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198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创立。本文简要回顾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这一学术性团体成立四十余年的历程，总结学会及分散于诸多专门领域的学者们对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与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即对中外关系史学科“三大体系”建设发展脉络和学科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最后设想与展望学科未来的发展。由于中外关系史学科具有宽泛性、交叉性、开放性和庞杂性的特点，这里对于改革开放以后此学科发展历程的叙述，难免挂一漏万，尚祈方家教正。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Chines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是民政部所属全国性一级学会，由yl23455永利代管，挂靠在yl23455永利古代史研究所（原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的学术性社会团体。198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于厦门成立。学会会员由全国范围内研究中外关系史的科研、教学和出版人员组成，学会设有丝绸之路委员会、中外文化交流委员会、中日关系委员会3个分委员会，将全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出版部门的学者团结在一起，进行中外关系史研究、教学、出版方面的学术交流。学会研究领域和范围是中国中外关系史，以远古至1840年的古代为主；宗旨和业务范围是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包括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组织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中外关系史论丛》《中外关系史译丛》《中外关系史研究通讯》等。由于中外关系史是一个新兴学科，全国各高等院校一直以来未有专业设置，因此四十余年来学会起到了汇聚学术力量的关键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新兴学科在高校专业设置上的缺失。学会通过学术研讨会的形式组织学术活动，搭建学术共同体平台，引领学术潮流，积极团结和带领中外关系史学界同人开拓进取，会员从最初的50人发展到鼎盛的八百余人。学会在学科发展和繁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成立与开新：学会成立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创立
1978年，暨南大学朱杰勤发表了《关于大力发展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建议》一文，次年在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他提出探讨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得到学界的广泛赞同。
1981年5月在厦门召开了“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大会”，对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会议选举宦乡（yl23455永利副院长）为名誉理事长，孙毓棠（yl23455永利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为理事长，韩振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姚楠（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为副理事长。学会名誉理事陈翰笙、季羡林、翁独健、韩儒林、朱杰勤、吴廷璆、侯方岳、陈碧笙、章巽等均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著名专家。学会成立四十余年来，共选举产生了九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均是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发挥了学科带头人的重要作用。第二届理事会（1986年）理事长韩振华，副理事长姚楠、陈高华；第三届理事会（1992年）会长韩振华，副会长夏应元、谢方、芦苇；第四届理事会（1997年）会长夏应元（按照民政部规定的年龄关系，1999年由耿昇接任会长，夏应元任荣誉会长），副会长5人；第五届理事会（2001年）会长耿昇，副会长11人；第六届理事会（2005年）会长耿昇，副会长18人；第七届理事会（2009年）会长耿昇，副会长21人；第八届理事会（2013年）会长丘进，执行会长万明，副会长17人；第九届理事会（2017年）会长万明，副会长21人。陈佳荣任第五—七届名誉会长，耿昇任第八、九届荣誉会长。自第四届理事会设立学术委员会，主任谢方；第五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谢方、黄时鉴；第六、七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大正、黄时鉴；第八、九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蔡鸿生、周伟洲。学会搭建起全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平台。四十余年来，学会几乎囊括了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各方面的杰出专家，引领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潮流，取得了重大成绩，限于篇幅，恕不能在此对各位专家一一列名表示敬意。现学会已组织50位专家学者撰写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1978—2019》一书,综述老中青三代学者对学科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正待出版。下面仅略述中外关系史学科四十余年来的发展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了解历史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中国历史学发展和史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不可或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应运而生。第一届理事长孙毓棠在学会编辑的《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前言中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存在，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它必然要和周围各国人民发生接触和交往。历史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这种接触和交往也就越扩大、越频繁。它不但促进了本国和本民族社会的向前发展，也促进了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社会的向前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实。”按照先因后创的学科发展规律，追寻学科体系产生的渊源。改革开放前只有中西交通史，改革开放后提出了中外关系史，不仅是专有名词概念的改变，而且是一种研究视野和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拓展相对片面的中西交通视野，关注中外关系——中国与整体世界的关系，新的开放性认识促成了一门新学科的诞生，具有理论建构意义。
二、建构与特色：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初建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外关系史开始确立它在中国史中的地位，开创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发展的新局面。中外关系史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史学学科之一，基本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到现代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宏大学科体系建构，成为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建构特色
第一，开放性。史学的更新，源自其开放性。中国古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源远流长，中外关系史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间跨度极大，包含远古至1840年以来的五千余年；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交往和中外文明的互联互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炼古代中外关系的历史经验，增强理论构建，总结中外关系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是学科体系承担的时代使命。
第二，交叉性。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一门交叉学科，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世界史，产生于社会科学现代化的背景之中，也是多学科“交叉点”“接合部”孕育生发出来的学科。四十余年来，学会汇聚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外国语等诸多学科的学者，老一辈学贯中西，新一代纵横古今，建立了跨学科的多元学术生长点，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为不断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做出重要贡献。
第三，综合性。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宽广性，研究领域的交叉包容性，研究手段与工具的不断多样化，学科之间既高度分化又互相渗透，使得传统的分支学科不断相互融合、相互连接，新兴的分支学科迅速相互交错、相互汇合，形成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综合建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诸多重要分支学科，如丝路学、敦煌学、海外汉学、郑和学等，从引进西方研究成果，到超越西方学术形成本土的理论构建，四十余年来发展迅猛，成就斐然。以丝路学为例，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践下，已形成了中国学派，为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初步建构与发展
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走过了漫长的萌芽与发展阶段。新兴的中外关系史学科实现了三步递进的历程：西域南海史—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下面以学会为主线综论学科建设与学术话语体系的创立发展过程。
四十余年来，学会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学术体系，有着明显的学术发展主线，也有理论的建构，开创了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学术多元发展新格局，发挥了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学会主要通过学术研讨会的形式，不断团结和带领中外关系史学界同人开拓进取，营造活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大力发展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事业。全国的老中青三代会员，是学科创立与学术发展稳步推进的主体，共同接续努力推出了一批批中国与世界各方面关系的研究成果，大大推进了学科体系建设。
1.回顾：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构的传统基础
从传统史学中，可以寻觅到中外关系史的原生形态和历史源流。自《史记》《汉书》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接触和交往史不绝书。汉唐以降，广义的西域南海历史囊括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陆上与海上的通道，远及中亚、西亚、南亚乃至非洲、欧洲之一部等，而以官方正史开端的西域南海史，主要是一种传统王朝经略史的范式。
中外关系史学科主要诞生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基础之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纳入西方工业革命后建立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近代化进程举步维艰，中西关系的重要性突显出来，有远见的爱国知识分子开始投入西北史地与中西交通史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西交通史迅速兴起发展的时期，中国学界涌现出一批中西交通史专家学者，如冯承钧、张星烺、向达、方豪等。冯承钧曾留学法国、比利时，他翻译了大量法国汉学专著，短篇汇辑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另有《中国南洋交通史》《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等论著。张星烺也曾留学欧洲，他于1930年出版《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其后继续收集史料，1977年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6册本，是中西交通史的奠基之作。1933年向达出版的《中外交通小史》一书，是中西交通史相关的第一部研究专著。方豪的《中西交通史》则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以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为研究重心。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西关系，以中国与欧洲关系为主体，集中在交通与文化方面，不能完整涵盖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
2.开创：中外关系史研究学科学术体系建构
新兴学科在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与此前的研究有了本质的区别，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成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导。学会成立后，以中国中外关系史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为主题组织全国性的学术探讨。
新兴学科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问题意识，表现在学会将与现实关怀联系紧密的主题拟定为学术研讨会的主题。1986年在宁波召开第二次年会，以“中国历史上的闭关与开放”为讨论主题，1988年在河北北戴河举办继续讨论“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问题的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议讨论了历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视域、多时段的学术探索，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论丛》中国历史上的开放与闭关政策专辑，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推动了学科理论的建构。此后，学会充分发挥学术团体的社会功能，搭建学术共同体平台，大力引导各个领域相关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推动中外关系史学科发展，开创性地建构了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体系，也有力助推了史学理论研究发展。
1992年，朱杰勤、黄邦和主编的《中外关系史辞典》出版，将包容广泛的中外关系史划分为13个部分：古代交往国家与民族和部族、中国对外政策和涉外活动与机构、对外条约协定、中外战争与军事活动、外交事件与边界边务和侨务问题、出访出使与来访来使、中外交通、中外经济关系、中外文化关系、中国与国际的关系、地理文物物产、人物、现代中国与各国关系综述。中外关系史学科已初步建立起内涵广博、框架宏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更初步形成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学术体系。著名中外关系史专家韩振华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二、三届（1986—1993年）会长，研究范围包括海外交通史、南海主权史、华侨史等，并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院）培育中外关系史研究人才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他的学术研究开拓了中外关系史学界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学术新路径。1993年，张维华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一书出版。这部教材是中外关系史学科的第一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以历朝历代对外关系为主干叙述中外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断代史研究成为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流形式，初步奠定了以陆海丝绸之路为古代中外关系史的主体研究框架。
三、拓宽与发展：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体系走向繁荣
推动学科繁荣发展的关键，是学会凝聚了在中外关系史广阔领域中老中青三代的优秀学术团队，组织引领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高潮。学会主导的学术活动以组织召开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的方式展开。自1981年在厦门大学召开学会成立暨中国中外关系史首次学术讨论会至2021年，40年来学会主办和联合主办的国内外学术研讨会达六十余次，其中2000—2021年活动频繁，20年间举办了52次。
历次会议以探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历史问题为主线，议题多元，可归纳为学术体系发展的四大方向。鉴于议题丰富，成果众多，恕无法一一展开介绍，只以时间为序略述如下。
1.重大主题与理论建构。主要有1986年“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1988年“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续)”，2001年“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2002年“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史”，2004年“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2005年“多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2006年“中国对外开放史”，2008年“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2010年“多元宗教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201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30周年纪念会暨中外关系史学术讨论会”，2013年“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2014年“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2015年“中外关系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华侨与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中国历史上白银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国家图书馆合作“文津讲坛·中国中外关系史”系列讲座，2018年“一带一路与中国故事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敦煌论坛：敦煌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永宁寺碑”专题研讨会（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2019年“耿昇先生学术纪念会暨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回顾与丝绸之路的互动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19年年会”。这些结合历史上重大主题召开的会议具有鲜明时代性，来自诸多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多元化讨论，推动了学科繁荣发展与理论架构的深入探讨。
2.节点城市与区域中外关系。主要有1992年“扬州在中外关系历史上的地位”，1994年“中国华南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1997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2003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2004年“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国家关系史”，2008年“环塔里木中外文化交流”，2009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2010年“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韩关系”，2011年“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吴越佛教与海外文化交流”“城市与中外民族化交流”，2018年“南海《更路簿》与海洋文化”。这些研讨会的召开，不仅是学术探讨，而且对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3.中西文化交流与海外汉学。1998年“中西文化交流史(1500—1840)”，1999年“海外汉学及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2003年“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2005年“明清以来的中外关系史”，2007年“明清之际的中外关系史”。这些研讨会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研究。
4.丝绸之路——丝路学。2000年“丝绸之路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2001年“纪念学会20周年暨西北﹑西南与海上三条丝路比较研究”，2005年“宁波海上丝绸之路”，2006年“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2008年“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2009年“草原丝绸之路”，2010年“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文化”，2011年“南海文化学术论坛：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中国西南与欧亚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南澳一号’与‘海上陶瓷之路’”，2014年“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永恒通途”太湖文化论坛巴黎峰会（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召开）、“丝绸之路与西北少数民族”，2015年“丝绸之路核心区高峰论坛”，2016年“丝绸之路的互动与共生”，2017年“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中外关系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北方丝绸之路与东北亚古代民族”，2017—2018年举办“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系列讲座，2019年“中国·周村‘丝路之源’高峰论坛”，2020年“第二届敦煌与丝路文明专题论坛暨敦煌学视域下的东北西北对话”，2022年“丝绸之路与文明互鉴国际论坛”。进入21世纪，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是学会举办最多的主题，凸显了学术导向，综合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之长，创造了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活跃氛围，奉献了诸多有力度、有深度的学术成果，逐步建构起中国本土的丝路学。
四十余年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自主设置议题，发挥引导国内外学术研究与讨论的功能，注重学术对话创新机制，聚焦历史上对外关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功举办了六十余次国际国内会议，组织全国专家学者们展开跨学科的学术对话交流，从多学科、多维度、多层次集中展示了新时代中国中外关系领域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扎实推进了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坚持以中国历史实践构建本土的理论，有效增强了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展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格局。可以说，历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整体推进了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的繁荣发展，充分显示了学会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自成立以来，学会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译丛》（5辑）、《中外关系史论丛》（30辑）、《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24期）等论著。2011年名誉会长陈佳荣还独力创办了学会网站，汇总了四十余年来的学术交流活动信息，展现了学会广大会员取得的丰硕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外关系史“三大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四、引进与超越：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发展的阶段性历程
回顾四十余年来中外关系史研究走过的学术历程，正是对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四十余年来工作的总结。学科体系建构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学术热点的发展趋势，大体经历了两个具有鲜明特点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81—1999年，是学术体系起步与初步形成阶段，以开放地引进与吸收海外汉学译介为先导；第二阶段为2000—2021年，是学术体系迅速发展与完善阶段，以丝绸之路研究为内核展开全球视野学术对话。
（一）第一阶段：1981—1999年，引进海外汉学与学术体系初步形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出现一个热潮，新兴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成为改革开放后发展最迅速的史学学科之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启了开放式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经历了两大转变：一是从传统中西交通到中外关系的研究范式转变，确立了学科的基本框架；二是从译介海外汉学经典到中国、中外学术交叉融合，向本土中外关系研究范式转变，确立了本土学术体系的基本面貌。
新兴学科的开放性首先表现在大量引进与吸收借鉴西方汉学研究成果，对海外汉学的翻译与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最令人关注的一个学术领域。通过翻译，西方汉学数十年发展的历史研究方法与考古方法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次译介西方的西域南海学术研究到中国，掀起了中国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浪潮，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译介西方汉学相关中外关系，特别是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到中国，则掀起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热潮。
以敦煌学发展为例，敦煌研究与丝绸之路研究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不久,所藏文书即被西方探险家攫取,流散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吸引了西方汉学、藏学、东方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投入到研究之中，在法国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使敦煌学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在许多领域落后于法国、日本，敦煌学的研究队伍存在着严重青黄不接的现象，以致当时曾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之说，深深刺痛了中华学人之心。治中国学术,需要引进吸收外来学说而不忘本土的学术地位。
西方研究是跨地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是西方总结的中国历史经验。这就促使中国学者反思西方学术研究，思考和促进新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方向的产生。副会长姚楠主持编辑了“中外关系史译丛”1—5辑，副会长谢方主持编辑了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和“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两套丛书，为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
1998年，谢方专文介绍“译坛骁将”耿昇，指出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冯承钧去世后，学界对法国汉学的翻译介绍几成空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汉学重新兴起，涌现了韩伯诗、石泰安、戴密微、谢和耐、荣振华等著名汉学家，名著迭出，而当时中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史料整理阶段，到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普遍开展，引进和借鉴国外汉学研究成果才又提上日程。耿昇作为史学界“一位翻译介绍西方汉学研究的新人”，“不但填补了冯承钧去世以后的空白，而且在翻译的数量上和内容的广度上，都超越了前人”。2011年敦煌史家郑炳林主编《法国汉学研究丛书》，收入耿昇翻译的《法国敦煌学精粹》《法国西域学精粹》《法国藏学精粹》等10部著作，并在书前《法国汉学研究丛书缘起》一文中，对耿昇的贡献有所评述。耿昇除了翻译法国敦煌学、丝路学、突厥学、藏学等专业论著以外，还致力于从法国汉学扩展到法国当代中国学的整体学术体系的译介，他特别赴法联系法国学界组织撰写，并翻译出版了《法国当代中国学》。至2018年4月去世，耿昇共翻译著作75部、论文三百余篇，其引领海外汉学进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对于推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体系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一时期投身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诸多新老学者，共同致力于引进西方学者的学术成果，出版了一大批译著和论著，充实了中国学者的国际眼光，也繁荣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园地。
1999年学会组织在厦门召开以“海外汉学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正式将海外汉学纳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和学术体系之中。在学科初创阶段，引进海外汉学成果对于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学科的长足进展,对于从中西交通史扩展到中外关系史的宽广领域，具有开拓意义。借鉴西方研究的成功经验，对于推进中国学术的发展,如敦煌学、丝路学等取得超越西方学术的骄人成就起了重要作用。中外关系史学科在引进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充实自身的体系架构，在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新的宏大的学科学术体系。
（二）第二阶段：2000—2021年，以丝绸之路为研究内核的学术体系全面发展与完善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大力开拓以丝绸之路为内核的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反映了重要的学术转向。“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 Ferdinand von）在19世纪后期提出的概念，特指古代中国经中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由于大量中国丝与丝织品经此输往西方，故名“丝绸之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界普遍接受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开展丝绸之路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丝路的含义不断扩大。耿昇认为，关于丝绸之路的所有翻译都是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的提法，最早是外国人的发明，后来被中国学者认同和采纳，现已成为一个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远远地超越了‘路’的地理范畴和‘丝绸’的物质范畴，自从李希霍芬首次将中国经中亚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后，便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流传开，而且使用得越来越广泛，其外延也越来越大。甚至成了中西乃至整个中外多领域交流的代名词。”耿昇不仅译介了西方大量有关丝绸之路的论著，而且大力推动学会组织召开相关学术研讨会以引领学术研究的热潮。2000年兰州会议，丝绸之路研究已成为学会年会主题。2001年学会成立20周年，在云南组织召开“纪念学会20周年暨西北﹑西南与海上三条丝路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是在中国首次召开的多条丝绸之路比较研究的国际会议，也是首次将全国研究西南、西北和海上三条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同年，学会组织和参与组织四次丝绸之路会议。耿昇正式提出“丝路学”的概念：“丝路研究可成为东方学中的一门新显学——丝路学。”并总结道：“2001年是我国学术界对于陆路和海路丝绸之路研究大丰收的一年,许多学者又称之为‘丝绸之路年’。这一年,我国学术界分别于昆明、泉州、湛江、宁波和广州召开了丝路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云南的）这次大型专题学术讨论会,使多学科的人员济济一堂。它突破了过去对三条丝路单独研究的壁垒与旧例,带来一股新风,最早吹响了全年丝绸研究高潮的号角。” “丝路学”的提出，从理论上将中国丝绸之路研究推向高峰，开创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也由此体现了学会以学术号召力和影响力为增强中国中外关系史知识体系、拓展学术体系、提升话语体系发挥的关键作用。特别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新形势下更凸显了以丝绸之路为内核的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极大地推动了丝绸之路研究高潮迭起，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学者和优秀研究成果，切实推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发展，也为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4年耿昇带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专家团队，参加学会参与组织的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举办的以“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永恒通途”为主题的太湖文化论坛巴黎峰会。这次学术活动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队伍走向世界，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一次重要国际学术活动，进一步拓宽了学科的研究领域，扩展了学术视野，丰富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的内容，培养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团队，也体现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团队的国际影响力。
在学科建设中，中国中外关系史学者重新解释和定义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丝绸之路是一种人类文明发展观。笔者提出“整体丝绸之路”概念，突破旧的理论分析模式，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模式，把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研究相结合，从理论上力图摈弃“西方中心论”，建构本土的理论结构，实现丝绸之路为内核的新的学术体系定位，探讨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关系，中国如何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问题。“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致力于原创性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关注方法论的创新，为中国历史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出了贡献。”自2017年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产生，学会组织和召开的会议主题更加集中在丝绸之路研究方面：2017“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2018“‘一带一路’与中国故事”、2019年“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回顾与丝绸之路的互动”、2022年“丝绸之路与文明互鉴”，进一步推动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丝路学走向全面深入。
马丽蓉全面梳理了百年来国际丝路学研究的脉络及中国丝路学的振兴之路，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激发了中外学者致力于丝路学研究的积极性，还在客观上形成了丝路学发展的学术新机遇，使得全球丝路学发展进入转型期、中国丝路学发展进入振兴期。”“让中国丝路学在融入百年显学的世界发展主流中实现与全球丝路学的‘学术对接’，以彰显‘学术中国’的力量。”她介绍了丝路学形成中国学派的事实，彰显了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学术史的梳理是创新的基础。四十余年来，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是学会汇聚了老中青三代组成的优秀学术团队。2018年底学会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邀约，由笔者主持组织撰写《当代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1978—2019年》一书，于2021年完成，现待出版。此书历经三年时间，聚集了50位中外关系史老中青学者的心血，力求全面系统地勾勒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四十余年来在断代史、专题史和区域国别史领域的发展轨迹与历程，揭示5000年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深远关系，呈现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整体面貌：无论在整体史还是专题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还是知识传承与队伍建设方面，四十余年来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此书为读者展现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界老中青三代对于历史悠久、复杂丰富的中外关系史学术研究的不懈努力及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关系史研究发展历程的开山之作，填补了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发展史上的一页空白。
五、思考与展望：话语体系的生成走向——建议建立中外关系学
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外关系史学科总的发展历程来看，学会是学科繁荣发展的重要奠基者与引领者，历届学会理事会构成学科领军人物，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学会已经成为中外学术界从事中国与世界关系研究的重要平台。在学会组织推动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已建立起自成一体、框架宏大的学科体系，是以中国为主体开展的中国与世界研究，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自信、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文化与理论支持。21世纪以来，学科形成了新的颇具鲜明特色的研究格局，在中国历史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立足于本土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相结合中砥砺前行，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界结合中国史与世界史二者研究之长，在参与国际对话、提出原创性理论与观点方面独具优势。全球化的现实需要具有独特的中国视角和立足点的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史学科。目前的国际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大多不包括古代历史，因此，强调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知识谱系的传承与发展的中外关系史学科，具有国际关系史与区域国别史不能替代的重要意义。在全球化新形势新语境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从历史上中国对外的实践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理论，为中国与世界关系提供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历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
针对学科未来的理论构建，笔者从话语体系出发，提出建立中国中外关系学的初步设想，以期进一步加强与完善学科学术体系，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一）建立本土化话语中的中外关系学。中外关系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是以中国为主体开展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跨时代、跨语种、跨国别是其主要特征，而立足本土，增强话语权意识，反思“西方中心论”，解构西方霸权话语，需要寻求“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充分发掘利用古代历史上的中国话语，从古代对外关系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形成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思考如何将一些史学概念从西方定义中解放出来，创新理念，讲好中国故事。
（二）建立现代化话语中的中外关系学。从传统到近现代，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演进过程，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现在世界史的概念大多来自西方，不少中国学者也言必称西方，以西方发展道路为标准尺度，中国与世界的大合流与大分流的论争迄今莫衷一是。相关历史若干重大热点问题，都绕不过对中国中外关系史进程的探讨。这些课题既有对中国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作用的深刻思考，也有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怀，需要我们不断加强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和学术探讨。
（三）建立全球化话语中的中外关系学。在21世纪的今天，从全球史视野总结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经验，已形成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崭新动向。中国中外关系史是对于中国古代各种对外联系活动起源、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研究，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蕴含丰富的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与智慧。充分阐释古代中国在人类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自信，增强中国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建立中国中外关系学，在全球史视野下搭建综合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之长的桥梁，构建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新的全球体系研究，攻关全球学术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万明，yl23455永利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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