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逐步成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指称。1901年，梁启超首次以“中国民族”的概念，描述中国境内各民族：“中国民族之整然成一社会、成一国家，实自大禹以后。”1902年，梁启超首次使用“中华民族”的表述：“齐，海国也。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为齐。”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7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并明确说明，“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并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汉满蒙回藏等融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统一大民族。……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从此以后，“中华民族”一词作为表述中国民族的专门名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使用，并逐步成为社会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作为20世纪中国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引领中国人民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中，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接受、中华民族内涵的界定以及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必须有一个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回答。在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对民族问题的不断探索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关于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民族政策。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前，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的内涵、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政策等表述，与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有明显的不同。在“中华民族”概念使用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的文献中使用过“中华民族”这一词汇。但是在早期，中共文献关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表述，并没有规范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文献最早出现“中华民族”一词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会议通过的党的纲领，宣布在民族问题上要完成的任务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1922年9月，《向导》发刊词也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

  但党的二大宣言中的“中华民族”一词，并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文献关于中华民族的规范或专门名词。在党的三大宣言中，仍然出现了“中国民族”的表述：

  “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在表述“中国无产阶级之争斗及其最终目的”时也使用了“中国民族”这一表达。1925年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和1927年5月通过的中共五大宣言，在论述中国民族运动和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的问题时，都是以“中国民族运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表达。

  1935年中共的“八一宣言”同时使用了 “中华民族”“大中华民族”“中国民族”等词汇来表述中国境内各民族。通观全文，这些不同的表述从本质上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概念。 

  在关于“中华民族”内涵的表述上，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共关于“中华民族”的内涵是不明确的。有时指中国境内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有时指汉、满、蒙、回、藏所谓“五族”，有时也仅指汉族。这反映了中共还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的历史、民族实际结合起来，形成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思想、纲领和政策。

  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中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思想，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各民族是平等的，具有同等的权利。中国境内各民族长期以来深受国内封建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少数民族还深受大汉族主义的歧视和压迫，都有着争取民族解放的要求。其二，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自决，即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回族、藏族等可以自行决定“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其三，在政治上实行邦联制度，各少数民族在成立自己的国家之后，可以自愿加入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或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因此，从党的二大宣言开始，中共有关国内民族问题的主张都反映了上述三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各少数民族可以“自愿加入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或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主张，被反复强调。显然具有明显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影子，并不适合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自中国共产党诞生到全面抗战之前，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还没有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对于中华民族的内涵和范畴也没有一个规范性的表达。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完全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民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早期也没有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分析中国多民族的特点，特别是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封建统一国家这一中国历史和民族的特征，从而科学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国内各个民族的问题，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民主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四个原则，即：“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这些原则，可以说确立了多民族统一国家与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的民族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形成。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进行了系统表述，表达了三个观点：第一，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第二，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第三，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结构的民族，而是由汉族与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融合的民族。毛泽东的这些表述，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思想最终形成的标志。此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的阐释就比较一致和规范了。1939年12月，中国共产党阐释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内涵，即：“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这是抗战时期中共对“中华民族”概念最完善的表述。它具备了区域、人口、民族构成、民族特性几大要素，描述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一个科学和准确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内涵的探索及其思想，对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文化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团结广大文化界爱国人士，运用文化的武器，在文化领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讴歌抗战民族英雄，唤醒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在各类教育中加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教育，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实行“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的教育方针。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各类教育中，通过历史教育来提高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在干部教育中，中共中央强调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史的教育，以提高干部从中国历史的特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强调在干部教育中加强党的奋斗史、近百年思想发展史、近百年经济史、中国革命史的教育。八路军也非常重视历史教育，要求战士和干部，懂得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世界革命史等。在延安的中小学中，历史课程承担着弘扬民族气节、传承历史传统，讴歌民族英雄的任务。《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规定，高中、初中每学年均开设历史课。

  （二）以文学艺术的生动形象，讴歌抗战英雄，弘扬中华民族气节。文化抗战通过媒体、文学、艺术、教育等文化的形式，以振奋人心的新闻报道、感人肺腑的文字、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提高民族自尊心的教育内容，提振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以抗战美术为例，美术是富有感染力的直观艺术，抗战时期木刻、版画、漫画成为宣传抗战的有力武器。特别是遍及根据地的漫画活动，激励广大群众的民族精神。在晋冀鲁豫边区，“墙头画的数量远过木刻，所起的作用也最大，在本区深山僻壤的村庄里，都满布着墙头画”。

  在音乐抗战领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音乐界抗战活动自“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兴起，党领导的进步音乐界人士就以音乐为武器，创作了大批抗战歌曲，著名的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成为不朽的经典，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全面抗战后，进步音乐界创作了大批反映抗战、鼓动群众的歌曲，如《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等，提振了民众的抗日士气，坚定了人民的抗战决心。

  （三）颂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鞭挞汉奸的卖国罪行，凝聚民族精神。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还通过编写通俗历史读物，创作历史剧等方法，普及历史知识。如许立群的《中国史话》、范文澜的《大丈夫》（描写张骞、卫青、霍去病、李广、文天祥、岳飞、戚继光、史可法等25位民族英雄的爱国事迹）以及郭沫若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阿英的《忠王李秀成》等历史剧，成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投身抗战的精神食粮。

  （四）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理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美化其侵略行为，先后炮制了“中国社会停滞论”等所谓的史学理论。“中国社会停滞论”是日本学界为侵略中国而炮制的所谓历史观点，最早出自福泽谕吉，后来逐渐成为日本史学界比较普遍的观点。如白鸟库吉在其代表作《支那上古史》中，认定中国文化始终停留在“知情意”的阶段，其文化贡献只表现在伦理道德方面，而正是这种伦理道德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停滞。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论调又被日本史学界宣扬，为其侵略寻找根据。日本史学家秋泽修二在其1939年出版的《支那社会构成》中，认为中国社会具有所谓停滞性的“根本性质”，这种停滞性是中国社会“一以贯之”的“特有”属性，造成中国的落后，“为欧美列强将支那半殖民地化提供了可能的根本条件”。而日本的侵略，“是给支那社会带去了光明。也就是说，皇军的武力，把支那社会‘亚细亚式’停滞性的政治的支柱——军阀统治，从支那的主要区域清扫了出去。这样，由于和前进的、自立的日本的结合，就为支那社会特有的停滞性的最后克服，并获得真正自立的道路——东亚协同体实际如此——开辟了道路”。这种所谓历史研究实际上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寻找历史根据。针对这种“侵华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吕振羽撰写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等文章，李达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吴泽发表了《中国社会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华岗发表了《评侵略主义的中国历史观》，蒙达坦、罗克汀、王亚南等也发表了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对秋泽修二的观点进行了驳斥，阐明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揭露了秋泽修二的所谓史学研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本质。

  （五）史学工作者在中国通史、民族史、边疆史研究中，强化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褒扬民族团结，主张中国通史是中华民族各民族平等、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民族团结史、进步史，从理论上阐释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序”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我的写法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颇多不同；最重要的，第一、我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把握。……第三、我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在“中国民族的构成”一节中，吕振羽更明确提出了各民族平等、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观点：“今日中国境内的姊妹民族，不管她是如何落后的或少数的民族，原则上，却都是中国民族平等构成的部分。”翦伯赞则批判了以大汉族主义为主导的历史观，提出应以中华民族的视域来研究和撰述中国通史。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指出，汉民族的形成，也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各民族共同融合而形成的，“汉族便是原来华族的发展，是中国各兄弟民族中的第一个大民族，过去的中国文化，主要也是由华族——汉族所创造的。自然这并不能否认国内其他民族的作用”。中国通史作者们对于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平等、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史实的描述，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和历史观，在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民族观上，起到了唤醒中华民族意识的作用。

  加强边疆史地和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史学工作者关怀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弘扬民族精神的体现。抗战时期，边疆史地研究形成热潮。据统计，仅关于边疆史地的期刊就达到180种之多，占抗战时期全部6000余种期刊的3%。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涉及相当广泛，地域涉及西南、西北、东北以及东南（台湾），领域涉及边疆历史、地理、文化、民族、经济建设和开发。在民族史研究方面，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专门设立了民族组，研究民族问题。李维汉撰写的《回回民族问题》是中国史学界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专著。而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则是中国史学界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社会形态的理论撰写的第一部民族史专著。

  抗战精神作为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首先，它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背景下凝聚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一步一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领土丧失，主权沦丧。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没有屈服，一直在坚持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存在和民族的生存，是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民族危机，是对中华民族团结抗敌的凝聚力的考验。中华民族通过14年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其次，抗战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核心价值观念。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大特征就是救亡图存。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是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而发起的救亡图存的伟大运动，弘扬了以救亡图存为主旨的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抛弃党派、阶级、政见、利益纷争，齐聚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使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共同价值得到了全面展现与升华。最后，抗战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面对外来强敌坚持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共同意志，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损害了以广大工农为代表的底层人民的利益，同样损害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各种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更是中国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巨大危害。因此，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成为了全民族大众的共同意志。在这一危急的时刻，中华民族的内部不论民族大小、阶级差别、阶层利益，都团结一致，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战斗争之中，表现了誓与民族敌人血战到底、不获全胜绝不罢休的共同意识。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推动了抗战文化的繁荣发展，为中华民族精神即抗战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沃土。日本对华侵略，在文化领域实现的是殖民地奴化政策，妄图在文化上灭亡中国、征服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卫战，是从文化上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血脉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

  在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了各种文化抗战团体。在延安，先后成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美术工作协会、戏剧界抗战协会边区分会、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等文化抗战团体，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抗战运动。在国统区，也成立了许多中共领导的和中共占主导地位的以及受中共影响的文化抗战团体，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广西建设研究会、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重庆救国会、重庆怒吼剧社、重庆市救亡歌咏协会、重庆文化界抗敌支会、四川青年救国会、四川民众华北抗敌后援会、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星芒通讯社、战时教育协会、成都战时学生社、救亡抗敌宣传社、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编辑人协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北作家协会、陕西青年抗日决死队、西北民众抗战剧社、易俗社、西安新文艺促进会、薪时代歌咏团、西安市世界语学会、西安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等等。在遍布全国的文化抗战团体的领导与组织下，戏剧、电影、文艺创作、教育、科学以及群众文化各领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救国运动，形成了丰硕的抗战文化成果。以报刊为例，在晋察冀根据地，有《晋察冀日报》《战士报》《子弟兵报》《冀中抗敌报》《冀中导报》《救国报》《边区导报》等50余种；创办的刊物有《抗战生活》《晋察冀文艺》《晋察冀艺术》《华北文艺》《华北文化》《新大众》《新长城》《群众杂志》等。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创办的报纸有《晋鲁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冀南日报》《太岳日报》《晋冀豫日报》《战斗日报》《黄河日报》《抗战导报》《新生报》等30多种。创办的刊物有《文化生活》《抗战生活》《华北文艺》等38种。在晋绥根据地，创办的报刊有《晋绥大众报》《战地通讯》《前线月刊》《西北文艺》《战斗文艺》等。在华中根据地，创办了《苏中报》《滨海报》《淮南日报》《淮海报》《盐阜报》《人民报》《团结报》《七七报》《挺进报》《大众报》《苏南报》《大江报》等100多种报纸和几十种刊物。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在西南大后方，抗战文艺运动是最具特色的文化抗战形式。特别是戏剧运动非常活跃。据统计，从抗战开始至1941年7月，在重庆公演的剧目达99个，先后在重庆演出过的剧社、剧团近30个。而从1941年10月至1945年10月，仅重庆春季公演的剧目就达106个，其中有影响的话剧有《屈原》《天国春秋》《棠棣之花》《大地回春》等。在桂林，先后有70多个剧团在桂林活动过。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使全民族的精神凝聚到抗日救亡的主题上，推进了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抗战精神的生成。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方面的文化人士，在各个领域进行坚决的抗战，以弘扬和践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主旋律，颂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励民族牺牲精神。《义勇军进行曲》《黄河颂》《大刀进行曲》等优秀文化艺术作品，更是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鼓舞千千万万爱国人士为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而献身。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的理论和思想，构建了关于中华民族的话语体系，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运动能够凝聚起抗战士气，升华为民族精神。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精神形成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华民族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目标上团结起来，为凝聚民族精神奠定了基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在的八年全面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从抗日大局出发，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有着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和阶级利益，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民族革命战争时期，政党和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因此，“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所表现出来这种思想境界，既是中华民族在强敌面前团结御侮的精神的体现，又为在抗日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树立了典范。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引领了抗战文化的方向，代表着先进的抗战文化方向，成为抗战精神的主旋律，进而成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和主导价值形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抗战，是以科学的、先进的文化理论和思想指导的。因此它代表着历史的进步方向，引领了包括国统区在内的抗战文化发展方向。

  在文化抗战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并以此引领抗战精神的发展方向。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科学地概括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特别是当前抗战时期文化的性质和内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把握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特征，为文化抗战引领了方向。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抗战中，把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国民文化的方针，不断扩大在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以便将来适时地引领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在文化抗战的实践中，采取不同的政策引导文化的正确方向。在党员、干部和先进分子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民众教育中注重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提升；在统一战线中，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为理念，引领知识界、文化界深入抗战实际斗争中、深入民众中，发展大众文化，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有效地唤起了广大群众的民族意识，为凝聚抗战精神引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