高级别岗位，然后通过一级一级的淘汰选拔，最后由9600多万党员中的最优秀者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人才选拔的唯一标准是贤能，即德才兼备；根据干部的政绩、学历、基层工作经验、年龄以及公推公选、竞争上岗、任命前的公示制度、任期制度、差额选举制度等多项程序和制度进行选拔。如此，我们选举出来的干部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可以立即针对性地施政，从而减少了官僚倾向。从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看，习近平同志当选为总书记，经过了党内公平规范的逐级民主选举，从普通党员、一般党员干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再到党的领袖群体，最终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同志以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深厚的家国情怀、卓越超群的能力和雄才伟略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他的领导权威是以广泛真实的党内民主为基础的，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政党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体现，与盲目的个人崇拜和专断集权截然不同。西方的所谓票选民主只是形式的民主、外部的民主，这一民主发展到今天已然成为金钱民主和资本民主的代名词，沦为资本和金钱控制下的政治集权。事实上，多党制下的民主选举变成了党争，党争又演变成相互攻讦、相互否定，一旦获选就会通过大资本大财阀形成专断集权，其所谓的民主徒具票选的外部形式而无实质内容。这与中国在严格的人民监督和党内监督下，不仅有票选的外部形式，更有提名与选举结合的党内民主形式有云泥之别。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也是通过各种民主渠道与形式，体现了全党的呼声、汇集了全党的智慧，实现了正确的集中，“而且在理论的形成与创立环节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核心的深厚理论素养，特别是对党内意见建议的有效总结概括能力和对事物规律逻辑的深刻洞察把握能力”，从而使“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成为时代所向、民之所需。

　　正因为“两个确立”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社会主义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核心力量，是亿万人民艰苦奋斗、实现伟大复兴的把舵者、定星盘，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要党内法规的出台，使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一是把“两个确立”作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核心话语，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保证，作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和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把完善‘两个维护’体制机制作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首要政治任务，健全完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建立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国务院党组、全国政协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每年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等重大制度性安排”。通过对“两个确立”的制度话语建设，在科学性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方向；在操作性上，妥善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意识的关系；在功能性上，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提供话语保障。二是适应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针对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的更高要求，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以部委党内法规、地方党内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党内法规体系形成了以“１＋４”为基本框架，“即在党章之下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四大板块”的党内法规体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制度建设形成制度的话语之力，不仅从政治上概括和提升了当代中国的建设实践，还从学术角度完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统一话语为号令、以统一思想为基础、以坚强定力为支撑、以科学制度为保障、以严明纪律为保证、以绝对忠诚的大德为原动力，增加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说服力和完整性。通过制度话语建设，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价值，明白阐释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势，清晰勾画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目标，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从而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共识。三是把“两个确立”的制度建设作为破解西方话语霸权、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坚持中国道路、增强国家认同的力量之源。在道路认同、国家认同中，制度和话语互为表里，因为通过话语来形成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构自身合法性的必然要求。在国家认同层面，现代社会越来越依赖于社会成员从意识到情感的接受、认可，这就需要以知识乃至真理面目出现的话语发挥规训职能，引导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来说，国家认同的建立需要与之相应的话语来阐释其价值观念。国家认同的前提是形成能够清楚阐释其内含的政治、文化等的话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等话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内涵，并以其时代性、民族性和自主性特点实现了对其他社会意识的超越；“两个确立”又赋予了国家认同可感知的特定话语，弥合了国家因非人格化而越来越抽象的趋势，而获得一种易于为社会成员接受的可感可知的形象体系，形成和维护自己的话语优势，巩固和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认同。上述分析充分证明，以法规制度的形式，把党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形成中国共产党之治的独特优势，也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力量之源。

　　（作者简介：吴学琴，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