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一问题的理论回答，它是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指导思想、纲领路线的集中体现，是对党的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要求，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行动指南。在承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上，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复杂情况，中国共产党人认真研判形势、确立政治路线、明确中心任务，并据此制定党的建设目标来为自身建设指明方向。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目标的演进历程和内在逻辑，既可以展现出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伟大历程，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人们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从而更深入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目标。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目标的初步探索
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以使国家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己任。五四运动后，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决心以俄为师，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鉴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乱象，早期共产主义者普遍认为，建设一个能够正确领导革命斗争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确保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正如蔡和森在与毛泽东通信中指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建党过程中部分成员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主张将这一新政党命名为社会党。陈独秀曾为此事写信征询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认为共产党的名称更为恰当，这一建议也得到了陈独秀等人的认同。名称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奋斗目标及建党原则的选择。旗帜鲜明地选择共产党这一名称，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坚持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需要长期不懈的奋斗。为此，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在坚持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纲领的同时，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以及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制定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围绕该纲领，党的二大确定了最初的党建目标，即“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对于能够进行革命运动的党，党的二大认为必须是“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先锋军”与“群众党”的建设目标，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使得中国共产党不仅区别于对党员先进性没有要求的政党，而且区别于国民党等只看重社会上层、不注重底层群众的政党。虽然在表述上此时还未形成系统化的目标阐释，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已经围绕领导民主革命这一核心任务形成了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基本认识。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根据二大确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开展合作以推进国民革命。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根据对于革命形势的分析，制定了《策略问题(提纲)》的决议，指出“现阶段共产国际活动的一项最重要任务，就是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即要推广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中“具有国际意义、普遍意义”的经验，推动各国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次年年初召开的党的四大对这一党建目标表示赞成。值得注意的是，1925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在理论上对于“布尔什维克化”提出两个新看法。一是提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产生于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中”。二是强调“工人阶级所进行的重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只有由一个国际性的中心来进行全盘的领导才能赢得胜利”。随着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两种观点也在党内有了更多反映，即将革命失败解释为党的指导机关存在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对于共产国际正确指示的忽视。具体反映到党建上，首先，提出“党的组织之布尔塞维克化”，极力要求提高党内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和党员的比例。因而，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尽管有所纠偏，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常常被等同于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其次，在党章中更加明确共产国际的指导地位。如党的六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由中央委员会得共产国际之同意后召集之。”这一系列规定实际上使共产国际对党的干预有了制度性约束。尽管“布尔什维克化”使党在自身建设方面学习了一定的有益经验，如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党章中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但整体而言，这一党建目标也制约了党独立解决革命问题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鲜明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但在当时这些看法尚未成为全党共识。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由此开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论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并进一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1940年前后，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提出比较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与此同时，党的建设目标也逐步调整。对于以往过分强调干部、党员阶级出身的情况，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提出“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是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之具体表现”重要论断，使得古田会议提出的思想建党原则得以发扬。1939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设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适时提出党的建设目标，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党建目标包含三方面:一是覆盖面和代表性上，在坚持“群众党”的基础上根据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的状况，提出党应当是“全国范围的”和“广大群众性的”；二是工作布局上，表明党应当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相较以往增加了“政治上”的建设要求；三是核心定位上，指出党应当是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强调要将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与党自身建设实际相结合。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刘少奇郑重宣布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建成，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坚强政党领导下和人民支持下，人民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宣告成立，民族得以独立、人民得以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目标的发展与偏差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随着全国胜利的来临，党的工作重心也将逐步由农村转移至城市。新形势使党面临着两项新的建设任务。一是必须增强管理和建设国家的本领，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二是必须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应当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为此，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继续保持优良作风。3月23日，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在出发时提出应汲取历史经验，“决不当李自成”。这一系列思考为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确立的基本方针，依据“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领导了巩固新生政权的各项事业:清剿国民党残余部队、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取缔旧社会丑恶现象、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侵略势力、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为了保障上述任务完成，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以“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为主要目标。具体而言，首先是发展。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全国性的大党，但在部分地区尤其是新解放区，党的组织尚未建立。为了能够胜任各项任务，也鉴于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新条件，党中央适时提出“公开建党”的口号，要求在更加密切的党群关系中严格发展党员。其次是巩固。一是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号召全党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二是适时整党整风，如1950年开展整风运动，1951年开始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开展“三反”运动；三是组建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履行纪律检查、纪律处分、纪律教育职责，有力配合了上述各项运动的开展。
人民政权的巩固使得毛泽东原先设想的“三年五年恢复”工作提前完成，这也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1952年9月，党中央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形成了完整表述，“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围绕过渡时期的任务，“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仍是党的建设重要目标。首先，依然要严格推动建党工作。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报告，截至1954年年底，全国党员、候补党员共785万人，基层组织41万多个。其中1951年以来新接收党员280余万人。“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许多方面党的组织薄弱的状况，就进一步加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其次，进一步纯洁巩固党的队伍。一是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有序展开“新三反”运动和审干工作；二是妥善处理“高饶事件”并提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重要论断；三是部署成立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并赋予其更大的监督权限。
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一五”计划的即将完成，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苏联模式尤其是其弊端的认识也更为深刻。毛泽东写作《论十大关系》并适时提出“以苏为鉴”，号召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这为党的八大的召开奠定思想基础。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因此，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应当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八大也对党情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党员已经达到1073万，绝大多数党员都经受住革命斗争的锻炼，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对此，邓小平认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导地位”，并且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探索推进执政党建设随即成为八大后党的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各方面正确认识与路线方针未能在实践中得以完全坚持。面对困难形势，党的建设仍是攻克难关的有力法宝。正如1961年邓小平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的：“我们要搞好，还是要抓党。”党内以“重新教育干部”为号召，既作出轮训干部、干部交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决策部署，又提出从重视监察工作、增加监委委员名额、调整双重领导体制、提出派驻制度等方面加强党的监察机关。意义尤为深远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在1962年12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针对执政党建设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如执政党要永远注意党的建设，永远不要忽略党要管党;要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是保证党不变质、国家不变质的根本制度;执政的党，对干部、对党员的要求应当更高更严；一定要给后代留下一个好的制度，好的作风，好的方法。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了宝贵经验与巨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提供了理论准备与物质基础。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恢复并创新党的建设目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的观点仍妨碍着党各项工作的开展。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表示反对，支持并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1978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回到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在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目标。他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这实际上是针对当时党组织中存在的纪律涣散、派性严重等问题，并以“文化大革命”前党组织的良好状态作为恢复目标。为此，党制定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强调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随着各项工作逐步回归正轨，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命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任务以及“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党建目标。“恢复党的战斗力”仍是主要任务，因此，党中央于1983年冬季部署了对党组织的全面整顿，用三年时间进一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各项实践持续推动着党的理论创新。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作出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这次会议也前所未有地提出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课题：“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我们党正在领导改革开放，也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党的建设目标也因此具有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建设好。这样，我们党就能以崭新的姿态，站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成为一个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选贤任能、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的党。”目标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坚持理论本色，强调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二是努力成为改革先锋，要求党不断适应改革要求、勇于改革、引领改革；三是要经受住执政和改革的考验，继续保持党的战斗力，既要强化纪律约束、反对各种不正之风，又要做好干部队伍建设、践行好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一目标是改革开放以来党提出的第一个较为系统完备的党建目标，它既吸取了党的八大以来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积极思考，又以改革开放以来党建方面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为重要指导，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党在领导国家建设过程中遇到许多从未有过的新情况。如何有序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如何应对西方国家的“分化”图谋、如何处理外来腐朽文化对人民群众的消极影响、如何解决体制机制不健全滋生的腐败现象等都成为亟待解答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国际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基本路线，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在复杂形势下，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集中讨论党的建设问题，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从新形势出发，提出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的工程”重要命题，并阐明新的党建目标，即要“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五大基本延续这一看法，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明确为“邓小平理论”。这一目标意涵丰富。第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写进党建目标，提出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第二，强调党的宗旨，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抓好党风和廉政建设；第三，借鉴党在1939年提出的党建目标表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要求；第四，将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党建目标中“站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发展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并首次提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指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目标要求。在这一党建目标指引下，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开展“三讲”教育，在开展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同时贯穿制度建设，以纪委三项工作为中心扎实推进党风和廉政建设，将党的事业顺利推向21世纪。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重大转化，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国际体系面临重大变革，各种国际力量博弈更加复杂，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与此同时，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新世纪新阶段，党对于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为此，党高度重视探索执政规律、加强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命题。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系统论述了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2007年，党的十七大总结党对执政规律的探索经验，第一次以“执政党”为落脚点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党建目标包含执政党建设的三个方面：第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导向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第二，“求真务实、改革创新”和“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是执政党应当具备的优良作风；第三，“富有活力、团结和谐”则强调执政党应努力保持生机活力、促进团结和谐的良好政治生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成功地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领导国家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建设目标的全面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世情、国情、党情比以往都更为复杂。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进一步加剧。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与攻坚期。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能否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考验。面对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四大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并且，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管党治党上的“宽、松、软”导致党内出现了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逐步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所在。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党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了扎实成绩。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也为党的进一步理论创新提供了思想资源。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目标，即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时代党的建设总目标充分吸收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建目标探索的宝贵成果。第一，“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气蓬勃”“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表述就曾在以往党建目标中出现。第二，“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则是对于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所提出党建目标中“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的一次微调。当然，相同或相近表述的背后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时代要求的新体认、对于党的建设规律的新把握。例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内涵上，将党建实践由“面向新世纪”发展为管党治党必须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再如，“风浪”一词的使用，则体现了党在新时代对于“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的深刻警惕。第三，“人民衷心拥护”借鉴了以往党建目标中对于宗旨意识的要求。但这一表述不同于以往党建目标对于党的宗旨意识的相同角度阐述，例如，要求“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而是更为突出地强调了践行党的宗旨所能保持和巩固的和谐党群关系。第四，以往党建目标中曾提出“勇于改革、充满活力”，“勇于自我革命”则是在包含这一基本含义上的全面深化。习近平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政治品格，党才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同时，这也是我们党在新时代以来党建实践中找到的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可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总而言之，新时代党的建设总目标并不是对以往党建目标的简单综合，而是在深刻把握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以解决新时代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为目标导向，吸收以往党建目标中的有益成果，有的继续坚持、完全沿用，有的则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与创新，才得以形成的科学判断。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目标指导下，全面推进各项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第一，旗帜鲜明讲政治，推动全党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始终做到“两个维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第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第三，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第四，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多管齐下“打虎”“拍蝇”“猎狐”。“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十年浴火淬炼，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必须继续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目标为指引，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正是在这样的坚强政党领导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五、党的建设目标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能够从50多个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9600多万党员的大党，取得历史性成就并继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与其始终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针对性地提出党的建设目标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目标百余年演进历程表明了四条历史逻辑。
第一，作为党的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党的建设目标的确立与党的事业发展关系密切，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这种密切关系是由党的组织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密切联系决定的。一方面，在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之后，按照组织路线的要求、制定正确的党的建设目标，推动党的建设实践，能够有力保障政治路线的实现、推动党的事业发展。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特别强调组织路线的重要意义，并适时提出党的建设目标。他指出，组织路线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也正是对于组织路线、党的建设目标的重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得以顺利推进。另一方面，如果党的建设中缺少目标引领或者党的建设目标存在偏差，那么党的政治路线则可能难以有效贯彻，从而影响党的事业发展。只有党的建设目标正确，党的建设方能巩固，才能更好推动党的事业蓬勃发展。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独立自主的工作原则是确定党的建设目标的根本前提。一方面，必须在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基础上调整确立党的建设目标。当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时，所制定的党的建设目标就能够符合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党的建设也就会对党的事业发展起到保证和推动作用；反之，党的建设目标及其指导下的党建实践就有可能偏离正确的轨道。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如果做不到独立自主，事实上也很难实事求是。例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党的建设片面遵循国际经验而陷入困境。反之，在延安时期，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毛泽东提出我们党第一个系统完备的党的建设目标，极大地推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从而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三，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结合党的建设实践面临的突出性问题确定党的建设目标。一方面，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纲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既决定了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目标任务，也为党的建设指出明确方向。而党的建设问题，从来都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历史任务越艰巨，越要加强党的建设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实施。因此，只有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制定党的建设目标，才能既立足客观性，又富于时代性，使党的建设始终成为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战胜困难、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另一方面，必须结合党的建设实践面临的突出性问题确定党的建设的具体目标。始终坚持党的建设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经验。党的建设既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党的建设中可能会出现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突出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持自我革命、勇于直面党的建设中客观存在的突出性问题，深刻把握党的建设规律，在党的建设目标中有针对性地回应现实要求，创造性地予以解决。
第四，坚持批判继承与守正创新的统一是制定党的建设目标的重要原则。坚持批判继承，就是要坚持正确党史观、辩证看待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所提出的党的建设目标，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续写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总而言之，是要坚持党史与党建两者贯通，把握时代与理论两大坐标。一方面，各个历史时期的党建目标都是各个时代的历史产物，由于时过境迁，以往的党的建设目标很可能包含着不符合实践发展要求的部分。制定新的党建目标既要善于吸收以往的有益成果，也应善于舍弃不符合时代需要的内容。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发展，党的建设实践中也很可能会面临没有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党的建设目标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基础上勇于开拓进取，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论断，使党的建设目标能够及时回应新问题，应对新考验。
（作者：徐天承，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项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目标的百年演进及历史逻辑”(22ZX058) 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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